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剑：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报告文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

1921年7月，黑暗即将褪去，天光已然破晓。十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人齐聚上海望志路106号和浙江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军旅作家徐剑长篇新作《天晓：1921》生动还原了这一历史时刻，重温建党故事，读懂初心密码，给人信心和力量。

如何生动讲好红色故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告文学？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者徐剑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节目的专访，分享党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心得与体会。

作家 徐剑

创作原则“三不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地方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

记者：您从事文学创作很多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原则？

徐剑：有的。我写纪实文学到现在将近35年，一直把《史记》当作最高的标准，它是我创作的坐标。通过阅读分析《史记》，结合过往经验，我总结出了自己在写作上遵循的最高原则，即“三不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地方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这个原则看上去苛刻，实际上却令我受益无穷。

具体来说，我认为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行走”的文学。它要求作家运用人类学和考古学领域的田野考察手段，抵达历史曾经发生的现场。对于情感丰富、思想敏锐的作家而言，这样的抵达会唤起一种心灵感应。你会感到自己和历史之间产生了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勾连，从而能够发现蕴藏其中的雾障和尘埃，所以我首先强调“走到”。

其次，我在写作中强调对于现场的观看。要“看到”战场壕沟背后的战争方位和攻击策略，也要“看到”一个人去楼空的工程当年的修建盛况，与其进行历史的对话。最后，就是要“听到”当事人或者其亲人、学生、相关研究人员讲述的真实故事。

比如在写《天晓：1921》时，我向两位责编提出，我想走完13个中共一大出席者或党代表的出生地、学习地、工作地、战斗地、牺牲地，乃至那些背叛者的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我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通过阅读的方式走近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中共代表人物，但只有实地走访这些地方，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的气息与文脉的接续。

描绘人物“三化”：把伟人平民化、把名人传奇化、把小人物伟人化

记者：党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既要保证其权威性，又要彰显它的文学性，难度不小。您在进行《天晓：1921》等党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中，是如何刻画人物细节的？您认为难度最大的部分在哪儿？

徐剑：在《天晓：1921》中，我把党的百年命运压缩到了10天，聚焦于出席中共一大的13个历史人物之中。这个构思非常巧妙，但同时也具备很强的挑战性。一方面，它需要经得起任何党史专家的审读与挑剔，具有符合史实的权威性，因此留给作家的创造和想象空间很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是有强大的文学和情感力量的、老少皆宜的国民读本，落点在于13个党代表的成长轨迹和生命历程，恰好适合作家对其进行文学书写。

这两方面如何平衡确实难度很大，但对于我来说，这种越有挑战性的写作其实是越有意思的。于是我首先大量阅读了与这些人物有关的回忆录和文章，比如陈独秀的文集、毛泽东的传记等，扎实地将党的历史叙事线索勾勒出来。在这个背景和前提之下，我开始写具体的人，把毛泽东、李大钊等同志看作邻家的爷爷、伯伯或是大哥，写他们的命运和情感、尊严和荣誉、理想和初心、挫折和辩解……这就是我描绘人物的“三化”——“把伟人平民化、把名人传奇化、把小人物伟人化”。

比如我参观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时，注意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开国者，他的廉洁朴素的品质让人感慨。另一份记录毛泽东同志生命尾声的医疗资料显示，在最后的19个小时，他看了12次书或文件，共1个小时40分钟。这让我瞬间领悟到，他的韬略气概正是来自对人类文明结晶的不断阅读和思考。

又比如我参观一大代表何叔衡的老家时，纪念馆的管理员邀我拜访其夫人袁少娥的墓地。何叔衡参加革命后牺牲于敌人的枪下，而他的夫人一直留在家中不敢问关于他的消息。直到弥留之际，袁少娥才从子女口中得知丈夫牺牲的真相。我在老太太的墓前鞠躬，流下了泪水。这就是真实的人的情感，而这样的故事在牺牲者与革命者中比比皆是。

记者：在纪实文学创作中，你的思想境界和情感轨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写完《天晓：1921》之后的内心感受吗？

徐剑：回溯党史，我觉得我们党在历史的风雨之中总是不断地自我革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总有一个伟大的人物站出来挽救党，切除腐肉，把党的航向重新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新的道路。而正是那13个中共一大出席者的青春、尊严、追求和韬略滋养了这个伟大的党，铸造了这个党的党魂和初心。

我这一次的书写其实就是走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源头。我看到了那股清泉是如何汇入波澜壮阔的人民之河之中，又是如何奔流到人类文明的大海之中的。我也看到了江山是怎么来的、是怎样被坚守的，又是如何实现自我更新和改革的。因此，我对这个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也对它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和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烨

专家白烨：历史的温度感令这部作品脱颖而出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晓：1921》以及徐剑的创作。

白烨：徐剑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专心致志，用情用力，并已形成自己的特点与风格，那就是既擅于驾驭重大题材，又能使作品内容出新、表述出彩，因而在报告文学界很有影响力。他用长期以来的稳定而扎实写作，给人们留下一种信任感，让我觉得他的每部作品无论写什么，都一定会是好作品，无非是怎么个好法而已。

谈到《天晓：1921》，我认为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写作者主体投入的现场感。徐剑写报告文学，有个“三不写”原则，这个原则的要义是亲历、亲见、亲知。在这部作品里，他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几乎走遍了党的创始人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他在写作中带入了自己的感受，并用自己的感受去还原历史现场，用主体的情感去温热历史事件，这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与突出的主体性。其次是注重人物鲜明形象与坎坷命运的描写与勾勒。这部作品主要是叙说建党的过程与始末，但实际上的重心是人物，如“南陈北李”在建党中的重要作用，共产国际代表在其中的作用，党代表的各自作为与作用等等。我最感兴趣的，或者说印象更深的，是一个个创始人的人生浮沉。这里边，写到了特殊时代的大浪淘沙，也写到了信仰、理念与人的命运的深切勾连。特别是陈独秀这个人物的命运浮沉，很让人惋惜，很给人教益。这部作品里，13个创始人，每个人的经历与命运，都构成了人物小传。这使这部作品与其他写建党题材与主题的作品的一个很大不同。第三点，是作品在以人物为主的同时，注重小中见大，以细节取胜。作品里写到王会悟在一次党代会的组织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与李达分手到了重庆。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知道王在重庆，特别约见了她，并予以悉心关照。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却表现了毛泽东对革命战友和有功人士的惦念与关怀。还如刘仁静几次变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深为愧悔，特别写了一份“声明”，之后以教书育人终其一生。再有作品里写到毛泽东在毛岸英逝世之后，特别保留了毛岸英遗物中的三件衬衣，作者由此抒发了一些动情的感慨。这样一个细节，特别表现了伟大领袖的另一面，那就是慈爱的父亲。看到这些，都令人感慨万千，也感佩不已。

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史料丰盈而可信，事件真实而生动，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并都有相对完整的命运钩沉，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细节。它的亮点在于把历史写活了，让党史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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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蒋文月 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