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休整期间，军长曾泽生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

知道曾泽生回来了，毛泽东提出要见见他。曾泽生兴致勃勃地去了中南海，结果一番谈话下来，曾泽生马上回家收拾行李。

妻子问他怎么了，曾泽生回答：“我得赶紧回去了，北京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60军军长

说起曾泽生，实在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1902年，他出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在他的回忆中，他们家是一个有着三四十号人的大家族，田地有上百亩，衣食无忧。

可好景不长，曾泽生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只能依靠家族的供给生活，所以，曾泽生13岁时才在舅父的帮助下，去到邵通读书。

1921年，曾泽生的学费被停了，走投无路下，18岁的曾泽生弃学从军，进入了云南唐继尧所办的军士队。

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免考进入云南讲武堂。

1924年，曾泽生转入黄埔军校，担任第三期区队长。1925年8月，曾泽生调任教导团第二团连长。

因为看不惯里面只知道吃喝嫖赌、贪污腐败，曾泽生一怒之下辞了职，重新回到黄埔继续担任区队长。

1928年，曾泽生毕业，调到北伐军总部工作。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五师军官队少校队长。

不久后，因为曾泽生不愿同流合污做腐败军人，又一次辞去军职，与云南同乡潘朔端到上海，考入汽车学校学习机工及驾驶，打算从事交通事业。

就这样，曾泽生第一次离开了国民党军队。

1929年秋，龙云依靠武力统一云南，先是代理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后直接担任云南省主席。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龙云派出卢浚泉到上海、南京等地招揽军事干部，曾泽生重新回到云南。

从此，他开始在滇军服役，先担任滇军连长，不久担任滇军营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龙云出兵20万，组建了国民党第60军，上前线抗日。

曾泽生被任命为第60军184师105团团长，1938年4月，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会战，曾泽生奉命防守台儿庄东制高点禹王山。

翌年，曾泽生指挥部队参加了武汉外围的保卫战和攻打南昌的战斗。

1940年11月，以60军为基础，在云南昆明成立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升任一八四师副师长，后任师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曾泽生率184师随卢汉进入越南受降。

此后，曾泽生在国民党的烂摊子里越陷越深。1946年3月，曾泽生升任第60军军长，奉命开赴东北抢摘抗日的胜利果实。

后来，他曾回忆说：“抗战的胜利果实虽然被国民党所摘走，但国民党的糜烂已经入骨……军人经商，军人贪财，是国之不幸，民族之祸害！”

反蒋起义

4月中旬，60军到达东北，受命部署在中长线，而同样来自云南的93军则部署在辽西、热河一带，被分割使用。

更让曾泽生生气的是，60军3个师全摆在铁路沿线，有的车站防守兵力只有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兵力过于分散，很容易被解放军一个一个吃掉。

他的考虑果然不错，1946年5月下旬，解放军突然在辽南实施反击，以优势兵力围攻鞍山、 海城等地，驻海城的60军184师连连告急。

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命令新一军调两个师救援，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拒不执行命令。不得已，时任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

184师的起义，对曾泽生打击很大。或许是看出了曾泽生的迷茫，6月底，杜聿明被派来60军给曾泽生打气，8月中旬，卢汉也率云南各界代表团来到东北慰问60军。

8月，184师重建起来了，再加上解放军主动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这才让曾泽生恢复了些信心。

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1947年1月初，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找借口让60军自谋出路。

曾泽生很明白，这些是排斥60军的借口。他据理力争，可梁华盛一个电话打去了杜聿明那里。

1947年1月中旬，杜聿明正式下达命令：60军调出吉林。没办法，曾泽生只能忍辱负重进行移防。

然而不到一个月，刚刚进驻海龙和梅河的60军再次与解放军激战，这一次，重组的184师再次被全歼。

损失还不止如此，1947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曾泽生看势头不对，马上下令向吉林撤退。

6月底，才到吉林一个月时间的60军接到命令，要求60军唯一比较完整的182师截击所谓的“溃退的共军”。

182师的厌战情绪直冲脑门，他们不敢贸然进攻，又不能擅自撤退，每天只能拖来拖去。

7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趁夜幕突然发起攻击。182师除师部和一些残部逃回吉林外，其余全部被歼。

那段时间，曾泽生整日愁眉不展、坐立难安，60军来东北不过一年半，却遭受3次重创。

就在这时，在海城起义的原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写信给曾泽生，劝曾泽生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不要追随蒋介石继续打内战。

曾泽生心情复杂，不知该如何抉择。而蒋介石也看出了他的异样，8月，他专门派出长子蒋经国飞往吉林，对60军进行慰问。

曾泽生受宠若惊，刚刚有些动摇的心思又马上朝着“蒋校长”去了。

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包围了吉林。这一次，解放军的重点不在吉林，所以吃掉3个营后，便主动离开了。

这让曾泽生产生一种错觉，自己的60军好像还有守大城市的能力。

但是，错觉终究是错觉。1948年3月8日，在解放军凌厉攻势下，60军不得不放弃吉林，撤往长春。

这时，摆在曾泽生面前的路只有3条：

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

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

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

毫无疑问，只有第三条路才是活路，曾泽生再次动摇。

3月10日，60军部队刚刚进驻长春，蒋介石立即给曾泽生发来一封亲笔信，把吉林撤退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加贺勉。

接着，他把长春的新七军和60军编为第一兵团，晋升曾泽生为防守长春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司令员为郑洞国。

当时，曾泽生还把蒋介石的手迹裱糊了起来，足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忠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因为蒋介石的偏心，60军和新七军的矛盾越来越深。新七军装备优异，粮食充足，连以上军官都有车。可60军发的粮食都是黄豆，且只有曾泽生有两部旧车。

有一次，暂编21师师长陇耀向曾泽生发了火：

“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是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

这其实也是曾泽生的心声。1948年9月22日，曾泽生正式酝酿率60军在长春起义。

就在曾泽生紧锣密鼓商量起义事宜时，10月4日下午，郑洞国打来电话，要60军派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曾泽生想试探一下郑洞国的态度，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解放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洞国听了，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 ”

曾泽生心知肚明地派出一个团去敷衍，配合新七军在八里堡一带出击。

期间，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曾泽生的指挥所，曾泽生故意问了最差的56师，想看看他们情况如何。

一提这个，李鸿马上发起牢骚：“56师？不行，连最强的61师、38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各有各的算盘，这样圈着还能守着，一旦出去，就全散了。”

曾泽生心里更有了底气。10月14日早晨，曾泽生派出几位被解放军策反的团长去与解放军联络起义事宜。

按计划，几人应该在16日早上返回，可他们却没能按时回来，这令曾泽生焦急不安起来。

就在这时，郑洞国又打来电话，让曾泽生过去一趟，曾泽生心里一惊，莫非是消息走漏了？

去了之后，郑洞国说的还是突围的事情，曾泽生放下心来。回去后，他在暂编21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该师率先宣布起义。

晚上8点，曾泽生来到182师宣布：“21师已经起义，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

182师全体官兵一致表示支持起义，于是，182师继暂编21师之后向新七军开始布防。

接着是52师，也比想象中顺利得多。此时，已是17日凌晨1点左右，曾泽生给郑洞国和李鸿写了一封相同内容的信，劝他们起义。

天亮后，曾泽生派人将信送给他俩。

10月17日上午，几人带回了解放军的意见，曾泽生开始部署移交防地事宜。

晚上8点，移交正式开始，到18日天亮，60军全部撤出长春。这样一来，新七军孤立无援，郑洞国和李鸿也只能率部投诚。

这是曾泽生第二次离开国民党军队，他不再抱有幻想，而是按照共产党的要求，认认真真改造自己的起义部队。

1949年1月2日，曾泽生的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继续任军长。

1950年5月，曾泽生率50军回师东北。因为他身体不好，兵团领导还特别关照他去五龙背休养所休养。

9月，曾泽生获悉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主动请战，要求率50军入朝作战，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

朝鲜战场

10月，曾泽生率50军入朝作战。

最开始的两次战役，50军遇到了很多麻烦，没有翻译，甚至连张像样的地图都没有，因此，他们几次扑空，没能完成任务。

然而，身为志愿军总司令员的彭德怀却并没有批评他们，这让大家心里更难受了。

在作战总结大会上，憋闷的曾泽生终于爆发了：“连挨骂的份都轮不上，这是有多窝囊。”

其实，也是曾泽生多想了，若是共产党真的对他有意见，就不会同意50军来朝鲜。

只是，那时候的50军有点“水土不服”的感觉，在国民党的时候，以前的60军就常常受气，被人瞧不起，如今他们被改编，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没有表现好，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很快，50军迎来了第三次战役，这一次，他们一雪前耻，证明了自己。

他们一举攻破了被美军称为“铜墙铁壁”的临津江防线，全歼了英国皇家重坦克营。

这场战役后，彭德怀找来曾泽生，向他深鞠一躬：

“请你替我转告50军的所有战士们，这一仗同志们打得漂亮！打出了解放军的军威和实力，我彭德怀向大家致敬！”

听到这些话的曾泽生眼泪差点控制不住掉下来，他哽咽的说：

“我们50军上上下下拼尽全力了，终于能在其他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这时候，彭德怀才似乎明白了曾泽生在想什么，他非常认真的对曾泽生说：

“曾泽生，从你们成为解放军那天开始，就是我们的兄弟，其他兄弟部队绝对不会轻视你们。我也是旧部队出身，从没有区别对待过50军。我对战士们的敬意，请你务必帮我传达，谢谢你。”

回去后，曾泽生骄傲地将彭德怀的话转告给50军的战士们，大家欢呼雀跃，从此之后，他们心里的顾虑全部被打消。

1951年4月，50军得到了休整的机会，曾泽生回到北京汇报工作，并与家人团聚。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提出想要见见他，于是，曾泽生来了中南海。

最开始，曾泽生特别紧张，后面聊着聊着，曾泽生便放松下来，跟毛泽东畅所欲言起来。

他们的话题大都是朝鲜战场上的事，曾泽生非常熟悉，对答如流，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回答的这些，毛泽东全部知道。

后面他们聊到一些二线具体部署的点位问题，还有具体点位上的敌我对比，曾泽生从没关注过此事，有些答不上来了。

他面红耳赤，只觉得丢人。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局促，自然地换了换了话题。

回到家后，曾泽生一言不发，开始收拾行李，妻子着急地问怎么了，曾泽生手没停：“我得赶紧回去了，北京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妻子追问为什么，曾泽生告诉她：

“我作为一线指挥员，连具体部署的细节都没有毛主席掌握的清楚，我真是没脸在家休整了，还是赶紧回去熟悉情况了。”

只不过，曾泽生身体不好，最后还是被强留在国内养病了。在此期间，曾泽生看了大量毛泽东的著作，并深入了解放军的工作作风。

等病好回到朝鲜战场后，曾泽生果然不一样了，他开始真正地走上前线和基层，每次作战前，军队部署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同时，他还对50军的战士们说了一段话：

“云南的兄弟们，我没有带你们走错路，你们要是回家了，告诉家里的父老乡亲，我曾泽生带他们的子弟走了一条最正确的光辉大道，我们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革命到底，永不后悔！”

1951年4月，50军撤离朝鲜回国，受到了老百姓们的夹道欢迎，那一刻，他忍不住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