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周恩来，自1921年入党后，1927年起便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周恩来领导过武装起义，组建过中央特科，主持过秘密工作，曾战斗在反抗国民党“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最前线。

他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出生入死、深入虎穴，与国民党蒋介石正面交锋。他一生历险无数，真正是经历过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但凭着周恩来的机智过人，沉着冷静；凭着我红色警卫的出色表现和赤胆忠心，他虽多次历险，却均能化险为夷。

其中，1937年4月在劳山的遇险，却是最为危险、在他心中留下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劳山遇刺

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不少外宾对神奇的延安，总有一种好奇心和仰慕心，来中国后，总想亲历延安这块宝地。

时间追溯到1973年6月。虽已到了夏季，但地处陕北高原的延安一带，气候却十分凉爽。

周恩来总理陪着外宾到延安访问来了。路经劳山时，周恩来说起了1937年曾在劳山遇险的场面。

周恩来感慨地说：“我一生中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劳山本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却随着周恩来在此遇险而载入史册，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

劳山位于陕西省北部，原来是延安通往西安的必经之地。它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甘泉两县之间，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分水岭。

自古以来，甘泉人把它看成是甘泉北侧的天然屏障，而延安人则把它看做是延安南边的门户。

以山而论，它算不上高，也算不上险，但沟壑纵横，满山都是林子和很深的荒草，所以，历来的军事家都把它视为必争之地。

清朝同治年间，此地爆发回民起义，清朝廷派兵镇压，起义军便利用此地进行埋伏，消灭了数千清兵，并杀死了三个总兵。

至今，那三个总兵合葬的大坟堆，以及数千清兵合葬的所谓“白骨忠义坟”，遗迹犹存。

1935年10月，蒋介石派兵对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11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也是在此地，被我红25军、陕北红军组合成的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劳山险峻的地形，天然的屏障，成了打埋伏、伏击的好地方。周恩来一生中面临的最危险的场面，就发生在这里。

那是1937年4月25日，为了与国民党谈判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周恩来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

周恩来是我党党内谈判的奇才。他冷静的头脑、出众的学识、敏捷的反应，高度的党性原则，使他在谈判中，既能很好地维护党的利益，也能让对手叹服。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中，面对难缠的对手蒋介石，就是周恩来从西安到杭州，从庐山到南京，先后5次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为红军争得了3个师的编制。

此次周恩来前去西安，就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国共合作、联共抗日等问题进行商谈的。后来，他还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

4月24日一早，准备出发了。这次要去的人不少，准备了三辆卡车，军委各局、处的负责同志，比如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的孔石泉及财经、粮食供给等各方面负责人。

还有一名译电员，公开名义是记者。这样需派一个警卫班跟随。

车辆在发动，人员静静地集合，全体人员都到齐了却不见此次行程的主要人物周恩来、张云逸两人。

周恩来此时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谈判的主角。

张云逸，是红军前敌委员会副参谋长，也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

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的张云逸，比周恩来大6岁，革命经历也十分丰富。他曾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加入过同盟会、中国国民党。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和邓小平、韦拔群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

1930年，他与邓小平奉命率领部队北上江西，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后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长，中革军委纵队先遣军司令员。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出任红军前敌委员会副参谋长。

此刻，他们正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已经整整工作了一夜，谈判的具体事宜，仍有许多细节没有确定下来。

这时，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进来了，请示人已到齐，什么时候出发。

周恩来和毛泽东交换意见后，说道：“这样吧，不要等了，先走两台车。每车一个警卫班。排长、副排长留下，我的这台车明天走。”

“是！”陈友才转身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周恩来又叫住他，“告诉大家，注意安全。”

“是！”

整整一天，周恩来和张云逸一直在毛主席那里，除了吃由警卫员送去的饭时外，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到清晨。

天亮了，毛主席送周恩来出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嘱咐他路上小心，注意休息。

早上七八点钟，一车人出发了。

对周恩来的这次赴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周兴为处长，杜理卿（即许建国）为副处长的边区保卫处，是相当重视的，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并对沿途情况作了调查和分析。

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已收起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表示了一些积极态度，从延安到西安一路上，驻扎的又基本是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

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前正在清剿之中，他们躲避尚且不及，当然也不敢制造很多麻烦。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排，由排长和副排长率领，前往护送，且令三辆卡车同行。

这样不但有情况可以相互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知晓。

当时，边区保卫处的保密意识很强，此行去西安的行程和人员，都对外保密，甚至有的随行人员，先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

对汽车，也是早几天就加哨看守。不料，正是对汽车的加哨看守，为匪徒所探知。

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了一股黄色的烟尘。

在行进的卡车里，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九洲和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并肩坐在紧靠驾驶员的位置上。车从延安出发，向南过了三十里堡兵站，就是劳山。

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卡车挂上一挡吼叫着上了坡，一鼓作气进入了峭壁耸立的峡谷，尔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

接着穿过层峦叠嶂的峡谷，峰回路转走了一段，绕过一段弯道，来到一个宽阔山坳。

这里是个下坡，司机换了挡，车速骤然加快，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好像是放枪，一时也辨不出是哪个方向发出的。

听到枪响，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战斗经验的周恩来，马上引起了警觉。他透过驾驶室的玻璃，警惕地看了前方和卡车所处的位置。

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会点，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湫”的深水潭，公路路基建在潭上，将潭一分为二。

潭左是一片大苇塘，苇塘后边是山崖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林子，林子之后是连着一个又一个圆形山包的大山沟。

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后面的崖畔间，也都响起了枪声。他立刻断定，他们遭到了敌人的伏击，这是敌人搞的一次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

我方情况不明，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加上人数、地形上的劣势，显然，一生经历无数风雨的周恩来遇到相当危险的局面。

周恩来一生遇险无数，指挥过工人暴动、武装起义，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历经战事无数。

在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围剿"战事和红军长征中，作为我军主要领导人，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干。在这突发事变面前，他保持了惯有的沉着冷静。

“下车，散开还击！”周恩来打开右侧的车门，一边跳下车来，一边下命令。

听到命令，战士赶紧采取行动。

虎口脱险

这时的局势相当危险，敌人居高临下，用的又都是长枪，而我方战士所带的都是短枪，百米以外很难给敌人造成伤害，但面对危险他们亳不畏惧，顽强战斗。

温太林、刘九洲和副排长3人，在汽车的右侧向正面工事里的敌人还击。他们虽然年轻，仗还是会打的，只照着冒出的头，一枪一枪稳稳地打。

根据敌人的射击位置，周恩来当机立断，把手往林子那边一挥：“突围！尽快摆脱敌人！”

他们进入林子后，虽然敌人也劈劈啪啪打来一阵枪，直打得树枝、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

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敌人堵截。这时，大家才发现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伤了一点皮肉，所幸的是周恩来安然无恙。

正在行走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四人不由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红军战士。

临近一问，才知道这战士叫曹鸿都，是特务队的，奉副排长陈国桥的命令撤出战斗，赶来保护周恩来等人的。

5人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高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那边传过来的枪声。周恩来向枪声传过来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一声不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倒像一帮土匪。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周恩来点点头。

于是，5个人沿着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这一带树林稠密，路径七弯八拐，很难辨别方向。

所幸此时正是春天大忙季节，已有不少老乡在耕作。曹鸿都跑过去向一位老乡问路。谁知老乡神色慌张，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曹鸿都颇感纳闷，周恩来微笑着，指了指曹鸿都手中的盒子枪：“你手中都拎着枪，人家哪里知道你是不是好人？还是装进枪套里吧！”

曹鸿都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枪收起来，再次去向老乡问路。

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很痛快地告诉他：“从这个山梁下去，就是三十里铺。”

特务队的人都知道，延安保卫局在这里设有一个检查站，他们便向三十里铺走去。

就这次突围的过程，当事人曹鸿都后来回忆道：我们转过几个山头，来到一个山谷。糟糕！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面的沟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满是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首长们怎么能通过？

我急得满头大汗。周副主席鼓励说：“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

我忽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丈许。我往上一跳，抓住了树枝，一摇一荡，爬在悬崖上蹬了几蹬，像猴子一般，竟然上到了崖上。

按他的做法，接下去就是他把绑腿解下来，用绑腿分别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拽到了崖上。

周恩来能够脱离险境，自然与陈友才、陈国桥等警卫人员的英勇阻击有关。

他们虽然历经战事不多，人也年轻，但打起仗来还是十分英勇，为了首长的安危，不顾个人的一切。

战斗中，副排长陈国桥的大腿负了伤，鲜血直流，仍一枪一枪地射击，直到动脉血管的血流了一大片。

温太林急于掩护首长，动了动身子，加紧射击，不幸也中弹倒下。

只剩下刘九洲了，他头也不回，只是计算着周恩来和其他首长：转移需要的时间，一个劲地放枪，拖住敌人。

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更是身先士卒，立了大功。

留下来的红军战士虽然顽强抵抗，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弹药也不足，相继殉难。

匪徒们一窝蜂地拥向卡车，搜刮财物。谁知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也无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只上了锁的铁箱子。

土匪什么也没找到，气恼地拿牺牲的战士出气，还有匪徒对周恩来丢下的那条花毛毯乱剁，如今，这条花毛毯保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

匪徒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

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口袋里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土匪们顿时将他当成了周恩来。

英雄警卫

195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大连。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对大连警备司令、1937年曾任军委警卫团连长的陈福美说：“那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恐怕我早就完了。”

1970年邓颖超去延安，对在场的人谈起劳山事件时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他是代周恩来同志牺牲的，我们现在想起他，还觉得难过。我们会常常记得他的。”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访问，曾询问劳山事件中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准备去祭扫。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保存下来。

周恩来十分惋惜，建议地委的同志好好找一找，并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牺牲的同志姓名搞清楚，将他们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周恩来逝世后，从他贴身衣袋里找到了一张他与张云逸、孔石泉的照片。上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这张照片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劳山遇险的陈友才等十一位烈士的深情怀念。

历史不会忘记那惊险的一页，也不会忘记陈友才为勇救周恩来而作出的牺牲。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陈友才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的副官，随周恩来前往西安。

经过周恩来反复细致的工作，陈友才多方协商，谈判终于达成协议。

陈友才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沉着、机智、勇敢，为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出色地完成了光荣的使命。

1937年2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来曾先后到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谈判。陈友才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工作。

他常常利用自己相貌的特点，穿着与周恩来一样的衣服，追随在周恩来左右，使一般人难以辨认，有时，有的人还把他当做是周恩来。

利用这一特点，在这次劳山遇险中，陈友才很好地保护了周恩来的安全。

当时土匪早有预谋，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公路拐弯处，设了三个伏击点，还在公路上挖了一道深沟，正面筑起了工事。

同时，敌人还侦察到离他们伏击点10里左右的劳山上，有我们警卫团设的一个通讯班。

于是，预先割断了我军通讯班与甘泉步兵一连联系的电话线。但敌人未发现，在岩崖下面，还有一条直通延安总参的电话线。

可以说，敌人准备充分，敌在暗我在明，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身为周恩来警卫副官的陈友才，刚开始就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腿，无法下车。

当时，陈友才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就是要吸引敌人的火力向自己，好让周恩来安全脱险。

于是，他马上扶着卡车的护板站了起来，指挥战斗，命令周恩来的两个警卫员，全力保护首长；并要周恩来副主席迅速撤下公路，转移到右边山里安全地方去。

此时，陈友才才察觉到，自己穿着与周恩来一样：戴着礼帽、穿着西服，领口系着领带，脚上穿着长筒马靴，正好迷惑敌人，吸引敌人的火力。

因此，陈友才更加故意暴露自己，指挥战斗，狠击敌人。这样，敌人真以为他是周恩来。于是，水泼似的子弹向他扫来。

周恩来、张云逸等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得以避开敌人强大的火力，迅速插向右侧的一个开阔地，进入对面山上的丛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也就在这时，陈友才又不幸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但仍然扶着卡车护板巍然不动，吸引敌人，为周恩来等人的脱险，赢得了时间。

枪声停止后，这伙土匪在牺牲的红军战士身上乱搜。

当搜到陈友才时，只见他相貌堂堂，穿着不一般，感到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人物。

敌人在他的衣服里，希望搜到一些值钱的东西，但很快他们就失望了，仅在西服里找到一张印有周恩来身份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

他们见闯了大乱子，便抬上那两口铁皮箱子，仓皇而逃。

他们原以为箱子里会有金银财宝和烟土，结果抬到十几公里以外一个山坳，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中外文书籍和文件。

而陈友才和他的十位战友，却永远长眠这块土地上，劳山牺牲时，他年仅23岁。

当运送陈友才烈士的车子回延安时，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疲劳，伫立在路边等着。

他俯下身子，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陈友才的手，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当他看到几位负重伤的同志，马上转过身来，连安慰受伤的同志说：“不要紧，回到了延安，伤会治好的！"

劳山遇险的第三天上午，在肖劲光的主持下，军委总部召开了陈友才等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亲自参加。

他走到陈友才的灵柩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话题扯远了，再来说周恩来一行人脱险的经过。

周恩来一行，离开那位指路的老乡，进入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岔，穿过密密的林莽，拐进另一个山弯，见山崖上有几孔窑洞。

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叫马布塔河村，刚才穿过的是劳山的支脉火焰山。这里离三十里铺，还有好几里路。

他们继续前行，当钻出林子，接近成榆公路时，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

几个人不由得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是几名红军战士，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这几名红军战士是陕北独立师三连侦察班的。他们在班长侯彦明的率领下，去延安公干回来，回劳山一边甘泉县的驻地，正在此休息。

孔石泉走过去招呼：“你们连我也不认识了。”

侯彦明认出了他。孔石泉简要介绍了一下沿湫山的情况，然后命侯彦明带战士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抢救伤员，警戒现场。

侯彦明带领战士跑步出发后，周恩来一行往三十里铺赶去。

三十里铺检查站，是延安南边的一个重要关卡，南通甘泉、洛川、西安，东至金盆湾、黄龙山。

检查站的任务，是检查进入延安的车辆、人员，查缉贩毒、走私，防止坏人混入延安，保障边区的经济秩序。

周恩来等人来到检查站，检查站云站长安排他们上炕休息，同时报告了延安。

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上下都很震惊。

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接到总参一局的电话后，当即从床头抄起警卫员的一支手枪，冲出窑洞去集合队伍。

他刚冲出窑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下令，把集中喂养的中央领导人的马匹，通通牵了出来。

黄霖顾不得清点人数，便命令几十名战士上马出发。

正要起程，毛主席赶来了，他向黄霖抬了抬手，告诉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保卫处处长周兴得到消息后，也很震惊，他一面向党中央报告，一面派特务队骑兵排前往支援。

骑兵排一走，他又派人送鸡毛信给白寿康、李太渊，命他们率独立团增援，然后又派人送信给正在前线执行剿匪任务的南区司令员吴台亮，命他火速返回延安商量对策。

此时，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一部分民兵，准备出发。

随着一批批骑兵的出发，延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市民百姓，再也无心办公、生产，纷纷涌上街头，打探消息。

清凉山红军大学的学员，也无心上课，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担任四大队政委的董必武，不得不出面召集他们讲话，要他们安下心来，静观事态发展。

延安南门外广场上，也聚集了很多人。有党政机关干部，也有工人农民。

有的打探消息，有的手搭凉棚，跷脚向延安方向眺望。朱德、张闻天都来了，李富春夹在他们中。

毛泽东也来了。他一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从容不迫，甚至还说几句风趣的话。

此时，他却一反常态，不与任何人讲一句话，手里夹着一根香烟，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焦躁不安，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能安全归来。

黄霖骑的是肖劲光的马。这马本来跑得比别的马就快，再加上他不断扬鞭，离开延安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三十里铺检查站。

一进院，他就冲着正在院中警戒的曹鸿都问：“周副主席在哪里？没事吧？”

曹鸿都告诉他，周恩来、张云逸等人均没事，正在屋里休息。他三步两步进了屋。

周恩来见到黄霖，知道他是来增援的，就问：“来了多少人？”

“一百多。”黄霖回答。

“他们呢？”

“在后边，都到了。”

正说着，有七八名红军战士，气喘吁吁进来了。

黄霖当即分配任务：“你们几个留下放哨，无论如何，要保护周副主席和其他几位首长的安全。其余的人跟我出发，坚决消灭这伙坏蛋！”说着提枪就要往外走。

“噢，先别忙。”周恩来拦住他，又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干部了？”

“我是班长。”一位红军战士答道，“指导员和排长马上就到。”

这时，又有十多个人赶到。“哪一位是干部？”周恩来又问。

指导员答话后，周恩来叫黄霖把干部组织起来，分分工，并交代说：“再派些人去现场，看有没有负伤的，走散的，好好找一找，要首先进行抢救……”

随即，由指导员率领几十个陆续到达的红军战士，出发前往沿湫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也随队前往。

沿湫山离三十里铺约有15华里。他们到达时，战斗早已结束，匪徒们也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卡车停在山坳谷地的公路上，车头和车厢弹痕累累。公路边，田野旁，到处是血，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红军战士的，也有匪徒的。行李卷、文件袋杂乱地丢弃在卡车周围。

不难猜出这场战斗是何等惨烈，红军战士是何等英勇。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知打过多少次大仗恶仗的张云逸，眼里不由得滚起了泪花。

他们顾不上别的，首先对躺倒在血泊中的战士，一个挨一个进行察看，看其中还有没有活着的。

察看的结果，他们发现，刘九洲、温太林、陈贤仁和李生财的脉搏还在跳动，便立即进行抢救。

于桑率领的骑兵排，是第二批赶到三十里铺检查站的。周恩来嘱咐他：“马上去现场，要把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同志的遗体都带回来。”

于桑赶到现场时已近傍晚。

负伤的同志已经由担架和独轮车运走了。只有烈士的遗体还没运走。要动员群众往回抬。

这里离延安有50多里路，差不多得用一天的时间。于桑他们看了看那辆被打得满目疮痍的卡车，发现它轮胎虽然瘪了，但发动机还完好无损，还能发动。

于是，于桑指挥大家，将烈士的遗体抬上汽车，发动引擎，离开现场，缓缓向延安方向开去。

至于丢弃在那里的十几个匪徒的尸体，则由当地老乡拖到路边的破窑里埋了。

这次事件中，共有十一位警卫战士壮烈牺牲。

周恩来一直留在检查站，直到张云逸从沿湫山现场回来，得知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有了着落，才离开检查站，和黄霖等人乘马返回延安。

因马匹不够，孔石泉、吴涛、曹鸿都等只得步行，回到延安，夜已很深了。

周恩来和张云逸脱险归来，还未到延安南门，就远远地看到南门外广场聚集了好多人，冲他们来的方向翘望。

临近广场，周恩来翻身下马，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如波涛，经久不息。这是对周恩来崇敬之情的感情迸发。

在掌声中，人们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毛主席大步迎上来，伸开双臂，周恩来也紧走几步迎上去，伸出双手。

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四只眼睛深情地对望着。

朱德、张闻天、李富春、肖劲光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也都围了过来，和周恩来握手问候。

大有来历的凶手

周恩来在劳山遇险，震动延安，也引起国人关注。

对这一伏击事件，外界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闻与猜测。

当时边区保卫局就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预先有准备的行动，肯定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以达到阻止和破坏国共谈判的目的。

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当年的案件确定，这帮土匪是政治土匪。历史的真相如何呢？事情得从当时的延安周围的情况说起。

1937年中共中央从瓦窑堡移驻延安。延安地处西北边陲，地形复杂。

当时在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岩镇一带，就活跃着一支土匪队伍。他们以打家劫舍为生，残害群众，也时常威胁延安的安全。

如何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了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的头等大事。

当时，边区党委对此高度重视，决心抽调关中保卫局、边区保卫局、延安县保卫局的部队，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

吴台亮历经战事，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对土匪并未在意。他踌躇满志，带领百余人的队伍，翻过劳山，穿过南泥湾，来到了金盆湾，准备与隐蔽在这里的土匪较量一番。

这里原就是土匪的地盘，哪容别人染指。一户农民卖粮给剿匪部队，全家五口当晚就被土匪给杀害，给了吴台亮一个下马威。

部队没有给养，吴台亮操枪打鸟，恰巧一枪命中。很快，红军司令百发百中的威名就传播开来，土匪闻之色变，纷纷逃避。

通过社会调查，剿匪司令部摸清了情况，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暗匪，头目叫李青伍；暗的是80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的是国民党县党部，还与西安省党部有联系。

后来，这伙土匪落网后，我军将士经过审讯得知，4月25日，正是他们制造了劳山伏击事件。而凶手之一的李青伍，也不是普通土匪，其人大有来历。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为刺探情报，李青伍还在延安专门安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的商旅信息。

周恩来出行之前，冯长斗将情报通报给土匪。周青伍误以为周恩来的车上有财物（其实都是文件资料），带人等候在沿湫山。并在附近观察了地形，作了周密的准备。

李青伍本是河南人，小时候随父母逃荒来到黄龙山老沟村，长大后，成为当地土匪的小头目。

1935年，红军将其改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1936年，东北军“围剿”陕北红军，李青伍本性不改，杀害万泉县苏维埃主席，投降国民党，后来红军来后又重操旧业，上山为匪。

4月25日那天，李青伍带领一帮手下，早就在劳山险要之地作了埋伏，就等着从延安方向来的车队。

李青伍把指挥部设在大坝梁的山神庙中，这里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形势。当卡车驶向他们预定的埋伏地点时，他下令开火。

当时，他看到卡车中跳出几个人向林子转移，他目标盯在财物上，并未布置追击。

出于工作需要，方便保护周恩来，陈友才也穿着西服戴着礼帽，仪表堂堂，土匪以为这是大官，把火力集中对准了他，搜口袋时，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

李青伍知道闯了大祸，害怕红军围剿，他便到处躲藏。

李青伍预料得不错。红军当然不会放过他。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大规模剿匪行动。

为了摸清底子，搞清土匪活动方位，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队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摸清了劳山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李青伍一伙干的。

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展开合围，很快将土匪包围。

这一带的群众，早已对土匪恨之入骨，纷纷揭发，土匪头子相继落网。

四处躲藏的李青伍，也未能逃过这一劫，在潜回老家时，被我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进剿取得成功，边区政府特地在甘谷驿、二十里铺、临镇等集镇，当众枪决了李青伍、齐金权、姬延寿、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等土匪头子，群众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