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个年轻女孩被骗切除子宫，而这只是开始......

曾经有人说：“如果我没有子宫，天生就没有，我为不必被胎儿寄生感到庆幸。”

在印度的马哈拉史特拉邦（下文简称马邦），已经有六分之一的女性切除了子宫。

在马邦的比德镇，甚至出现了极端的“无子宫村”，一个大家庭中有七个女人，其中六个都没有子宫。

在原本的人生规划中，没有了子宫，就可以彻底摆脱经期的尴尬，规避痛经和怀孕带来的职业风险。

她们绝对想不到，从失去子宫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陷入了不幸的怪圈。

卑微的甘蔗女

当下，作为世界最大的糖生产国，印度的制糖业对全国GDP的贡献率达2.3%，还衍生出一个特别的工种——“甘蔗工”。

作为印度80万甘蔗工中的一份子，从2010年起，席拉像其他人一样，随着甘蔗的生长季节性迁移。

每年雨季，她会守着自家贫瘠的土地打零工；每年10月到第二年3月，跟着丈夫一起到甘蔗田割甘蔗。

精明的承包商将一对夫妻捆绑式雇佣，两个人一天进账280卢比（约合人民币24元），半年就是6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000元），那几乎是他们一整年的收入。

凌晨4点，席拉便早早起床、做饭，照顾好三个孩子，然后6点和丈夫一起走进甘蔗田。

当清脆的镰刀重重敲击在金黄的甘蔗茎上，哗啦一声，笔挺的甘蔗应声而倒，紧接着就是另一声清脆的镰刀声……

白天收割、晚上切割，16-18个小时以后，2吨的任务量达成，席拉与丈夫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伴着星光和疲惫入睡。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从不敢请假，一个人拖后腿，两个人的工资都会被扣光。

像所有甘蔗女一样，13岁开始，每次例假到访，席拉只能用衬裙改成的棉布垫凑合着工作。

甘蔗厂的卫生设备少得可怜，即便有，承包商也会故意弄脏：女性流血有什么要紧，抓紧干活才是正经事。

她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要么就地解决。

席拉说：“在阳光下晒/换（布垫）很不舒服，周围有那么多男人；每天晚上都完全湿透了，鲜血会从上面滴下来。”

直到2020年，印度调查报告显示：依旧有83%的甘蔗女在经期使用布料，其中五分之一的女性重复使用湿垫。

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席拉像其他同伴一样，反复出现痛经、皮疹、阴道感染……

席拉不能请假，一请假，当天的工资就会被扣光，甚至要被承包商罚款。

但日渐垮掉的身体让原本沉重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经常要多次敲打才能割断一根，一天下来，又累又没赚到钱……”

丈夫也开始抱怨席拉拖慢了速度。

不得已，2017年前后，她来到比德镇的一家医院，原本想拿点药，却被医生警告可能患上了癌症，必须立马做切宫手术。

“没有验血、做超声检查，他说我的子宫上有洞，而且会在五六个月内死掉。”

吓坏的席拉和丈夫立马同意了手术，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切除子宫既能治病、又能彻底摆脱经期困扰，还可以避孕，怎么看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席拉一家清空了积蓄，交了4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400元），立马被推进了手术室。

“几个小时后，医生把从我体内取出的（子宫）拿给我丈夫看，还强调，看看这些洞！”

病床上依旧虚弱的席拉不知道的是，从踏入医院的那一刻，她已经落入了一个惊天骗局。

一笔烂账

据印度公益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仅仅在马邦接受调研的一个城镇，从2017年到2020年，短短3年，已经有多达4605名甘蔗女被切除了子宫。

席拉所在的比德镇，女性子宫切除率是整个国家的14倍，有的村子无子宫的甘蔗女高达50人。

诡异的是，她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疼痛去医院就诊，在没有任何医疗报告的前提下，最终得到的诊断结果只有一个——切除子宫。

卡勒因为痛经和白带异常，被医生建议做绝育手术；

卡勒的嫂子因为阴道感染寻求医疗帮助时，被医生告知子宫已经受损，最好将其移除；

阿莎则是因为子宫下垂……

由于营养不良、长时间背负重物，有些甘蔗女还会经常性胃痛、痛经，最后也被医生告知需要切除子宫……

所谓的医生为了牟利，给她们丈夫灌输的思路是：“你们已经有了孩子，子宫最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不切子宫就有患癌风险，你们最好不要冒险。”

身为女人，与男性最大的生理区别就是——不自由。

子宫的存在，将女性身份与哺乳动物的属性徒然加深。

一到经期，女性的身体便会以子宫为起点开始肿胀、疼痛，甚至陷入莫名的焦躁。

像是一月一度的女性惩罚，审判她门被闲置的生育功能。

一旦生育完成，子宫就随随便便成为某些人眼中“多余的器官”。

了解内幕的社会活动家唐德说，“大多数这些子宫切除手术都是在私立医院进行的。”

3年内，99家私立医院进行了近5000次切宫手术，其中11家医院占了大多数，甚至有的医院连妇科医生都没有！

孟买国营医院的妇科主任阿南德则对切宫手术的原因感到可笑：“很多妇科疾病根本不需要进行严重的宫切手术，通过药物就可以解决。”

而为了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查雅卖掉了家里的一对公牛；凯利四处向亲朋好友借款……

对于实在缺钱的甘蔗女来说，甘蔗承包商会“善良”地提供贷款，建议她们在特定医院进行手术，当然，贷款利率相当高。

有的承包商甚至打出了“无子宫的甘蔗女优先”的招工口号。

最初，大多数的甘蔗女选择切除子宫，只是担忧失去每日的工资，最后却陷入了承包商和医生共谋的陷阱中。

即便身体受损、钱包被掏空，但甘蔗女的悲剧远没有结束，成了一笔连着皮肉撕扯不掉的烂账。

“我摆脱了经期，现在却过着最糟糕的生活。”

5年之后，33岁的席拉盘腿坐在地上，红红的眼睛因痛苦而呆滞，无奈地说：“晚上睡不着……已经好几年了。”

简单睡个好觉，已经变成了席拉遥远的记忆，这么多年，她总是睡不着，眼泪也止不住。

当她描述那些漫长的夜晚时，身体还是会随着强忍住的抽噎而颤抖：

“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我总是感到悲伤、焦虑，而这一切，都是从我的子宫被切除之后开始的，它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

今年5月份，关于马邦甘蔗女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一半经历过切宫手术的女性后来经历了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

在医学术语中，子宫切除又被称为手术绝经。

孟买的妇科医生查万博士说：“子宫切除术是一个复杂的手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会对女性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除身体副作用外，由子宫切除术引起的荷尔蒙失衡很可能会引发抑郁和焦虑。”

对于这些副作用，席拉完全没有听医生提及过。

手术后的席拉，每两三天就会经历身体上的疼痛，这种漫长且只能靠药物缓解的疼痛，每年都会花掉她1万到2万卢比（约合人民币800—2000元）。

最近的医院有10公里远，但席拉每次还是走着去取药。

“要不是没有钱买车票，谁愿意走那么远？”

而其他有着共同经历的甘蔗女的故事，与席拉没有太多不同。

32岁的拉塔绝望地说：“我根本都不想活了，现在哪还有什么爱情？”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务活和打零工上，膝盖疼、背疼和经常性头痛让她难以忍受。

至于和丈夫的关系，没有了子宫后，塔拉持续性地拒绝了丈夫的性提议。

“只要他靠近，我就会把他推开，然后就是不停的争吵和叫喊。他现在甚至不肯好好跟我说话。”

“现在的我，靠近他，怎么还会有什么感觉？”

而拉达则很难说清楚自己的处境，“我不想工作，我只想坐着什么也不做，有时我把牛奶放在炉子上，即使它溢出或燃烧，我也没有任何反应……”

对于生活，她们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有这么多烦恼，我怎么会觉得人生值得过？”

但除了哀叹，这些可怜的女人，还是在无奈中，坚持了很多年。

家徒四壁的席拉坚持为15岁的女儿买卫生巾：“我不想对她的健康做出任何妥协。”

余华在《活着》中关于生活的表述，精准概括了所有不幸者的共性：

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写在最后：

生活在福利政策相对完善的局外人，多会将甘蔗女的困境归因于经济、教育和医疗条件，那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

即便智识水平和制度完善，在很多角落，女性依然会因“子宫困境”陷入各种不公平的纷争。

“女子怀孕5个月被公司要求主动离职”“女经理怀孕住院被调岗降薪直至辞退”的新闻屡见不鲜。

鲜少有女性可以全然自主、不被干涉地决定是否以及何时生育。

她们需要反复自证：“我不会因为有子宫，比男性差；不会因为生育拖累工作……”

女性的“子宫困境”更是一种观念问题，子宫是女性的一个器官，而不是仅仅只有怀孕一个功能。

如果女性的子宫在生育后可以被无视，男性的睾丸应如是。

女性的“子宫困境”，就像一个缩影，透过它可一窥社会的主流究竟由谁操盘。

就像《人类简史》中提出的那个未解之谜：“为何世界发展至今，父权制度依然牢固占据文化的统治地位？”

距离女性真正的自由自主，全世界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我们看到女性因为性别受到区别对待时，永远要记住，错的不是性别，而是有待进步的社会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