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山书院群：理学名山藏大道 戊戌摇篮启新天

西樵山风景秀美，位于今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明清之际一度兴起了多所书院。

西樵山，海拔346米，位于今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北距省城广州40公里。明正德年间，湛若水、方献夫、霍韬三位岭南著名士大夫，相继入栖这座耸立于珠江口西岸、西江与顺德水道环绕、七十二峰各具特色的西樵山，并陆续创建四大书院。其中湛若水创建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石泉书院，霍韬创建四峰书院，这使得西樵山一跃成为明代理学重镇，影响深远。进入清代，西樵名士岑怀瑾又在山上创建三湖书院，书院因康有为曾在此求学而声名大噪。

天下西樵，理学名山

“千秋云谷还归我，三二求羊作近邻。莫种桃花临水岸，引人来问武陵津。“这是明代岭南大儒湛若水第一次寻访西樵山后留下的诗句。诗中，他把西樵山比作文人士大夫向往的武陵源，并萌生了在此隐居和设坛教学的念头。其时，西樵山已是一个仅次于罗浮山的游览胜地，但与有着上千年道教历史传统的东樵相比，西樵山在文化上的地位还是不能比肩的。

转变的契机发生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与湛若水有着同样念头的士大夫方献夫和霍韬也相继与西樵山结缘。三人陆续在西樵山上创建了四所书院，其中湛若水创建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石泉书院，霍韬创建四峰书院，四大书院因方、湛、霍诸公的倡学而大盛。这段时期广东名士辈出，此后数十年间，四大书院更成为广东士大夫重要的讲学之地。清人刘子秀在其著作《西樵游览记》中指出:“当湛子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可见，西樵山“理学名山”的地位，就是奠定于此时。

西樵山地势及书院群示意图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建敏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大科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影响力，成为明代中期兴修书院潮流的一个重要典范，能够在明代书院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很大原因是湛若水给大科书院的一系列安排和训规，其中包括在大科书院期间所著述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有两种文献反映了湛若水及其弟子在大科书院时期的情况:其一是湛若水为大科诸生所定的《西樵大科书堂训规》，其二是记录了湛若水与弟子在西樵期间论学的《樵语》。至于湛若水在这期间的学术创作情况，则散见于湛若水的文集与友人书信中。而《西樵大科书堂训规》成为明中叶以后大量新兴书院制定规条的重要参考。

不过，任建敏副教授同时也指出，作为“理学名山”，西樵山上的理学流派十分多元，并不定于一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樵山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学学派，湛若水创立的甘泉学派，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派并立，成为明代中后期影响力最深远的两大心学学派。西樵山正是湛若水最为重要的讲学、著述场所之一。方献夫作为王守仁在岭南的弟子、湛若水的好友，却倡导与湛若水、王守仁有别的‘知本’‘知止’的理学主张。湛若水的另一位好友霍韬则服膺程朱理学，强调朱子一派‘居处恭’的主张。他们虽然主张不一，但并不妨碍互相之间的学习和交往。”

禁毁浩劫，陆续凋零

任建敏副教授认为，西樵山四大书院不但奠定了广东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同时也开创了明清数百年间广东书院倡导的敢为天下先、兼容并包、家国情怀的思想传统。随着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跟随而来的四方儒士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书院的讲学之风确实影响了朝廷的开科取士及官学生的培养，引发了朝廷的打压。据介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所发起的禁毁书院行动对甘泉之学一脉的书院造成了重大打击。

盛极必衰，作为湛若水早年著述讲学重要场所的大科书院，在西樵书院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所以在这次禁毁书院的行动中成为重要的整治对象，被重点打击。作为大科书院讲学最重要的场所凝道堂是在万历九年(1581)被彻底拆毁的，至于湛若水的居所烟霞隐居，包括栖霞楼、大龟池、茹芝堂、正谊堂、怀沙亭，到了清初，遗址还依稀可见。广东巡按御史毛凤给湛若水在烟霞洞口竖立的“太史第”牌坊，一直屹立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才被毁。“其实大科书院被禁毁后，湛若水在西樵的弟子仍然继续活动的，主要领导得是湛若水生前指定的重要继承人庞嵩，可惜天不假年，庞嵩于两年后溘然长逝，使得西樵的甘泉弟子失去了头领。至此，盛行正德、嘉靖之世的西樵山书院讲学之风，因为书院焚毁及人物凋零而难以为继。”

如今的大科书院所在的烟霞洞已经变成了一片桃花园，先贤的讲学痕迹难以追寻。南都记者在附近找到一口当年学子修筑的烟霞古井。其铭牌上写道:“井水清冽，汲之不竭。饮此井水，神志大开，才思敏捷。”

至于云谷书院，因创设之初是为了祭祀湛若水的老师陈献章，所以没有遭受到和大科书院一样被彻底禁毁的命运，但也只能作为奉祀用的白沙祠，失去了书院讲学的功能。到了清初，连白沙祠也被废弃，云谷书院的主要建筑如察伦堂、存息堂、小歇亭、见泉楼等都已不存，只剩下二十亩祭祀陈白沙的祭田。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水利灌溉的需要，云谷一带修筑水库蓄水，形成了现在的南湖。湖边立了一个石刻铭牌，上有寥寥几句关于云谷书院的介绍，说明此处曾经存在过一座名满天下的书院。

方献夫的石泉书院相对幸运些，这跟他在世期间备受嘉靖皇帝青睐有关。他以石泉书院为中心所占据的西樵山大科峰以北的大片地域更是得到皇帝与广东地方官员的庇护，嘉靖皇帝赐的御书让书院躲过了浩劫。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七年(1528)，皇帝赐予方献夫《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各一部，这几部书是明代科举考试的官方参考书，所以赐书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方献夫为此特意在石泉书院修建御书楼来贮藏这些书。

不过，石泉书院在方献夫去世后不久也逐渐衰落了。到了清代，石泉书院一带的建筑都毁掉了，土地也被变卖，附近成为周边人首选的安坟“宝地”。2017年，西樵山风景区为纪念西樵理学名山500周年，在石泉书院的原址复建了石泉书院的山门，规模很小，不过供寻访之客寄托情怀罢了。

当代仿建的石泉书院，供后人凭吊。

没有御书“傍身”的四峰书院又是如何逃脱厄运的呢?据清代刘子秀《西樵游览记》记载:“(西庄霍公祠)在四峰书院，万历初，当国者禁讲舍，改称祠。”原来霍氏后人急中生智，把书院改名为供奉霍韬父亲霍华的西庄霍公祠。待风头过了之后，霍韬的重孙霍尚守在万历年间对四峰书院进行修葺，在原四峰书院的右侧增建敦古堂、毓秀轩等新建筑，并于万历十七年(1589)重建了在聚仙台上的敬亭。一直到清初，四峰书院仍是一座重要的传授儒学的书院。据清马煜《樵迹纪略》记载，顺治九年(1652)，南海九江学者曾尔璞曾经在此授徒讲学，从学者颇多。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四峰书院才因寇患逐渐倾圮。

四峰书院遗址，从残存的墙砖可看出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

浸佛塘，一桩500年的公案

“西樵山昔日四大书院，如今只剩下四峰书院遗址。”在任建敏副教授的带领下，南都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今天西樵山茶花园内的四峰书院遗址。四峰书院主殿崇礼堂，位于四峰书院遗址东北部，始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后经数次修葺，现存部分土墙。其中北墙、东墙、西墙较为完整，南墙已毁。霍韬夫人区氏墓，则位于崇礼堂之北，始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后经数次修葺，保存状况一般。中有嘉靖四十五年(1566)霍与瑕所立墓碑。古墓外观完好，但有多处裂缝。北面墓墙大体保存完整，东面、西面墓墙略有残损。

四峰书院遗址内刻有“宝峰胜处”字样的大型石砖。

“宝峰胜处”石刻位于四峰书院遗址东部，乃湛若水的学生、霍韬的儿女亲家甘学所写，刻于明嘉靖年间，保存状况较好。天池遗址位于四峰书院遗址西南部，又名“浸佛塘”。“这就是西樵当地传说霍韬占寺葬母、抛弃佛像的池塘。“这是一桩公案，稍为考证一下就可以知道传说不实。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在池底找到佛像，但能在这里欣赏满池荷花。”任建敏介绍，四峰书院原址确实是西樵山名刹宝峰寺，但寺并不为霍韬所占，而是因为当时宝峰寺僧徒有奸淫之事而被毁，出仕后的霍韬花钱买下这块地，在原址建起了书院。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的旅游开发之中，四峰书院遗址都被称为“宝峰寺遗址”，直到2011年以后，从宝峰寺到四峰书院的历史演变脉络才被研究者梳理清晰，景区才得以正名，从 “宝峰寺遗址”改为“四峰书院遗址”。

位于四峰书院遗址西南部的“浸佛塘”，藏着一桩500年的公案。

“如今，四峰书院成为西樵山现存唯一的明代书院遗址，也是广东地区极少数存留至今的明代书院遗址。历经500多年的岁月沧桑，剩下的少量残垣断壁，仍然可以与清刘子秀的《西樵游览记》的图说进行比较，遥想当年的盛况。难能可贵的是，地方政府对这全省唯一的原貌保存的明代书院遗址的保护非常上心，不仅没有破坏其既有的遗址布局，还给予更大力度的保护。”任建敏说，2019年该遗址入选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湖书院，遗韵近代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明代万历以后，位于西樵山西北部的白云洞作为“羊城八景”之一的“西樵云瀑”迅速崛起。西樵山的主要文化中心由山上转移到了山北脚下的白云洞。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海西樵名士岑怀瑾在白云洞内的应潮湖、鉴湖、会龙湖之间创建了三湖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

清光绪四年(1878)冬，21岁的康有为离开了教育他3年的岭南儒学大师朱次琦，来到三湖书院。就在同一年，从京城翰林院来的编修张鼎华到西樵山游览，遇到了康有为。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载:“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而，张鼎华颇有雅量和眼力，吵完之后到处跟人讲:“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从此，康有为的“异人”名声传遍岭南。在与张鼎华的交往中，康有为接触到了当时的新思想。两年后，他出山了。再之后就发动了“戊戌变法”，为此，三湖书院也素有“戊戌摇篮”之称。

除了康有为、詹天佑、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陈启沅，美术大师黄君璧与有“岭南第一才女”美誉的学者冼玉清等也都是从三湖书院出来的名家。1902年，光绪皇帝下令废书院、兴学堂，三湖书院始淡出历史舞台。1987年，南海县人民政府拨款按原貌采用水泥结构在西樵山白云洞异地重建，门匾仍为清代名臣林则徐所书的“三湖书院”。

典故——

霍子笠，湛子洞

西樵山南麓的九龙岩至今留存着几处与湛若水、霍韬二人有关的遗迹。从“九龙岩”石刻路标处进去，未几，便可见湛子讲学岩。岩洞石壁上刻着“湛子讲学岩”五字，下款是“正德丁丑治”。岩洞不深，大概可容十来人。湛子洞位于湛子讲学岩不远处，位于两崖夹壁之间，陡峻如门，下有小泉缓泻，成流杯池。崖壁上“湛子洞”三字，是湛若水用茅龙笔挥写而成。

湛子讲学岩。

湛子洞。

湛子洞再往下走一段路，可见一冬菇状巨石，名为“霍子笠”。据任建敏介绍，霍韬曾计划在九龙岩处兴建自己的山居，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明正德年间，他下山前往吏部应选。湛若水作《西樵留行序》送行，霍韬“默而不答，脱笠而去”，从此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九龙岩青龙头上还有一处更为特别的遗迹，那就是湛甘泉寓墓。据今人湛汝松在《湛若水史迹寻踪》中记载，寓墓呈六角形，高约1米，砖石结构。墓中嵌着一块黑石碑，碑上刻着“明太史湛甘泉先生寓墓”。上款刻“正德庚辰十二月十二日”，下款刻“兀厓子吏部霍韬题”。正德庚辰年即正德十五年(1520)，霍韬时年34岁，而湛甘泉时年55岁。哪知命运弄人，嘉靖十九年，54岁的霍韬在礼部尚书职上暴病去世，74岁的湛若水为其撰写了《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谥文敏霍公墓表》。但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95岁的湛若水逝世时，却没有葬在西樵山的寓墓中，而归葬于增城的天蚕山。

半山扒龙船

龙舟竞渡一般在平原江河里进行，但南海西樵人却“另辟蹊径”，在西樵山上开创了“半山扒龙船”的历史。据记载，这一民俗与方献夫有关。

明嘉靖年间，大学士方献夫辞官归来，在西樵山设石泉书院讲学。他出面组织山民劈山筑“天湖”，汇合山中白山泉、翠岩泉和双鱼泉，集水成湖，于湖旁筑石成坝，并亲自题名为“龙船窦”。开龙之日，舟从云中出，鼓声动四山，引来山下万民登山观看，热闹非常。后来，山民在天湖两端建起了龙珠亭、问龙亭等多个与龙舟有关的亭台；湖的南面还有一座三层楼高的“观龙楼”。每逢风调雨顺之年，西樵人就在天湖举行扒龙舟活动。

每逢风调雨顺之年，西樵人就在天湖举行扒龙舟活动。

1981年端午节，中断多年的“半山扒龙舟”传统民间活动在西樵山天湖重新恢复举行，共有9条锦龙“赛龙夺锦”，吸引了南海乡贤，海内外侨胞、周边市县观众约10万人观赏。

西樵大饼

在西樵，一直流传着方献夫为西樵大饼始创者的说法。据关祥《西樵山志》记载，明朝弘治年间的一天，时任吏部尚书的方献夫赶着上朝，岂料仆人迟迟未呈上早点。他到厨房一看，只见案板上放着已发酵好的面团，便急中生智叫厨子在面团中加入鸡蛋和糖揉匀，做成一个大饼放在炉子上烤。大饼烤好后，方献夫用包袱布包好，匆匆上朝。来到朝房，方献夫拿起大饼就着清茶吃了起来，松软甘香。有官员探过头来问他吃的是什么，方献夫思乡情浓，不假思索地说:“这是西樵大饼。”散朝后，方献夫命厨子如法炮制，第二天做了几十个大饼带回朝房，分给同僚享用。同僚们边吃边赞，西樵大饼自此在朝中扬美名。后来方献夫告老还乡重登西樵山，在西樵山设石泉书院讲学10年，把大饼的制作方法教给山民，加上西樵山有好泉水，制出的大饼更加美味可口，西樵大饼从此成为当地一道名点。

2015年10月，“西樵大饼制作技艺”被列入佛山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介绍，西樵大饼的质量好坏关键在于发酵，发酵有“发丁”之意，加上西樵大饼口味香甜，成品如同满月，取“花好月圆”的好意头，一直是西樵人婚嫁时不可或缺的礼品之一。男家娶亲时一般分两次送礼，男方第一次送饼被称作定心饼。双方协定聘礼后，男方送饼到女家，女家再分派给亲朋好友。大饼派得越多，说明男家越殷实。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策划:王佳

执行:刘炜茗 陈伟斌

题签:刘斯奋

学术支持:李绪柏

专题统筹:周佩文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饶泳欣

本期摄影:N视频记者 张驰

本期视频:N视频记者 张驰 陈艺丹 实习生 郑安淇

本期直播:N视频记者 马青 阮增豪 实习生 陈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