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陕西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生蒲连升，在病人家属的哀求下，冒险开下了我国首个“安乐死”处方，可事后却被告上了法庭。

因为这一时心软，他在看守所里关了492天，前途尽毁，饱受议论。再有人问起这件事时，他只说：“我很后悔，哪怕他们再跪下，给100万，我也不会再干！”

那么，他究竟为何会开下这张处方？家属又为何要反咬一口呢？

痛苦的绝症病人

这天，陕西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又传来了一阵“砰砰”的闷响，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老人的哀嚎声。她不停地叫着：“痛啊，痛啊，不活了啊......”

隔着楼道的护士们，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是别人，她们还会赶紧叫医生，但要是这个病人，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病人名叫夏素文，今年59岁，是三个年轻人的母亲，两年前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由于肝硬化出现腹水，就表示已经到了晚期，治愈的可能不大，所以老人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就回家吃药休养了。

直到1986年6月中旬，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下肢肿胀，大小便失禁，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力为她延长生命。

她原本是个勤劳坚韧的女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她也没喊过一句苦，可病痛的折磨却让她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她每天都在床上翻来混去，不停地用脑袋去撞床头。

老人生病了两年，一直是大女儿在照顾。为了不让外地的儿子担心，她一直不让女儿告诉儿子自己住院的事。可眼下，老人病得这么厉害，过一天就少一天，大女儿还是没忍住，就通知了弟弟。

很快，正在西安第三印染厂上班的王明成，就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母亲住院了，恐怕时日不多，速回！本来他是有希望升职的，但是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他也顾不上工作了，立刻就买了车票，往家赶。

来到医院后，他就看到大姐捂着脸，坐在门外。隔着门，他听到了母亲在里面乱骂，还有一阵一阵的碰撞声。他一下就着急了，伸手就要推开门，可是大姐却伸手拉住了他。

他这才注意到，大姐哭了，缓了好一会儿，两人才说起了母亲的病情。现状就是，母亲要么昏迷不醒，要么痛得大吵大闹，他们只能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尽力医治，让母亲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

说着，大姐又抹了抹眼泪，告诉他，照顾母亲都不是难事，难的是每天要看着母亲受苦。那个场面，任谁看着都揪心，更别说身为人子的他们了。有时候她实在是忍不住了，也会出来缓缓，免得被母亲看见。

光是听大姐说，王明成的感受还不太明显，等他开始贴身照顾母亲时，他才明白，大姐那天为什么要坐在门外哭。因为他们做子女的，在这个时候，是最没有用的。他们既不能帮母亲分担，又不能帮医生治病，就算是想安慰一下老人，也半天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医生已经判下了“缓期死刑”，病痛也不会因为那一两句话而减轻。

这天夜里，母亲突然从睡梦中疼醒，一醒来，就开始抽搐呻吟，还大小便失禁，吓得王明成手忙脚乱。老人先前都是女儿照顾，现在却要面对不知所措的儿子，一种难言的羞耻涌上心头，自尊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她要强了一辈子，终究还是撑不住了，含着眼泪，哀求着说：“儿子，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要是心疼妈，就让我早点死了吧。”

一向孝顺的王明成，听到这样的话后，一下就红了眼眶。他再次找到主治医生蒲连升，请求他帮帮母亲，再找找特效药。并表示，只要能救母亲，他花多少钱都行。

蒲连升还是摇了摇头，他很清楚病人在经历着什么，所以但凡是有一点办法，他也会尽力去救，尽力去减轻病人的痛苦。可现在的情况，已经是最好的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之后的几天里，老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每次疼起来时，她就一遍一遍地哀嚎，一次又一次地求着儿子，让她去死，让她解脱。

几天下来，王明成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神情颓丧，在墙角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母亲能好起来，能再多活一段时间。

可要是母亲多活的每一天，都要经受这样的折磨，最后却免不了在愈演愈烈的疼痛中离世，那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呢？

他们为人子女，本是想尽孝，让母亲安享晚年，怎么到头来，还让母亲越来越痛苦了呢？王明成开始犹豫了，他也不知道，这样强行拖着母亲的命，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私。

“安乐死”

在不知道听过母亲多少次哀求后，出来打水的王明成，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医生办公室。此时坐在里面值班的刚好是蒲连升，王明成徘徊了一阵后，还是咬牙走进去了。

他又一次向医生确认了母亲的病情，得到和之前一样的结果后，他的神情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灰败，而是轻微地松了一口气。从这突然的变化中，蒲连升隐约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开始警惕起来。

也就在这时，王明成面带痛苦地说道，他母亲实在是太疼了，他不忍心让母亲在临走之前这么遭罪，想问问医院，能不能给她打“安乐死”，让她可以走得安稳一点。

蒲连升一听到“安乐死”三个字就汗毛乍起，连声拒绝。他理解王明成的难处，也知道这个儿子是真的孝顺，是为母亲着想。可问题是，安乐死在我国是不合法的，私自用药的话，医生会承担法律责任。

更何况，作为医生，他的职责只能是延长生命，而不能结束生命。于是，他告诫王明成，以后都不要再有这样的念头，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说完后，他就严肃地将人请出去了。

他以为王明成只是因为一时的情绪作祟，才会冒出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来，可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晚，这个孝顺儿子就又来了。

这次的王明成，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来的。双眼依旧通红，但语气中已经没有了犹豫。也听得出来，他是下定了决心。只不过，无论他怎么说，蒲连升都没有松口。医者父母心，不松口并不代表不动容。

蒲连升其实也有那么一刻，设身处地想过，如果他是夏素文，或是王明成，在饱受煎熬的时候，会不会想选择“安乐死”。

结果显而易见，但他却没有权利那么做。再加上他已经工作多年了，近期很可能就会提干。一旦在这时候做了违规的事，恐怕他这辈子都别想再有什么前程了。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必须狠下心来拒绝王明成。

蒲医生知道病人和家属的难处，但王明成却不知道医生的为难。也不知道是被母亲逼得太狠了，还是他自己本就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总之，他第三天又来了。

这一次，他干脆就没给医生劝告的机会，直接双腿一弯，就朝着蒲连升跪下了，痛哭着喊道：“求您了，蒲医生，求您开了吧，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我妈她真的受不了了！”

看着这么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此时还直接下跪来求，一直坚守底线的蒲连升，突然有些迟疑了。耳边隐约还能听到病房那边的哀嚎，面前的人又不停地在恳求，这一犹豫，他就心软了。

叹了一口气后，他还是开下了安乐死的处方。按当时的规定，使用这种药物时，必须要有病人或病人家属的签字。王明成得偿所愿，立刻就激动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让一同前来的妹妹王晓琳也签了字。

兄妹俩拿着处方就去了药房，丝毫没想起来，他们还没和大姐商量。药房的护士看到处方上面是大剂量的“复方冬眠灵”时，也被吓了一跳，不敢直接拿药，而是拿着处方，又急匆匆地去了蒲连升的办公室。护士拿着处方，担忧地说道：“蒲医生，这个药的后果你应该清楚啊！你怎么开这个药啊？”

蒲连升想了想，还是肯定地告诉护士，这是家属主动要求，而且也签了字的，没有问题。护士也不再多问，回药房后，就把药交给了他们。

在当时，我国虽然没有针对安乐死的相关说明，但是有针对特殊针剂的规定。按这一规定，注射时，必须有家属在旁，而且开药的医生不能亲自注射，只能再找第三人注射。

考虑到这件事本身不合法，有经验的医护人员都不会轻易答应，蒲连升只好去找刚到医院实习的蔡建林，让她帮忙注射。谁知，蔡建林虽然刚毕业，但是知识储备并不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会让病人“安乐死”的药物。她立刻就委婉地拒绝了，让蒲连升去找别人。

但此时已经骑虎难下了，蒲连升干脆就摆出了前辈的架势，严厉地威胁说，如果不打，就自己回卫校去，以后都不带她了。无奈之下，蔡建林只好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在6月29日凌晨，给夏素文注射了“安乐死”的药物，让她平静地走了。

蒲连升以为自己是冒险做了一件好事，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一时心软，他将后悔一辈子。

后悔

夏素文离世后，她的大女儿回医院收拾东西，这才知道，母亲不是因病而死，而是被下药“安乐死”的。一气之下，她就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并不是医生自作主张，而是弟弟主动要求的。所以当王明成和蒲连升一起被抓时，她自己也不知所措了。一问才知道，处方上弟弟妹妹都签了字，唯独她对此一无所知。

可是此时已经立案了，她就算是理解了母亲和弟弟的选择，也无法去左右法律的审判了。蒲连升提出了上诉，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处方是病人家属坚持要开的，他没有杀人动机，事后也没收过一分钱，不应该是故意杀人。

由于这起“安乐死”的案件在我国属于首例，没有先例参考，民间也众说纷纭，所以法院一时也做不了决定，只能多方搜集证据。

而这一拖，就拖了一年多，蒲连升也在看守所里住了整整492天。直到1991年4月，法院才作出判决，认为病人确实属于疼痛难忍的那一类患者，蒲连升的动机也是纯洁的，不属于故意杀人，所以无罪释放。

夏素文的大女儿也认同了这一判决，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无罪释放并不代表着没有影响，这次的“安乐死”成为了蒲连升一生的职业污点，让他前程尽毁。走在路上时，也被人指指点点。

后来，他上过一次电视节目，在主持人问他后不后悔时，他的神情依旧很复杂，最后却坚定地说：“我很后悔，哪怕他们再跪下，给100万，我也不会再干！”他告诫所有的医生，在法律给出明文规定之前，不要心软，不要走他的老路。

节目播出后不久，王明成也积劳成疾，患上了绝症。因为难忍病痛的折磨，他再次开口，想为自己求一剂“安乐死”。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人敢这么做了。

离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安乐死”的存在，究竟是杀人还是救人，却至今还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