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就立刻找来了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等几名开国元勋，希望他们可以跟自己联名写一封信，请求中央帮助寻找一个人。

“OX？这为何听起来如此眼熟？”

听到安子文的话语，杨献珍陷入了一片沉思与回忆当中。

突然，他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当年救过我们几个的那个人吗！”

杨献珍的话语让其他几人如梦初醒，全都也会想起来了一则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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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他，可能我们几个早就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面喽。”

说罢，几人立刻拿起笔，一同写下了这封“寻人信”，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递交给了中央。

然而，由于时隔多年，再加上安子文几人所知晓的身份信息又很少，所以一时之间这个找人的任务如同大海捞针一般，无处搜寻。

一直到半年多以后，一位在山东无棣县的管教所里接受管制的老人，才在偶然间获悉，原来自己竟然是几位开国元勋所寻找的“救命恩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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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乡野，决心“北漂”

这位老人名字叫做“牛宝正”，正是无棣县牛家村人。

由于自己出生的时候，还正处于清朝末期，普通的庄稼人很少会有接触到书本的机会，所以，牛宝正小时候一直过着帮地主放牛、种地的苦日子。

“孩子，人各有命，待在地里就是咱们庄稼人一辈子的命数呦。”

小时候，父亲经常这样叮嘱着牛宝正，这也让他养成了老实巴交的品行，一直觉得父亲所说的话就是真理。

到了24岁那一年，因为当时的时局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导致山东一带有很多土匪流窜，牛宝正的老家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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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家人就搬到了东关。

在这里，牛宝正认识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

其中，有个人的叔叔是当地的警察局副局长，在这位朋友的引荐之下，长得人高马大的牛宝正就被安排进了警察局里，充当了一名骑兵巡逻。

在这段时期里，老实巴交的牛宝正也练出了异于常人的胆气。

后来，在剿匪的过程中，因为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牛宝正也被升为了分队长的职位。

一个农村出身的穷人家孩子，想要得到一份“公职”并不容易，所以牛宝正也决心在警察局里一直干下去，不说去帮老百姓伸张正义，起码也能在这乱世当中有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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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与愿违，在20年代军阀混战的时候，直鲁联军被打得大败，这让牛宝正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于是在40岁这一年他面临了“失业”，离开了警察局，重新回到了田野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的牛宝正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认命的小孩子了。

见过城镇上的生活，又怎么可能甘心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田里面。

所以，他又去找了自己的那几个朋友，在一番商讨之下，几个人决定前去北方最大的城市——北平，为自己谋求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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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却“进了”监狱

来到了北平以后，几个人刹那间被眼前富丽堂皇的建筑和车水马龙的场面所震撼到了。

于是他们决心在这里混出个样子。

可是，梦想很美好，现实却极其残酷。

由于当时北平也处于北洋军阀的争斗漩涡中，不稳定的社会让普通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牛宝正几人拉过黄包车、卖过报纸、还在工地上扛过大包，甚至一度到了要饭乞讨的地步。

却仍然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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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再继续这样下去，别说出人头地了，说不定都要饿死在北平城里，于是牛宝正开始萌生了退意。

然而，1931年的某一天，正当几人像往常一样游荡在大街上去打探工作机会的时候，牛宝正的一个朋友突然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咱们不用在天天流浪了！”

原来，这个朋友是当时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的远方表弟，在高继武巡逻的时候被他认了出来，于是连忙上去搭话。

在得知他们几个想要找工作的时候，这位宪兵队长立刻就承诺可以帮他们来办这件事。

毕竟在当时那个动乱的年代，公职的岗位经常遇到青黄不接的境况，安插人进来对于手握权力的高继武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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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番操作之下，牛宝正被安排到了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当了一名看守班长。

眼看几经周折，重新回到了政府的工作机关里，而且还是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这让牛宝正兴奋得一度睡不着觉。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工作，也将给他和几名重要任务的人生带来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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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之所以草岚子监狱会被称作“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是因为国民党想要在这里对其他党派的革命志士和先进分子进行残酷的“改造”工作。

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我党人士。

1931年6月，在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叛徒的出卖，我党在华北地区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被关押到了这里。

其中就包括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殷鉴、时任河北省委委员安子文，以及杨献珍、刘澜涛等人。

在被抓捕之后，许多人都遭受了严刑拷打，还被国民党当局扣上了“欲加之罪”，将他们判处死刑。

殷鉴

眼看再不及时营救，很有可能会牺牲一大批同志，地下党的工作者们立刻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开始组织援救工作。

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将监狱里的看守班长“OX”给争取过来。

而这个“OX”，指的正是牛宝正。

那么，“OX”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何我党会对平凡而又普通的牛宝正如此看重呢？为何地下党的工作人员会将目标放在他的身上？

其实，这全要来源于一封普通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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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党被抓捕到监狱的这些人，都是被国民党当做“政治犯”来看待。

由于其中有一些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人，所以一时之间，国民党也不敢直接将他们杀掉，而是虚伪地去进行一番“思想改造”，说白了就是想要威逼利诱，让这些同志们背叛自己的信仰。

虽然大家对国民党的这种小伎俩不屑一顾，但是却也利用其来给地下党的营救工作争取时间。

所以，在一开始，被抓的同志们又很多机会可以与狱中的人员进行交谈。

在当时，由于在教育界和武汉工作过，所以杨献珍的名气还是很大的，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博学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了牛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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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在刚刚吃过饭后，牛宝正手中拿着一封信来到了杨献珍的狱房外面，支支吾吾地想要说些什么。

见此情况，杨献珍知道这个脾气较为和善地“牢头”有事找他帮忙，于是就主动向其询问道。

果不其然，听到杨献珍的问话，牛宝正立刻上前对杨献珍说：“杨先生，我知道您是大知识分子，您能帮我写封信回复家里吗？”

听到这个话语，杨献珍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施恩的好机会，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得到首肯以后，牛宝正立刻将手中的信件和纸笔递给了杨献珍。

接过信一看，杨献珍明白了，原来是牛宝正的母亲身患重病需要牛宝正寄回家里一些钱来治病。

“俺刚找到工作，身上没有钱，希望能写信回去让家里的亲戚们帮帮忙，到时候发工资了我还给他们。”

牛宝正请求的语气当中带着一丝哭腔。

杨献珍一边挥笔在草纸上写着回信，一边安慰牛宝正。

不一会儿，一封表意清楚、语气恳切地回信就写了出来。

在接过这封回信以后，牛宝正立刻对杨献珍表达了感谢之情，并向其保证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他。

这也让杨献珍看到了拉拢这个为人老实和善的看守班长的机会。

杨献珍

“OX”的帮助

后来，杨献珍将这一情况找了个机会告诉给了监狱里的其他几名同志，并将其秘密传递了出去。

经过组织一番研究之下，认为这个牛宝正是个可以“策反”的对象，于是将其定为援救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

为了保险起见，组织还将牛宝正的“牛”字的英文名“OX”作为了他的代号。

在之后的日子里，杨献珍经常找牛宝正进行聊天，两人之间也是越发熟络了起来。

有一次，杨献珍通过秘密渠道向组织申请来了100银元，随后将其交给了牛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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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是我藏得私房钱，你先拿去给你娘治病吧。”

杨献珍的话语让牛宝正感动地差点哭了出来，之后也对杨献珍更加感恩戴德了。

眼看时机一到，杨献珍和安子文等人开始让牛宝正帮他们购买一些报纸，以此当做无聊时候的消遣。

没想到这个颇有些风险的工作，牛宝正稍一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既然测试过了，那就正式开始吧。”

后来的一段时间，当四下无人的时候，杨献珍等人就会和牛宝正有意无意地谈论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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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牛宝正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所以对这种反抗地主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精神也感同身受。

长期受到这些思想的熏陶，牛宝正的内心也在逐渐起了一些本质的变化。

没多久，牛宝正就在杨献珍等人的劝告下，脱胎成为了一名具有革命精神的进步份子，并开始帮助北方局的同志们，对关在监狱里的同志进行营救。

不过，由于手中的权力比较小，所以牛宝正没有办法直接将杨献珍等人营救出来，只能在其中充当传递情报的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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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好几次都因为牛宝正及时传递出来的情报，让监狱里和监狱外面的我党人士躲过了国民党的迫害和追捕。

1936年，眼看在日军的逼近之下，华北局势岌岌可危，中央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让监狱里的同志们进行“登报反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脱党”文章，以此来换取自由之身。

这个消息自然也是通过牛宝正之手传递了过去。

就这样，在被关押了整整5年之后，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们被悉数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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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由于当时的时局十分动荡，为了安全起见，在将同志们就出去以后，组织立刻对这些人进行了转移。

这也让杨献珍、安子文等人来不及和牛宝正告别。

而正当组织将杨献珍等人安顿好以后，准备回去接应牛宝正出来，结果却发现，由于和“政治犯”交往过于频繁，牛宝正被国民党抓了起来。

在监狱中，国民党对牛宝正进行了残酷的拷打，逼他说出那些潜逃人员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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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早已经过思想改造的牛宝正，态度十分坚定，宁死不屈，从始至终嘴里没有吐露出一个字。

于是，气急败坏的反动派，立刻判处了牛宝正死刑，下令将其枪决。

眼看在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于是在押送牛宝正前往刑场的路上，北方局的同志们果断出手，袭击了押送车辆，成功将牛宝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后来，牛宝正和他的家人被组织秘密护送回了山东老家。

由于安全问题，所以知晓他去向的人也极为稀少，再加上后来抗战爆发，组织进行了转移，这也让牛宝正逐渐与组织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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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安子文和杨献珍等人终于腾出手来，开始寻找这位救命恩人的下落。

由于只知道他的名字和是山东人的这一身份，所以在寻找起来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直到1950年4月，经过山东地委的多方努力，才在一个关押国民党工作人员的管教所里找到了牛宝正。

当64岁的牛宝正被接到了北京与杨献珍等一众“老友”相见时，大家纷纷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如果不是你，我们这些人当初早就没命了。”

在交谈之中，杨献珍等人感激的心情也是难以言表。

而牛宝正则摆了摆手说道：“这都是为革命事业服务，我感觉是非常光荣的！”

曾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战友合影

后来，在中央的安排下，牛宝正重新回到了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并且享受干部行政的18级待遇。

而他的家人，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妥善安排。

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牛宝正的内心五味杂陈。

除了复杂的回忆以外，心中更多的，是对革命成功的激动和欣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在北京离世，在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要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老家的山包之上。

而中央也派人来对其施以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