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疆域与族群问题

作者 王坤鹏 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综观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广大疆域的形成以及多元族群的整合，既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疆域与族群问题称得上是其中的重头戏。

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这种“统一性”的由来，可溯至上古三代时期。夏王国已脱离小国寡民的城邦政体形式，形成了具有一定幅员的广域国家，其后的商、周更是继承且拓大，整合了更加广阔的疆域与族群。商周时期的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以及近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对此已有比较明确地展示。虽然与秦汉国家统一的程度以及具体的治理方式存在诸多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商、周三代王国亦维持着一种统一的形态，而且统一的范围越到后来越为广大。秦汉国家的统一形态也正是建基在周文明的基础之上。关于三代时期的疆域拓展与族群整合，其可注意者，大略有三端。

其一，“禹迹”空间的形成。早期中国，自龙山时代众邦林立进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广域王国，体现在疆域方面，首要的变化即是文献中所说的“禹迹”空间的形成。“禹迹”空间的形成也成为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禹迹”之说以夏王国的建立为史事背景，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行，在《诗经》《尚书》等传世文献及两周青铜器铭文中留下了多种记述。由现有的史料来看，“禹迹”之说既不是出自后世个别人的想象，也不仅仅是一种早期的人文地理空间规划，而是有关早期广域国家疆域及其治理的一种记述，是三代王国广域国家建立的反映，同时具有政治、宗教、地理等多种层面的内涵。

传统的“禹迹”经过战国学者的改编，突出其政治管理及贡赋征收等层面的内涵，过去或认为其所反映了战国时期渴望国家一统的政治观念。现在来看，这类看法有其局限性。类似的说法或观念，在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中已有出现。这也反映了政治及疆域一统的局面与观念在西周乃至更早的时期已经出现，并非一定要晚到战国时期。再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竹简《容成氏》一篇中记载的“九州”说与传世文献并不同质，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差异。如果简单地视之为虚构，则很难解释同一主题的不同虚构之间怎有如此大的差异。而上古时期，同一历史事件经历长时间的流传而产生不同的文献记载，在早期文献形成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故“九州”说并非虚构或想象，作为对早期广域国家形成的一种表述，其应有真实发生的史事作为依托。可见，由历史事件的发生到历史叙述的形成，其间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以古史伪造而轻易地加以贬斥。

其二，是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三代之初的区域整合尚属初级，三代国家所统治的地域并不密实，其中往往存在一些隙地。三代王国虽已由龙山时代末期万邦林立的状况进至统一的王权，在愈益广大的地域内建立起了统治，但其统治还比较粗疏，其疆域内外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尚未整合进统一王国政治体系的族邦势力。另外，位处边缘的统治区域也常会根据王国兴衰的实际情势而发生变化。鉴于这种情况，三代国家形成了一种“中心邦—服属邦”的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王朝时期，夏邦、商邦、周邦先后成为中心邦，其他地方上的族邦则是服属于中心邦的次级邦，与中心邦一起形成广土众民的王国。如此在“禹迹”空间形成的基础之上，三代王国中心邦对其他次级族邦的服属与整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正是通过对次级族邦的整合，三代王国的疆域得以不断拓展，疆域内部的空隙地带也持续得到填实，王国的疆域形态更加向密实化发展。

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通常借助于礼制的推广。礼虽有多层次属性，但从功用的角度来说，其在制度层面的属性发展得最为充分，也最为后人所重视。三代国家时期，在政治治理方面尚未完全建立官僚制度，并不存在像后世那样比较明确、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而是更多地依据长期形成的禁忌或传统。当时政治统治与社会运转所依据的礼，实质就是经过规范或改造的传统习俗，诸如与政治有关的分封、册命、朝觐、军事征伐等，都有复杂的礼仪环节要遵循。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心邦与次级邦之间的日常交往依礼制而行，其上下关系也是依礼制进行协调与巩固。

其三，三代王国对边域族群的整合。夏、商、西周三代虽崛起于不同地区，但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基本上全属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核心区持续发展的同时，在中原周边的边域地带，王权的威灵鞭长莫及，逐渐形成了以“夷”“戎”等为称的边域族群。三代国家建立之后，往往即向四方边域拓展，《诗经·大雅·棫朴》中讲：“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说到周王勤勉以治理四方疆域，并非纯是套语，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事实。由商至西周，中心王朝对边域族群的治理与整合渐有制度化的趋势。例如，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侯”，在西周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设置。西周王朝在形势复杂的边域地区广泛分封侯、伯等贵族势力，以控制当地的土著族群，周王朝分封所及之地即受周的治理并成为周的疆域。

三代国家对边域族群的整合，其过程历时久远，具体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关键的一段。综观三代时期的历史，早期王国虽然偶有向西、向北拓展的行动，但主要的拓展方向仍是向东至大海、向南至长江流域，乃至长江以南部分区域。三代王国对边域族群的整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又一阶段。经由对边域族群的吸收与整合，三代政权的统治由黄河中下游核心区逐渐向东方、南方、北方等拓展，将江汉、淮水流域、山东半岛东部等地区纳入了王国的疆域范围。

区域间的整合与族群间的融合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线索。疆域由小渐大，族群由微而巨，这一发展趋势与特点在华夏文明史的开端阶段已尽显无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区域与族群之间互联互通，经由河流、道路乃至无形的文化传递逐渐抟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文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