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心向党寻组织-开国大校李加夫回忆到红清寺去找游击队的经过

在扬子江边，位于湖北石首、监利和江陵三县的交界处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虽说是鱼米之乡，但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人民却没有过上一天安静的日子，不是团防的骚扰，就是帮佬(红枪会)的抢劫。这伙匪帮是见鸡捉鸡，见狗杀狗，甚至娘儿们的烂裤子他们都要。至于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地主恶霸对穷苦人民的百般欺压，那就更数不胜数了。当时我湘鄂西游击队战士。新们村子里的老年人常常说那“不是人世”，快要把老百姓骨髓吸光了。

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在我们家乡的东北方向，出现了一支队伍。开始，人们都以为又是帮佬来了，便不顾命地抢船跳水，慌慌张张地旧盯干逝世。跑进了柴山。后来一看，那队伍和帮佬完全不一样：他们头戴平顶草帽，身穿灰色衣裳，背刀的背刀，扛枪的扛枪，脖上围着红带子，臂上扎着红带子，枪上、刀上吊的也是红带子，看起来真是威风。原来这就是湘鄂西的一支红色游击队。于是除了那些地主恶霸不敢露面外，老百姓便一群接着一群，很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多少年都在沉睡的扬子江畔顿时活跃起来了！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东家一群西家一伙地围着游击队员问这问那，听着他们讲那新鲜动人的战斗故事。

我兴奋得几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着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从七岁起就给人当牛做马使唤的人，再也不会吃着地主的冷米饭，干着卖命的活了。”

一九二九年初，春风再度吹绿了江南的原野。村头河岸的杨柳，吐出了嫩绿的新芽，娇艳的桃花、杏花正含苞待放，田地里到处充满着繁忙的景象。

一天晚上，游击队的负责人汪传照碰上我了。他是一个身材魁伟的中年人，穿着破旧的衣裳，微黑的脸上长着毛扎扎的连鬓胡子，身体很壮。他平时的表现，叫人感到既严肃又亲切，说话声音洪亮、干脆。老百姓都爱接近他。他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问：“小伙子，你想不想参加游击队?”

我一听便高兴得合不拢嘴，当时不晓得说什么好，就一股劲地说：“想，想，想，我早就想了!”“那你为什么早不说?”汪传照笑着望着我说。“我怕你们说我不够格，不要我。”“不够格?”汪队长重复了一下，又爽朗地笑着说，“够格!够格!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从那么小丁点就给人家当长工，你再不够，谁够?”这时我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高兴得傻傻地望着他。

他也像初次见到我一样，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两寸长的铅笔，从一个小本子上撕下了一张纸，迅速地“刷刷”几笔，写了一个条子递给我：“这是介绍信，你明天夜晚就动身，到红清寺去找游击队。啊，这不只是介绍你一个人的，上面还写有你们村里的卢腊五、魏阳春、王东海、尹益山几个，你们要约好一路走。”

“还有卢腊五!”我还没有等汪队长说完，就叫起来了，而且很快回想起我们两个那次往斋公桥送信的情景。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黑夜，乡苏维埃的负责人交给我们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叫我们连夜送到区苏维埃(即斋公桥)。我们每人拿着一个大木棒，穿着草鞋，像两只梭子一样，穿过一个苇子林又一个苇子林。

在路上，卢腊五一会儿问我遇着团防怎么办，我就说用木棒打他们；一会儿他又叫我“加夫呀!摸摸信还在不在，湿了没有。”我也很担心地把手伸进胳肢窝下，那封三角形的信仍然在，我的衣服都湿了，可是信封上却没有一点水汽，而且还热乎乎的。

“加夫，你说这信上写的啥?”

“都是公事嘛，还会有啥。”

“我晓得是公事，你猜猜是什么公事?”

“哎，你真哕唆，反正是公事就对了，你问它是什么公事干啥!”我对他这样的一些问话，真有些烦。

“那么你说，他们为什么叫我俩送?”他还是不理会我似地接着问。

“我们都是贫农团嘛，不叫我们送叫哪个送?”

“加夫，你说游击队好不好，你想不想参加?”“

当然想，打土豪分田地，叫穷人翻身……你想不想?”

“我想得很。我老早就想参加，就是不知道怎样参加。”

“我也不晓得!”

“嗯，你什么也不晓得，算了，我不问你了。”卢腊五好像对我很生气，真的不声不响起来。

但说话间这十几里的路程我们就到了。找到乡苏维埃，叫开了门，交了信，圆满完成了任务。

所以，回想这个情景，原来事出有因哩!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了红清寺游击队的驻地，老同志们就把我们围了起来。他们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称我们为“同志”。我们的“夸夸分队长”(忘了他的姓名，因他是河南人，我们就称他“夸夸分队长”)耐心热情地领着我们看游击队的武器，讲着他们以前的战斗故事。

哪有什么好武器?全队除几支旧快枪，再都是梭镖和假枪假炮：扫帚把上缠着一块旧红布的“手枪”，涂上锅底黑的假纸炮，远远看去就像枪一样的木棒子“快枪”；用生铁铸成的五眼筒、装上火药、安上纸捻子的“小炮”……我们看着看着都笑起来了。

我说：“唉，你们就凭这，把人家打得叫爷爷吗?”“是呀，就是凭这……”分队长笑着看我们，然后，又把脸转向那些老同志。看他那意思，好像是说：更重要的是凭我们的革命意志，凭我们这些人的勇敢和智谋。

我们看着看着，忽的发现一个角落里放着两个煤油桶、许多空酒瓶子，不知是哪个同志冒里冒失地问了一句：“分队长，游击队这么穷，还喝酒吗?”

“那是给敌人喝的。”分队长很敏捷地猜到了我们的误会，他滑稽地回答了一句使我们不懂的话。原来那些空瓶是准备装炸药当炸弹用的，那煤油桶里面放起鞭炮就像机枪。

我们这支游击队就是用这些土武器，在洪湖之滨，在扬子江畔，同敌人斗智斗勇。白天隐蔽在柴山湖滩，晚上袭击敌人，夺取敌人的枪支以壮大自己，把石首、监利、江陵等三县边界地方的民团、保安团队之类的土顽敲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

我们这支红色游击队，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的扩大和无数次的对敌袭击，很快地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也使敌人恼羞成怒。于是，他们时常纠集优势的兵力，到苏区的边沿、到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来“清剿”。

为了坚持斗争，我们便分开活动，以班为单位出击。敌人不来，我们就帮助群众在田里干活。敌人来了，我们就下到清澈的湖水里或藏在蒿草中寻找机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就是这样地渐渐发展起来。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我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过江消灭驻在庄铺的伪保安团和常联队。根据侦察，敌人只有五十余人、三十来支枪。

这时，我们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在汪传照同志的领导下驾着两只船，乘着徐徐的清风，渡过了扬子江。但一到江岸，天就黑得像锅底似的，骤然间，风雨大作。同志们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脚，蹬着泥水，在暴风急雨中前进。雨水顺着脸往下淌，浸得眼睛都睁不开。有的人为了保护假枪、假炮，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包在上面。

当我们摸到敌人的据点时，已过午夜。敌人正在酣睡。大家跳进了敌人用竹子编的围墙，冲到了敌人的门口，首先摸掉了两个哨兵。接着，我和几个同志抬起了一根大木头，撞开敌人紧闭的油漆大门。“机枪”、“小炮”在四周“嗒嗒”、“咚咚”地响了起来，敌人当时不知我们有多少人，连衣服都没顾得穿，乱成了一窝蜂，破着嗓子喊叫：“红军爷爷，饶命!”

这时，雨止风停，东方泛起了鱼鳞色的白光。游击队打着红旗，扛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唱着歌子，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洪湖。

李加夫同志简介：1909年生，湖北省石首县人。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红6军17师49团2营4连班长，红3军9师警卫营班长、排长，红2军团6师警卫连连长，独立营营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2营连长，警备第6团1营营长，独立第2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714团1营营长，河(曲)保(德)支队独立营营长，晋绥军区警卫营营长，神(池)五(寨)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反顽、反“扫荡”、百团大战、大反攻作战。1939年12月在绥远凉城战斗中胸部贯通伤两处，在雁北游击战斗中腿部受伤;1940年9月在百团大战中腿部受伤，11月在阳方扣战斗中腹部枪伤贯通、脊柱受伤。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5旅1团团长，第一野战军3军留守处主任。参加了晋绥自卫作战和转战陕西、解放大西北诸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甘肃省军区张掖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威军分区司令员、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武都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7年1月27日逝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