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东周列国志》，读懂中国人的性格底色

很早之前，我就买了《东周列国志》，希望孩子能够阅读，因为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性格底色形成的时期。读懂了《东周列国志》，就读懂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一切。

奈何孩子总是把书弃置一旁，不屑一顾的样子，让我一筹莫展。

我想起我小时候也读过这本书，大抵是粗略读来，有个朦胧印象而已。等到年岁渐长，再读此书，便觉这是极该早读、多读的书。小时候读不下去的原因，大概是学力不够，字词句有很多不识不懂的，也没耐性去查字典，于是就渐次读不下去了。

等到孩子上了初中，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于是开始每周给她讲《古文观止》。《古文观止》卷一卷二总共34篇，都选自《左传》，很多篇文章都可以从《东周列国志》中找到相对应的章节。《左传》讲得很简略，《东周列国志》则叙述得详尽，正可以互为佐证，加深印象。于是，我便在每篇《左传》文中都加入《东周列国志》的相应文字，因为详加注释，孩子读起来也不觉得困难，自然兴趣大增，不知不觉间《左传》文已经读了20来篇了。

读了《东周列国志》，到底对孩子会有什么帮助呢？我想首先是对她形成文字上的良好感觉有帮助；其次，对她了解人性的复杂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以前读小说，在《二号首长》和《锦衣夜行》中，都发现有提及《东周列国志》的地方。在《二号首长》中，省长陈运达就专门研究《东周列国志》以揣摩权术，用之于官场斗争，竟也屡屡得胜。兹录于此----

只要和人打交道的事，尤其复杂。再将人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更加复杂。中国官场文化几千年，研究的其实就是两件事，控制和反控制。老祖宗想了很多办法来控制权力，同时，又有很多反权力控制的实战案例，后世几千年就不用说了。单是一个春秋战国，已经将权力游戏演绎得淋漓尽致，奥妙无穷。陈运达省长就因为研究这段文化，受益匪浅。他所研究的，还不是真正的春秋战国文化，而是后人根据《左传》、《史记》等几本书写的一本小说《东周列国志》。光一本《东周列国志》便已经足够驰骋官场了。

在《锦衣夜行》中，说到太子和二皇子夺嫡最激烈的时候，太子党两位大臣讨论形势，恰遇太监进来，两位大臣不好说话，于是打起了暗语。兹录于此----

这时，一个小太监提着个铁筒进了殿，杨荣咳嗽一声，止住了杨溥的声音。那小太监走到杨荣身边，蹲身下去，用铁镊子从里边夹了冰出来，一块块往杨荣脚前的一个盆里夹。杨荣对杨溥笑道：“弘济啊，你这人忒也小气，向你借一篇收藏的孤本来看，这才三天工夫，你就迫不及待地来讨了，还你、还你！”

杨溥见杨荣伸出手来，知他必有所示，连忙伸手接过，杨荣道：“好啦，皇上北巡，首辅伴驾，这朝里的公函积压太多，我得一一处理，就不留你了。”

杨溥见杨荣下了逐客令，只得茫然告辞，出得殿来，低头一看，手中拿的却是一本《春秋》，书是翻开的，他看的这一页，第一行写的就是：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杨溥看了半天，又想了半天，眼神不禁亮起来，他忽然觉得，自己纯洁得简直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

当初，余邵鱼撰《列国志传》；而后冯梦龙加以改编，改名为《新列国志》；其后，南京城里的私塾先生蔡元放，觉得用这本书来教小朋友挺好，既学文，又明史，兼知人性，于是又对《新列国志》做了一番修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最重要的是，他除了点评以外，还写了一篇极有价值的《东周列国全志读法》，用作学生读此书的指导。今天，我就把“读法”全文附录在后面，希望小朋友们都来读这本书，一来提高语文成绩，二来通晓人性，何乐不为？

且看蔡元放是如何说的----教人子弟读书常苦，大都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若扞格不入（音汉，“彼此的意见完全不相合”）。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另附：蔡元放《东周列国全志读法》全文----

　　《列国志》和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做作”）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小说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浒》、《西游》诸书，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随意补截联络成文。《列国志》全是实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说，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之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却也是绝妙小说。

　　《列国志》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东迁始于平王，多事始于幽王。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盖平王东迁，由于犬戎之乱，犬戎之乱，由于幽王宠褒姒，立伯服，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且童谣亡国，亦先兆于宣王之世。故必须从他叙起，来历方得分明。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却又不是叙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论文也。非不是我不论其文，盖其书本无文章，我不欲以附会成牵强也。

　　《列国志》一书，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迁《史记》杂采补入。故其文字、笔气，不甚一样，读着勿以文字求之。

　　《列国志》因是杂采众书所成，故其事之详略，都是不得不然，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若再加修饰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国之事，是古今第一个奇局，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世界之乱，已乱到极处，却越乱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极处，却弱而不亡，淹淹缠缠，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真是奇绝。

　　周室卜世卜年，皆过其数。子孙虽已微弱之甚，而仍称其主，不至遽然亡灭。前人议论，有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有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据我看来，两说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处讲。若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便该多出两个贤王。赫然中兴几次，何以仅拥虚名，丝毫不能振作；若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则夏商两代，建国相同，何以没用许多展转变态？如此论来，则东周列国，还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变之局，以标新立异耳。不必纷纷强为说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变动大枢纽，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逐渐变来。其中世运之升降，风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淳厚浮薄”），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音谋，“相等”）。子弟能细心考察，便是稽（“考察”）古大学问。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战国是战国之兵，不消说是大相悬绝。即春秋中，齐桓与晋文，便有大段不同处。齐桓时用兵，还不过声罪取服（“宣布罪行并制服”），其究竟不过请成（“请和”）设盟（“设立盟约”）而已。到晋文时，便动辄以吞并为事。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齐桓时用兵，不过论百论千。到晋文时，兵便大盛，一战之际，常以万人。齐桓用兵，还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到晋文时，便多行诡计了。子弟于此等处能细心理会，便是善读稗官（音拜，“野史小说也”）者。

　　晋文用兵诡谲，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其势不得不然。正是天运改移处，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祸败了。

　　用兵之法，变化多端，用少用众，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识别”）。唯有《列国志》中，却是无体不备。前人于《左传》中，集其用兵计谋，便谓兵谋兵鉴，已得要领，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子弟理会得此等处，便不枉读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难事。其中变化无端，即专家也未必能晓彻。今既读了《列国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无数兵法。《列国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稽古、用兵、专对，都是极大极难学问。今却于稗官得之，岂不奇绝！

　　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便说于子弟有益。渠（“他”）说有益处，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今日子弟读了《列国志》，便有无数实学在内。此与《水浒传》、《西厢记》，岂可同日而语！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纵使，即使”）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多。非比他书，出于撮（cuō，“聚”）凑。子弟读此一部，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

　　《列国志》中，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无所不有，却无神佛僧道、邪说妖言在内，便觉眼界中清净许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国志》中，也有几处说鬼，却是从《左氏传》来，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不与他处邪说同也。左氏说鬼，虽与他处不同，然毕竟是他恍惚附会处，未可为信史。

　　《列国志》中，有许多坏人，也有许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坏人也有若干坏法。读者须细加体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来，方于学问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坏”二字，囫囵过了。

　　《列国志》中，虽也有好人，也有坏人，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坏人做坏事，往往如出一辙。亦且穷凶极恶，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当时人君，却偏偏欢喜坏人。若善恶同时，又往往好不胜坏。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说不出。

　　坏人明明作恶，还自好辩。偏是大奸大恶之人，他却偏会依附名义，竟似与好人一般，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这种人最是难认，观人者不可不知。

　　恶人依托名义，虽是可以惑人，毕竟也有露马脚处。只要观者不审，便被他所骗耳；若明眼人，自瞒不过。

　　大约看好人、坏人之法，只从“义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贤、奸之变，虽有万态，究其本，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

　　“义”、“利”二字不并立。天理看得重，爵禄身家看得轻，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从何处还有天理来。

　　“义”、“利”二字，其机甚微，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间非常大变。然原其心，却不过从“利”上起耳。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便自然没有此事了。

　　《列国志》中，篡弑（“弑君篡位”）杀之祸甚多。其臣为乱臣，子为贼子，罪不容诛，自不消说。然论世者，也要将那君父察勘（“实地调查”）一番，推求其所以到此之故。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惮。故圣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又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大率都是互举。后世一切重责子臣，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此是宋儒之偏，失圣人之意矣。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妇顺。自是万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论。然圣人教人，只是自尽。为人父者，只是自尽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责子之孝。为子者亦只是自尽其孝，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妇，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伦之变了。《列国志》中许多人伦之变，总由望于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责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况又有父不慈而专责子之孝，子不孝而专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妇间，总不自尽，一味责人，岂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戏来。然世又偏多此一辈人，可叹也。

　　立子以嫡，无嫡立长，自是正理。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于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爱之也；爱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于情理而立之，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不特富贵享受不成，反连性命都有送断了，又贻（音移）家国以覆乱之祸。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却以私心所溺，遂去安从危，去利就害，自寻祸乱。《列国志》中，此等不可枚举。前车既覆，后车复然，甚有身与其祸，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怜。

　　忠而见疑，信而得谤，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处之地，与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国志》中，此类甚多。其中有学有术，处之有方者，庶几（“差不多”）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戆（gàng，“傻、愣”）行去，个个身受其祸。如申生、叔武之类是也，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子弟于此等处，须加意理会，万勿草草看过。

　　《列国志》中，有许多出于微贱，一时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荣宠终身。如管仲、宁戚、百里奚、范雎等类，其胸中抱负经济，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见时，各有一番高识定论，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后来设施，也都是条条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国，下益民生，可见不是一时取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机缘凑巧，便也只好困穷草泽，沉埋一生了。天下万世，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何时胜数，思之令人浩叹。

　　战国是游士之世。其游说之术，大都不甚相远。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优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于所好。国君好贤，如齐桓便有管、宁等诸人，晋文则有狐、赵等诸人，魏文则有田、段等诸人。齐庄好勇，则有殖绰、郭最等诸人。夫力举千斤，射穿七札，亦难得之力，而一时便有多人。可见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无材哉！有国家者，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其理者。然高爵厚禄，偏难以与君子，而易以与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贤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没处去讨，遂有乏才之叹，岂不可笑。

　　贪人不顾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许多坏事，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却不知坏却良心，依旧不得受用，枉落千古骂名，有何便宜处？乃前人跌倒，后人偏不晓得把滑，如《列国志》中，乱臣贼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rán，“蟒蛇”）蛇甘鸩（音振，“毒酒”），可胜浩叹！

　　圣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古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贤臣，则可以为贤君；与奸佞（jiānnìng“奸邪谄媚”）谗谄（chán chǎn，“说他人坏话以巴结奉承别人”）之人处，则陷于恶而不觉矣。《列国志》中诸君，大都是因臣下以为转移，而其名誉美恶，遂成千古话柄。天下固有中材之人，其尚（“注重”）择所与（“结交”）哉！

　　人家弟子天性高明，不为俗情所染着，千万中只好一二。其傲恨下流，不可化诲（“感化教诲”）者亦少。大约俱是中材。幼时父师教训，是不消说。到成童以后，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学问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进于上达。即商贾买卖中，常与老成敦厚者相习，便也可成一个敦朴诚实之器。若于轻薄佻诈（“轻佻伪诈”）浮荡（“轻浮放荡”）者处，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为善难而为恶易，故常亲善人，未必便善；而不与善者处，便容容易易走入邪径。相与起作之人，十个中只有一、二个坏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恶相参，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况并无贤人君子在内，又何望其向上乎！为人祖、父之心，谁不愿子孙作贤人君子，而不为之择交，是犹南辕而北辙也。及到他已是习于下流，却才悔恨去责备他，要他改过，尚可及邪！

　　尝论正人最是难交，只是图他有益耳。与不肖处，煞是快意，只是相与到后来，再没有好收场。正人平日事事要讲理讲法，起居饮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厌。若你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拦阻责备，使人絮烦。但是与他起作，却也没甚祸害出来，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难解纷，必期无事而后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图饕餮口腹，或图沾润钱财，随风倒舵，顺水推船，任我颐指气使，其实软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润不着你的时节，稍拂其意，翻过脸来，便可无恶不作，从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实。或遇你有别事，他便架空生波，于中取利，事若败坏，他便掉臂不顾，还要添上许多恶态恶言，不怕你羞死气死。却怪世人择交，偏要蹈软媚（“阿谀奉承”）洗腆（“置办洁净丰盛的酒食”），及到事后追悔，已是无及。试看《列国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堕此套中而不语，可悲可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是两句熟话，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试看《列国志》中，许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顺著性情恣意而为”）径遂（“直捷”），不听好言；及到贻（“留下”）到头之悔。及到祸乱已成，身名已败，却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无及了。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逆耳言来，莫便愤然加怒，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于己亦无所损；倘事有可疑，理有足采，便可及时补救，免到后来懊悔也。

　　本书中的批语议论，劝人着眼处，往往近迂，殊未必惬读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于事未必无当，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不止如村瞽（音古，“盲人”）说弹词，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

　　教人子弟读书常苦，大都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若扞格不入（音汉，“彼此的意见完全不相合”）。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有人来说，《列国志》也不是全美之书，不可辄与子弟读。试问其故。则曰：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之事，恐怕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dōnghōng，“糊涂、迂腐”）先生之见，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夫圣人之书，善恶并存，但取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而已。他本小说，于善恶之际，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则更铺张淫媟（音谢，“轻慢、污秽”），夸美（“夸奖称美”）奸豪（“地方上有势力而横行不法之人”），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其书可烧，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若《列国志》之善恶施报，皆一本于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也哉！《列国志》是一部劝惩之书，只看他忠奸厚薄无有不报，即不报之于身，子孙也终究逃不过。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

　　《列国志》中繇（音谣，“歌谣”）词，其语甚古，亦甚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如何古法？自秦火后失传，殊令人恨恨。

　　《列国志》前后评语，悉是随手写去，更不曾重加点窜（“修整字句，润饰改动字句”），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

　　《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如《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私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他如彗星出于北斗，主宋、齐、晋三国之君死难，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却作是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类甚多，不能遍及也。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音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乾隆十有七年春 七都梦夫 蔡元放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