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被判死刑却大笑，刑场连挨三枪不死，相亲问妻子信不信佛

1948年10月1日，当第一缕晨曦洒向上海滩时，市民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全上海的报刊都被一张“诡异”的照片占据了头条版面。

照片中，一个男子在法庭上坦然大笑，与周围一脸邪气的国民党警察形成了鲜明对比。

照片中的这名男子叫王孝和，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当记者按下相机快门后，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便将其押赴去了刑场。

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特刑法庭上

王孝和被杀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包括香港在内的外地报刊也纷纷刊发了此事，一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民众甚至自发组成团体，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其实，早在9月27日，特刑庭便已经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

只是，听闻王孝和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后，上海许多市民都自发赶赴刑场，是的，他们都想见这位英雄最后一面。

王孝和的妻子忻玉英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在刑场哭喊哀嚎，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悲愤填膺，纷纷抗议。

忻玉英（左三）和婆婆（左四）以及两个女儿在王孝和追悼会上

面对民众混乱的抗议局面，国民党当局只好对王孝和改期执行，而在三天后，王孝和仍是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英勇就义。年仅24岁。

就在王孝和被害后8个月，上海解放，一年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王孝和也被实至名归地认定为“烈士”。

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约1万民众，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不久后，灵柩被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而直到王孝和牺牲一年多后，忻玉英才渐渐地真正了解了丈夫，以及他用生命保护的革命事业。

晚年回忆起与王孝和的缘分，忻玉英说，其实从她5岁那年就已经开始了。

王孝和

王孝和与忻玉英都是宁波鄞县人，忻玉英家和王孝和的外婆家是只隔着一堵墙的邻居。上世纪30年代，宁波乡下还保留着许多旧时习俗。

1933年，由两家大人决定，为忻玉英和王孝和定了“娃娃亲”，那一年王孝和9岁，而忻玉英只有5岁。

从那以后，同所有乡下的女孩一样，忻玉英一直留在家中帮母亲织布，王孝和则去了上海读书。

在那个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的年代，按照乡下的风俗，女方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上聘礼，16岁时正式成婚。

岁月荏苒，多年后出落成漂亮大姑娘的忻玉英，也在害羞地数着自己出嫁的日子。

忻玉英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转眼忻玉英已经18岁了，忻家却仍没有收到王家的聘礼，甚至没有一丁点王孝和的消息，两边的长辈都很着急。

直到多年后，忻玉英才知道，原来王孝和在上海误听人说，她在乡下既迷信又嗜赌，为此还特意写信给堂妹，表示个人婚姻不能由父母做主。

当时，王孝和的堂妹并没有把兄长的意思转达给忻家，在她看来，两人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这婚事早就不算数了。

然而，忻家是个传统门第，十分看重婚约，眼看女儿成了“老姑娘”，忻母十分着急，可当初定下娃娃亲的王家祖母早已过世，该怎么办呢？

王孝和

无奈之下，在忻玉英19岁那年，忻母带着她来到了上海的姑妈家，并事先同王孝和的母亲商定，转天让两个年轻人直接见面。

那时候，忻玉英才知道，王孝和在上海的一家电厂工作。

回忆起那天见面的场景，晚年的忻玉英仍记忆犹新：

“第二天上午，孝和的弟弟进来对我妈说，哥哥已经来了，在门口要我们下去。我妈很生气，嫌他架子大，到了门口也不进来。”

那天，王孝和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夹克，看上去十分精神，两个人从大世界一路走到跑马厅。

王孝和的工作证

一路上，王孝和问了忻玉英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的局势怎么样”……

对于王孝和提出的问题，忻玉英都如实做了回答，她坦言自己并不信佛，最拿手的就是织布，至于局势，她并不太懂。

后来的忻玉英才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组织对自己的考察，看她是否有资格成为一个“地下党人”的妻子。

那天，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对于忻玉英的印象，王孝和也有了改观。中午时，王孝和还带着她去远东饭店吃了饭。

王孝和

后来，王孝和将忻玉英送到姑妈家门口，她怕他不好意思见人，便让他回去，谁知这回他却偏要把她送上楼，还将姑妈家的电话号码记了下来。

此后的几天，他几乎天天打电话给她，那时候，忻玉英不会听电话，对于一个乡下女孩来说，电话无疑是个新鲜玩意儿。

王孝和却一定坚持要她听，他常说：“听听就会了。”

必须承认，那时候的爱情，简单又纯粹，两个月后，王孝和与忻玉英便结了婚。

当时的忻玉英并不知道，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王孝和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她的情况，他们的婚事，是经过组织批准的。

忻玉英与两个女儿

为了方便王孝和工作，婚后的他们在发电厂附近租了一间前楼，那时的两个人一贫如洗，连租房的钱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

发电厂有限的工资，除了要日常生活开销外，还要还债和赡养老人，生活虽然过得清苦，但夫妻恩爱，日子也算甜蜜。

“我那么穷，你还肯跟我，我欠你的太多了，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多年后，忻玉英还清楚地记得，丈夫最常对她说的这句话。

当然，小两口的日子也少不了意见上的分歧，结婚后，王孝和一直劝妻子不要孩子，忻玉英是个传统的女子，对于丈夫这个“离经叛道”的要求，自是想不通。

忻玉英与两个女儿

两边的长辈知道后，十分恼火，还将王孝和大骂了一顿，说他不孝。

直到后来王孝和被捕，忻玉英才渐渐体会到了当时丈夫说不要孩子的真正含义。

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佩琴出生了。王孝和很疼爱女儿，每天上班前总要亲她一下才出门。

那时候，忻玉英根本不知道王孝和的地下党身份，王孝和也从不和妻子说起组织上的事。

一年冬天，王孝和下班后，有许多“朋友”陆续来到家中开会，他们开会时，他就要她坐在门口放哨，看到可疑的人，就向他报告。

王孝和被押赴刑场

上海的冬夜潮湿阴冷，夜已深，怀里的孩子睡着了，忻玉英越坐越冷，她将孩子抱上床，自己又披了一件衣服。

这时，王孝和走过来，揽着她的肩膀，一脸歉意地说：“冷了吧？对不起，再坐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好了。”

尽管她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但是她隐隐能够感觉到，他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从不干涉他，为他做事，她心甘情愿。

1948年4月19日，一通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破了夫妻俩平静的生活。

原来，国民党特务已经发现了王孝和，这次上门，是要和他进行一场“密谈”。

王孝和被押赴刑场

所谓“密谈”无非是那套见不得人的把戏，通过威逼利诱，让王孝和叛变革命。

可是，令特务没有想到是，王孝和不仅对自己地下党的身份拒不承认，反而将特务轰了出去。

特务走后，王孝和强压着心头怒火，看着一脸担忧的妻子，他知道，是时候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了。

“玉英，我做的工作非常危险，随时可能会被捕，如果我被捕，你就把女儿送到乡下母亲那里，如果我出不来，就不要苦等了，你还年轻，应该另组家庭，我决不怪你……”

听了丈夫的一番肺腑之言，忻玉英肝肠寸断，她苦苦哀求，让丈夫赶快离开上海，到宁波老家暂时避一避。

王孝和被押赴刑场

是的，她管不了那么多，在外面，他是工人，是地下党，是被通缉的“罪犯”，可在家里，他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

“玉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组织上的工作还需要我，我不能一走了之，再说即便要走，也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我不管，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孝和，我求求你，你想想我，想想刚出生的女儿，想想我们的父母和家人。”

忻玉英跪在地上，抱着丈夫的双腿乞求着。看着妻子苦苦哀求的模样，王孝和的心都要碎了，可是，他不能。

临刑前的王孝和

那天晚上，王孝和冷静地将家中所有的文件、书刊、信件逐一整理，除了一些必须交给组织的材料，其他一律付之一炬。

王孝和将留下的资料单独包起来，郑重地交给忻玉英，要她藏在晒台上一个难以发现的秘密处，并嘱咐她日后一定设法交给组织。

王孝和忙了一个晚上，忻玉英也哭了一个晚上，她知道，他是不会走的，末日来临的预感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

两天后，王孝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上班前在女儿的脸上亲了又亲，令忻玉英没想到的是，丈夫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忻玉英与两个女儿

那一天，王孝和在上班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

当时的王孝和与忻玉英并不知道，忻玉英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在王孝和入狱17天后，忻玉英曾有过一次探监的机会，晚年的她回忆起那次在狱中相见，仍会哽咽：

“他消瘦了许多，看得出被用过了重刑，身上血迹斑斑，我强忍着悲痛，竭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可是眼泪却不听话。”

当得知妻子再次怀孕的消息时，王孝和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我要做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你要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要哭，要高兴才是。”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王佩琴（右）、王佩民（左）

未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对王孝和进行了多次严刑拷打，逼他就范，王孝和始终紧咬牙关，不承认自己的地下党身份。

他知道，一旦承认，他们便会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到组织头上，进而对组织进行“合法”打击。

期间，国民党还找到忻玉英，要她供出丈夫的身份，并拿出一摞照片，让她指认见过的“地下党成员”。

忻玉英只是一味地叫屈，说丈夫根本就不是地下党，自己也不认识什么地下党成员。

眼见威逼利诱无用，国民党特务只得将王孝和移交给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

1948年6月23日，特刑庭对王孝和进行了第一次秘密审理，法庭上除了审判长、陪审员、检查官和书记员外，别无他人。

是的，这是对付地下党人的“最佳”方法，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只能在阴暗角落里苟且为生。

“王孝和你认罪吗？”

“我无罪！”

“你想翻供？”

“我从来没承认过，谈不上翻供。”

“那自白书上的手印不是你的吗？”

“是我的，可不是我按的。”

几次庭审下来，特刑庭多没能抓到什么实质性的“把柄”，只得单方面宣判，以连续教唆意图妨害戡乱、扰乱社会治安未遂罪，判处王孝和死刑。

王孝和被押赴刑场

“还有什么要说的？”特刑庭的“审判长”宣读过审判书后，向王孝和问道。

“你们对我的审判是非法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罪恶的目的——陷害！受审判的不应该是我，而是你们……”

未等王孝和说完，他已经被法警拖出了法庭。

吸取第一次“执刑”失败的经验，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被押到提篮桥监狱的“内部刑场”。

在这里，王孝和被绑在一把“行刑椅”上，他毫不畏惧，目光中对行刑的刽子手充满了鄙夷。

当监督行刑的“检察官”发出行刑的命令后，一名法警用瑟瑟发抖的手，举起枪，对着王孝和的后脑，扣响了扳机。

王孝和在刑场

然而，由于双手颤抖，子弹并没有击中要害，王孝和浑身抽搐着，嘴里还大口颤着气。

在旁的法警头目见状，命令再补一枪，结果第二颗子弹从王孝和的右耳擦过，仍未致命。

于是，法警又战战兢兢地开了第三枪，但子弹又从王孝和的左耳掠过，只是擦伤了一点皮肉。

见三枪都未能将“犯人”处决，法警头目恼羞成怒，猛地用脚将王孝和坐着的“行刑椅”踢倒，而后用脚猛踩王孝和的腹部。

顷刻间，鲜红的热血从王孝和的口中喷出。年轻英勇的王孝和，就这样惨死在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

上海市民在王孝和墓前

王孝和的死，不仅敲醒了上海民众对解放的急切渴望，也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亡的丧钟。

8个月后，上海解放，而王孝和永远留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岁月已过74载，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当年的英雄。

在王孝和曾经工作过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职工们为他建起了一座纪念塑像、一个王孝和生平展览和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

而英雄就义的地方，早已成为了孕育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少年的红色基地。

是的，先烈的英魂还飘荡在这片铁骨铮铮的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沉淀，不会幻灭，反而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