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老乞丐来找杨得志：我是你的兵，请帮我证明身份

1971年，一个老乞丐来找杨得志：我是你的兵，请帮我证明身份！

1971年的一天，济南军区大门前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天气已经是暮春时节，但老人却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棉衣又脏又破，手肘和肩膀的地方已经露出了棉花，完全是一个乞丐的样子。老人抄着手，在军区大门前走了好几个来回。

军区警卫战士早就注意到这个老乞丐，只见他时而往大院里望望，时而又退回去叹口气，时而又情绪激动地朝自己说着什么什么。

警卫觉得很奇怪，就走上前去询问：“老大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见有穿军装的人来问，一下子紧张起来，半响才鼓足勇气说：“小同志，我找杨得志，你能把他叫出来吗？”

年轻的警卫战士捂着嘴想笑，站岗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想把我们司令员叫出来的呢！

小战士对老乞丐说：“大爷，您别闹，我们司令员不在家，再说，哪能您叫他他就出来见你呢？”

老人急了，胀红着脸对警卫战士说：“肯定见，肯定见，麻烦你进去和他说一声，就说我是他的结拜兄弟，我叫侯礼祥，你跟他说李祥来了！”

这下轮到小战士张大了嘴巴，这是杨司令员的结拜兄弟？我们都没有听首长说过呀，再说，杨司令员是开国上将、大军区司令员，怎么会有一个叫花子的弟弟？

但小战士不敢怠慢，赶紧报告了上级的负责干事。干事也拿不准这个事情，于是打电话通报了杨得志。

不巧那天杨得志正好外出视察工作，不在军区，但他听说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自称是自己的结拜兄弟，名叫侯礼祥，老将军怔了一下，拿着话筒的手有点颤抖了，他告诉工作人员，先把这个老人安排在接待室，自己马上回来。

天快黑的时候，杨得志风尘仆仆回到济南，一进军区大院大门，他就跳下吉普车来，冲着接待室里迎出来的人大声喊道：“祥大，祥子在哪儿呢？”

老乞丐正在接待室里和两个工作人员聊天，工作人员也有点紧张，万一这个老头是个诈骗犯呢，把首长骗回来，自己岂不是要挨批评！

听到司令员在外面喊，两人紧忙叮嘱老人：“那就是我们杨司令员，你可要瞅好了，可不敢乱说啊！”

老人听说杨得志回来了，三步并做两步奔出门处，一把拉住杨得志的手，对着杨得志魁梧的身材和晒得黝黑的脸端详了许久，杨得志也在看着这个自称是自己结拜兄弟的人，只见这位老人年纪在60上下，破衣烂衫，两只大手十分粗糙，结满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沟壑纵横，眼睛浑浊，面容苍老，但从老人眉宇间尚存的英气中，杨得志看到了那个自己熟悉的影子。

“祥子！真的是你呀！”老将军一把把老乞丐抱住，泪如雨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原来，这个老乞丐真是杨得志将军当年的部下，名叫侯礼祥。

侯礼祥出生在湖北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人，和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是同乡。他出生于1912年，出生的时候，侯礼祥的家境很一般，但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能识几个字，不被地主老财欺负，就狠狠心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送他去上私塾。

年幼的侯礼祥十分懂事，学习很努力，成绩非常好，不仅从来没有挨过老先生的戒尺，成绩比那些大孩子更突出。

侯礼祥的学习生涯在他在私塾的第四个年头结束了，原因是家里实在再拿不出钱来交先生的“束修”（学费），年幼的他只好从私塾背回自己的那个破得不能再破的小桌子，咬着牙来到离家不远的荆州谋生，后来辗转到了武汉，那一年他才15岁，要搁现在才是一个初中生的年龄。

1928年5月，年轻的侯礼祥来到江西。在这个月份，江西境内发生了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巨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在井冈山成立了。

红4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为什么中国第一支红军要叫红4军呢？之前没有红1军、红2军的存在啊。事情要从前两年的北伐军说起，在气势磅礴的北伐战争中，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第4军英勇善战，势如破竹，仅用了半年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有“当代关公”之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武汉被“叶挺独立团”击溃！为了表示继承北伐军第4军的优良传统，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第1支红军队伍才叫红4军！

红军把江西省的反动军阀搅得七零八落，侯礼祥亲眼见到了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非常羡慕，因此强烈要求加入队伍。正好在此时赶上部队“扩红”，侯礼祥也成了一名光荣红军战士。

侯礼祥参军是在1929年春节前夕，他当时只有17岁。

侯礼祥所在的部队正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红3军团，军团长是红军名将彭德怀，军团政委是和他一起发动平江起义的滕代远。

侯礼祥被分配到5师14团5连，5连的连长叫彭绍辉。这是一个军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战争岁月中多次受伤，并因此失去一只胳膊，成为著名的独臂将军，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上将，担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红小鬼侯礼祥表现非常突出，进步很快，深得连长彭绍辉的赏识，不到两个月，在彭绍辉等人的介绍下，侯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侯礼祥干劲更足，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上级决定让他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职务也一升再升，从班长升到排长，又从排长升到连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放弃红都瑞金，渡过于都河向西出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长征中，侯礼祥从红3军团调入红1军团。

红1军团也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实力更在红3军团之上，军团长是红军著名战将林彪，军团政委是聂荣臻。在红1军团，他被编入第1师第1团，在这里，侯礼祥被提升为第1营营长，而当时的第1团团长就是杨得志。

后来杨得志升任第1师师长，他所留下的第1团团长之职就由侯礼祥担任。

杨得志不仅是侯礼祥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两人因为脾气相投，还拜了把子，以兄弟相称。

侯礼祥走完了整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战役，特别是杨得志组织的18勇士强渡大渡河，成为侯礼祥终生不能忘怀的事情。

杨得志是著名将领，而作为他得力部将的侯礼祥表现也相当出色，不管是上文提到的强渡大运河还是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在无比艰险的长征途中，他始终没有掉队。凡是遇到敌人，侯礼祥一定是率部冲杀在前，他也多次负伤，甚至有的伤还很严重。

有一次他右腿中枪，如果不是医治及时，他这条腿就残了；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颈部被敌人的流弹击穿，如果再偏一厘米，他可能就此倒下，永远起不来了。

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后，侯礼祥的领导再一次变动，他的新领导和杨得志一样大名鼎鼎，师长是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陈赓，政委是开国上将杨勇，后来还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他的表现一样突出，甚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再次调动，这一次，他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职务：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1团副团长，职责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首长的安全。

就在这个职位上，侯礼祥和妄图西渡黄河的日寇多次较量，多次受伤，受伤虽然并不算严重，但却改变了侯礼祥的人生轨迹。由于他的伤止一处，而且迟迟不能痊愈，无法继续负担原来的工作职责，根据组织的安排，他于1939年被调往白区参加敌后工作。这是他担任警备第1团副团长的次年发生的事情。

此时的侯礼祥，虽然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却来到了另一个战场，敌后战场有其特殊性，一点不比端着刺刀冲锋轻松。

他本人是湖北江陵人，因此被派到武汉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湖北省的地下工作，之后又被派往江陵他的老家从事地下斗争。在江陵，他在县委书记魏西的领导下，成功获取国民党顽军的信任，还当上了地方保长甚至是联保主任。

从此，他在表面上成了一个普通人，当年在部队时获得的立功奖章、荣誉证书、军官证、残疾军人证等都被放入一个小皮箱里，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从外表看，年仅26、7岁的侯礼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保长，同时又是生意人，他利用侯家祠堂开了一家牌铺，牌铺里面人来人往，来玩的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方便侯礼祥隐藏身份，也方便他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之后，侯礼祥又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女子，两人不久之后结婚，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但实际人没有人知道牌铺的老板竟然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更不会有人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人居然是一个地下党。

在此期间，侯礼祥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

因为牌铺的客人非常复杂，有不少都是在江湖上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一帮强盗闯进牌铺，将里面的财物抢得干干净净，当然也包括侯礼祥那只放了他所有荣誉的小皮箱。

侯礼祥大病一场，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和在部队中不一样，身边难得见到一个同志，他的全部寄托就是那只小皮箱，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厚厚的窗帘拉起来，遮严灯光，把小皮箱拿出来，把那些证明、勋章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以此回忆当初在部队时那种金戈铁马的生活。

这一下，一切全不见了！

但侯礼祥并未因此沉沦，他很快振作起来，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这对已经熟悉了地下工作的侯礼祥并非太大的挑战，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而从容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新的环境中游刃有余，也获得了敌人的信任，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他，更不可能想到他是个地下工作者。就这样，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组织的手里。

如果要问地下工作者最怕的是什么，可能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不同。有人会说是意志是不是坚强，会不会被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所腐化；有人会说是不是会承受不住压力，因为长期生活在地下工作的压力下，一般人根本受不了；也有人会怕露出“马脚”而暴露……

实际上，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面对上述的风险时都不会害怕，他们唯一怕的是出现叛徒！

我党很多高级领导人当年在上海都从事过“特科”工作，如周恩来、陈赓、李克农、陈云、聂荣臻以及康生，在“特科”中，专门设置了“锄奸”科，职责就是惩处叛徒。因为叛徒的危害非常大，历史上给我党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最有名的叛徒就是顾顺章。

同样地，侯礼祥也遇到了叛徒，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叛徒带着敌人到处捉拿地下工作者，如果不是侯礼祥机警，他就可能被惨遭敌人的毒手。

地下党本来多靠单线联系，如果叛徒破坏了江陵的整个地下组织，侯礼祥从此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无奈之下，侯礼祥只好回到农村，拿起锄头当起农民。他一直怀念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也多次试图恢复与组织的联系，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一次次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

于是，壮心不已的侯礼祥当了10多年的农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侯礼祥异常激动，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宣称自己之前是红军团长，也当过地下工作者。但由于他所有的证明文件全部丢失，没有人相信这个普通的农民是红军团长。当他一遍一遍地给周围人讲述当年的红军生涯时，人家都笑笑，当成故事来听。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侯礼祥就这样在繁重的农活中一点一点老去，虽然年纪慢慢大了，皱纹渐渐爬上他的额头，头发也一年一年变得花白，他也没什么地位，人微言轻，但当兵留下的耿直性格却从来没变过。

不过，正是因为他的耿直性格，让村干部非常恼火，他们拿侯礼祥当年当过国民党保长一事大作文章，说他跟敌人穿一条裤子。这样一来，这位坚定的红军战士反而成为斗争对象！

一辈子不肯向人低头的侯礼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想到了自己当年在红军和八路军中的老领导们，通过报纸和收音机，他知道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都当了大干部。他决定向他们救援。

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当年的老战友、老上级和结拜兄弟杨得志，想请他出面给自己证明一下。同时，他还给另一个上级、也是开国上将的杨勇以及当年的江陵县委书记魏西都写过信。

杨得志、杨勇和魏西三位老革命接到侯礼祥的救援信，都非常着急，他们几乎是立即给侯礼祥写了回信，证明他当年在红军和八路军中的职务以及表现。

但没有想到的是，杨得志等人的来信却被当地干部认为是假的，是侯礼祥用来欺骗组织的，一时间，侯礼祥头上的大帽子一顶又一顶：敌人的保长和联保主任，欺世盗名者，反动分子，妄图欺骗组织者……侯礼祥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最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他被关押了起来，在林场接受改造！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侯李祥在部队被喊作“祥子”或“礼祥”，久而久之他自己在登记时干脆就管自己叫“李祥”，部队的档案也写的是“李祥”，甚至连杨得志他们的信里也叫他“李祥”。

当地的干部看到杨得志等人的来信，马上就认定是假的，你叫侯礼祥，和“李祥”完全是两个人嘛！

这下侯礼祥有嘴也说不清了！

最后，走投无路的侯礼祥决定冒险一搏，他趁看守人员不备，连夜从林场逃走，想到山东找杨得志。因为从收音机中，他了解到杨得志目前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找他是没错的。

于是，侯礼祥从湖北江陵农村老家出发，乘船到了沙市之后钱就用光了，只能靠扒火车，其余的路全凭两只脚走，就这样一路到了济南。这些日子他靠乞讨为生，等到了济南，他也完全变成了一个老乞丐，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出现的叫花子求见杨得志的故事。

杨得志抱着侯礼祥大哭，说道：“祥子，你居然还活在人间！”

于是，侯礼祥被请进客厅款待，杨得志听了侯礼祥这么多年的遭遇，不住地说：“祥子，让你受委屈了！”

杨得志招待侯礼祥在济南住了一段时间，临走时，专门叮嘱工作人员帮着办好侯礼祥的证明工作，最后，杨得志还专门拿出100元钱和20斤粮票，硬塞给侯礼祥。

当时是在1971年，作为大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元，一下子就给了老兄弟100。况且，杨得志需要求助的亲朋故旧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这100块钱虽然不能彻底解决侯礼祥的经济问题，可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但侯礼祥的问题得到最后解决，还是在三年之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3年2月，杨得志上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侯礼祥所在的湖北正是他的管辖范围。

就这样，侯礼祥在杨得志等人的帮助下，终于澄清了历史问题，特别是他老红军和老八路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从此，老人可以昂首挺胸、正正当当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由于脱离党组织时间过长，老人的党员身份最终也没有得到落实。

1991年冬天，侯礼祥在家乡安祥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