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忆挺进东北（41）-转进千里进军东北

1945 年 8 月底，我们冒着暑气逼人的天气，从豫北出发，急行军到林县时，听到林彪等人从延安来，经林县向濮阳往山东去的消息。

七大期间，林彪曾对我说，他准备到山东去，并希望我同他一起去。当时我也想到前线去， 便答应跟他到山东工作，后因中央令我南下，故没去成。现已不南下，且来到山东边境，倒不如就此到山东去。我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中央电复说：随队北上或去山东，由你自定。这样，我便带秘书徐宗华和警卫员罗克康、李杰同志，乘 4 匹马向东追去。

沿途是新解放区，到处涌现参军支前热潮。我们走了几天，赶到濮阳县，见到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他说，林彪已奉命转向北往冀察热辽去了。我们遂向北追去。每天以 40 至 50 公里的速度追赶，因林彪的行动保密，故我们追赶了几天都不见他踪影。

到了冀南，遇见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他们见后惊讶地 问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邓小平同志曾电报中央，要你到冀鲁豫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也同意了，你还不知道？”我回答说：“不知道。”并对自己近况作简单说明。他们说：“你现在返回已不可能了，也不必要了， 还是去东北与蒋介石抢天下吧！你若同意，由我们报告中央。”这样，我按照薄一波和宋任穷同志的意见，策马北上。

一路上，马不停蹄，昼行夜宿。 好在这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对八路军热情接待，每天供给谷草喂马，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行军上的困难。我们虽然疲劳不堪，但精神一直很振奋。本拟沿北宁线出山海关，因美国海军帮国民党运部队抢占山海关，我们遂改道从天津附近往承德。在离天津约 50 公里处，要通过马路过运河，我们跟着地方武装掩护的干部队伍走，有男女老少，有步行或坐大车的，都是赶赴东北前方的。我们 4 人带有驳壳枪，故走在后面殿后。

通过马路时，遇到美国军队的炮兵队，为防万一，走在前面的赤卫队即先占领马路上的小炮楼，幸而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我们安全通过马路后，便乘坐木筏，渡过了运河。

途经热河无人区时，真是满目疮痍，赤地千里！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村镇的房子被烧光了，田野杂草丛生，有些者百姓刚刚回来，搭棚重建家园，有的赤身裸体，有的用禾草遮身， 10 多岁的姑娘也不例外。

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到了承德，这是河北东部较大城市，也是我们 10 多年未见过的大城市。它是京承、 锦承、承隆 3 条铁路的枢纽，周围群山环抱，是一座具有北国风光和名胜古迹的山城，当时，该城新解放，由苏军占领，我们便开始组织人民政权。许多从延安来的同志，都汇聚于此，再待机去东北。

我们已经走了整整两个月，在此稍作休息，把马交给地方政府，另乘火车去沈阳。热河省委负责人胡锡奎同志给予我们热情接待和帮助，并送给我两瓶烧酒。这在当时是较贵重的东西，我没舍得喝，留下来准备办事用。

听人说，若拿着酒到火车站与苏军打交道，便有上火车的希望。于是，我拿着这两瓶烧酒，并带一位俄语翻译到车站，我对一名苏军士兵说：“我想乘火车去沈阳，请求帮助。”他问我是什么职位，我说是师政委。他听后对我很尊敬，表示愿意帮忙，并说，他想得到一些外伤用的药品，问我可否帮弄到。正好我从延安来时带了几瓶云南白药，便拿出一瓶给他说：“这是外伤特效药，送你一瓶。”他接药后非 常高兴，我又把带去的两瓶烧酒送给他，他立即带我去找司令部。

其实，这是一个班部。经他与“司令”（班长）商量，同意让我上车。他们则拿着我送的烧酒，开怀畅饮。快开车时，原红 5 军团 13 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来送我。他刚从苏联学习回来，听说我经承德到沈阳，赶来看我，并送给一些伪币，作为路途之用。

到了锦州，见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兼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虽然我们过去不相识，但他很热情，设法帮助我搭上去沈阳的日本难民坐的火车。车上很拥挤，没有座位，我只好站在两节 车厢之间，摇摇晃晃，虽很疲劳，但总算比别人快些到了东北。

沈阳是东北一座古老的大城市。因当时它是苏联红军占领，八路军的招牌拿不出来，戴的仍是伪警察的帽子，甚是难堪。我即找到先期到达这里的彭真同志，他与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等同志到达沈阳后组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为书记。他即分配我担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

过了 10 天左右，罗荣桓同志率山东抗日部队冒险过海来到沈阳，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我们相见，分外高兴，他介绍我到安东去，说那里是山东过来的抗日部队，新成立南满军区，要我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样，我第二天即持介绍信从沈阳动身，乘火车经本溪湖到安东去赴任，开始我在东北新的战斗生活。

安东 （丹东），是辽宁东南边的一座中等城市，人口约有二、三万，市面很繁华。隔鸭绿江与朝鲜为邻，江上架有铁桥，可以互相往来。背靠镇江山，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当时刚 10 月底，但已大雪纷飞，到处呈现出一片银色的世界。

苏军已撤出安东，驻守在江对面的朝鲜。南满军区刚成立不久，肖华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及省委书记；江华同志担任军区第二政委兼省委副书记；吴瑞林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我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省委委员；沙克同志担任军区参谋长。

军区管辖的范围从沈阳以南、大连以北（该 半岛仍为苏军占领）至抚顺以东的长白山一带。部队基本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八路军 115 师的 6 万多人，他们经过 8 年抗战锻炼，有战斗力；有一小部分是东北解放后才参军的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后参军的伪满士兵，加上后来冀热辽军区第 16 军分区合编过来的部队，共有 15 万多人。编成两个纵队（即第 3、第 4 纵队）、3 个军分区和 1 个独立师。

从“九·一八” 事变起，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了 14 年之久，奴化教育使许多人麻木起来。经济上遭受的盘剥到了顶点，群众家里除了铁锅、菜刀外，别无其它铁器。食物供应很紧张，吃的是配给的有限量的高粱米、玉米，或白面中掺入玉米粉，叫协和面，很少人能吃到这种面。

日本投降后，留下烂摊子，民生凋敝，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苏军出兵东北时，把日本人在东北建造的许多工厂的重要机器拆除，作为“胜利品”搬运到苏联。故我们初到东北时，许多工厂关闭，有的设备不足，有的缺乏技术人员或原料，电厂发电很不正常，火车经常要烧木柴，运输非常紧张。

政治环境更为复杂。日军投降前，将日、伪、满的反动势力集中在南满。因那里是火车“盲肠”，隔江是朝鲜，再不能往前走了。日军投降后，留下了日、伪、满的散兵、警察、宪兵、特务、汉奸、土匪以及地方反动势力，他们互相勾结，伺机反扑。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机构也活跃起来，造谣惑众，散布“八路军长不了”，煽动群众要“服从中央政府，拥护中央军，迎接蒋介石军队占领东北”。他们甚至暗杀我军政人员，在安东市，就曾发生我们干部被杀害事件。

从 1945 年 11 月开始，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援下，国民党从秦皇岛登陆两个军，先后攻占了山海关和锦州。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扬言说：不出半年，全部占领东北。

面对东北严重局面，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 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并尽快恢复交通和工厂的生产，以便站稳脚跟，整顿和发展武装力量，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我到南满军区后，首先建立了政治部，由李毅担任秘书长，王淮湘任组织科长，刘汉同志任宣传科长。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收容日本投降的官员和难民，把他们送回瀛洲三岛去；吸收伪军参加部队，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其要求解甲归田的，则给予适当安置；热情接待从关内渡海经安东到北满的大批干部，给予种种物资补充等。至于接收日军武器，因主要的武器已被苏军搬过江去了，剩下的武器很有限。

开始， 我们工作量很大，干部少，对城市工作又缺乏经验，但在省委和军区的领导下，边干边学，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我们与驻在对岸新义州的苏军，一直保持着较友好的关系。我们对苏军当作“老大哥”一样尊敬，经常邀请苏军军官偕夫人来欢宴。他们也请我们过去庆贺新年，双方关系很融洽。尤其是那些下级军官，对中国革命很同情，知道我们需要武器和弹药，设法将其接收日军的一些枪炮弹药给我们，故我们军区的军械比较充足，还由海上运送一部分到关内各革命根据地。

1945 年 12 月，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向沈阳方向进攻，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从沈阳撤到本溪。不久，我们南满军区也从安东移到本溪。这时，东北局对南满军区领导成员进行了个别调整。调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为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任军区政委。同时，把冀东第 16 军分区曾克林、唐凯部编入南满军区，曾克林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唐凯同志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副主任。

1946 年 2 月 16 日，程世才和肖华同志率军区主力第 3、 4 纵队攻打沙岭村，该村驻有敌 21 师一个营，经过几天战斗，因其工事坚固， 未能奏效，即撤离。在此同时，我和曾克林同志率一个多师兵力，向辽中方向进击，目的是打敌人增援沙岭的部队，曾与敌 22 师一个团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个营，俘敌百余人。后我又与曾克林、谢甫生同志率部到北边柳林一带作战。

有一次，战斗很激烈，敌人凭其美式装备，拼命死守其据点，我们围攻了三天三夜，我没有合过眼，只靠煮人参水提神，战斗结束后，我竟睡了一天一夜。

1946 年 1 月底，春节临近。杨枫带着 6 岁的孩子小琴（安来） 突然来到了本溪，延安一别，已半年多了，想不到会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相见， 政治部的同志也为我们的久别团聚而高兴！

原来，杨枫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看到中央党校有大批大批的学员要求分配出去工作，她从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那里，打听到我在东北的消息，便找党校党总支书记黄火青同志，要求分配她去东北工作。黄火青同志当时代表中央组织部给党校学员办理分配工作手续，他答应了杨枫同志的要求。

因杨枫是个别调动，不是成批分配，所以没有编队。后勤部长叶季壮和徐林同志给她买了一头大骡子，我的老饲养员老李同志因长征时耳朵被大炮震聋，没有参加南下支队，他听到杨枫要到东北去，坚决要求同她一起去，帮助饲养骡子。

另外，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邓飞同志还派炊事员老杨同志在路上帮助照顾小孩。他们一行 4 人，于 1945 年 9 月 18 日从延安出发，经过绥德到黄河边上，乘坐木船渡过黄河，到了兴县，晋西北军区副参谋长陈漫远见到杨枫母子只有一头骡子， 便又给了一头小毛驴，并安排她与陈奇涵同志一家同路而行，以便互相照顾。

从兴县到张家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较平坦的大道，另一条是山路。为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走山路。一路上真是山连山，峰连峰，加上天气不好，狂风暴雨，路又滑，有时牲口跌了个四脚朝天，杨枫和小琴都曾被摔过。有的同志不幸掉到了山沟里。山下还有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在路上截击。他们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于 11 月 7 日到达张家口。途中因岔路较多，饲养员老李同志在一个十字路口走失了。

到了张家口后，他们满以为可以坐火车了， 故把牲口交给了组织。谁知前边不通火车，杨枫又重新分到一匹马，仍和陈奇涵同志一家继续行军。

到了承德时，天气冷了，陈奇涵同志劝杨枫母子留下过冬后再走。但她急于去沈阳，便坐上运货的大闷罐子车赶往阜新。因货车的人很拥挤，下车时找不到帮助照顾小孩的老杨同志，杨枫只好自己背上孩子，拎着包袱行军。

原打算从阜新坐火车到沈阳，因黑山有敌情，故坐了一段火车便改坐马车，于 1946 年元旦到达彰武。马路上积雪没到膝盖以上， 人一出门，呵气使头发冻成白霜，眼眉和睫毛也变得雪白。杨枫见孩子冻得可怜，打算到招待所住一段时间再走，但敌情变化，只好继续坐马车往前走。 她已打听到我离开沈阳到南满，现住在本溪湖的消息，便从彰武经铁岭到抚顺，想在那里停一停，因那里的同志也正准备转移，只好再往南转。

由于天寒地冻，马车的车轮上无论放多少油都不起润滑作用，反而把车轮和车轴冻在一起。马车像爬犁一样滑行，下坡很危险，只要轮下有一点东西，大车就整个翻过去。有一次，杨枫和小琴被摔出去好几米远，被大车扣在下面，孩子没有一点声音，她以为被压死了，幸好没有伤到要害处，也许是孩子冻僵了，哭不出声来。

他们从延安带出来的被子、褥子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路上送了一部分给那些赤贫如洗的老乡，每人身上只存下一套衣服，另剩下一 床延安土产的老羊毛毯子。他们坐在马车上，浑身都被冻得像木头一样，下车时，两只脚是否挨着地自己都不知道，摔痛了也没什么感觉。他们终于战胜了严寒和困难，来到了本溪湖。

经组织决定，杨枫安排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办的《战士报》编辑部工作。春节后不久，为执行 1946 年 1 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的停战协定，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组成的 3 人和平调处小组，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带他们到沈阳谈判。调处小组的美方代表提出，南满军区应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于是，肖华同志决定由我以军区参谋长的身份参加谈判，并带副参谋长谢甫生、英文翻译王萍同志前往。

到了抚顺，调处小组把情况报告沈阳军调处，那里的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南满军区派代表参加，要我回去，否则，不保障安全。我便对美军代表说：“是你们要我们来参加的，应保证我们的安全。”在沈阳，我们住在军调部中国东 北分部处，组长是饶漱石，副组长是李立三。国民党方面仍坚持要我们回去。

我们仍揪住美方代表，让他设法送我们回去。那时，敌机活动频繁，有向本 溪湖进攻的态势。这样，我们不好直接回本溪湖。幸巧，我军解放长春时， 扣留了两名美国记者，经交涉，美方派飞机会接，并让我坐他们的飞机去长春。我坐在飞机上经四平上空时，往下看，硝烟弥漫，敌我双方正在激战。

到了长春，彭真同志说，我军已撤出四平，日内，长春也要撤退。这样，我带一位警卫员，立即离开长春，乘火车往吉林，拟经吉林到梅河口。因火车无煤，我们改乘压道车，由杨至诚同志派一个班护送到通化，又乘火车去宽甸。火车烧的是木柴，烧一阵，走一段，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凤凰城。

南满军区机关已放弃本溪湖迁移到该城。回到军区当天，得知南线我军攻打海城时，云南部队以潘朔端为师长的 184 师师部及两个团起义，军区决定派我去迎接他们，于是，我第二天一早，便经安东、岫岩到大石桥。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次起义。我向他们宣传当前形势和我党的主张，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其内战前途是：我军必定胜利，国民党军一定失败。我把他们接到安东附近，进行整训。不久，军区机关又迁回安东。因敌情紧张，敌人己从本溪湖南下进逼，我们 随时都做好转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