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柏露会议上毛泽东真的不同意出击赣南吗？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召开的柏露会议（旧称柏路会议，因为会议召开地过去叫柏路村，今天更名为柏露村），已经离我们过去整整93年了。这场会议可能今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但它却是红军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

正是在这场三天的会议上（1929年1月4日到7日），红四军面对湘赣两省大军的第三次会剿，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最后形成决议，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即作出了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便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根据地。以至于才有后来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奇伟历程。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盖棺定论的会议，今天有的人在翻读这段峥嵘血色历史时，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他们一叶障目般派生出了许多奇谈怪论。如有的人认为在这场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出击赣南，认为只有固守井冈山才能挽救红军；而朱德却竭力主张进兵赣南，反对困守井冈山。有的人的观点又恰好与上面的观点相反，认为朱德主张留守，毛泽东力主出击，以图“围魏救赵”之势。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从领袖人物性格进行臆断，认为当年柏露之争，无外乎就是个人的性格之争。如，有一篇署名为某某将军的文章《不息的军号》就是这样说的：

“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朱德认为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

接着作者还将他们的争论引申为两人的性格差异，他似乎明确地下着自我臆断般的结论：因为毛泽东“他的‘霸道’也为他晚年的失误埋下了伏笔”。作者居然这时用“霸道”来权衡毛泽东与朱德两人当时的对错。

与《不息的军号》的作者观点同出一辙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军中教授，因为《不息的军号》的作者引证的文献就出自这位教授《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说真的，我还真看过教授在媒体上、演讲会上所阐述过与他这篇文章相同的观点：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教授的《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很长，足有11000多字，文章用心良苦，旁征博引，似乎言之凿凿，让人深信。但我一遍又一遍看过之后，加之对这段历史早有研究与梳理，却让人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为什么这两位我所推崇的将军，红心不二的专家，在这段历史上的推断与真实的历史有如此大的偏差呢？

诚如《不息的军号》的作者所说，毛泽东的“霸道”一以贯之，直到晚年。那为什么他坚决认为要固守井冈山，结果确是向赣南发展呢？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不合情理啊。要知道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级别，无论是军中还是党内的地位都比朱德高啊。如果一个人真正霸道，就不会出兵赣南，创建中央苏区啊。

创建中央苏区，是弥天之功。这个功不能被我们后人任意抹杀，该谁的功劳就是谁的，不多占、不独占，也绝不允许人随意歪曲与抹杀。朱德的功勋无容置疑，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居功至伟。可以说，在开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缔造中央苏区这两项开天辟地的大工程上，朱德是毛泽东最紧密的战友，曾一度并驾齐驱，如两人皆是井冈山两支主力的直接缔造者。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在两人的协力合作之下，屡打屡胜，才极大地发展了根据地。如他们曾一起打破了赣军的三次进剿，湘赣两军的二次会剿。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那可是面积多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势力范围包括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今为炎陵县）等六个县级红色政权。还曾拓展到安福县、吉安县各一小部。

但随着斗争的深入与反复，新的一个时期即土地革命斗争的真正到来，作为纯军事主义的朱德，与军政素质全面化的毛泽东之间的差距便愈来愈明显起来。这些差距集中表现在：对建军的原则的认识（如朱德强调哥们义气，毛泽东着手建军机制）、对党组织的觉悟（毛泽东认为党指挥枪，朱德认为这是家长制），当然两人还有大不一样的大格局、大战略的眼界等方面。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军、政方面的表现是出类拔萃的，他不仅会打仗，订制度，定战略，更会关注政治，知道土地革命最为重要。如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这可是制度建军的又一次大事件。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另外，毛泽东特别着重党组织的建设。如他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1928年1月，部队一占领遂川，他就着手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

正是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注：此时是六项注意，而且内容与今天的版本又所不同，后来经过修改，增补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开始了他对中国革命与军事斗争的原创性动作，即撰写原创性文章。如他在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集中阐述了他的军事与政治思想。

而这一时期，朱德的表现呢，虽然亦是可圈可点，但正是因为其个人性格的关系，他在治军的原则上，渗入了一些袍哥思想、哥们义气。如在了解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人都知道，井冈山的“八月失败”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当初，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极力反对湖南省委的指令出兵湘南，或者说严明军法，力阻红四军28团、29团下山，断不会发生后来的“八月失败”，或者说不会使得28团、29团损失这么严重。

要知道，当时更为惊险的现状是，朱德率28团、29团下山后，毛泽东又不得不率部去接应朱德所部，故而导致了井冈山极度空虚，只剩下31团两个连的主力，如不是扼守井冈山的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来个了黄洋界大捷，那井冈山就危在旦夕了。

正是因为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表现，我就更加肯定了毛泽东此时的眼光与境界，此时绝不在朱德之下。正因如此，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像本文前面所引述的两位将军、教授所描述的那样，在是否对“井冈山留与守”的问题是，毛泽东只会生硬地坚持固守，而朱德就显得游刃有余主张放弃。

虽然，毛泽东要选择固守的理由比任何人充分，因为这里可是毛泽东的再造之地啊。没有井冈山这块风水宝地，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没有毛泽东敢为天下先，做好当“山大王”的气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谁也不知道。

但毛泽东是以一地而逆天下时势的人吗？显然不是。他的胸怀与谋略早已从他的可以从他的《心之力》中洞悉分毫，也可以从他的《沁园春·长沙》中窥之一二。再到他在1925年前后，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当这两种倾向都深感自己不足而找不到同盟军的时候，只有他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所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大地惊雷：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并认定贫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

所以，我们想一想，一个有如此斗争经验、思想瑰丽的群众领袖，会思想狭隘到只能容自己一地的井冈山吗？断然不是。这显然是我们后人对他的歪曲。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根据其他学者、及自己翻阅一些相关资料、书籍的基础上，我又找到了一些观点与依据，在此佐证我的观点，朱德与毛泽东绝不是简单意义上选择放弃与固守。如果我们后人真的如此简单看待这两位伟人，那就真是污蔑了他们的伟大。不仅亵渎了毛泽东，也歪曲了朱德。

一、我从毛泽东的游击战法上找到了共鸣。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深谙军事辩证法，我们从他的游击战法“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完全可以得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历史争论，有人偏要认为毛泽东的游击“16字诀”不是毛泽东创造的，认为是朱德发明的。

其实，历史真实是，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创造了这一战法。但它首先因为毛泽东而发明。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的“十二字诀”。这里有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建国后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的回忆，及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的回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查。

只是后来朱德率部上山后，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将毛泽东的“十二字诀”发展成了“十六字诀”。那“十六字诀”的核心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毛泽东这位游击战法的发明人难道看不到敌人重兵强境，不知道围魏救赵的道理，不知道以实避虚的道理？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阐述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更成熟的军事思想，如“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反对堡垒主义、机械军事思想等，更不用讲他在抗战时提出的《论持久战》军事巨制等。

二，朱德难道是如此铁石心肠，对收留了他的井冈山，是毫不犹豫地的放弃？这显然是对朱德的误读。

上面我在分析中已经提及了朱德的性格，是一个宽厚的长者，初期治军还是旧军人的那一套，有着袍哥般的义气，当他的属下出现问题，他往往首先从情感出发，而不是制度。如今，井冈山这块他一手参与创建出来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当地的老百姓当时因为他的上山，间接造成了一次“三月失败”，导致了大量的群众伤亡与财产损失。

后来，“八月失败”又因为他的部队执意下山，连毛泽东挽留也无望，又一次造成了井冈山差点的倾覆之灾，难道心怀仁厚的朱德心中就没有对井冈山人民的一点愧疚？如今，就是强敌一来，就马上力主“放弃井冈山”，把根据地和群众白白丢给国军蹂躏，这符合朱德的铮铮铁骨般的个性吗？我们知道朱德在南昌起义后三河坝的表现吗？知道他苦心独运保留下来南昌起义的这支队伍吗？

很显然，两位将军教授的文章，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朱德的分析与评价，从简单的留守与放弃的来论都是不成立的。那什么才是柏露会议历史的真相呢？

在这里，我看到了郭松民老师的文章，根据他所查阅的《毛泽东年谱》，作者我也顺着查了一下，看到了关于“柏露会议“在《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

“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毛泽东年谱》第261页）

另外，郭松民老师又又查阅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在这里，不得不敬佩郭老师的认真，他不仅关注了这本书，还关注了这这本书的作者，即余伯流和陈钢，均为终身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资深专家，写有大量的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与文章，内容详实可靠。两位作者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这本书，参考了井冈山、中央苏区的一些显赫的亲历者的文章与资料，如滕代远、何长工、陈伯钧、陈正人等。

关于“柏露会议”，在他们所著的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在讨论如何迎击敌人的“会剿”时，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意见有：有的主张凭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粤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有的主张到赣南去。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他冷静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来势汹汹，表现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寒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计划，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危。

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

除了这些，郭松民还参考了井冈山学院刘受初教授撰写的《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中，对毛委员为什么主张“一部守山，一部下山”做了如下考证：

“会上，毛泽东同志说到：“‘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还在眼前，红军游击战不能没有后方基地，所以这块红色土地不能丢。至于“一部下山”目的何在？过去普遍都认为是为了“围魏救赵”。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中还说：“如果全部留下来死守，万一五大哨口被敌人攻破，就会没有退路”， 而且“时令已是严冬，我们的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没有解决，部队没有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保障”，“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井冈山上，吃穿都是大问题”。“

当然，郭松民老师还佐证了一些资料，在这就不一一列出。总之，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根本不存在两位将军教授所说的，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固守，朱德选择放弃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郭老师没有列入的观点，也许从这个观点看，更能说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到底是留还是守，或者兼而有之。

那就是毛泽东对当时红军骁将伍中豪的一句评价。

原来，在柏露会议上，大家统一思想站成“围魏救赵”，突围向外发展，以牵制敌人的策略后，但随即而来，红军向外发展那究竟向何处发展呢？这再一次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

会上，林彪认为出击赣东，认为赣东的敌军实力虽然较强，但是红军已经在该地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民间土豪劣绅的势力比较弱，更加适合红四军发展；而伍中豪则力主向赣南发展，认为赣南地域广阔，高山多，物产丰富，易筹给养，有回旋余地，而且那里的敌人力量薄弱，有地方革命武装，群众觉悟高，向赣南突围才是上策。

伍中豪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采纳。后来的形势发展果如伍中豪预料，突围后的红四军，在度过了1929年那个艰危的春节后，迅速打开了局面，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正因如此，1930年春，毛泽东在赣州楼梯岭会议说：“红4军能有今天的发展，伍中豪应该记第一功。他是力主来赣南的。”

试想，如果在柏露会议上，毛泽东不赞成向外跳出敌人包围圈的作战策略，那他还会在1930年的楼梯岭会议上乐意说出这样的话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伍中豪是毛泽东、朱德最看好的红军接班人，而伍中豪又珍视毛泽东为自己的师长，可谓他的思想极受毛泽东影响。所以，伍中豪的这番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

如果我们按照前面两位将军教授的文章自己臆断，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所以，综上论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辩证般的结论：

一、柏露会议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毛泽东主张“固守”，朱德主张“放弃”这种简单化的臆想猜测。或许，毛泽东有主张固守的思想，朱德也有放弃的主张，但他们的思想争论、交锋之后，都有取各自之长，达到思想交融。不然，何以统一思想，制订后续策略。后人从自己的眼界与认知出发看时代伟人，显然有我们的根本不足。

二、柏露会议的历史的真相就是：我本文开篇所说的，会议完全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一部分兵力留守井冈山，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从外线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

柏露会议这样的结果，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所能够采取的最有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结论的后续努力，不仅挽救了红四军，更是发展了红四军，具有里程碑意义，堪比八七会议、遵义会议。为开辟了中央大苏区，为全国各地苏区的创建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与借荐意义，为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的到来立下了首功。

正如后人所称赞的那样：毛主席上山伟大，下山也伟大。可谓更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后世人民的心声。而这心声，历久弥坚，穿透时空。

参考资料：

1、《毛泽东传》；

2、《毛泽东军事思想》；

3、《毛泽东年谱》；

4、《朱德传》

5、《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史料；

6、陈正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7、郭松民《党史辨析：关于“柏露会议”争论的几点考证》；

8、余伯流和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9、刘受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几个问题的考证》

10、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