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攻下吉安城之后，毛主席叫来时任赣西南政府主席的曾山，命他着手为红军开展筹款工作。

毛主席叮嘱说：“曾山同志，千元以下的商人就不要动他们了，二千之上的可以适当筹款。”显然，从这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其实并没对曾山这次筹款抱有多大希望。毕竟吉安虽是重镇，但是，刚经历过战乱，在此躲藏的地主商人还能剩下多少呢？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曾山在短短几天内就把地主豪绅窝藏在吉安城的家当全翻了出来，足足筹集了六万多块银元和二十多斤黄金！

毛主席乐得直拍大腿：“看来我们这趟收获还真不小！这样吧，你们地方也留一些，就当是奖励我们有大功的曾主席。”

“不用了，这些钱全送到部队上做军饷！”曾山爽快地说。

不得不说，这一大笔钱对红军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毛主席为此大加赞赏道：“曾山同志真是一位能干的苏维埃主席。”

一、 江西革命斗争的功臣

曾山，1899年出生于江西吉安的曾家村。

国民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山返回吉安，发动赣西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凭借“四九暴动”，他一举成为赣西的传奇人物，从而跻身成为中共赣西特委成员。

1929年春，毛主席等人率领红四军转战至赣西南，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武装会合。

赣西特委领导人李文林在汇报情况时，将特委委员曾山推荐给了毛主席，称赞他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

就这样，“曾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在毛主席心中留下了印象。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率领红军同赣西特委召开会议，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毛主席却与当地地方领导干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这场“二七会议”上，曾山提出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新颖主张。曾山的这一主张恰好符合毛主席的心意，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会上，曾山协助毛主席制定和通过了《二七土地法》，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会后，曾山当选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10月4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一军团主力一举攻下吉安城，并于三天后成为了全国首个省级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打下吉安让队伍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大行其道，众多干部不顾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的“围剿”，反而纷纷要求按照上海的党中央指示，继续去攻打南昌和九江这些大城市。

25日，毛主席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主张率军退至中央苏区腹地，采取“诱敌深人”的反“围剿”方针。对此，红军总前委和江西地方党委中有不少干部却指责毛主席是投降主义，公然违抗中央的路线方针。

就在这时，曾山站出来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反对听从中央的错误指示。

作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这一身份无疑有着相当的话语权，从而使毛主席成功确立了在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委中的集中领导，为日后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苏区后续的反“围剿”斗争中，曾山一方面积极为红军筹集钱粮，努力做好队伍的后勤工作，另一方面坚定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同党和苏区内部各种反对毛主席的派别作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曾山率领地方部队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打游击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1935年4月，曾山的游击部队被敌人打散后，他本人遂化装秘密逃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此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7年11月才回到延安。

抗战时期，曾山协助叶挺等人参与了新四军部队的组建及机关日常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分管地方解放区的财政工作，保障了解放军大兵团作战所需的各种物资的充足供应。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被任命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人民治理淮河严重的水灾。

1960年11月，曾山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他在任上极大地改善了军民生活，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由于曾山在指导防灾救灾工作上表现出色，因此，他也被人誉为毛主席的“救灾部长”。

特殊期间，内务部遭受“造反派”严重冲击，曾山这个部长也难逃一劫。他被迫“靠边站”，赋闲在家。虽然深受迫害，然而，曾山的心胸却很宽阔，根本不在乎自己所受的“委屈”，依旧相信党和毛主席。

曾山在家时常翻阅马列相关的选集，他认为是自己水平有限才无法理解毛主席的思想路线。

只是，每当看着老干部们一个个被打倒后，他原本平静的心情就会再度变得波涛汹涌，他迫切地等到春天的来临……

二、意想不到的公安部部长人选

1972年，自罗瑞卿卸任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于北京去世。

这位开国上将上任之后，积极拥护毛主席的提出的各种方向和路线。

谢富治本人冷酷无情，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再加上，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很快就成为了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干将。

特殊期间，他又纠结林彪和江青集团制造了大批错案，迫害了大量老同志。

随着林、江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日益尖锐，谢富治准确地把握了毛主席的心思，毅然选择投身于江青阵营，与林彪集团展开斗争。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谢富治依然坚持部署毛主席的指示，向林彪等人发起最后一击。

如今，深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的谢富治走了，那么，未来的公安部长的一职又该由谁接替呢？

在周总理看来，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震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自谢富治于一年多前确认胃癌之后，公安部的各项工作就逐渐交由李震负责。

李震执掌公安部，他信得过。

但是，周总理深知公安部部长这个位置在毛主席心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并不敢贸然提出自己的意向人选，而是等待主席发声。

毛主席则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曾山怎么样？”

周总理听后心中一惊，满脸不可思议。他知道主席这般看似商量的口吻实则就是在告诉他曾山是合适的人选。在此之前，他依稀记得当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也是用这样的口吻说道：“富治同志如何？”

曾山确实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可是，他偏偏是不久前含冤而死的陈毅的亲信，身份相当敏感。

两人在江西的反“围剿”斗争中配合默契，是一对好搭档。

抗战时期，曾山与同在新四军的陈毅共事过一段时间。

上海解放后，曾山又作为陈毅的副手联手化解投机资本所发起的物价上涨风波，使上海的日常生活渐趋平稳。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又与陈毅先后进入中央任职，两人的交往自然更加密切。

更难得的是，陈毅后来在特殊时期中深受冲击之际，曾山不惧迫害也要坚持站在老友这一边，为其抱不平。

如今，在陈毅的问题还未彻底定下结论的情况下就启用曾山，这样是否合适？周总理心中不由得打了个问号。

而毛主席这边自然也是有着自己的考虑。陈毅的死，使他意识到目前急需安抚一下在“特殊时期”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并使其中一批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

在他看来，曾山既是陈毅的亲信好友，又是当年在苏区时期的坚定“毛派”，恰好可以作为第一批重新启用的老干部中的表率。

三、出师未捷身先死

周总理觉得不出意外，未来的公安部长的宝座就要落在曾山身上。但是，他也不敢直接将毛主席的打算直接告诉曾山，于是，就让报纸时不时登出曾山的名字，意在向曾山释放信号。

曾山也是聪明人，他看到这些细节，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上面打算要重新启用自己。不过，他根本想不到，自己将要得到的不只是复职那么简单，而是毛主席的重用！

1972年4月6日，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周总理意识到这就是个好机会，于是，要曾山准备在陈正人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按照常理，为部长一级致悼词的人至少也要比逝者高出半级。然而，周总理却偏偏要一个甚至没有现职的前内政部部长致悼词，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周总理这样做有三个原因。

其一，曾山和陈正人当年在赣西南闹革命时就是老战友了，彼此间关系很好，由他出面较为合适。

其二，是向外界说明曾山即将复出了，而且不是普通的复出，是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其三，是向毛主席表态，自己是支持曾山出任公安部长一职的。

这一消息传到曾山耳中后，他对周总理“反常”的安排很不理解，急忙向周总理追问缘由。

直到这时，周总理才将毛主席的心意告诉了他。

曾山得知后激动不已，久久不能说话。他不只为自己高兴，也为自己逝去的老友陈毅高兴。毛主席敢重用自己，某种意义上岂不是对外昭告为陈毅平反了？

1972年4月15日， 曾山在陈正人的追悼会上发言致辞。

仪式结束后，周总理联想到陈正人的死因不由得对他关照道：“曾山同志，这段时间要多保重身体，别忘了你随时有可能出来工作，身体千万不能出问题。”

曾山向周总理拍着胸脯保证道：“您就放心吧，我身子骨还硬朗着呢，就等这一天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曾山回去后第二天就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了。

周总理当天身在外地，他正要打电话想与曾山讨论后续事宜时，却被人告知说对方已经不在人世。

周总理深受刺激，他不敢相信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过了一天就没了呢？

陈正人和曾山两人皆是由心脏病突发致死，周总理为此开始了“亡羊补牢”的工作。他紧急下达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一律进行体检，有病立即治病，以免再出现这种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被下放到地方上改造的老干部也趁着这次看病的机会得以再次回到北京。

对于即将要被启用的对象，毛主席也一度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在得知消息后惊讶得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在曾山的追悼会上，他特意为其送了花圈。

主席心中的最佳人选就这么与公安部部长一职失之交臂了，只能说是世事无常和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