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的汇报会，敏学同志会不会参加？”

1956年彭德怀到西安视察时，询问到陕西省委负责人。

省委领导突然听彭老总这么一说，在脑海里搜寻着敏学这个人，愣了一会，才回答到：“您说的是西安工程管理局局长贺敏学同志吗？”

彭老总点点头：“是啊，好多年没见了，那都是从井冈山出来的老革命了。”

省委领导一脸惊讶，自己从未听贺敏学说过他还有这样的革命背景，老总点名要见的人自然不敢怠慢。

随即让人前去通知贺敏学，最后在工地上找到了贺敏学，只见他身着便装，戴着防护帽，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灰尘。

此时正在工地上指挥着，还时不时去帮忙搭把手。

不知情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他只是一个“搬砖”的建筑工人。

当贺敏学得知彭德怀来了，心里也很是高兴，便前去和这个昔日的老战友叙旧了一番。

自此，贺敏学的身份才被大家所熟知：“毛主席的大舅子”，曾被主席夸赞“三个第一”。

很多人感慨到：贺敏学竟如此低调！这样居功至伟的一个老革命，为何建国后竟在工地上“搬砖”？看看他的革命历程，或许我们能找到答案。

戎马生涯，获主席肯定：“三个第一”

1954年6月，贺敏学脱下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员的军装，毅然响应国家的号召，转到地方上投入建设事业，此后还专程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会议。

毛主席知道贺敏学来北京了，作为亲属加老战友，于是邀请他来到丰泽园做客叙旧。

这是他们在中央苏区分别20余年后第一次的会面，两人百感交集，从革命聊到家长里短，聊得热乎。

期间毛主席对贺敏学不吝称赞：“说来，你可是有三个第一哩。”

听到这，贺敏学饶有兴致地问到：“噢，主席说说看，是哪三个第一？”

“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毛主席笑呵呵地回答到。

事实却是如此，毛主席可谓是一语中的，道出了贺敏学在革命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为何这么说呢？这一切都要从1904年说起。

1904年，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书香世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正是贺敏学。由于是家里的长孙，贺敏学可以说是在家族的关怀备至中长大的，亲人对他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延续贺家的书香，光耀门楣。

但贺敏学对于那些四书五经，并不太感兴趣，反而整天捧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武术类的“闲书”看得入神。

这些书籍对贺敏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做一个英雄好汉，或许才是贺敏学当时想做的。

贺敏学此后由于在家闯了祸，被家人送出去拜师学武艺，出师后便来到江西南昌闯荡。

一直怀有一颗救国救民之心的贺敏学，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带着北伐军赶走了盘踞在永新境内的军阀孙传芳部。

当时，还处于两党合作时期，永新光复后，贺敏学当选县党部常委兼任中共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作为胞妹的贺子珍、贺怡分别担任县党妇女部正副部长。

兄妹三人在永新当地被称之为“永新三贺”，他们参加革命的故事也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那为何毛主席说他是武装暴动第一人呢？其实就是贺敏学在此后参加的永新暴动。

1927年大革命进入了低潮，取而代之的是白色恐怖在全国蔓延，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员大肆抓捕或杀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国民党县党部也开始蠢蠢欲动，贺敏学发现苗头后，随即先发制人，令农军逮捕了这些反动人物。

同年6月10日，国民党开始对永新县发起突袭，不少中共党员被捕。贺敏学当时正在乡下，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开始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攻打县城。但却因为消息败露，发动武装先发制人，贺敏学落入了敌人之手。

贺敏学在狱中依旧没有放弃革命工作，通过放风的机会，他与狱中其他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并在狱中成立了支部，此时中共也在外面商议营救狱中同志事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按照妹妹贺子珍的计划，在舅妈前去探监的时候，向贺敏学传递了纸条，让贺敏学写信给袁文才，让他出兵配合永新党组织的营救行动。

袁文才和贺敏学在禾川中学时，有过同窗之谊，且感情很好，形同手足。后袁文才在井冈山“占山为王”，成为井冈山“大王”，手里握有一支武装部队，名为宁岗农军。

袁文才得知后，当即应允配合行动。7月26日黎明，永新县打响了永新暴动的第一枪。贺敏学带着狱友和外面营救的部队里应外合，反动派见势不妙，抱头鼠窜而去。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反国民党反动派的农民暴动，也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意义重大。

而在此次暴动中，贺敏学显然是极为关键的人物，所以毛主席才说他是“武装暴动第一人”。

这次暴动后，贺家也遭受了很大的牵连。反动派对贺敏学一家是恨之入骨，贺敏学大部分家人都逃离了永新县，反动派就迁怒于贺氏家族成员。

甚至连寄放在舅妈家的不到10岁的小妹贺仙圆都没放过，将其剜眼致死。小弟贺敏仁因为跑得快，这才幸免于难。在这场斗争中，贺家先后有十多位亲人为革命献身。

至于说贺敏学是上井冈山第一人？那是在永新暴动成功后，国民党便派出了正规军前来反扑。加之南昌起义的失利，反革命势力越发猖獗。敌强我弱之下，贺敏学、王亚新等人为保护革命火种，提出主动撤出的决策。

此后贺敏学便领着数百农民自卫军随袁文才、王佐等人来到了井冈山。

与此同时，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受挫，此后决定前往井冈山。而毛主席之所以能顺利上井冈山，贺敏学起了关键的作用。

贺敏学斡旋在袁文才和王佐两支武装力量下，最终为毛主席率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对袁文才、王佐等人的改造。可以说贺敏学对于井冈山武装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也正因为此，贺敏学被毛主席称之为上岗山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洋界保卫战中，贺敏学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众人只知“黄洋界上炮声隆”，一炮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却不知抬炮携弹的人正是贺敏学。

黄杨界保卫战的胜利，为红四军主力会师井冈山，以及此后的第二次反围剿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节点。

至于“渡江第一人”，那是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当时贺敏学是三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贺敏学此前参与过几次的渡江战役，深知获取确切情报在渡江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

但和以往渡江作战不同的是，此次面对的是长江天堑，军党委会议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派出侦察兵毫无用处，甚至还容易暴露目标，得不偿失。

但贺敏学对此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能过化险为夷。”

最终在贺敏学的坚持下，大家决定让贺敏学试试。在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组织下，贺敏学派出了几个细心的侦察兵渡江侦察。事实证明，贺敏学的想法是对的，侦察兵顺利归来，还带来了有用的情报。

军长聂凤智得知后，又惊又喜，后在他的支持下，贺敏学开始大展手脚，连续几天派出侦察兵渡江侦察，虽有危险，但利大于弊。贺敏学便建议进行侦察分队活动。

但兹事体大，此后聂凤智将此建议上报，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后在贺敏学的组织下，派出先遣渡江大队300多人顺利渡河，并发回了详尽的敌情资料，为此后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为何毛主席夸他是渡江第一人的原因。

自1926年投身革命，贺敏学可谓是亲历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上系列重大事宜，而其中这“三个第一”他更是占了头功，可谓是居功至伟。

而这样的他却始终如一日，一心为国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两袖清风，甚至低调到尘埃里。

肩挑防空重任，又成建筑开拓者

贺敏学，毛主席的妻舅，革命大功臣，如此身份地位，却从未居功自傲。建国后，国家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哪。

1950年，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找到了贺敏学：“如今上海解放了，华东也解放了，当我们只是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没有制空权，遭到敌人的空袭怎么办？”

于是提出让贺敏学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兼政委，负责取得华东地区的防空任务。贺敏学欣然应允。

都说“术业有专攻”，贺敏学对防空领域可谓是一片空白，不仅如此还面临着武器装备短缺问题，但这些困难都没能难住贺敏学。

他积极研究防空事物，并做出许多积极有效的摸索，对防空部队和武器做了较为合理的布防，加强了华东防空力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贺敏学无数个日夜的刻苦学习和研究。

1950年6月29日，在华东地区举行了一场防空演习，演习得到了军委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的肯定，自然也是对贺敏学防空工作的肯定。

刚在防空任务上，做出一番成绩的贺敏学，又接到了上级的调令，转业地方，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副部长。

从中央调到地方，革命数十年，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却不升反降，对此有不少人为其感叹不已。但贺敏学却乐呵呵的，他说：“没有“降级不降级”之说，都是为国家建设，去哪不是一样。”再次欣然接受了调令。

开创上海建筑事业，无疑是一项光荣且艰巨的任务。贺敏学此前未曾接触过建筑行业，另一边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结合上海目前的情况实现新上海的建设。

好在中央当时考虑到大规模建设规模的需要，于是抽调了8个正规师转业为建筑工程队。其中华东3个师的建筑工程部队有两个师被分配到了上海。这才解了建设上海人力、物力等燃眉之急。

此后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两个师挂牌成立联合司令部。考虑到转业部队对于建筑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都不高，贺敏学亲自主持了一套坠专业学技术的整体计划。自己也是每天泡在上海图书馆里，没夜没日的恶补建筑方面知识。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魅力所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困难在他们面前都是纸糊的老虎。

在学习建筑知识的同时，贺敏学同样也注重实践。在他的提议下，部队在上海修建了第一个建筑工程，建工部上海机械技工学校。

让部队边学边干，技工学校的建设，不仅让建工部队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也为今后建筑技工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随着建设工作的展开，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风吹日晒穿梭在上海街头，他不是在闲逛，而是在考察被战火毁灭的废墟和破败的旧民房，他正是贺敏学。

通过走访，贺敏学向中央提出改造棚户区、承建工人住宅的意见和方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随即展开了建设工作。

他充分利用社会闲散人员，招收近2万人成为建筑工人。为加快改造，更是每日忙的热火朝天，除了批阅文件，还要亲自监督工程进度。

时长为此废寝忘食，在他的带领下，建筑部队很快完成了住宅区的改造，1002户上海市劳动模范住进了新家，谱写了上海城建新的篇章。

在工作中，贺敏学建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也是突飞猛进，嘴里不再是昔日的战略、作战方针，而是混凝土、浇灌、密度等建筑术语。

1953年，建筑工程部改为华东建筑工程局，贺敏学出任局长。在职期间，贺敏学注重人才培养，在当时全国一级工程师寥寥无几的时代，华东建筑工程局就有三个一级工程师。在这这些优秀人才的帮助下，上海的建设也是日新月异。

半年时间，铺开了近60万平方木的工房建设，陆续解决2.5万户工人住房问题，全国瞩目。

1953年底，中央决定修建一座以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为主题的大型展览馆，也是由贺敏学亲自监督完成施工的。

施工期间遭遇恶劣天气，在贺敏学和中苏两国工程师的领导下，最终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历时10个月圆满竣工。期间，贺敏学创新性的使用卷场机起吊安装方法，更是让苏联专家为之叹服。

精湛的建筑工艺，更是让苏联专家赞不绝口，自呼：“这简直是典型的俄罗斯巴洛克建筑。”

此建筑交付后，被命为“中苏友好大厦”，成为了上海市中心一个著名的人文景点。

自1952年任职以来，贺敏学仅仅用了三年，使得上海城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新村如雨后春笋般矗立在上海各地，而所有一切的变化都凝聚了贺敏学的心血。

几十年过去了，上海人们依旧怀念着他们的贺司令，贺敏学也被称之为“上海建筑事业的元老”。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上海建筑工人对他深切的思念和问候。

可就在上海建筑事业干的风生水起之时，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陕西成为了国家重点建设区域，中央又下来了调令。

哪里需要，贺敏学就在哪里

当时中央决定将华东建工局大部分施工力量迁移到陕西，贺敏学赴陕西组建建设工作。

西北环境恶劣，大家都众所周知，贺敏学没有一句怨言，欣然接受。正如他所说：“国家需要我们，是我们的光荣，支持大西北建设，我义不容辞。”

1954年贺敏学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先一步赶赴西安调研，看到的是浩浩风沙和百废待兴的大西北。

可回上海主持全局动员大会时，他却风趣的说到：“西安我看还是不错的，新办公室盖的逼着都好，像个大皇宫。”

接着又说到：“大家想好了，这是干革命，不是过家家，要有长期甚至在西安安家的准备，不要到时候哭鼻子闹回家。”

并以身作则，要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前往西安，大家见状也纷纷踊跃报名，在贺敏学的带领下，4个师3万多人的建筑部队先后奔赴大西北投身建设。

后又在中央的支持下，建筑大军包括家属在内近10万人聚集在西安。贺敏学和大伙住在建议平房里，同甘同苦，投身大西北的建筑事业。

贺敏学具有极强的工作协调能力，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将这支十万人的“杂牌”大军，组建完毕，用他的话说：“只要上下拧成一股绳，共甘同苦，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即便当时国家决定将解放军建筑工程部队集体转业改为企业组织，撤销番号。贺敏学也全然服从上级安排，逐步帮助部队脱下了军装。

这可是自己自1926年来，穿了数十年的军装，贺敏学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建设，脱下了那心爱的军装。只因他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和人民。

在他的带领下，大西北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并不居功自傲。

50年代国家首次给干部定级，原本上级给贺敏学定位行政7级，但贺敏学却表示自己只要个8级，也就是副部长级。

他说：“我这里很多同时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这就是贺敏学，无私奉献，一心为国为民。而这也正是他为何能低调到尘埃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自己的得失从来不重要，他考虑的永远是否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

也正因为他的低调，才会有开头的那一幕，就连陕西省委都不知道他竟是这样的一个老革命，还是毛主席的妻舅，叶挺的亲家公。

在完成大西北建设任务后，贺敏学又积极响应国家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归还原部，作为建筑种子，播散全国各地的决策。将一手组建的西管总局又亲手解散撤销。

将一切以国家利益出发做到了极致。完成撤销后，贺敏学原定回北京，出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不料还没上任，又被“截胡”了。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叶飞，向他发来邀请，希望他到福建省出任副省长支持全省建设。

当老战友宋任穷前来做工作时，贺敏学风趣的说到：“我好似待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做媒，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他是新四军的老上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这样，贺敏学又来到了福建，投身于福建的建设工作。在建设中，贺敏学再次诠释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年过半百的贺敏学依旧白天下现场，晚上开研讨会，为福建制定了完善的建筑计划。

三明工业基地、福州邮电大楼、拓宽的五一路、兴建的华侨大厦等这些标志性的建筑，都是来自贺敏学的心血。

对于建设，有人对他存有争议。有人认为贺敏学在设计方面“斤斤计较”，还有人认为他建大楼是搞资本主义那套。

但事实胜于雄辩，贺敏学在福建的建筑工程，都成为了福建经典的建筑。在他心里其实都是为长远计较，为公家的事计较，而不以个人得失来考虑问题的。

然而这一切，在那个不安的年代，却成为了把柄，让他偿受了整整83天的苦难折磨。但可即便如此，重获自由的贺敏学，依旧心怀国家。

当时他特意写信给周总理表示：“我自参加党以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自认为党就是我的家，革命是我的归宿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工作，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在贺敏学看来，不能为国家革命继续工作，他的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

周总理对贺敏学同志深感佩服，但在由于当时形式，贺敏学一直赋闲在家，郁郁不得志。

直至1975年，贺敏学被邀请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新中国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贺敏学虽年过古稀，又重燃了工作热情，一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诠释了贺老拳拳爱国之心。

此后又奔走于福建、北京得到，逐渐建设工作，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1985年，贺敏学被诊断患有癌症，他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反而很豁然的对家人说到：“我希望趁着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即便垂垂老矣，恶病缠身，依旧心系国家。在他生病之际，女儿女婿、妹妹贺子珍，还有贺怡的孩子们都前来看望。

贺敏学高兴之余，也叮嘱他们不要为了来看自己而耽误了工作。女儿贺汪洋就在福州工作，贺敏学却坚持让她坚守岗位，只允许闲暇的时候过来陪伴自己。

他总是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为国家作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就死而瞑目了。”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在福州鼓山疗养院安详的闭上了眼睛，享年84岁。

中央追授贺敏学正部级、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所谓“论英雄数公为上，为革命至死方休。”

此后如贺敏学生前所愿，骨灰由亲属护送回井冈山烈士陵园安葬。

他的一生正应了老战友宋任穷所说：“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谨以此文缅怀他们！正因为中国有无数像贺敏学这样的革命家，才有我们今日之太平盛世！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无衔将军留在党史的三个第一

人物春秋杂志：贺敏学在建国后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