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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于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失败告终,最终开启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
但鲜有人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曾取得过一次关键性的胜利,即温坊大捷。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役中,朱德、林彪、聂荣臻等将帅是拿着敌人的“围剿”路线图进行指挥的。
而这份绝密作战图竟然是由国民党南京参谋本部的一个收发员送出的。
不用多说,此人必然是我党的红色特工。
只是其姓甚名谁一直是个谜。
直到2001年,我党王牌特工沈安娜才偶然找到这个收发员。
但奇怪的是,他竟然说:
“我不知道当时是在为谁做事?”
这是怎么回事?
沈安娜又是如何找到此人的呢?
这一切要从一场普通的讲座说起...
2001年,江苏一单位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连过道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只因,台上站着的是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特工——沈安娜。
她的传奇之处,从下面这张图片便可探知一二。
1939年1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图中的蒋介石正在激情澎湃地发表“反共”演说。
在会上,他提出由抗日转向“反共”的观点。
而在其右侧三四米处奋笔疾书的速记员,便是红色特工沈安娜。
她在蒋介石身边一直待到1949年,获取了无数重要情报,却从未暴露过,堪称中共最杰出的秘密情报员。
时间回到2001年,已经86岁高龄的沈安娜含笑看着台下的听众,将往事缓缓道来:
“...我和我的丈夫,我妹妹沈伊娜和她的丈夫舒日信都曾在情报线上奋战过多年...”
说到这里,台下一位男青年的反应引起了沈安娜的高度注意。
与多数满脸崇敬的听众不同,那个青年先是瞪圆了眼睛,嘴也张得老大。
然后,他用手捂住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凭着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沈安娜觉得此人不简单。
于是,演讲结束后,她找到这个年轻人询问缘由。
闻言,那人激动地回道:
“您刚刚说的那些名字,我听我的父亲说起过。”
听到这个答案,沈安娜大吃一惊。
什么人会知道这么多红色特工的名字?
她接着问那个小伙子:
“你父亲是谁?”
小伙也连忙回答说:
“姚子健,以前在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工作。”
沈安娜仔细想了想,确认自己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便请男青年带她去见一见其父亲。
不久之后,沈安娜来到北京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附近的一座老式居民楼。
在这里,她见到了与自己同龄的姚子健。
“现在生活已经很好了,旧事无需再提,再者说,我也不知道传出去的情报究竟有没有起作用。”
原来,姚子健曾是一名中共秘密情报员,沈伊娜和舒日信都是他的上线。
老人的一番话,无疑让沈安娜听得鼻尖一酸。
不知道还有多少隐蔽战线的战友如他一样,深藏功名,默默无闻地成了芸芸众生的一员。
沈安娜接着问姚子健的上级机关是哪个,好帮他恢复身份和荣誉。
可姚子健却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沈安娜同为情报工作者,深知其中缘由,握住老战友的手,说道:
“老哥哥,你把你的经历说给我听听,我报给中央查一查。”
此刻,姚子健目光远扬,从前的时光在脑海中一帧一帧地闪过。
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姚子健走上革命道路的契机始于蒋介石当局的懦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接到上级命令:
“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一荒唐的电令致使北大曹守军被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不战而死。
至此,东北军退守锦州。
然而,日本的狼子野心岂是到这里就能结束的?
敌军紧跟其后,并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可蒋介石依然执迷不悟,反而派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所谓的“锦州中立”方案。
即,在锦州设置一个无战区。
此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
全国各界人士群起反对,罢工的罢工,罢课的罢课。
其中,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的学生也加入罢课队伍。
彼时,学生们举着横幅走上街头,强烈谴责当局的懦弱。
而姚子健就是该校中学部的一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请愿。
民意不可违。
最终,当局被迫取消“锦州中立”的方案,改称:
“日本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舆论刚刚平息,国民党当局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长官立马下令停办了几所充当“出头鸟”的平民学校。
不幸的是,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就在这份名单里。
因为该校不要学费,提供免费餐食,还会给每个学生发一套衣服。
自然而然,在这里就读的几乎都是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
因此,这所学校成了“软柿子”被人揉捏。
就这样,时年十六岁的姚子健被迫失学。
他只能卷起铺盖回到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老家。
好在他学了一些文化,在镇上小学谋得一个教书的职位。
再加上他父母在镇上开了一间茶馆。
一家人基本温饱还是不成问题。
但对此,姚子健并不甘心,他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明明是爱国的有志青年,为什么反而落到了没书读的下场。”
思来想去,他意识到祸根在于国民党当局。
他们只在乎自身利益,不愿保卫国家,也不肯给穷人活路。
而纵观全国,中原大战之后,各地军阀都投入国民党麾下。
唯一没有和蒋介石政府同流合污,且愿意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
因此,从这时起,姚子健萌生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可是,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为对抗国民党的“清共”政策,已经转地下,活动更是十分隐秘。
无奈,他只能一边工作学习,一边找党组织的下落。
1933年初,南京大石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在报纸上发布《招生简章》,面向全社会招生。
姚子健的求学梦重新燃起,立即以“姚志刚”的名字报名,并成功被该校的简易科录取。
三月入校时,简易科的新生需要在地形和制图两个专业中择其一学习。
姚子健当时对革命工作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他朴素地认为:
“搞革命肯定要重视宣传,那宣传肯定就离不开印刷工作。”
就这样,他最终选择了与印刷相近的制图专业。
一想到是为革命做准备,姚子健劲头十足,经常挑灯夜战,还差一点熬坏了眼睛。
皇天不负有心人。
同年8月,姚子健无意间得知国立劳动大学的同窗好友舒日信已经秘密入党。
他差点高兴得跳起来,赶紧拿起纸笔,找到一处无人的角落,给好友写信请他牵线。
次年4月,姚子健终于在毕业前夕,等来了舒日信的回信。
上面写到:
“望姚兄来沪一叙。”
姚子健每天掰着指头数,终于等到毕业那天。
拿到证书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
而且除了老友,姚子健还见到舒日信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
他激动地握住对方的手,说道:
“可算找到你们了,我也想跟着你们干革命,上阵杀敌。”
鲁自诚听后,朗声笑了出来,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对他说:
“子健同志,你不用杀敌,而是要和他们‘交朋友’,与狼共舞,你敢吗?”
原来,舒日信一收到同窗的来信,便立刻上报给鲁自诚。
经过半年的观察,党组织认为姚子健思想进步,且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可以吸收入党。
只是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南京,而且就在国民党参谋本部。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发起了第五次“围剿”。
不仅如此,由于王明等人的错误领导,再加上兵力和装备的劣势,红军处境一下变得非常危险。
彼时,及时掌握敌方情报成为我军取胜的关键。
因此除战场上的较量,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上的交锋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刻。
那个时候,活动在南京、上海等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必须尽全力搜集情报,支援红军。
而姚子健刚刚从国民党创办的学校毕业,且有一技之长。
再加上他之前并不引人注目,底子十分干净。
其要潜伏进国民党内部,也不会太难。
鲁自诚将上述种种缘由讲明。
姚子健心领神会,没有丝毫犹豫就应下了。
就这样,1934年5月,在上海棚户区一间居民房里,破旧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
姚子健右手握拳,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地念出宣誓词,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他的情报生涯也就此拉开帷幕。
就在同一个月,姚子健成功进入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
起初,他被分配到制图科第四股,负责印刷军用地图前的制版工作。
但是只工作了几天,姚子健就发现这个岗位能接触的情报有限。
于是,他故意将自己弄成眼疾复发的样子。
紧接着,其再顶着一双红肿的双眼来到科长办公室,请求调换岗位。
幸运的是,姚子健竟然被换到收发、保管军用地图的部门。
该部门保管着大量关于部队调动、运作的机关公文。
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全国最为精准的军用地图。
其中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更是能精确到村落、道路、河流。
可想而知,这些资料对于作战的意义极为重大。
而且,姚子健头脑特别灵活,他敏锐地注意到:
哪里的军用地图被调取,哪里就有军事行动。
因此,每次他帮“同事”取完地图,都会默默记下来人证件上的部队番号。
然后,他会从厚厚的军用地图中悄悄抽取一份相同的地图,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带出去。
到了周末,姚子健会以“度假”之名,将地图放到小皮箱底部的夹层里,乘火车去上海。
由于他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根本没人过来查。
到了接头地点,他只需要将情报转交给上线舒日信即可。
只是彼时,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循“单线联系”的原则。
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清楚自己的上线和下线,其余一概不知,也不能多问。
在整个情报工作生涯中,姚子健经历过三个上线。
除了舒日信,还有沈伊娜。
沈伊娜是舒日信的妻子,偶尔会代替他来交接。
七七事变之后,舒日信夫妇被调往武汉。
姚子健的上线就变成了一位叫“熊先生”的秘密党员。
因此,除这三人外,他别无所知,连自己分属哪个部门都不清楚。
所以他才会说,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办事。
当然,这是后话。
1934年8月的一天,姚子健格外忙碌,因为来调取地图的人突然急剧增加。
一整天下来,他忙着取地图、登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而姚子健表面神色不变,心却已经提到嗓子眼。
因为,这些地图几乎全都集中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
如此看来,国民党应该是有大动作。
等到临下班前,姚子健悄悄带出一张东南地区的局部地图,将默记下的部队番号标在地图上。
一张国民党“围剿”行动路线图就此诞生。
所幸当天就是周五,情况危急,姚子健提上小皮箱火急火燎地赶往火车站。
但祸不单行,这一次竟然有军警将他拦下,还要开箱检查。
姚子健眼神漠然,不紧不慢地从内衬口袋里摸出军官证,摔在对方脸上,吼道:
“我是南京参谋本部的,你敢查我!”
那军警被他的气场震住,哈腰点头,连声道歉。
最终,这张地图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成功被送往苏区。
而且正是因为这份重要情报,中央苏区才幸免于难。
当时,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急于向蒋介石邀功。
他准备攻克中央苏区东大门的重要屏障松毛岭,再一举拿下重要城市汀州城,最终直取红都瑞金。
而反观红军这边,根据姚子健带来的作战地图,朱德、林彪和聂荣臻三位将领早已有了对策。
他们结合在交战中的判断,指挥部队先往松毛岭一带后撤二十华里,造成我军已经离开闽西苏区,向西撤离的错觉。
此举是为了方便引蛇出洞。
待对方上钩后,再在温坊一带布下陷阱,利用两侧绵延的高山,来一招“关门打狗”。
最终,我军成功歼灭国民党五十团,并缴获大量的弹药武器,获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唯一一次胜利。
事后,鲁自诚找到姚子健,同时带来党组织的表彰和肯定:
“获取军用地图和有关情报,就相当于带一支红军部队在向敌人作战,你的功劳很大啊。”
姚子健听后深受鼓舞。
他一共在南京参谋本部工作了四年,传递过无数张作战地图和重要情报,为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
1938年4月,上线熊先生带来上级的调令:
命姚子健前往八路军香港情报站报到。
在香港,他主要负责整理情报,其上级变成了一位代号为“小开”的神秘人士。
姚子健深知党的纪律,只埋头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完美,从不主动上前攀谈。
四个月后,“小开”递给他两张亲自写的便条,上面写着: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
而两张纸,一张是写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
另一张则是写给抗大校长林彪。
就这样,姚子健恢复本名,结束了以“姚志刚”为名的情报工作生涯。
后来,他还奔赴抗大学习,开启了一段新的革命征程。
在余生的岁月里,他始终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就算给儿子讲当年的故事,姚子健也会隐去关键信息,从不跟任何人细谈自己当秘密情报员的经历。
只是在他心里,始终埋着一个疑问:
当年,自己的上级机关究竟是谁?
可惜的是,一直到建国后,姚子健也只打听到自己当年的老上级叫王学文。
时间回到2001年,沈安娜听完姚子健的经历很受感动。
她握住战友的手,说道:
“老哥哥,你这条情报线,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组织成立,并直接领导的情报组织。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这里集中了我党在隐蔽战线上所有“神兵”,
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李克农、沈安娜等人都隶属于这个部门。
而姚子健在香港的上级“小开”,就是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之一——潘汉年。
每一个人发挥的作用都顶得过战场上的一个师。
1931年,核心领导顾顺章叛变。
他供出了中央特科的驻地、机要信息,以及一大批潜伏在国民党的红色特工名单。
中央特科以及周恩来等领导人差一点因此落入敌手。
经此一难,中央特科进行重组,组织结构大洗牌。
只是,因顾顺章此前长期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对总理行为模式和习惯十分了解。
这也使总理在上海的工作很难开展,最终转移至苏区。
为重新打开局面,新的负责人陈云改变了活动方式。
所有情报人员的社会身份都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必须采取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
就像“熊先生”,除这个代号,始终没有查到这个人是谁。
不过,沈安娜知道姚子健提到的“王学文”。
他是当年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手下的特工。
由此判断,姚子健应当是中央特科的成员。
萦绕其心间多年的疑问终于得到了一个答案。
2018年1月,103岁的姚子健老英雄走完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至此,中央科特的最后一位英雄离世。
我们再也无法听到亲历者讲述那段辉煌的历史,一个时代就此落寞。
后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姚子健曾说:
“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
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里,有无数人奋斗在隐蔽战线上。
还有许多人的姓名和故事被掩埋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我们到永远都无法得知。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英雄。
而后人对革命前辈最好的缅怀,便是将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精神不灭,英烈便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参考:
大江南北:《百年华诞忆往事-父亲姚子健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
新华月报:《姚子健,中央特科百岁功臣》
中国档案:《潜伏敌营、屡立奇功——中央特科情报员姚子健的故事》
页面更新:202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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