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27日，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邓颖超再次因肺炎引起高烧住进了医院，这已经是老人家今年第六次住院了，而她最近一次的出院时间是在上周。

在主治医生走出病房后，稍稍清醒的邓颖超问自己的生活秘书：“那份申请中央批了吗？”

秘书赵炜摇摇头：“大姐，您不要胡思乱想，您会好起来的。”

邓颖超询问的申请其实是她的一份特殊的遗嘱。

邓颖超生前留下过两份遗嘱，一份在她逝世后公布了，这是一份让人敬佩的遗嘱，第二份遗嘱没有公开，据知情人讲，这份遗嘱却让人无法接受。

这份让人无法接受的遗嘱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在重病时还关心中央是否批准呢？

与周恩来的约定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举国上下哀痛不已，邓颖超大姐更是悲痛万分，她向中央转达了周恩来的遗愿：不进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不保留骨灰。

最后，中央再三考虑下，终于同意了周恩来总理遗愿中的“火葬后不保留骨灰”。

而邓颖超和周恩来早在1956年就约定二人走后都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现在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遗愿，邓颖超终于放心了。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领着中央确定的为周恩来总理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四位同志缓缓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盒摆放在那里，同志们面对着总理的骨灰盒默哀。

邓颖超抚摸着总理的骨灰盒，轻轻地说：“恩来同志，组织上批准了你的请求，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邓颖超满面泪痕，她轻轻地用脸颊贴近丈夫的骨灰盒，进行着最后的告别，最后万般不舍地把骨灰盒交给了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还不忘嘱咐一句：“骨灰撒完后把骨灰盒带回来，我要留着之后自己用。”

在小型停机坪内，邓颖超望着远去的飞机，喃喃道：“恩来，你的大事我终于办好了，剩下就是我的了，我会早做安排，我一定会遵守咱们的约定的，你放心吧。”

两份遗嘱

在总理丧事办完没几天，邓颖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因为她考虑到自己身体也不好，万一有个什么事情来不及交代。

她先是把侄女周秉德叫来，嘱咐道：“秉德，今天叫你来是有件事情要强调，你叔叔走了，我身体也不好，要是哪天我病危需要抢救时，请告诉医生放弃抢救，一则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资源，二来避免增加我的痛苦。”

停顿了下又说：“我知道，这个要求你们可能难以接受，但是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知道我的秘书等工作人员是不敢做这个决定的，但你是我的亲人，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做这个决定。”

1978年，在总理逝世两年后，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的邓颖超决定立下书面遗嘱，以免之后仓促间有什么遗漏。

第一份遗嘱大意如下：

一、 自愿捐献遗体解剖后火化。

二、 不保留骨灰，同周恩来同志一样撒掉（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约定）。

三、 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四、 不要举行追悼会。

五、 我死后，公布我这份遗嘱作为我的讣告。

写完这份遗嘱后，邓颖超就开始继续她自己的和总理未尽的工作，她要用有限的时间更大限度的去工作，她想弥补总理的遗憾-完成祖国统一。

多年的运筹帷幄，却因蒋介石的去世功亏一篑，周恩来总理终未能亲眼看到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这成为周总理毕生的遗憾，现在，为弥补这个遗憾，七十五岁的邓颖超出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2年的一天，邓颖超偶尔看到了蒋经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她从这篇文章看出了蒋经国浓浓的思乡之情。

邓颖超立刻建议蒋经国的同窗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私人信件，但是却没有得到回音。

邓颖超没有气馁，她对小组人员说：“大家不要气馁，台湾回归这件事情已经来来回回谈了十数年，既然有的谈，那就有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这么多年交道了，大家应该明白，没有那么顺利的，但我们要有信心。”

邓颖超不遗余力的推动着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但凡有台湾代表团到大陆参观访问，她都尽量拖着羸弱的身体尽可能的亲自接见，以便与代表团成员多多沟通交流，了解台胞对大陆的看法，也传达给台胞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她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两岸也终于迎来了“三通”。

而邓颖超在对台工作告一段落后，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暂时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她给1978年写下的遗嘱又做了如下两点补充（重新抄写了78年所写的遗嘱，在底下做了补充）：

六、我和恩来同志所居住的西花厅，是国家所有，我走后应交还国家，请不要搞什么纪念堂、故居供人参观纪念。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共同的愿望。

七、对于我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属，请党组织和相关单位不要因为我们的关系，给予其任何特殊的照顾和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和我坚决不能同意的。

邓颖超在给中央提交她的遗嘱时，特别说明五、六两点是周恩来同志和她生前就约好的，但却因为恩来走的仓促，未来得及上报中央，所以她现在要提前写好遗嘱，以免再有遗漏。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邓颖超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她也上报了组织，但是其中的一条却让组织无法接受，直至邓颖超离世，这一条也没有被批准执行。

第二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在自己病危没有救治必要时不要再抢救，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资源。

二、未用完的退休金全部上缴当作党费。

三、所有的文件、谈话录音、我与周恩来同志的照片，全部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酌情处理。

四、我和周恩来同志所居住的西花厅交公家处理（再次强调）

没有被执行的遗嘱

写第二封遗嘱时，邓颖超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身体多处病变，每接受一次手术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所以邓颖超留下了遗嘱要求病危时不要抢救了，但是这条注定是无法被执行的。

1988年的一天，邓颖超无意中从一台广播节目中听到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她很感兴趣，并专心地听着节目中的讨论，听完节目后，邓颖超还特意给电台栏目组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她对安乐死持赞同态度，并说：“我已留下遗嘱，告知在我病危时不要抢救”，信的落款她写了自己的名字：邓颖超。

但是“安乐死”因为涉及到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世界医学界至今依然是不合法和不被推广的。

就算是普通人医院也会尽力施救，更何况是邓颖超这位老革命家呢。

1991年，八十七岁的邓颖超身体明显比两年前更衰弱了，在短短半年间，邓颖超已经因为肺炎并发症五进五出医院了。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再次因为高烧住进了医院，而她上周刚刚出院，对于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来说，短时间内两次住院，绝对不是个好事。

邓颖超的生活秘书赵炜觉得有点危险，她沉不住气了，偷偷地去找邓大姐的主治大夫：“邓颖超同志还好吗？她还有出院的希望吗？”

主治大夫皱着眉头，很沉重地回答：“不太乐观，还是早作准备吧。”

赵炜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大夫说：“邓颖超同志醒了，你进去看看吧。”

赵炜赶快擦干眼泪，走进重症病房，邓颖超好像已经有预感似的，她虚弱地问赵炜：“那份申请中央批了吗？”

赵炜知道她问的是那份遗嘱，赵炜强忍住眼泪对邓颖超说：“大姐，中央没有批，也不会批的，您放宽心，会好起来的。”

是啊，中央怎么会同意对重病的邓大姐、对这位国家的功臣放弃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也不会放弃，虽然这背弃了大姐的遗嘱，但是中央绝不愿因为他们同意放弃抢救，而失去邓颖超这位国家的好同志好干部。

在调集各医院的相关专家的会诊下，医院决定为邓颖超实施“胃漏”手术，中央同意了这次手术方案。

这次手术很成功，但几天后邓颖超就开始出现并发症，导致陷入了深度昏迷，就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悲伤的正开始准备讨论邓颖超的后事时，赵炜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邓颖超经抢救脱离危险了。”

但清醒后的邓颖超却不认识自己最亲近的生活秘书赵炜了，除了赵炜她都能认清。

赵炜都急哭了，找到主治大夫去询问，大夫告诉赵炜：“别着急，这只是长期昏迷后的正常反应，过几天就会好的。”

可当邓颖超重新能认出赵炜时，却跟赵炜生气了，她气赵炜没有在放弃抢救协议上签字，没有遵从她的遗嘱。

邓大姐确实是老了，她也不想想谁敢在放弃抢救协议上签字，就算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也不敢吧。

还好，赵炜很了解她，她好言劝着邓大姐，她告诉邓大姐：“大姐，这回医院给您做的手术是个全新的方案，您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方案的人，医院还根据您的情况收集临床数据呢，您还为医学做贡献了呢。”

邓颖超一听这回抢救自己是为了试验新方案，竟然很高兴，她对赵炜说：“那就好，我是担心国家为我浪费医疗资源。”

这回的新方案也确实很有效，成功地为邓颖超续了一年的生命。

1992年7月11日，敬爱的邓颖超大姐还是医治无效去世了，至死，第二份遗嘱的“病危时不要抢救，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也没有被执行，因为大家都无法接受眼看着敬爱的大姐就这样逝去而不去抢救。

邓颖超去世后，中央按照她的遗愿公布了第一份遗嘱，但还是决定简单地为这位伟大的女性举行追悼会。

可在为邓颖超穿寿衣时，她又一次让全部工作人员泪目了，邓颖超同志的寿衣竟然是十六年前送别总理时的那件衣服，而衣服在当年就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

遗体火化后，骨灰仍装在十六年前总理用过的骨灰盒中，被赵炜等人按遗嘱送到海河去抛撒，敬爱的大姐和总理终于在十六年后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