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毛主席像会挂到什么时候？1980年时，邓小平就给出了答案

1980年8月21日，人民大会堂118号厅中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采访，说是采访，实际上更像是一场辩论，一向以“言辞犀利”著称的记者法拉奇正在接连不断地向邓小平发起提问。

而邓小平则是神态自若，对法拉奇的问题对答如流，丝毫没有因为她犀利的问题感到半分紧张。

就在这时，法拉奇的一个问题使得气氛瞬间凝固，只听她问道：“这次我到中国发现大街小巷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已经少了很多，只有天安门广场上还悬挂着一幅，这幅画像你们会悬挂多久呢？”

一旁的翻译听到这个问题也是心中一惊，但出于职责，他还是将这个问题翻译给了邓小平。

可没想到邓小平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微一笑，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敬佩不已的答案。

就连法拉奇也被邓小平高超的采访技巧所折服，深深地感叹邓小平确实是一位十分坦率真诚的领导人。

那么邓小平究竟回答了什么？毛主席的画像又会悬挂到什么时候呢？

1980年，邓小平一声令下，我国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迅猛的发展引来了不少国家的关注，这样的举措毫无疑问将新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邓小平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步确立，世界各国也开始将目光聚集在了这个做事果断的中国领导人身上，而这其中，也有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的身影。

作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的法拉奇，她从一开始就对邓小平充满了兴趣，她曾采访了不少国家的政要人物，卡扎菲、基辛格都曾败倒在她犀利的采访下，以致于基辛格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而法拉奇身为一名记者，也一直将追寻真相视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理想，并且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她唯一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以及我国社会环境的动荡，导致她一直没有机会对我国领导人进行一次正式的采访，之前的两次申请也全部被拒绝。

因此趁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关口，法拉奇第一时间联系上了父亲的好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请他出面帮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独家采访邓小平的机会。

对于这样一名享誉世界的记者的请求，邓小平自然是欣然接受，毕竟这样一个能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

因此经过多方筹备之后，这次别开生面的采访在8月21日正式开始了。

我国的记者在拍完照之后就退出了会场，只留下了邓小平、法拉奇、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一名翻译和一名记录员。

法拉奇动作娴熟地拿出来一支录音笔放在了桌子上，邓小平微微一笑，默许了这个做法。

身为记者的法拉奇率先向邓小平打了声招呼：“明天是您的生日，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微微一愣，为了国家的发展他整日埋头工作，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生日，没想到法拉奇这次到来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向法拉奇表示感谢之后，两人的谈话就正式开始了。

席间，法拉奇的采访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她毫不客气地问道：“西方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于这点您怎么看呢？”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没有表现出来任何的情绪，反而哈哈大笑两声，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无所谓，我对赫鲁晓夫也是了解的，这么跟你说吧，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就连法拉奇一时间也对邓小平的“直率”感到有些惊讶。

随着两人谈话逐渐深入，这场采访也逐渐被推向了高潮，法拉奇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邓小平一一巧妙地化解。

法拉奇越发被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法拉奇一时间还颇有些愤愤不平地问道：“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是一个副手呢？”

邓小平并没有过多的向法拉奇讲述自己过去的革命事迹，只是淡淡地说道：“现在的岗位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少事，中国人都是实事求是的。”

法拉奇微微一笑，没有再继续追问这个问题，通过简短的采访她已经基本知道了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虽然回答得比较简单，但是法拉奇相信，这就是邓小平内心最深处的答案。

指针很快就指向了十二点，邓小平向来将会见外宾的时间卡得很紧，这是唯一一次延长时间，同时也让所有人都感到分意外。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法拉奇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次到中国我发现和之前有很大不同，之前你们的街头上挂满了毛泽东的画像，但是这次我一路走来只看到了一幅，现在正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请问毛泽东的画像会挂到什么时候呢？”

邓小平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的缔造者，作为纪念这幅画像我们将会一直悬挂下去。”

邓小平的回答令法拉奇惊奇不已，这是她此前采访其他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坦率，也是此前所有国家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看着法拉奇有些惊愕的表情，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多言，毕竟身为一名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或许永远也无法明白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从长征之后，毛主席被确立在党内的领导核心位置之后，我党仿佛脱胎换骨一样获得了新生，在他的带领以及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今日的新中国。

31年前，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份节日的喜庆。

2月的天气还异常寒冷，呼气成冰，但是人们难掩心中的喜悦，纷纷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难忘的一天。

人们将毛主席的画像搬到街上，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典，毛主席的画像第一次被挂上了天安门广场。

与此同时，和毛主席的画像一起被挂上去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的画像，这是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悬挂这么多人的画像，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悬挂。

此后，一直到7月7日，为了纪念七七事变12周年，毛主席的画像才又一次被悬挂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这次悬挂的画像就没有上次那么多了，只并排挂了一幅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以此纪念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两次悬挂画像，展现出来的是同样的风采。

这两次悬挂画像的时间并不长久，只是在活动的时候悬挂了几天，第三次悬挂上画像是在开国大典的时候。

为了筹备开国大典，中央特意从成千上万的画师中选中了周令钊画师，让他在开国大典前重新绘制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

这幅就是当时风靡一时地“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画像，也是周令钊站在几米高的架子上，没日没夜绘制出来的画像。

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这幅画像就被悬挂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它见证了新中国的辉煌，也见证了无数民众因为这一天所带来的喜悦。

随着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响彻北京城。

这正是邓小平所说的对于民众们来说非比寻常的情感寄托。

但是这幅画像并没有悬挂太久，此后毛主席的画像还是经历了多次变迁。

为了挑选出合适的照片，周总理甚至特意请摄影师，在毛主席活动的时候，抓拍了一些毛主席放松时候的生活照，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不喜欢标准照，如果非要把我的照片挂到天安门广场上，最好从平时的照片中随便选一张出来。”

最终在毛主席的首肯下，才确定了最终的照片。

1950年劳动节的时候，辛莽等人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画一幅毛主席的免冠照，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右：辛莽

为了如期完成这项工作，辛莽和所有的画师加班加点，细细研究毛主席的画像，才呈现出了最后的效果。

虽然是不一样的画像，不一样的画师，可是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而言，有着同样的意义和情感。

此后主席的画像又经过了三次变迁，画师也从辛莽变成了张振仕，又变成了张振仕的徒弟王国栋。

时至今日，天安门广场上依旧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在到北京的时候依旧会起早，趁着天色未亮，赶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眼看一眼升国旗。

这是国人对毛主席等一众国家领导人独特的情感和纪念方式，也是法拉奇无法理解的地方，但是面对邓小平表现出来的坦率，法拉奇心中依旧对这位领导人感到深深的敬佩。

这次采访一共延迟了10分钟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可以说是极少会出现的情况，足见邓小平对这次采访的重视。

和邓小平谈话的时候并没有法拉奇想象中的拘谨，反而比采访其他的国家领导人还要更加轻松一些。

邓小平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儒雅随和的魅力也让法拉奇仰慕不已。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法拉奇还计划着有时间一定要对邓小平再进行一次采访，然而她这个想法还没有说出口，邓小平就率先提议道：“有时间我们再进行一次采访吧。”

法拉奇万万没想到邓小平竟然主动提出了接受采访的请求，一时间她高兴得有些情不自已，当即就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着说道：“好啊好啊。”

后来，在邓小平的安排下，两人又一次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有许多人对邓小平的行为表示不解，毕竟法拉奇在采访中表现的那么咄咄逼人，为何要再进行一次采访呢？

但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却一笑了之，只说了一句：“这位记者的问题还是有点东西在的。”

两次访谈一共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时间，且不论这是专属的独家采访，这个采访的时间也是此前邓小平接受采访时从未出现过的时长。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导人，而法拉奇虽然言辞犀利，但是追求真相的原则和坚持，却是多少个新闻工作者都做不到的东西。

有人说，中国有毛泽东是幸运的，有邓小平也是幸运的。

事实证明，这次访谈确实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的记者，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确实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

而邓小平的儒雅随和也给法拉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她将采访记录整理出来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关注，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远远不足的，而法拉奇则是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

1980年9月的时候，法拉奇还专门写信给邓小平向他表示了感谢，她在信中十分诚恳地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后来的法拉奇再到访中国的时候，还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毛主席的画像，这时她才明白了邓小平话中的含义，也明白了毛主席在中国民众心中独一无二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