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明知道战斗到最后一刻，还是被“困毙”，（如果）能有选择，不妨“有尊严从容”的离开。而“尊严”是无奈的自我“遵命、从命”，“从容”则是“穷融、从末”而已。

横七竖八的管子只是“痛苦”的见证，再就是“吸钱”的工具，“吐钱”的后人会雪上加霜（能报销95%以上的不在此列）。

愿“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存在”的话成为信条。

而“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有牵挂”只是戏说，不怕死的人应该没有，又有谁“没有牵挂”？！“绝望”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话，“好死”是结束生命的“方式”，倒也不多。“安乐死”似乎其一，目前国家还没有明文规定。“赖活着”人多多，却也“赖”的悲催顽劣，却也时时的抗争中，并时时有“想到死”的念头！

我一最好的朋友，去年走了，43岁，从她确诊到她走，我一直都陪着她，哪怕得的是绝症，谁都不愿意放弃，都想尽一切办法治疗，手术切除肿瘤做了11个小时，出来时麻药还没过，出来时见到我们，她说不出话，眼泪顺着眼角哗哗的流，然后是化疗半年，休养半年她上班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上班也是忙忙碌碌、嘻嘻哈哈的，时间匆匆而过，一年过去了，19年底，西安特别冷，连着下了三天大雪，她没有来上班，一天，没啥，两天，我慌了，忙打电话问她，为什么休息了？没事吧？她说没事！然后是三天、四天……她再没来上班，复发了…开始放疗、靶向治疗，她很乐观，说能坚持下来，脖子上黑乎乎的洞，是放疗的结果，我看的恐惧，然后是各器官慢慢都扩散了……她依然坚强，去年四月她浑身疼，靶向药又引起胰腺炎，去西安医院检查，当大夫告诉她家人回去吧，没任何治疗意义了，全家人在旅店商量后续是继续治疗还是维持等待最后的日子，她知道结果后，一个人坐在旅馆外面的角落里大哭一场，决定回家不治了！回家后她依然坚强，可慢慢的下不了床了、浑身是骨转移的疙瘩、吐胆汁了、脸肿了、眼睛挤的看不见了、浑身疼的嗷嗷叫，不能排泄了，人很快就瘦成纸片，靠打杜冷丁维持，我去看她，她搂着我脖子说：求你件事，你一定要帮帮我，我没想到会有今天，我太疼了，太难受了，你去给我买点药，送我走吧…求求你了。我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往下流。后来，她放弃了所有的治疗，血不输了、蛋白也不打了，去年秋天的一个中午，静静的走了……再也没有痛苦了。面对死亡，如果没有治疗价值了，还是选择有尊严的离开吧！

我大姑，省中医界老教授，胰腺癌，去世之前几乎未着寸缕，浑身插满管子；我爸爸，胃癌，在家中我妈妈怀里去世。未经他人事，怎知他人痛？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没有谁比谁从容，都是相互安慰罢了。

1、

大姑是我爸的同姓大姐，堂姐弟的关系。

她是我爸这辈唯一一个正牌大学生，考上大学离家的时候，穿走了家里唯一那双没有破洞的鞋子，和那条只有一个补疤的裤子。

大学毕业后，大姑被分在省中医院任职，后来出国交流了两年，并在48岁的时候评上了教授。她是我们省很多中医学院的客座教授，也带了数不清的研究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出人头地的大姑，承包了娘家所有人的衣物，一直到她去世时，整整五十年，她从未忘记过求学时穿走的那双鞋和那条裤子。她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职业便利，单位每年都有体检。大姑一直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病，直到生病前，健步如飞，经常往返于中医院和各大医学院。退休后被医院返聘，业余时间喜欢旅游，70岁的时候，还徒步登上了黄山。

71岁体检，大姑被确诊了胰腺癌。第一时间去上海瑞金做手术，术后在武汉最好的医院放化疗，回家不足三月，复发，住进ICU就再也没出来过了。

我们去探望大姑的时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隔着玻璃，与一众亲人遥相张望。

从大姑的嘴部以下，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镇痛药物滴注、导尿管等，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仪器，分布在病床左右两侧。病号服敞开没有扣，便于医生观察和调整各种仪器，薄被轻轻地盖在大姑胸部以下，上半部分裸露在空气中。

因为架着呼吸机，大姑不能言语，侧头看着玻璃这一侧。我看见大姑的眼角淌出了泪水，想到也许不久后我爸爸也是这样，鼻子一酸，情不能自抑地掩面哭出声来。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被确诊了胃癌3C期，医生说最多一年。

大姑就这样在ICU躺了三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半昏迷状态。在少数清醒时间，她明确地告知医生和家属，她想活，即使倾家荡产，除了儿子的婚房，其余一切皆可变卖，因为家里大部分家产，都是大姑打拼来的。

大姑去世的时候，花费了一百多万，虽然是她半生所得，但去世之前的消费观，给我姑父和表哥留下了一些阴影。

尊严还是从容？大姑都没有选择。

她只是想活，即使一辈子行医，即使见惯了生死，当自己面对的时候，所有选择都只是出于本能。因为只有插满管子，才有生的希望，她不在意是多活一个月，还是多活一天。

2、

我爸是早于我大姑一年左右查出胃癌的，62岁那年。

至今想起我去省人民医院拿我爸的活检结果时，那种浑身犯冷的感觉，还让我瑟瑟发抖。烈日当空，微风拂面，蜜蜂在医院小广场的绿化带穿梭，我蹲在一个角落，哭得茫然不知所措。

不记得哭了多久，站起来时摔了一跤，腿麻了。我调整好呼吸，用尽量平稳的语气给爸爸打电话，让他听医生的建议，到武汉来做一次全身脏器CT扫描，以评估有无转移，以及手术的把握。

爸爸说要考虑一下，他信奉中医，因为大姑。

大姑日常给兄弟们讲解人体五行，能不动刀子，尽量不要动，调理为主。讽刺的是，一年以后，大姑查出胰腺癌，第一时间选择了国内最好的医院去做手术。

但我爸对大姑的信任，已经近乎崇拜，所以他在来武汉做完CT后，选择吃中药。是大姑介绍的医生，看诊很仔细，开药时斟酌了很久，一个月复查一次，调整药量。

大姑病情的反复，对我爸的打击很大。特别是大姑生病后选择了西医这个操作，让我爸有些茫然，就好像是一辈子所信仰的那个人，亲手推翻了一切，告诉你一切皆是幻像和徒劳。

这种打击比病魔更要命，它让人瞬间看穿了一切，不得不认命。

我爸在去ICU探望大姑后，回家就停止了吃中药，一来他觉得吃了半年没什么效果，二来那时候对于他来说，最急需解决的是癌痛。所以他选择了“姑息治疗”（晚期病人的营养支持和缓解疼痛，其余顺其自然）。

泰勒宁、吗啡缓释片、羟考酮的剂量不断增加，撕心裂肺蚀骨般的疼痛，让一辈子要强的爸爸喊出了声音。

随着止痛药剂量的增加，副作用带来的梦魇又不断侵蚀着他的神经，没有白天黑夜的，让他长期处于半睡半醒间。

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往返于老家和武汉，回到他的身边，多帮妈妈做顿饭，多陪爸爸说说话。而我能做的，仅仅是把做好的饭菜，送到我爸的床前，问他有没有痛得好一点，有没有睡一会儿，想吃什么，以及又梦到了什么。

止痛药引发的梦魇，越来越荒诞而诡异，多数时候特别恐怖，让他即使醒着的时候，也两眼无神，一副决然于世人的神态。

我无法回答爸爸问我的，为什么吗啡要做成缓释片，不能马上止疼；为什么打杜冷丁，医院要有那么麻烦的流程？他实在是太疼了，眼窝深陷、进食困难、无法睡眠。

无数次，我和妈妈听着爸爸的呻吟和祈求泪流满面，爸爸祈求有没有办法让他安乐死，他不想再这么被病魔折磨了。

一天中午，妈妈去喊爸爸吃午饭了。爸爸说他想起来站一会儿，顺便上个厕所洗个手。（一直到去世那天，我爸都是自己上厕所和洗手，从来没有在床上拉过大小便）洗手的时候，他突然朝一侧歪下去，晕倒了。

堂弟拖着我爸妈还在去医院的路上时，爸爸就走了。而家距离医院，不过15分钟的路程。

突然而决然。

妈妈颤抖着手签下了拒绝按压抢救，她哭着告诉所有人，我爸终于解脱了。他冰冷地躺在棺材中，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眼窝深陷，宽大的寿衣包裹着他，决然而无望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从此与我们阴阳两隔。

如果按照题主的思路，我爸离世的时候，应该是有尊严的，可为什么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还是泪流满面，哭得不能自已？

以上是两位至亲的真实经历。

我认为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不论是浑身插满管子，还是所谓的有尊严地离开，都只是当事人的选择。无所谓对错，外人也不能加以评价，因为对亲属而言，都是不可抹灭的痛苦回忆。

但如果未来某一天，我自己身染重病，我会在得知病情的第一时间，告知我的家属和子女，拒绝插管，拒绝过度医疗，请让我用想要的方式过好余下的时间，在最熟悉的地方、最爱的人怀中离去。

说说我家的事吧，我老公生前是个医生，经常要面对生死，所以他对那种明知无法挽救，却极力抢救的行为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以前经常跟我说，如果我们俩人中有任何一人出现这种情况都不要去抢救。

很不幸的是，在52岁那年平时身体很好的他被查出患了胰腺癌晚期，并且已经发生了肝转移。虽然上了手术台，但主刀医生发现已无法手术切除，只能给做了个姑息手术。当时主治医生建议向他隐瞒转移的事情，以便让他能够配合治疗。因为胰腺癌做为"癌症之王″，被确诊为晚期后生存期一般不超过1年，而且也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

做为医生他对自己的病情心知肚明，想放弃治疗，而且我周围的人也都劝我说治不了了，可我不想放弃，哪怕有一线希望，毕竟他还不老。于是在我的坚持下开始了化疗，做了两个月虽然有些效果，但由于副作用大，而且再做也会出现耐药性就停了。然后喝了一个月中药，再检查病情恶化，整个人骨瘦如柴，由原来的140多斤降到一百零几斤，根本吃不了多少饭。找到医生后建议做免疫疗法，如此又做了三个月，仍然没有效果，疼痛加剧，无奈又去做了神经阻断手术。这时他已经不想这样没质量的活着了，一心想安乐死，但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在他的最后时刻，已经全身水肿，可他坚持不去医院，说要死在家里，因为他深知到了医院会是什么结果。当他快要陷入昏迷时，我很害怕，因为他在家里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趁他清醒的那一刻把他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后我要求医生只给他做基本的治疗，能让他少些痛苦的离开，可医院也有自己的规定，有些治疗我做为外行也不知道该不该做，看着他全身水肿陷入昏迷，只有疼痛难忍时才发出呻吟声，我一遍遍的去找医生给他止疼，最后连液都输不进去了，扎哪哪肿，然后顺着针孔往外流的液体把床都打湿一片。最后我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此折磨，要求医生把液撤了，也在不抢救文件上签了字，撤完的当天他就走了，不用再受折磨了。

做为家属都希望能留住我们的亲人，尤其是那些还年轻的，但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是不愿意这样被抢救的，宁愿有尊严的去死，我想病人也是这样想的吧，只是那时已不能表达了。人终有一死，既然无法避免，何必在死前还要增加痛苦呢？

几年前，我堂妹夫患肝癌走了，走得淡定从容。当被确诊肝癌晚期后，他放弃了积极治疗，不愿意让家里人落得人财两空还要背债的结果；即使我和我哥都表示每人可以支持几万块，也都给他回绝了！每天只在家里服用一些中药和缓解疼痛的药物，头脑清醒冷静地等待着最后的到来。那一天上午，起床不久，便对我堂妹说：我要走了，真正的分别了，你们要保重！之后躺下，便走了……我很佩服他的淡定，面对生死，面对痛苦，坦然而有尊严！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个气度堪破生死，曾有多少大佬高官在生死之际丑态百出，而他只是一个底层的草民，却在生死问题上胜他们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