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崂山之崂山名人：“会山泽之气”的高弘图（二）

高弘图（网图）

2．魏阙风云

《南疆逸史》记载：“（高弘图）家居十年不起，言者交荐。来年春，帝思之；且闻其佐胶州城守功，召至阙，谘以时事。补南京兵部右侍郎，就迁户部尚书。”高弘图以其不凡的才干再次得到崇祯帝的任用，并将其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明史》亦载道：“（崇祯）十六年，（高弘图被）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迁户部尚书。明年三月，京师陷，福王立，改弘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高弘图在南京升任户部尚书，他的命运便又一次与东林党交集在一起。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作为留都的南京成为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在立新君主的国事上，各方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福王朱由崧在伦理上和地理上占有明显的有利地位，他是神宗朱翊钧的亲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兄弟，此时避难在淮安。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由福王继统，却遭到东林党士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东林党魁、礼部侍郎钱谦益，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建议迎立潞王朱常涝，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皆表示支持。而当时实权人物、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处于两难境地，他倾向于东林党，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清代桐城派文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曾记：“及左公下厂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鑱，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鸣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对史可法寄予厚望，希望史可法作为国家栋梁，能够支撑将倾的大厦，从此可见史可法与东林党的关系。作为东林党人，史可法对拥立福王心有顾忌，担心福王继统对东林党秋后算账。可他又认为按照伦序应该迎立万历的孙子，害怕舍亲立疏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正当史可法暗自到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榷迎立桂王朱常瀛时，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与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一起决定拥立福王，并亲自送福王前往南京，马士英害怕被手下架空，转而支持拥立福王。这种突发情况使东林党人颇为震惊，谈迁《枣林杂俎》载：“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龙江关。””钱谦益的言行代表了东林党人的态度。

《南疆逸史》记载：“南都大臣议所立，可法谓非英主不足以定乱，弘图与姜日广、吕大器佐之。会福王至淮，马士英贪定策功，与诸将以兵威奉王，仓卒称号。”

孔尚任《桃花扇》第十五出《迎驾》：“（马士英）前日发书约会史可法，同迎福王。他回书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阮大铖走去面商，他又闭门不纳。看来不肯行的了。但他现握着兵权，一倡此论，那九卿班里，如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竟行。这迎立之事，便有几分不妥了。”孔尚任对迎立福王的说法虽与事实有出入，但也以戏剧手法点出了史可法的作用。

史可法认可了福王继统的事实，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谁敢竞行”？事实既成，但东林党人的掣肘和离心力，使刚刚成立的南明政权陷入内斗。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始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然而，这并不是掀翻逆案的结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贤逆案中的人物极少起用。”

《明史·高弘图传》载：“福王立，改弘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疏陈新政八事。一，宣义问。请声逆贼之罪，鼓发忠义。一，勤圣学。请不俟释服，日御讲筵。一，设记住。请召词臣入侍，日记言动。一，睦亲藩。请如先朝践极故事，遣官赍玺书慰问。一，议庙祀。请权附列圣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侧望祀列圣山陵。一，严章奏。请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脱罪侥幸。一，收人心。请蠲江北、河南、山东田租，毋使贼徒藉口。一，择诏使。请谴官招谕朝鲜，示牵制之义。并褒纳焉。”初建的南明政权执政者多是所谓的正人君子，史书记载当时朝廷的很多重要决策皆出自高弘图之手，高弘图也许看到了恢复故国的希望，跃跃欲试，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不久就转入深深的失望。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摩擦不断，内斗不已。“一日，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说：“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哭东林者，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畔东林，东林拒我耳。”弘图因纵臾之，士英意解。”马士英想以与复社领袖张溥的关系，靠近东林党，却被东林党人姜曰广毅然拒绝，“公哭东林者，亦东林耶？”马士英不是东林党人，但也不是东林党的政敌。东林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处处树敌，搅乱了新政权内部的凝聚力。

顾诚说：“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一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历史上无赖之徒冒充头面人物屡见不鲜，即以南明来说，永历初也出现了假弘光皇帝骗得许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没有像弘光一朝这样闹得乌烟瘴气。究其根源，正在于东林一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到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人们常常受旧史籍影响，以为东林一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一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在新政权中，高弘图面临着必须左右逢源的局面。在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之间，他顾此失彼，又一次生发力不从心的尴尬。

《南疆逸史》载：“未几，可法出督师，士英辅政，惮弘图、曰广、慎言等持正。廷议起废，慎言举用吴甡、郑三俊；士英党诚意伯刘孔昭率诸臣叱慎言于朝，目为奸邪，声振殿陛。弘图曰：“文武各有所司，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权，武臣何得越职相争！且甡与三俊三朝遗老，清望在人。孔昭妄思侵害，非其党者目为奸臣。忝在政府，宸陛之严，化为讼庭，愧死无地；乞赐斥罢！＇不许。既而士英疏荐阮大铖，弘图斥之。士英曰：“我既犯人言，岂敢相累。”因拟旨，命假冠带来京陛见。大铖既见，疏陈江防要害，娓娓可听。将退，士英奏曰：“大铖名在丹书，非其罪也，人诬之耳！＇大铖因奏向日冤陷状，引弘图为证；以弘图素不附东林，必不忌己也。弘图曰：“大铖顷者陈说兵事，臣不知兵，无所参驳。若其起用，关系非细。昔崔、魏乱政，风教堕地。先帝首锄大恶，其党附者不可胜诛。钦定“逆案”一书以遏群邪，大铖与焉。臣不知其果知兵与否，但以先帝明鉴，岂容擅改。即如士英奏，乞下群臣集议，以彰公论；则大铖用亦光明。”士英愤然曰：“臣荐大铖，非受贿也，何不光明之有？”弘图因乞罢，以谢不能附和之罪；王慰留之。而大铖卒起为兵部侍郎，弘图则渐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弘图奏事宜曰：一、山陵宜选日改葬。闻梓宫今葬田贵妃墓，应在天寿山特立陵寝。一、分地毋许割偷。关以外，不得侵及关内。一、岁币宜量增十之三。一、国书宜如古可汗之称。一、使礼宜遵会典，不应屈膝以致辱命。后议简用中官督畿辅、浙、闽粮饷，复设东厂；弘图皆力争之。都御史刘宗周劾大铖疏至，大铖宣言“曰广实使之＇。士英怒，连起“逆案”张捷、谢升。于是朝端益水火矣。已用中旨u户部侍郎张有誉为尚书；弘图谓其端不可开，封还诏书。又请召还史可法入直。士英愈怒，矫旨切责；因力求去。秋八月，加太子少师，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后至，进太子太保。冬十月，致仕。弘图在阁，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志。及其去，遂无所忌惮。”对曾投靠阉党的阮大铖的使用，使马士英与东林党人矛盾明显激化。在东林党人眼中，阮大铖是他们的死敌，是有你无我的矛盾，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态度是要痛打落水狗。阮大铖认为高弘图非东林党人，能够跳出党争的局限，对他作出公正的看法，所以他想通过高弘图证明自己非东林党的死敌。高弘图对阮大铖疏陈江防要害，暗中还是肯定的，但他明白如果自己公开赞同任用阮大铖，那他必然成为东林党的政敌，所以他断然拒绝马士英的举荐。他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先帝首锄大恶，其党附者不可胜诛。钦定“逆案”一书以遏群邪，大铖与焉。臣不知其果知兵与否，但以先帝明鉴，岂容擅改”。高弘图明白任用阮大铖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朝中政治上严重对立。他提出“即如士英奏，乞下群臣集议，以彰公论；则大铖用亦光明”，他希望通过群臣集议任用阮大铖，减缓一些朝中的矛盾对立，光明正大地任用阮大铖。马士英对群臣集议非常气愤，“臣荐大铖，非受贿也，何不光明之有？”马士英说的也许是事实，他既不是阉党，与东林党也无世仇，也不是要与阮大铖结党营私，有什么不光明之处？“马士英本是倾向于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一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伤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甲申初夏，明朝南方官绅出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一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唯恐阮大铖被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顾诚认为把弘光一朝的党争说成是马、阮阉党同东林一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核心问题是争权夺利的政治较量。

孔尚任《桃花扇》借马士英之口，吐露了南明朝廷的现实状况，“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这确是南明政权的真实写照。《南疆逸史》评论说：“金陵立国，弘图与小人同朝；不激不随，持守正直，有足观者。然不能通古今之变、览存亡之势。如论使礼，犹执向时故事，将约是具文乎，抑欲求当于国事也！史可法恐四镇之横，以建议始封为弘图误国罪。是则不然，使君相英明，庙堂胜算，四镇何尝不可用；况如得功之忠勇乎！自马、阮出而纪纲紊乱，外结强援，以遏正士；贤者岌岌乎不安其位。是四镇之横，马、阮召之也，于弘图何尤哉！”温睿临的观点是弘光一朝党争为马、阮阉党同东林一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高弘图虽与阉党小人一起执政，“不激不随，持守正直”，还是主持正义的。从记载的关于四镇封爵来看，身处党争政治漩涡中，保持不偏不倚是多么的艰难！温睿临记载史可法认为高弘图建议始封是误国罪，应延吉《青燐屑》记载史可法的说法“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封四镇成为高弘图误国罪行，而史可法完全脱离了干系。史可法在《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说：“四藩即用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优以礼数，为我屏藩。······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史可法急于弥补自己在拥立继统上的失误，拉拢四镇以换取他们的好感，与马士英、高弘图的做法没有差异，而从他口中说出误国罪，则有混淆视听之嫌了。四镇内江与执政者处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时高弘图已经致仕在野。谈迁记载：“马士英闻高杰遇害不怡，阮大铖闻之喜，犒报者十金，两人同事异情。时高相国寓姑苏，语：“事当云何？”予曰：“杰罪当死，第列侯也，不恤之无以安诸镇。而失处许定国，又生事端。须讳定国，只云兵变。亟遣谕定国，明非其咎，庶两全矣。＇相国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国，遂导北兵覆灭。”高杰被许定国杀害，事实既成，为稳住局势，应该以兵变为由稳定许定国，然造成许定国率部投降清朝，督师大学士史可法的责任是无法脱逃的。

强敌在前，“朝端益水火”，仅仅为自身利益而争斗不已，如此短视的政治眼光，还如何分辨君子小人？清初文人戴名世感慨地说：“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戴名世认为南明覆亡与东林党关系重大。张怡《叟闻续笔》也写道：“弘光皇帝以播迁之余，丁大乱之后，九庙之焰未熄，万姓之席未贴，虽卧薪枕鼓，不足示其殷忧；布衣帛冠，不足表其恭俭，而圣质等于肉糜，皇衷习于市肆，卧深宫而枕宦者，爱比顽童；开后庭以待丽华，惟湛旨酒。李煜、孟昶合为一人，归命、东昏将与同传矣。然而治乱不关其意，故上每任人而不疑；贤才各极其材，故下亦任事而不忌。向使李纲、寇准之流为相，韩、岳、宗泽之俦为之将。将相同心，不忧中制，中外一德，可弥外忧，即发兵诛不道，远逊萧王，岂敷天同左袒，至出赵构下哉！”张怡认为南明覆亡与朱由崧的无能腐败有关系，但是“中外一德，可弥外忧”，仍能使新立朝廷渡过难关，可惜的是朝廷内外钩心斗角，离心离德，大厦倾覆是无法避免了。高弘图处此困境，还真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要真正做一位正人君子，能够保持刚正不阿的自我，只有远离政治漩涡了。

转自宫泉久《游崂名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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