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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24日,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期将尽,只有寥寥数朵抓住春天的尾巴不放,在枝头盛放。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缓缓走近,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禁红了眼眶。
只见阳光透过树荫洒进廊下,邓颖超独自坐在竹椅上,而她对面那把竹椅却空空如也。
一晃,周总理已经离开四月有余,失去了赏花人的院落,显得格外荒凉。
周秉德将眼泪抹净,强挤出笑容,故作轻快地走向伯母。
“七妈,我来看你啦!”
邓颖超露出微笑,请她坐下,将一个旧皮夹递了过去。
“这是你伯伯的,生前从不离身,你拿去做个纪念吧。”
周秉德打开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紧接着豆大的泪珠落在手里的旧皮夹上,渐渐晕开。
“这不是爷爷的照片吗?”
邓颖超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你爷爷的死,你伯伯记了一辈子,说到底终究是我不好。”
周总理为何会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
此事又与邓颖超有何关系?
让我们从周总理的父亲周贻能讲起......
周贻能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
此时的大清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蹂躏,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让这座两百多年的王朝濒临倾覆。
上位者垂死挣扎的方式便是将压力层层向下转移,最终穷苦的百姓挑起了沉重的赋税,为权贵的无能买单。
因此周贻能一出生面对的便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社会。
不过所幸其父周攀龙在朝为官,曾任淮安府师爷、阜宁、涟水县知县等职。
后来,一家人从浙江绍兴迁至江苏淮安,过得还算安宁。
只不过周家虽然钱粮无忧,但在子嗣上却十分不走运。
周贻能有一个胞兄,两个胞弟。
可两个弟弟从小体弱,一个患了严重的肺病,一个不幸受伤,瘸了腿,再不能行走,更别提做事养家。
如此一来,周攀龙便将所有指望都寄托在长子和次子身上。
在父亲的影响下,周贻能中了“秀才”之后,便准备子承父业,跟着亲戚鲁小和学做师爷。
奈何他太过老实忠厚,学不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最终一无所成。
而后,周攀龙又花钱给儿子捐了个“国学生”和“主事街”的身份,只可惜都是有官衔无职位,中看不中用。
也是在这一时期,周贻能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淮阴的官宦小姐万冬儿成亲。
婚后不久,长子周恩来出生。
因为当时其长兄周贻赓还没有子嗣,这便是周家第一个孙子辈。
自然,全家上下欣喜不已,为此张灯结彩、大摆筵席。
周贻能还为儿子取了个乳名叫“大鸾”,这是一种象征着吉祥、幸福、天下太平安宁的神鸟。
当他抱着襁褓中的儿子逗乐时,一定想不到,大鸾的一生都在努力实现出生时被赋予的美好期盼。
半年后,患了肺病的三弟周贻淦不幸离世。
死前,他没有一子半女,只留下遗孀陈氏孤苦无依。
为了宽慰新婚丧夫的儿媳,周攀龙与周贻能夫妇商议,将周恩来过继给陈氏。
周贻能与万冬儿虽然不舍,但考虑到弟媳着实可怜,再加上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不至于骨肉分离,便点了头。
好在陈氏与万冬儿一样,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
情理之中,周恩来在两位母亲的教导下,从小便通晓诗文,极富修养。
也正因如此,他身上多了一份女性的细腻与柔韧,形成了一种为其独有的刚柔并济的气质。
之后,周贻能夫妇又添了次子周恩薄和三子周恩寿,家里就更加热闹了。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周攀龙去世,周家的经济条件也随之一落千丈。
此时长兄周贻赓已经去了东北谋生,但他自己也过得十分艰难,只能偶尔寄些钱财回家。
为维持生计,周贻能被迫远走他乡谋差事。
那段时间,他给人当过幕僚、家庭教师、还做过文书工作。
没成想,祸不单行。
1907年,妻子万冬儿和弟媳陈氏因积劳成疾,留下三个孩儿便先后撒手人寰。
在外奔波的周贻能匆匆赶回家中,只见到面色沉静的妻子躺在灵柩之中,任他与几个孩子嘶声哭喊,也再无回应。
可就在此时,岳母万氏竟对丧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无疑是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棺材要楠木的,还必须是十二朵正花的,要五层麻布七层漆,还要白绫缠尸。”
要知道,当时周家并无积蓄,周贻能的收入又十分微薄。
买一副薄棺,他与孩子的温饱都将难保,哪里有钱购置楠木棺材。
最终,他只能含泪将妻子的灵柩暂时搁置于清江浦一座庙宇内。
直到28年之后,周贻能才积攒了一些余钱,让万冬儿下葬。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此没有再娶,将发妻的照片随身携带,鳏居一生。
当然这是后话。
妻子一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压在周贻能一个人身上。
迫于无奈,他只能将三个孩子寄养在八堂弟周贻奎家中,自己继续外出谋生。
自此,父子几人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
然而,周贻奎也是残疾。
作为家里的长孙,周恩来小小年纪便主动操心起家里的琐事,还负责教导幼弟,养成了极强的责任心。
彼时,小家生离死别,国家也在风雨飘渺中摇摇欲坠。
清朝大厦将倾,战火四起,炎黄子孙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话语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华夏大地彻底沦为一滩淤泥,百姓深陷其中,苦不堪言。
周家祖上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留下过一篇名为《爱莲说》的传世之作。
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词句是周家世世代代谨记的祖训。
周恩来与父亲都是在这句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只是在这乱世之中,父子两人做出的选择却截然相反。
几经漂泊,周贻能终于获得了一份固定的差事,在京兆尹公署任外收发。
但他还是保持着当年的那一份忠厚,不善逢迎,也不会讨得上司欢心。
最终因受不了官场的黑恶,没干多久便主动辞职。
对于周贻能来说,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他始终要保持一颗遗世独立之心,守住底线,宁愿饱受饥寒之苦,也绝不同流合污。
而周恩来则不同,面对充满污秽的世界,他想做的,不止是独善其身,坚持“出淤泥而不染”,而是要改变世道,救世人出泥沼。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在三堂伯父周贻谦的帮助下离开淮安,去到东北上学。
也正是这里的一切激起了他的那颗爱国之心,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他曾回忆说:
“没有这一次离家,我这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那年暑假,在沈阳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周恩来亲眼见到了沙俄在村后立下的碑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村东头建的塔。
而这些建筑,在他看来,则是在时刻提醒着中国人民的耻辱。
那一刻,周恩来捏紧拳头,双眼通红,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民族危亡之痛。
后来,他读邹容的《革命军》,明白了一个男子汉除了要光宗耀祖,更要怀有保家卫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恩来所在的奉天府。
一时激起千层浪,有志青年们蠢蠢欲动。
周恩来毅然决然剪掉了头顶的长辫,表示同清政府决裂。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喊出了那句至今仍有回响的口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从此,周恩来将对家人的责任转化为对国家的责任,誓要将覆在华夏大地上的淤泥,清除干净,还炎黄子孙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度。
后来,他到法国留学,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那一刻,周恩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了一条马革裹尸的革命道路。
而在这期间,他与父亲只能通过书信了解彼此的近况。
等到周贻能再次见到儿子时,已是在国民党1927年发布的几张通缉令上。
当时,蒋介石发布“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被国民党方面作为头号通缉犯。
周贻能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但他没有阻止儿子的选择,甚至还辗转来到周恩来的身边,想要帮着做一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
只是周贻能虽不怕死,但周恩来不可能放任父亲涉险。
在艰难的地下工作中,他还要时时注意周贻能的安全问题。
恰逢周贻庚在天津去世,不想让儿子分心的周老爷子只好离开前线,去处理大哥的丧事。
而这一别又是数年。
事实上,周贻能到天津之后,无依无靠,只能借着打零工度日。
小儿子周恩寿想要接他去东北生活,但他坚决不去。
因为当时东北已经沦陷,日伪不会允许与前线有关的新闻发布,周贻能也就无法得知周恩来的情况。
那时,他日日守着报纸,只想确认儿子是否还活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正式成立。
同年12月,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刚稳定下来,他立刻请求组织将老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一同接到武汉。
几个月后,汉口召开中华全国文艺界第二次理事会。
周恩来、老舍、郭沫若等人皆在会上。
那天,从来不会早退的周恩来在发言的最后,停顿了一下,给大家鞠了一躬。
再抬头时,只见他眼眶微微发红,说道:
“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点到汉口,暴敌使我父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话音刚落,他快步走出会场,留下一室雷动的掌声。
但父子两人团聚不到一年,武汉会战失利。
在日军占领汉口之前,周贻能和杨振德被迫转移,由党员朱端绶姐妹俩护送至重庆。
而这一路上哀鸿遍野,日寇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地面还有一遍遍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同行的难民经常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好在周贻能和杨振德略懂一些医术,经常救治难民。
看着大家个个面如死灰,周贻能还带着大家苦中作乐,讲了一路的故事和笑话,极大地缓解了人们的疲劳和苦闷。
不久之后,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在红岩安定下来,立刻将二老接了过来。
父子俩终于有了更长的相处时间。
那一时期,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总能看到年过花甲的周老爷子,穿着破旧的衣衫,时而拿着竹扫把扫落叶,时而在门口陪着哨兵站岗。
勤卫兵时常为此感到惶恐,想要拿过扫把,自己来干。
但周贻能却十分坚持:
“我总不能吃白饭吧。”
他虽然没有和儿子周恩来一样远大的志向,但是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那就是绝不坐享其成。
不仅如此,周贻能为人宽厚,从来不摆首长父亲的谱,经常笑眯眯地与工作人员聊天,时不时还会约他们来上两杯。
周恩来知道父亲爱酒,也会在忙碌之余陪父亲对饮两盅。
每到这时,老爷子的兴致总是格外高涨,笑声都格外开怀。
但这样的相聚总是短暂的,时常正在兴头上,门外就会传来警卫员的“报告”声,周老爷子的笑声随之戛然而止。
看着儿子歉疚的眼神,他总是宽慰地一笑,只会看着其离开的背影,悄悄叹口气。
那时,老爷子总是盼着和平早日到来,他也能和儿子真正痛饮一回。
可他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
邓颖超想着周贻能年事已高,怕他太着急,没敢如实告知。
没成想,同年7月5日,老爷子也病倒了。
邓颖超在旁边守了一夜,周贻能却始终昏迷不醒,高烧不退,最终被诊断为疟疾。
次日凌晨,他迷迷糊糊醒过来,只反复念叨一句话:
“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如今,害怕他忧思过度加重病情,邓颖超更不敢将实情告知。
而周恩来刚动完手术,也不能激动,她只好两边瞒着。
7月9日,邓颖超受到周恩来的亲笔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日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就等我回来...”
信中的二十八日指的是周贻能69岁的农历大寿,也就是那年阳历7月11日。
按淮安的旧俗,老人作寿,作九不作十,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算作周老爷子的70大寿。
因此,周恩来十分重视父亲的这个生日,即使在病中也想要亲自张罗。
邓颖超拿着信纸,忍不住落泪,思索再三,她决定提笔将老爷子的病情告知周恩来。
谁知,信刚寄出去,周老爷子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10号凌晨,周贻能在69岁生日的前一天永远闭上了双眼。
听闻这个消息,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迅速赶到医院。
等他们前脚刚到,周恩来的回信后脚就来了。
邓颖超只看了两行,便软坐在椅子上,呜咽出声。
“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挂面万不可吃...且勿专当疟疾医。”
如此事无巨细的交代,可见周总理对父亲的感情极深。
董必武接过信件,也忍不住落下清泪,清了清嗓子,交代道:
“此事还是先不要告诉恩来的好,先说老爷子病情好转,让他宽心养病。”
众人商讨之后,一致决定不将老爷子仙逝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先将周贻能的灵柩安置在红岩沟内,等他出院之后再出殡。
但父子连心,此事没有瞒过第三天。
7月12日,得知父亲病情好转,周恩来很高兴的给邓颖超写信。
“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
刚写毕,“砰”的一声巨响,病房内的花瓶忽然坠地,摔了个稀碎。
作为唯物主义者,周恩来没有往坏处想,反而在信上又添了两行。
“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岁好回家。”
之前负责为他送信的警卫有事,那日就换了一人。
见来人面色沉重,眼睛也有些肿,周恩来便关心的问了句缘由。
那人是个新兵,之前为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哨兵,常与周老爷子聊天。
没想到,他因一时悲痛,竟然说漏了嘴:
“老太爷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在忙后事。”
说完才惊觉失言,赶忙捂住嘴,支支吾吾地圆话:
“是别家的老太爷。”
可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心里一沉,当即要求出院。
待他回到红岩村,邓颖超见无法再隐瞒,只得据实相告。
至此,周恩来才确认父亲的死讯。
他难得地发了大火,第一次对妻子说了重话: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为什么你也瞒我?”
邓颖超明白,周恩来最重情谊,更何况是亲生父亲。
可是如今悔之晚矣,她只能流着泪向其道歉。
一旁的董必武连忙上前解释: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也是组织上的决定。”
周恩来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跪在父亲的灵柩前泪流不止。
整整一夜,他不顾病体初愈,守灵至天明。
次日,周恩来给延安的毛主席发了封电报:
“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他深知众人确实是为他身体着想,不忍多加责怪,只能与挚友说一说心中的苦闷。
随即,毛主席发来唁电: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革命年代,生离死别每天都在上演,周恩来的一生更是经历过无数次,但父亲的离世是他终身最大的遗憾,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邓颖超将他从不离身的皮夹子送给了周恩寿之女周秉德。
那里面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张旧照片,照片的背面是周总理亲书的四个大字。
“爹爹遗像。”
即使过了三十多年,周总理从未停止过对父亲的怀念,可见其是一个多么重情重义的人。
周总理曾对侄女周秉德谈起过父亲:
“我对你爷爷很同情,他本事不大,但为人老实,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
他们父子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情感的深浅却不是能够用时间来衡量的。
周贻能对周恩来的影响是深刻的。
周总理延续了母亲的知书达理,父亲的恪守原则。
于家,他是无可挑剔儿子与丈夫。
于国,他是人民永远怀念的伟大总理。
参考文献
《我的伯父周恩来》
党史纵览:《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亲情》
周恩来纪念网:《周恩来的至孝情怀》
页面更新: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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