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可继续，但商鞅却必须死。
因为商鞅，乃是整个秦国变法中，所有阶级冲突和矛盾的中心点，商鞅缔造了变法，也绑定了变法中的所有负面情绪，随着变法的深化，国力的增强，变法的对错本身已经不重要了，但所有人的仇恨，必须宣泄。
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变法后都会出现的余波。
卫国人商鞅很强大，他将一个处于“边陲之地”、几乎被中原诸侯划分为“夷狄”的秦国带上了强国之路，最终以他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开创了秦国的“六世之烈”，一统天下。
而秦国的变法特点就在于中央政府的强大，商鞅的一切思想，都在于加强政府的实力，加强军队的实力。
可变强是需要资源的，资源并不会凭空产生，所以想要强大，商鞅的变法核心就在于对一些固有利益集团的“打击”，只有将他们的利益转变为自己的利益，这就注定了商鞅的变法和固有的贵族，本身是存在着巨大冲突的。
有冲突，便会得罪人，而商鞅得罪的第一个人，正是当时的秦国太子赢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曾经强大的秦国经历了几代秦君的昏庸变得落后不已，弱小得连自己的领土都难以守护，秦孝公眼见祖宗先业如此溃败，心中想着复兴秦国，而复兴秦国，要解决的就是一些贵族蚕食国家利益的现状，于是秦孝公便召集人才变法。
商鞅在公元前360年前后进入秦国，成为秦孝公的座上宾，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向商鞅讨教变法，商鞅先后提出了“王道之法”以及“霸道之法”，可秦孝公哪里还等得急，王道虽然柔和，能够做到大家都开心，但时间太久了，唯有霸道，才能迅速改变国家。
就这样，商鞅的第一次变法政策提出，那便是《垦草令》。
在垦草令提出前，秦国的旧贵族们就已经预感到了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所以以甘龙、杜挚为首的士大夫们就率先反对变法，认为秦国不需要变法，更不需要霸道的变法，但这些反对意见，都被秦孝公以秦国越来越屈辱为由镇压了，商鞅也得以顺利进行变法。
眼见无法阻止，那就只能且行且看，但反对派没想到，商鞅的“报复”来得那么快。
垦草令看似是关乎农业的政策，但事实上，这是商鞅变法的大纲，在公元前356年全面推行细化变法之前，垦草令就是商鞅变法思想的所有集合体，概括来说，包含了五个主要部分：
垦草令是一个无处不充满着对旧贵族、固有利益集团打击的政策。
虽说垦草令对基数更大的普通百姓的伤害更大，比如禁止了基层百姓有学习的机会，在思想上进行了愚民：“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但农民本身是不会反抗的，他们也没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真正仇恨垦草令的，唯有本就存在着实力的贵族集团。
不论是对基层官吏的管控，还是各种赋税的增加，亦或者是生产关系中受益者的转移，这些政策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将贵族的利益，变成国家的利益。
所以垦草令对贵族的“恶意”毋庸置疑，商鞅也因此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批“黑粉”，整个秦国的贵族几乎都对商鞅唾弃不已，可另一方面，秦国确实变强，秦孝公很满意，加上变法施行还是不久，各种矛盾还没有达到剧烈的时候，于是秦孝公迅速让商鞅主持第一次全面变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正式开启全面变法。
这一次变法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变法的具体政策就是在垦草令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比如在愚民方面，商鞅推动了“伍什连坐制”，将百姓的行为和思想牢牢锁住，让他们不敢犯法，只能好好生产，而伍什连坐制造成了基层百姓“家家相疑”、“户户相斥”的不良现象，所以很多基层百姓，都对商鞅有了怨恨。
但更恨商鞅的当属“士卿阶级”的贵族们，因为商鞅直接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贵族们的特权无法再传承，这让“贵族”这个称谓，都差点成为了伪命题。
于是乎在第一次全面变法的结束后，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开始之后，秦太子赢驷第一个挑明反对了。
严格来说，赢驷并不算反对，只是他的很多行为都代表着贵族的利益，因为赢驷是储君，本身也有相应的支持者，所以赢驷难免会“犯法”，会和商鞅产生冲突。
而商鞅面对“太子犯法”的情况，他决定依法治罪。
处置太子，是商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在变法之前，商鞅以“立柱”的方式来重塑政府的威信，但威信除了“信用”以外，还有“威严”，如果秦国政府的威严不够，那么商鞅的变法进入深水区必然会受到反抗，为了加强威严，商鞅决定用赢驷来开刀。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公元前350年，秦国实行迁都计划，从栎阳搬到咸阳，新都城的意义，既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新，更是利益集团的变迁，所以很多人都不满，开始对变法有怨言、有意见，变法出现了第一次“反弹”危机。
而这场危机背后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赢驷。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
如果商鞅不敢动太子，那么变法就注定戛然而止，因为一切的法令到了太子的面前，都成为了废令，跨不过太子便执行不下去，久而久之，所有贵族都会找到太子成为保护伞，这样下去有两个弊端，一是变法的失败，二是太子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对秦孝公造成威胁。
所以太子，必须要动。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翌日，秦人皆趋令。
秦法经过商鞅的改革，非常严厉，动不动就是“刖刑”、“黥刑”等酷刑，而太子犯的法，理应施于“黥型”，也就是在脸上刻字，一旦太子脸上被刻字，那么太子的威严就不复存在了，变法虽然保住了，可太子未来也不可能再当君主了，所以为了避免太子“社死”，商鞅决定让太子的两位老师代为受罪。
赢驷的两位老师里，其中一位是秦孝公之兄弟赢虔，也就是赢驷的叔伯，而他代侄子受过，成为了商鞅变法第一个被“开刀”的最大贵族。
其实赢虔对于变法还是比较理性的，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一味反对，只是就事论事，针对商鞅变法中不好的部分加以议论，可商鞅对太子下手，并将他黥刑，这就将公子虔彻底推到了商鞅的对立面，自此之后，公子虔极力反对商鞅变法，只不过商鞅势已成，公子虔的反对无效。
而商鞅的才能不仅在变法上体现，在兵法中，商鞅也有一套，作为顶级法家，商鞅却又擅长“兵不厌诈”的战术，公元前341年，秦孝公派商鞅领军攻打魏国，魏国的将领乃是公子卬，乃是商鞅的旧识。
商鞅就利用这点“欺骗”公子卬两军不要交战，相约见面饮酒，就在公子卬赴宴时，商鞅派人镇压了公子卬，逼得魏王不得不割让大部分的河西之地给秦国，而这一计，让商鞅在秦孝公那里收获了封底，秦孝公将商鞅封为商君，赐予十五邑之地，但在秦国和天下人眼中，商鞅就是一个没有“原则”、“君子道德”的人。
这为商鞅的灭亡埋下隐患。
公元前338年，秦国的中兴之主秦孝公去世，和商鞅不对付的赢驷继位为新的秦君，而在秦孝公去世前，他并没有留下任何对商鞅有保护作用的后手，这导致了赢驷登基后，商鞅就处在一个“任人宰割”的局面。
果不其然，商鞅没过多久就遭到了来自公子虔的报复。
其实商鞅自变法以来，一直是靠着秦孝公的信任才获得封地和地位，而商鞅的变法行为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人发自内心地钦佩他、感谢他。
比如农民百姓，他们即便不会对商鞅有着血海深仇般的憎恨，但商鞅对百姓的酷刑、愚民、连坐制等等政策，都让百姓们在内心里排斥商鞅，只要一个政治家不得民心，那便不会长久。
而贵族阶级，则是恨不得把商鞅放血割肉的那批人，不论是商鞅对贵族财富的掠夺、剥削，还是世卿世禄制的废除，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贵族的这个“概念”，消灭其概念，这是最可怕的，比起暂时掠夺大量的利益更要狠毒得多。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商鞅就是一个“公敌”，对于公敌，很多人消灭他不需要任何明显的过错，或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便能将他消灭。
公子虔深谙这种境况，于是他便以秦孝公病重的时候，商鞅独揽大权，意图谋反为由向秦惠文王赢驷提出逮捕商鞅，面对公子虔的“诬陷”，没有人给商鞅辩驳，甚至是越来越多的人出来做证明，这些人，都是吃过商鞅变法“苦头”的人，面对众人的讨伐，正义和道理已经不重要了，商鞅只能逃跑。
而讽刺的是，商鞅在逃的过程中，就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
当商鞅逃到了边关之地的时候，商鞅想要住宿，可当时的舍业早就被商鞅规定只能“官营”，于是所有的舍业都要求商鞅提供“身份凭证”，商鞅自然不能暴露身份，因此只能狼狈逃向魏国，企图央求魏王收留。
可商鞅此前用卑鄙的手段夺走魏国的河西之地，早就被魏国人恨之入骨，即便魏国人知道只要获得商鞅，那么便可以针对秦国的崛起做一些打击，魏国人都不愿意接纳商鞅，商鞅最终无地自容，只能奋起反抗。
商鞅回到自己的商邑封地后，开始组织军队对抗，但商鞅的政治思想再顶尖，他也不可能以十五邑的基本盘对抗自己策划强大起来的国家，所以商鞅最终兵败战死，而他死后，他的尸体并没有被秦惠文王放过，秦惠文王下令将商鞅的尸身在咸阳以“车裂”之刑示众，为的就是告知世人，商鞅已死，而且死得和难看。
之所以要这样终结商鞅，秦惠文王就是为了以商鞅的死来释放世人在变法以来积蓄的负面情绪，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复述了商鞅被车裂之后的秦国人态度，乃是“秦人不怜”，一个为秦国强大做了那么多的变法家在死的时候竟然无人可怜，商鞅变法被人憎恨的程度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商鞅变法要有一个人来“背负骂名”，因为商鞅变法仍需要进行下去，这一点秦惠文王是深谙的，毕竟变法的最终受益者，就是秦国君主，秦惠文王继承秦孝公的位置成为了秦国最大利益者，怎么可能不延续商鞅的变法。
不管商鞅的身后名如何，商鞅都是春秋战国以来所有法家变法的集大成者，秦国问鼎天下的实力，也是商鞅的变法奠定建立起来的，所以商君在秦国一直存在着两面性的评价。
称颂他的人多为后人，与他同时代的人，大多数都摒弃他，这就是真正的商鞅。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公元前338年，商鞅起兵谋反被杀，死后其尸身被带回了秦都咸阳，以五马分尸示众，行刑后百姓们拍手称快，守旧贵族们弹冠相庆。
秦惠文王踩着商鞅用血铺就的霸主之路，稳稳地坐上了秦国君主的位置。
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西周的诗酒年华早已成为了昨日的美梦，中原大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横流的战场，列国连年混战，为了抢夺地盘，尔虞我诈，如同嗜血的恶狼，互相厮杀。
列国当中，唯秦最弱，居于西陲之地，被贴上了野蛮的标签，各国都不屑与秦国为伍。列国卑秦已久，百年来士子不入秦已成列国共识。
可是，商鞅的到来让秦国一扫往日颓废的局面，将它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甚至还一步步走向了强盛。百年后，秦始皇更是带领百万雄师，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可是，当秦国正一步步走向强盛的时候，商鞅却在封地起兵谋反，被秦惠文王起兵反杀，尸体更是遭受车裂之刑。为何为秦国鞠躬尽瘁的商鞅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这一切，还要从他出走魏国说起。
公元前361年，春寒料峭的夜晚，魏国丞相府内气氛有些紧张，相国公叔痤正躺在病榻上养病，路过的仆人都轻手轻脚，来去匆匆，生怕扰到了这位大人物。
突然，寝殿的朱红色大门被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外走了进来，随后坐在了公叔痤的床榻边，烛光闪烁，温热的光喷洒在男人的脸上，他便是魏惠王。
眼见公叔痤已然病得下不来床，魏惠王忧心忡忡道：“丞相，魏国可不能没有你啊，你要走了，寡人可怎么办啊！”
公叔痤闻言，断断续续地回道：“大王不必担心，我有个学生名叫商鞅，现在是我的侍从官，此人是个奇才，大王放心将国事交予他处理。”
公叔痤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借此机会将商鞅扶上魏国丞相的位置，辅佐魏惠王。可是话刚说出口，魏惠王就一言不发，紧锁眉头，他知道这事没戏了。
“如果不能用他，就将他杀了吧，一定不要让他走出魏国。”
魏惠王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坐了一会儿后，扔下一句：“好好养病！”就离开了。
走出相国府的魏惠王不禁喃喃自语道：“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生了场病之后，竟有些疯癫了呢？”
商鞅是卫国人，本姓公孙，据说是卫国国君的后代。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公叔痤身边当个小小的侍从官，在魏国没有任何资历。
所以，即便是公叔痤亲口推荐，魏惠王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任用一个毫无根基的外国人。可魏惠王看不上，不代表别的君王看不上。
在魏国的西面，有个邻居叫秦国，秦国的君王秦孝公年轻而富有野心，可他的国家始终徘徊在灭亡的边缘，其他六国连个眼神都不屑于给他。
皆以夷狄同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在当时的六国诸侯眼里，地处西陲的秦国如戎狄杂居，好勇斗狠，像是未开化的野兽。被人如此瞧不起，秦孝公心里极度不甘。
两百六十年前的秦国是何等辉煌，东平晋国之乱，西霸戎狄之地，更是将河西之地收入囊中。可如今，大片国土被抢，秦国在周天子和六国诸侯的眼中就是个蛮子。
既然如此，你们看不起我，我就挖你们的人才，壮大我秦国。于是，秦孝公向列国所有人发送了招聘通知，美其名曰求贤令：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大致意思就是，列国诸侯抢了我的土地，还连带看不起我的人，我现在要收复失地，若有能人异士能献上强国大计，壮大秦国，我必定封侯拜相，赐予土地。
求贤令很快就发到了魏国，商鞅一看，还是秦国适合我，于是，在公叔痤死后不久，商鞅就怀揣着求贤令和李悝的《法经》，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来到了秦国。
此时的魏惠王早就将公叔痤的嘱托抛在脑后，压根忘了有商鞅这号人，使得商鞅顺利地走出了魏国的边境。
商鞅跨在马背上，心中理想的火苗不断升腾，他回望来时的路，下定决心，不实现理想，绝不东归，若有朝一日踏入魏国，必定是为了征服和杀戮而来。
商鞅的此番决心若是让魏国人听到了必行笑掉大牙。当时的魏国，经过吴起的变法，训练出了一支精锐步兵魏武卒，这支军队曾创下一战未败的惊人记录。
凭借着这支精锐部队，魏国直接大军压境，秦国眼见打不过，割让了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国土，自己则被迫迁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秦国想征服魏国，简直是痴人说梦。可坏就坏在秦惠王这人太过自信，坚信有了魏武卒秦国肯定不敢蹦哒，于是就放松了对秦国的钳制。
这么一来，秦国从无限的压迫中嗅到了一丝生机，而商鞅的到来让这次生机无限放大。
商鞅也不是书呆子，来到秦国后和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攀上了关系，通过景监的引荐，商鞅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敢向东方六国挖墙脚的年轻君主。
秦孝公见到商鞅后直奔主题，问了一个问题： 列国纷争，秦国当何以自处？
商鞅沉思片刻，回答道：“各诸侯国为了一座城池，一方土地，彼此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皆因人心思变，贪欲是无穷的，而秦国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秦孝公好奇地问道：“该如何反其道而行之？”
商鞅侃侃而谈，将自己的帝王之道说了出来：“因效仿黄帝、炎帝，行帝道，顺天而行，无为而治，百姓安居乐业，军士解甲归田…………，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秦国必强！”
商鞅搬出了五帝之道，侃侃而谈，居然将秦孝公说睡着了。这次会面的结果可想而知，秦孝公以为商鞅是个骗子，满口帝王之道一点用都没有。
景监见君上对商鞅的五帝之道不感兴趣，于是想让商鞅离开，可商鞅却再次求景监为他引荐，希望能跟君上再谈一谈。
景监心想，若事情有了转机，日后也能多个盟友。于是，在景监的劝解下，五日后秦孝公再次召见了商鞅，想看看商鞅是否还有高见。
这次，商鞅又搬出了王道之论，表示，若能用孔子的兴国之道，秦国必将成为礼仪之邦。可不待商鞅说完，秦孝公就冷哼道：“若食不果腹，破衣烂衫，文明礼仪又有何用？”
商鞅随即沉默不语，秦孝公见状，挥了挥手，将商鞅赶出了大殿，这次，他怒火冲天，将景监也骂了一顿，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为商鞅引荐。
同上一次一样，被赶出来的商鞅还是厚着脸皮再次求到了景监面前。这次，商鞅不再遮遮掩掩，直言要与君上讲一讲霸道。
也不知道是商鞅特别会忽悠人，还是景监特别看重商鞅，冒着被秦孝公斥责的风险，景监第三次将商鞅带到了秦孝公的面前。
秦孝公见商鞅如此执着，不禁有些好笑，问道：“先生这次有何高见啊？”
这次商鞅也不含糊，直奔主题道：“君上，今日我们来讲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霸之道。”
见商鞅提到穆公，秦孝公不禁感慨道：“自穆公去后，我秦国再也不复往日雄风，也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否振兴秦国。”
商鞅见状，心下更加明了，掷地有声地说道：“君上，秦国再现五霸雄风。秦国如今虽弱，却有沃野千里，居华山天险，易守难攻，与戎狄为伍，民风彪悍，能练强兵，君上有一颗称霸列国的帝王之心，若能辅以臣的法家之术，何愁大事不成。”
法家之术，强国之术，这是商鞅手中的王牌。在当时，各国诸侯皆是以人治国，遇贤明君主则国盛，遇守城之主则平庸，遇残暴之主则国灭。
而法家思想讲究的是以法治国，上到君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事事皆以法令行事，如此，整个社会都会以法令为依据有序发展，不会因为出现不贤的君王而导致国家大乱。
商鞅的话说进了秦孝公的心坎里，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强国之计吗。
当时，周氏衰微，各诸侯国都在拼命抢夺地盘，扩张生存空间，秦国被挤压得毫无还手之力，随时走在灭亡的边缘，他要的就是这样立竿见影的强国之道。
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原来以为是个青铜，没想到是个王者。就这样，一个胸怀霸业之心的秦孝公和掌握着法家治国之道的商鞅一拍即合。
一场以法家思想治国的变革已经悄然形成，即将席卷整个秦国。
可是，秦孝公同意了，秦国的大臣们未必同意，守旧的权贵未必同意，乃至秦国的百姓也未必同意。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当时的秦国长期与戎狄为伍，很难适应中原的那套制度。所以，想要将变法顺利地推行，光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诸位大臣的支持。
这一日，商鞅早早起床梳洗，随后直奔秦王宫方向，今天他要去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他要用他的三寸之舌撬动秦国大臣们守旧的思想，这场辩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大殿之上，列位臣工早已站定，秦孝公坐于高位之上，朗声道：“今日早朝，只议强国大计，商鞅献策欲变法，诸位可畅所欲言，恕尔等无罪。”
秦孝公话音刚落，便有大臣走出来反对道：“天下诸侯皆以古法治国，臣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动荡不安，反而是那些总想着改革的倒会闹出一些乱子来。”
商鞅随即也反驳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不以常人之法本就会惹世俗非议，成大业者不与世俗合流，不与常人共谋，只要能使国家强大，不必非要沿用旧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商鞅这一番聪明者不与愚人共谋的挑衅言论一出，满朝哗然，朝臣们纷纷开始攻击商鞅。
“你一个卫国人，难道比我们这些秦国的臣子还懂秦国的形势吗？”
“弃祖宗家法于不顾，倒施逆行，是何居心？”
“我秦人岂是人人都可捏的软柿子，不容你在这妖言惑众。”
见众人在朝堂上吵作一团，没个结果，太师甘龙制止道：“请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辩一辩。”
随后，他对商鞅说道：“客卿所言我不赞同，真正的圣人不用移风易俗便能教化民众，真正有智慧的人可以改变成法就能天下大治，使用成法就能治理国家，不但百官顺应，人民也能安定。”
商鞅毫不退缩地继续反驳道：“先生所言，世俗尔，普通人安于旧俗，书呆子拘泥于书本，这两种人奉公守法尚可，却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商鞅的一席话让甘龙无话可说，时任司空的杜挚又站出来辩驳道：“古人有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古法没有过错，遵循亦不会出现过失。”
商鞅见大臣们都是一成不变的发言，瞬间失去了耐心，厉声说道：“治理国家怎可一成不变，守旧必不能强国，夏殷便是前车之鉴，而汤武之所能王天下是因为敢于改变。所以，反对旧法不应被非难，沿袭旧法也不值得被赞扬。”
商鞅的质问响彻大殿，保守派还想再继续反驳，却只听秦孝公哈哈大笑道：“商鞅说得好！”
秦孝公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变法势在必行，众大臣见状，也不再辩驳，以沉默收场。其实，秦孝公安排这场辩论是有私心的。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他了解这些守旧贵族们的手段，关系错综复杂，阴谋潜滋暗长，此前的两代秦王便是死于世族权贵之手，他不想步先王的后尘。
所以，他不能正面得罪这些守旧贵族们，他深知，若是将自己处于暴风之中，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他只能试探一下贵族的态度，也顺便试探一下商鞅的决心。
好在，商鞅没有让他失望，他相信商鞅能强大秦国，不负他的期望，而他只要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身后，全力支持他便可以了。
秦孝公要的就是商鞅这样面对守旧贵族毫不退缩的勇气，他知道，只有砍去他们的臂膀，刺穿他们的心脏，秦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而商鞅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刀。
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主持变法。
一日，秦国国都栎阳城的南门外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不一会儿，一位白衣官员前呼后拥地登上了高台，此人便是新官上任的商鞅，见气氛已经烘托地差不多了，商鞅高声说道：
“只要有人能将这根木头从这搬到北门，我赏十金。”
围观的老百姓闻言一阵骚动，可大家还是比较理智，只是轻声质疑起来。
“这官老爷是在拿我们老百姓寻开心吧？”
“搬根木头就给这么多钱，别是骗人的吧？”
“官家的赏金哪有这么好拿的，别是陷阱？”
商鞅见众人讨论如此激烈，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于是又大声说道：“谁来？我给五十金。”
闻言，老百姓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五十金，相当于一户上等人家的全部财产了，搬根木头就白白给了，简直是不可思议。
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五十金的诱惑足以让他冒一次险。
众目睽睽之下，在众人的质疑声中，他成功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见状，大手一挥，将五十金赏赐给了他，围观的老百姓顿时一阵惊叹，随即又陷入后悔之中。
这便是徙木立信！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是商鞅走的第一步，他要立信立威，他要让老百姓知道，只要是他商鞅说过的话都要相信，他商鞅颁布的法令都要遵循。
商鞅这一举动在守旧贵族看来就是妥妥地阴谋，想让他们完全听从商鞅的法令，简直是痴人说梦，质疑声一片接着一片飞向商鞅。
可商鞅不在乎，他第一步就是要削弱并剥夺这群守旧贵族手中的权力。
当年，周天子分封天下，这才有了齐、楚、秦这些诸侯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做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力被架空，诸侯国掌握了话语权。
而各个诸侯国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各国的君主为了笼络有功之人，将国家的土地不断分给士大夫们，这些人坐拥权力后，开始欺上瞒下，利欲熏心，威胁王庭统治。
当时，晋国就被他的三个大夫韩、赵、魏给分了，齐国则由田氏做大，最后篡夺了江山，秦国的症结也在于此，民和财都集中在贵族手中。
所以，只有将他们的权力削弱，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然，秦国就只能等着被大臣们瓜分，或是在诸侯混战中走向灭亡。
很快，他就颁布了第一条法令：
第一、令民为什伍，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将老百姓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为此还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此谓“什伍连坐”。
秦有刖刑，称断足或称斩趾。“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秦简》
商鞅执法严苛，手段残酷，一直为世人诟病，称他是重刑重罚的罪魁祸首，可是，这对于有灭国危机的秦国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在当时社会，人口是第一生产力，开垦土地、耕种粮食需要人，当兵打仗、保家卫国需要人，秦国有多少人？秦孝公不知道！这些人产生多少税收？秦孝公也不知道。
可等到要打仗修水利需要钱的时候，各个贵族就开始哭穷，找谁要钱都费劲，更可气的是，秦孝公明知道他们有钱，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为了能摸清秦国的人口数量，商鞅第一件事情就是令民为什伍，百姓登记造册，这样的话，权贵们再也不能隐瞒人口，瞒报税收，相当于将民都集中到了君主手中。
贵族们没有油水可捞了，势必会针对商鞅，于是他提出了第二条法令：
第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父子、兄弟到了年纪必须分家，否则就双倍收取他们的赋税。
百姓们从一大家子变成了小家小户，发布征兵令和征粮令都能落实到户，如果有一家拖延，其他为了避免连坐也会及时举报，贵族们拦都拦不。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百姓的户数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兵源也增加了，贵族们看似捞到了好处，可家族却因为分家，组织能力被打破，自身的反抗能力也一同被削弱了。
没过多久，商鞅就下了第三条法令：
第三、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建立军功爵制，意味着底层人民可以通过打仗建立军功获得爵位，贵族们几百年来的世袭罔替制度被打破，奴隶也可以翻身做贵族了。
可即便贵族们对这条法令颇有微词，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贵族之所以能享有特权，依托的是秦国的存在。当外敌入侵，毁城池，占土地的时候，贵族就需要出钱出任上战场。
可若是不想自己上战场，就只能鼓励别人去，所以好处自然要分点给别人。虽然这条法令让贵族们恨得牙痒痒，但是占着家国大义的名分，谁都不敢置喙，可他们又实在不甘心。
这日，秦国都城栎阳涌进了数千老百姓，他们纷纷控诉着商鞅变法的种种不好，为了能上达天听，甚至有人跑去了秦孝公接见列国使臣的驿馆去闹。
商鞅非常清楚，这次的抗议就是冲着他来的，这群老百姓的背后定有人指使，他不着急，他要等那个背后之人自己跳出来。
于是，抗议持续进行了两天，商鞅始终不予理会。于是就有大臣上奏秦孝公，称刁民聚集驿馆，是对君上的大不敬，是造反，应让商鞅速去平乱，以儆效尤，保护变法。
秦孝公看着奏章，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回复道，此乃商鞅自己的事情，无需他人置喙操心，还是此事与你有关。
大臣见状，只得不再提及此事。
面对这次阻挠变法的行动，秦孝公不管，商鞅不管，君臣之间达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默契。权贵们的把戏就在君臣的装聋作哑中被击溃。
没过过就，这数千百姓见闹着没什么结果，自己就散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商鞅快速地颁布了第四条法令。
第四、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为了增长税收，国家鼓励生产，施惠于民。凡是努力生产，让粮食和布帛增加产能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而那些不从事本职工作，非法得利的人，要被收为奴隶。
随秦国国力日益增强，商鞅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按理说，商鞅应该趁此机会将权贵们一网打尽，尽快完成变革，可是他还是觉得时机未到。于是，一场蹊跷的战争被发动了。
《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孝公八年，与魏军在元里交战，秦军胜。
当时，商鞅已经被任命为秦国大良造，率军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安邑，这一次，秦军大胜。可是，魏国投降了，商鞅却没有进一步占领城池，连秦孝公朝思暮想的河西之地都没要。
秦孝公见商鞅劳师远征，发兵魏国，打了场胜仗，什么都没要就回来了，不禁大动肝火，可秦孝公哪里知道，商鞅是另有目的的。
若是此次灭了魏国，列国诸侯绝不会作壁上观，秦国虽然国力日盛，可也实在挡不住列国的铁蹄，即使拿回河西之地也守不住。
这次出兵魏国，也是打了魏国一个措手不及，魏国实力和军力尚在，若是恋战，秦国必将陷入苦战，于变法不利，商鞅要的不是这些。
他真正想要的是军功！
通过这次战争，秦军迫降安邑，一些随军出征的将士因骁勇善战而得了军功，被破格提拔，而这部分人大多都听命于商鞅，使得商鞅对军队的掌控更进了一步。
之后，商鞅对国家体制和行政进行了更为严苛的改革，被贵族们瓜分得支离破碎的秦国重新归于中央权力管理之下，权贵们被打下了一片又一片。
贵族们早已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啖其肉，喝其血，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阴谋潜滋暗长，一场疯狂的反扑正在酝酿。
商鞅变法一步步深入秦国，越来越触及到守旧贵族的根本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商鞅知道，此时想要他命的人数不胜数。
为了以防不测，他为自己制定了周密的安保措施。
每次出门的时候，他的车驾后面都跟着几十辆随行马车，车上都载着披甲的武士，车队旁还有手持矛和戟的卫士，将商鞅的车围得水泄不通。
可是，刺客的暗杀容易防备，政敌的陷阱却悄然张开。
这夜，秦都栎阳一片肃杀，商鞅在府中来回踱步，他的内心早已不复往日的平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关乎他一生的命运，他微微叹了口气，内心做主了决定。
这一夜似乎特别漫长，商鞅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日，天光大亮，商鞅便急急地入了宫。刚进秦孝公的大殿，便看见了战战兢兢跪倒在地的太子嬴驷和怒不可遏的秦孝公。
商鞅知道，这是对手给他编织的一张大网，将他和太子网在一起，太子犯法，如何处置？不处置，那新法就是一张废纸，处置了，得罪了未来的储君，性命堪忧。
此时的商鞅早已做出了决定，他对秦孝公拱手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
嬴驷一听，连忙磕头求饶，可内心早已将商鞅骂了千百遍了。
商鞅顿了顿又说道：“太子乃一国储君，上天加命，不得受刑。且太子年幼，无知，他之所以犯法，皆因太傅太师管束不严，所以，理应由他们代太子受刑。”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太子首傅公子虔是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的亲兄弟，仗着身份地位，一般人不敢惹。可商鞅不怕，当场对公子虔用了刑，太子不敢拦，而秦孝公压根就不准备拦。
太子虽然免于责罚，可是他心中并未有半分感激，太傅被用了刑，太师脸上被刻了字，这相当于昭告天下，天子曾经是个罪犯，人人都能戳他的脊梁骨，这口气如何咽的下。
商鞅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得罪了太子殿下，将来太子登基，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他如今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将变法推行得更彻底。
据西汉史学家刘向在其著作《新序》中记载：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为扫清阻挠变法的势力，商鞅下了狠手，在渭水边杀掉了七百多人，鲜血将渭水染得鲜红，哭声震天，这是商鞅在向世人展示他的决心。
面对商鞅的铁血手腕，守旧贵族们都退缩了，没有人会嫌命长，再去商鞅面前找死了。
公元前350年，秦国将国都从栎阳迁往咸阳，商鞅为秦国下了第二剂猛药。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这一次，商鞅将分家制度彻底的法律化了，之前不分家者赋税双倍，这对下层的民众来说可能是泰山压顶，可对上层贵族来所根本不算什么，很多贵族还是只交罚款不分家。
而这次，商鞅明文法令，不分家就是违法，任何人没有例外，这一步不仅将劳动力挖掘得更加彻底，还将门阀贵族打得支离破碎。
借此机会，他改革了土地政策，将土地重新丈量，登记在册，将贵族们手中的闲散土地收回，使中央完全掌握了土地数量并能合理分配，从而将军功受爵赐田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
商鞅走的每一步都让秦国变了个样，可他每走一步，守旧贵族们的地位、金钱、权力就一再受到挑战。于是，就有不怕死的公子虔再次触犯了法律，而商鞅也不怕事，下手更狠。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商鞅将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这次他终于老实了，躲在家里八年没有出过门。
商鞅的第二波变法推行到第五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国终于大步踏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拳头硬了，列国诸侯也不敢再来侵犯。
如今的秦国，百姓温饱，士兵勇猛，军队锐利，犹如一头沉睡的雄狮，随时可能向列国奔袭而去，这种不怒自威，霸气外露，让各个诸侯国再也睡不安稳了。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周天子终于正视了秦国的强大，赐来了祭肉，各国诸侯不敢再藐视秦国，纷纷赶来祝贺，此时的秦孝公终于扬眉吐气了。
此时，与秦国相邻的魏国正与齐国交战，大败而归，元气大伤。商鞅趁此机会，向秦孝公谏言，魏国乃秦国的心腹大患，不如趁此良机，发兵魏国，夺取河西之地，成就帝王霸业。
公元前340年，秦魏边境，商鞅率领大军进攻魏国。时隔多年，他终于重返这片土地。他想起离开时许下的诺言，他日若再回到这片土地，他必将征服这片土地。
两军对垒之际，商鞅派人给魏军统帅公子卬送去了一封信。
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意思是，我当初在魏国受公子照顾，如今两国交战，作为将领，不得不向公子刀戈相向，军令如山，非我本愿。我愿意与公子订立盟约，痛饮几杯，各自罢兵，从此秦魏相安无事。
其实，与秦国交战也非公子卬本愿，魏国连年征战，军力大损，秦军进犯之时，魏军正在与赵军交战，分身乏术，不得不派遣公子卬应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如今，见商鞅如此顾念旧情，公子卬不疑有他，便想着去秦军大营会会老友，借此休战。
席间，公子卬与商鞅推杯换盏，共同聊起在魏国的岁月，商鞅举杯，感谢公子卬当年在魏国的照顾，更是替两军将士感谢公子卬，前来赴约，避免一场厮杀。
公子卬听罢，开怀大笑，正准备举杯饮酒之时，商鞅将手中酒杯掷于地上，随即，从暗处窜出了一队秦军士兵，他们一拥而上，将公子卬抓住。
此时的公子卬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破口大骂：“商鞅，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魏军群龙无首，很快就被秦军击溃。面对如此强大的秦军，魏惠王终于屈服了，他以割让河西之地六百里作为求和的条件，又将都城迁往大梁，远远地躲开了秦国。
此时的魏惠王无比后悔，他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将商鞅杀死在魏国，可惜，为时已晚。
打败魏国的商鞅回到秦国后，权势与声望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封商鞅为列侯，领商於之地十五城为食邑，封号商君。
也就是这一年，这个为秦国忧心忡忡的君王，商鞅变法最坚定的支持者终于病倒了。他知道，商鞅为了变法树敌无数，已然没了后路，他更深知，太子继位后，不会放过商鞅。
为了保全秦国，保全变法，保全商鞅，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禅位于商鞅。
《战国策》记载：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秦孝公知道，商鞅与太子日后必有一争，以如今商鞅在秦国的声望和权势，太子未必能讨到好处，他如此做，不过是希望商鞅继位后，能保全太子嬴驷。
此时的商鞅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步走错便是万劫不复，可面对如此诱惑商鞅还是拒绝了，他向秦孝公承诺会好好辅佐太子。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太子嬴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此时，蛰伏多年的公子虔再度复出，他伙同其他贵族，罗织罪名，诬陷商鞅谋反。
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到边境关口，想要住店，可店家不知道他是商鞅，要求带了证件才能入住，不然会获罪。
商鞅闻言不禁仰天叹息道：“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一步。”
于是，商鞅离开秦国逃到了魏国，可是魏人恨他欺骗公子卬，致使魏军大败，将他捉住，送回了秦国，回到秦国的商鞅逃回了封地，发兵攻打郑县。
秦惠文王见商鞅还想做困兽之地，于是出兵讨伐，将他杀死在彤地。商鞅死后，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示众，并诛灭了商鞅全家。
商鞅用自己的血为秦国铺就了霸主之路，依靠法家治国打下的基业，秦国羽翼渐丰，势不可挡，正式走上了讨伐六国的征途。
商鞅死后，百姓们拍手称快，贵族们弹冠相庆，君主如释重负。
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商鞅活着的时候，秦孝公甘愿退居二线，成了一位“虚君”，导致当时的百姓只知商鞅而不知秦王，所以，对于刚刚继位的秦惠文王来说，想要树立君威，商鞅便是最好的祭品。
杀了商鞅，可以换取贵族们的支持，杀了商鞅可以抹去自己曾经的耻辱，杀了商鞅可以让天下人知道，如今是他嬴驷掌权！
可商鞅死了，秦惠文王并没有舍弃商鞅的法令，秦国依然继续着没有商鞅的商鞅变法。此后，秦国的每一代君主都坚定不移地推行着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看似是动了守旧贵族的利益，其实他是一个专制驭民政策的推动者。有道之君，务在弱民！其变法的本质在于制民。
怎么制民？将人划分成分。
这些人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受君主的控制。在秦国，百姓只能有两种职业，一种是农，一种是兵，商鞅将他们称为“耕战之民”。
闲时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战时披坚执锐，上阵杀敌，这是他的疲民政策。商鞅要的是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使民众见识短浅，思想局限于君主的控制。
所以有人说，读了《商君书》以后，会被商鞅思想的狡诈、残酷和冷血深深震撼。
穷民以便君用，愚民以利役使，弱民以削反抗。
民穷，就会对君主的赏赐感恩戴德，更方便民为君用；愚民，就不会轻视朝廷的命令，思想受限能更好地受君主统治；弱民，消灭民众的组织，使其不能反抗君主。
自始至终，商鞅出台的一系列法令看似是在削弱权贵以富民，其实是将民众完全控制在股掌之中，将其限制在在饥与饱，贱与贵的边界上。
所以说，商鞅变法表面上是依法治国，以法强国，而更深层次的则是高明的君主役民统治术。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可见，商鞅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君主统治的集大成者，这便是，商鞅虽死，变法犹在！
黄泉之下，商鞅若再见秦孝公，也能说一句，臣不负君上所托！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下令将商鞅的尸身在众目睽睽之下五马分尸。咸阳百姓一哄而上，争食其肉，很快商鞅就尸骨无存。六国闻之，歌舞相庆。
秦国建立于公元前770年，秦穆公时称霸西戎，位列“春秋五霸”。
后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秦国一直处于衰落之势。
公元前361年，年仅21岁的秦孝公登基。
他感受到各个诸侯国的鄙视，甚至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秦孝公深感耻辱，愤然喊出：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后，弱小衰落的秦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公元前342年，周天子赏赐了秦国。诸侯国纷纷祝贺并派人亲自上门拜见。此时距离商鞅变法仅仅只有14年时间。
秦孝公去世后，秦惠文王登基，他接手的已经是一个让人敬畏恐惧的强大帝国。
作为国君的秦惠文王本应感激商鞅这样的有功之臣。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刚刚登基不久，就下令杀掉商鞅，诛杀全家，并将他的尸身车裂后示众。
车裂之刑血腥残酷，威慑力极大，往往用于十恶不赦之人身上。
秦惠文王为何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大秦的有功之臣？秦国百姓又为何对他如此仇恨？
所有的一切，皆是因果循环。那么，商鞅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商鞅年少时，正是战国群雄争霸的时期。
因为几代君主皆是平庸无能之辈，此时的秦国政治混乱，国力衰弱，被中原诸侯视为弱小的国家。
又因为秦国位于西北部，远离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区域，部分风俗保留了西戎的习惯，成为中原诸侯眼中不开化的野蛮民族。
因此，三十岁的商鞅离开母国卫国时，并没有考虑去秦国发展，而是去了魏国。
在魏国的时候，商鞅投奔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
尽管商鞅只做了一个管理琐碎事务的小官，公叔痤却发现了他的锋芒和才华。
可是公叔痤怕商鞅抢夺了自己的相位，迟迟没有在魏惠王面前推荐他，反而把他雪藏了起来。
两年后，公叔痤病倒了。他料到自己时日无多，决定推荐商鞅出任相国。
病重之时，魏惠王到相国府来看望他。公叔痤趁机对魏惠王说： “大王，我门下的商鞅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我不幸辞世，您可以让他接替我的位置，将国家大事交给他处理，定不会让您失望。”
听了公叔痤的话，魏惠王面露怜悯。商鞅名不见经传，公叔痤突然推荐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做相国，一定是他病得神志不清，语无伦次。
看到魏惠王的神情，公叔痤无奈地叹了口气，再次叮嘱魏惠王道： “如果大王不想任用商鞅，切记要杀了他，以免他为别国效力，这样魏国就会多一个强敌。”
魏惠王神色更为悲伤，认为公叔痤胡言乱语，实在是病得可怜。
公叔痤死后，商鞅的靠山已倒。他明白自己在魏国已无用武之地，因此暗中寻找机会，想另投明君。
恰在此时，位于黄土高原上的秦国诞生了一位新的国君，秦孝公继位了。
秦孝公对“秦国被他国鄙视”的状况弄得非常郁闷，他痛下决心，要做出一番天翻地覆的大事业。
于是，秦孝公大撒英雄帖，颁布了《求贤令》，许以高官和土地，希望广纳良才，让秦国强大起来。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资治通鉴》
商鞅听说此事后，带着一本《法经》就到了秦国。
走在秦国的土地上，商鞅发现秦国的贫穷超过自己的想象。
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荒野，土地几乎都是荒芜的，连灌溉所用水井、水渠都非常罕见。
老百姓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他们住在地下挖的坑中，上面用茅草遮蔽，家徒四壁，米袋空空。
不仅仅是老百姓捉襟见肘，就连官府衙门也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从强大富庶的魏国到了秦国，简直让商鞅感觉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想办法联系上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娓娓道来。
景监一听，认定商鞅是个人才。于是，立即将商鞅推荐给秦孝公。
秦孝公求贤若渴，马上召见了商鞅。没想到这一次面谈并不愉快。
商鞅先跟秦孝公谈的是“帝道”，类似于老庄的无为而治，也是尧舜的治国之道。
提倡统治者不能太过于干涉平民百姓的生活，，将权力还给民众。
统治者的主要作用是提拔和任用德行高尚的人，集体决定国家大事，通过这样的形式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平衡。
在这种治国模式下，统治者要能够达到圣人的标准，平民百姓也要心存善念。
秦孝公听着听着，打起了瞌睡。
他无意做一个圣人，也没有耐心慢慢教化民众，使他们达到德善的境界。
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这样一个无为而治的国家，犹如扔在恶狼群中的小羊，很快就会被吞噬干净。
这次面谈过后，秦孝公认为商鞅的想法不切实际，根本没有治国之能，不可重用。
商鞅并不气馁，这本就是他在投石问路，在交流过程中，商鞅在揣测着秦孝公的真正想法。
第二次，商鞅与秦孝公谈起了“王道”。
“王道”指的就是孔孟之学，儒家之道。君臣父子，等级森严。
统治者以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约束百姓，上级对下级讲究仁爱，下级要遵守道德标准和规章制度。
可是，战国时期已经礼崩乐坏，人人可以逐鹿中原，阶层的划分随时可以变动。
实行仁爱，只能要求自己，而无法要求其他诸侯国。
靠道德规范和仁爱来进行统治，并无足够的震慑力。如果遇到一个不仁的国家，秦国如何实现仁爱？
周文王、周武王实行的就是儒家之道。可是，王道维持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战国时期的混战已经说明了这种治国理念的失败。
秦孝公对于“王道”的治国理念显然并不满意。
当商鞅第三次请求景监帮他面见秦孝公时，景监一口回绝了。
两次面谈，秦孝公对商鞅并不满意。景监也因此受到了斥责，他可不想再惹什么麻烦。
可是商鞅死缠烂打，一再声称自己知晓了秦孝公到底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所说的必然能够令秦孝公满意。
景监只好豁出脸面，再次劝说秦孝公接见商鞅。
这一次，商鞅提出了“霸道”。
他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例，讲述了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
齐桓公打出与周天子共荣辱的口号，反对齐国就是反对周天子，齐国便有借口出兵讨伐。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清除异己，就是齐国做霸主的一条捷径。
秦孝公有了兴趣，与商鞅相谈甚欢。他已经有了想要任用商鞅的念头，于是又有了第四次的会谈。
而商鞅也通过几次交谈，知晓了秦孝公的心中所想。
秦孝公有称霸天下的野心，却没有等待秦国逐渐变强的耐心，他需要一个快速使秦国强大的策略，帝道、王道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慢慢酝酿。
霸道虽然可以速成，却需要强大的国力来支撑，而且只能让秦孝公成为一个诸侯王，而非天下霸主，仍有不足。
第四次会谈中，商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强国之道。
商鞅的富国强兵之道，以利益为导向，抛弃了仁义，用严苛的“法”来约束人民的行为，通过法令确立一个完整的治国体系。将权力统一到君主手中，集中力量完成君主的意志。
秦孝公听了商鞅的阐述，大为叹服，两人谈了几天几夜，仍旧意犹未尽。
商鞅的变法紧紧围绕着集权和强国两个主题，提出以下措施：
1】商鞅提出将秦国的乡和邑合并成县，县里的最高管理者为县令，由秦王直接任命。
2】秦国的诸侯、卿大夫等爵位、领土是可以世袭的。
这样就形成了阶层固化，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
底层人民没有上升通道，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在底层，无法选拔出来。
商鞅废除了爵位的世袭，设立了军功爵制。凡是立了军功，无论是什么出身、门第、阶层，都可以封官加爵。
下层百姓有了上升的通道，人人争先奋勇杀敌，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君主也可以在立功者中发现能力出众的人才。
3】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
土地归周天子所有，每一块分给一户农民耕种。
随着铁器的普及和耕牛的使用，一户农民耕种一块地远远不够。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开垦荒地，对产粮和织布多的农户，可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4】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每户有两名成年男子的，必须强制分家。
增加家庭户数，不仅意味着税赋增多，还可以改掉大家族群居的陋俗。
要将这些措施顺利地实行下去，就必须得保证民众能够专心生产，心无旁骛。因此，商鞅又对民众的言行举止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
这些规范的中心思想就是“尚刑罚”，即“轻罪重罚”。
商鞅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凡事都用刑罚解决，而且从重从严处罚。
例如，把灰倒在地上，就要在脸上刺字。如果知道有人犯罪而没有提前告发，就会被处以腰斩之刑......
惩罚的目的是恐吓老百姓，用极度严重的后果使人不敢违规。
商鞅新法中，实行连坐法：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如果有其中一家犯法，其他五家或者十家连带治罪。
因为太子犯错，他的两个老师被连坐，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另一个处以劓刑---割去鼻子。
秦国从贵族到百姓都得监视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发现问题就要赶快举报，以免祸及自身。百姓之间不再信任，人人自危。
这些法规制定后，因为触及到贵族的利益，最初传出一片反对声。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与秦国贵族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
大殿上，辩论双方席地而坐。商鞅一方寥寥数人，反对方以上大夫甘龙和左司空杜挚为首，人数众多。
甘龙说： “圣人教化百姓不会改变他们的习俗，智者不改变旧制而天下大治。依据民俗，不需要花很多力气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商鞅反驳说： “用民俗来治国会让国家越来越落后。尧舜禹治国礼法并不一样，可是依旧大治。春秋五霸治国所用法令不同，却都建立了霸业。智者会顺势指定法令，愚蠢的人才会把自己困死在旧习俗中。”
杜挚气愤地说： “狡辩！没有十倍百倍的利益，为何要变法？改变法令会让百姓疲惫，国家混乱！”
商鞅义正言辞： “变法于我秦国，利益可达千万倍！商汤和周武王推翻旧制，王朝兴盛。商纣和夏桀不知改变而国亡！如今七国鼎立，大秦国力衰弱，如何面对他国的虎狼之师？变法就是要让大秦富庶强大，难道你们不想这样吗？”
一时场内鸦雀无声，秦孝公哈哈一笑，下令将辩论的场景传遍全国。
舆论宣传轰轰烈烈地展开，秦国上下都知道即将要实行新法，新法会让国家富强，百姓心中不免充满了期待，又有很多疑惑。
在新法推行前，商鞅认为，想要新法落地就能快速生效，就需要老百姓令行禁止，严格遵循君主意志，集中一切力量，完成既定目标。
于是，商鞅在公众面前表演了一场“徙木为信”的把戏。
他在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贴出告示，许诺如果有人能够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给他十金。
民众对这件事根本就不相信，搬根木头如此容易，不可能拿到如此高的奖赏。于是围观者甚众，却没有人真正去搬木头。
这时，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当即就拿到了五十金，围观群众顿时哗然，原来官府言出必行，所说的都是真的。
眼见时机成熟，公元前356年，商鞅颁布了新法。
商鞅新法见效之快，秦孝公都始料未及。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就大大增加，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逐渐成为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国家，直至统一中国。
商鞅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通过变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
变法135年后，秦国灭掉所有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
可是，国家虽然能够傲视群雄了，民众却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新法把他们折磨得苦不堪言。
仅仅14年后，公元前207年，民众此起彼伏地揭竿而起，这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帝国轰然倒塌。
秦朝快速地崛起，又短暂地覆灭，即使一手打造了这个帝国的商鞅也无法预测这样的结果！
那么，商鞅的新法中到底有什么不得人心之处呢？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让秦国民众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个目标，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为严苛的限制。
为此商鞅提出了著名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壹民”即对所有民众灌输同一种思想，消除个性保留共性，随着集体的脚步前进。
为了方便管理天下之民，就不能让民众过于聪慧，要让他们一直愚昧下去。
秦孝公不仅下令焚烧儒家经典，还严格控制有识之士，禁止他们去给普通老百姓授课传道，开启民智。
“弱民”即削弱百姓的反抗能力。国家可以任意索取百姓的财物，也可以随时征壮丁，百姓没有财力也没有物力，无法与统治者对抗。
“疲民”即让百姓没完没了地工作，从自由上、时间上禁锢百姓，事情多了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执行其他的事。
“辱民”即用残酷的刑罚奴化百姓，让他们心存畏惧，不敢反抗，从而服从统治阶级。
“轻罪重罚”使民众犯了一些小错误就动辄被割鼻挖目、断手断脚，非常血腥冷酷。
连坐制度让老百姓之间失去了信任，为了自身的安全，互相监视，也担心自己被人告发，终日生活在防备和警惕他人的环境下。
“贫民”即在各种资源上对百姓进行严格的管制，让百姓长期处于半饥半饿的状态，为了活着竭尽全力。
各种苛捐杂税剥夺了百姓的财产，重农抑商限制了民众获得物资的途径。
百姓就像工具人一样，只有拼命劳作，努力杀敌，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国家越强大，对老百姓的管制越严苛，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整日陷于恐惧之中。
“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商君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百姓已经对连年的对外征战感觉到极其厌倦，而修建长城、阿房宫、皇陵等等耗费巨资的工程，又在百姓身上无尽地盘剥，将百姓压榨到极致。
“暴政”虽然可以让国家强大，可是民众却是越来越弱小，直至难以生存。
正因为如此，不满变革的贵族阶级、被吞并的六国、贫苦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最终强盛的帝国土崩瓦解。
变法过程中，因为触及到权贵的利益，一直受到各种阻挠。可是因为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商鞅变法得以强势执行下去。
随着秦国一日强过一日，商鞅也爬上了人生巅峰。他被封为列侯，封号商君，并领商於之地十五城为食邑。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
以往在秦孝公压制下不敢公然与商鞅作对的权贵们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秦惠文王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联合起来状告商鞅谋反。
于是，秦惠文王发布命令逮捕商鞅。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史记 商君列传》
商鞅一看国君要抓他，仓皇逃跑。
当他逃到秦国边境时，想住旅店。但店家回答： “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
商鞅恨恨地说： “原来我制定的法律，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
商鞅逃到魏国后，魏国人因为他曾经帮助秦军打败过魏军，对他非常憎恨，拒绝他入境。
于是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发动民众造反。结果兵败逃走，最终被杀。
秦惠文王为什么这么恨商鞅，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秦惠文王在做太子时，因为犯错连坐了自己的两个老师，深感受辱。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秦惠文王在下一盘大棋。
秦惠文王登基时只有19岁，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
商鞅是秦国的功臣，因为变法，掌控了秦国的权力机构。
取消世袭爵位，用军功来提拔人才，这些新的军功集团阶层自然对商鞅非常感谢。
十几年的变法，新法深入人心。因为刑罚严苛，人人都怕违反法律，新法成为秦国人的生活准则。因此秦国人只知道商鞅的法令，而不知道国君有什么法令，国君的威望甚至不如商鞅。
诸如此类，商鞅可谓功高震主，不免让秦惠文王忌惮。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战国策》
反对商鞅变法的权贵们趁着新君上位，纷纷上书要求惩治商鞅。
杀掉商鞅，既能除去政权稳定的隐患，又能获得朝臣和百姓的支持，何乐而不为呢？
秦惠文王虽然年轻，却心机深沉，杀掉商鞅只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又宣布商鞅没有造反的证据，公孙贾和公子虔在诬陷商鞅。用这个借口，秦惠文王又除掉了公孙贾和公子虔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除去这些重臣后，干扰朝政的力量就弱了很多。他们曾经掌握的权力集中到了秦惠文王的手中，这真是一步绝妙的好棋！
商鞅最后死于自己制定的刑罚----残酷的车裂，不得不说是自食其果。
商鞅行刑之时，四周围观的秦国老百姓眼神中透出兴奋的光芒，恨不得扑上去生食其肉。
人们根本不去思考商鞅到底因何而死，他该不该死，这也正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结果。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沿用商鞅的变法，欣喜地看着大秦帝国越来越强大。
而打造这一切的商鞅，只能长眠在高原的一抔黄土之下，任风水流转，岁月变迁，千古功过，留给后人笑谈！
公元前339年，秦国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被公子虔等人指证谋反，商鞅逃亡到自己的封邑，被秦王派来的军队击败，商鞅战死，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后示众。
（商鞅）
奇怪的是，商鞅死后，他所主导的变法措施并没有废除，他制定的政策仍然被秦国沿用。这说明商鞅并不是死于他的变法给秦国造成了损失，而是由于他本人情商低下，得罪了太多的人而造成的。
商鞅变法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是一场全面、彻底的变法，也最为成功的变革。
《战国策》说：“（变法后的秦国）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
秦国在他的手上，变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他的变法是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对于秦国来说，商鞅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商鞅）
据《史记》记载，商鞅为人“刻薄少恩”。这是一个只有理想而没有朋友的人，他的性格让他得罪了秦国几乎所有的人，弄得天怒人怨，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
他仗着秦孝公的支持，依法处罚太子，将太子的师傅（公子赢虔）割去了鼻子。（劓刑）这刑罚对古人是一种奇耻大辱。
这是一种对太子极不尊重甚至侮辱性的做法，而且也得罪死了公子赢虔。
当时便有人劝告商鞅，认为他“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让他不要太过份了，免得将来有报应。
从后来的事实可以看到，太子继位后，便对商鞅展开报复，什么谋反罪，那都是假的，是一个消灭商鞅的借口而已。
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商鞅变法虽然对秦国有利，但对贵族集团确是一个打击。之前秦国的爵位是世袭制，商鞅将它变为军功制，只要有军功，平民甚至罪犯都可以得到爵位，成为贵族的一员。
商鞅废除分封制，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君王的手上，这种做法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却损害了一大批贵族的利益。
（军功制）
在秦孝公后期，商鞅与秦国贵族集团的矛盾已经水火不相容。只不过秦孝公没死的时候，大家都还有所顾忌，矛盾被暂时掩盖住了，但这个地雷总是要爆炸的。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面对贵族们澎湃的不满情绪，将商鞅当作了替罪羊。
商鞅所有的改革措施在秦国已经实施很久，秦国在执行新政上已有了经验，此时的商鞅利用价值已经降低了，不再是秦国不能缺少的关键人物了。
现在秦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心方面的问题，是那些旧贵族集团急需要安抚情绪。之前他们是在等新的秦王上位，会给他们一个说法，希望会取消变法，所以在隐忍不发。
秦惠文王即位之初，地位并不十分稳固，也急需获得旧贵族集团的支持。
这些旧势力是秦朝的毒瘤，但却没有借口剪除。且刚上位还要稳定他们，使秦国不至于内乱。
（商鞅之死）
秦惠文王是秦国的一位明君，他绝对不会因为商鞅得罪过他而一定要实行报复，一定要将其杀掉。
政治家从来只看利益，而不能拘泥于个人感情。他的大良造公孙衍原来是魏国为魏相。公元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合纵攻秦。
秦王并没有因此记恨公孙衍，反而在商鞅死后，公孙衍仍被秦惠文王任命为大良造，对魏国发起进攻，魏国被迫割阴晋与秦国修好，秦国拨掉了东进中原的一颗钉子。
商鞅死后，全族被诛，但他的成果被秦国保留下来。
他的“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思想。
他的重赏立信、重战尚武的作法，以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建立二十等爵制的高瞻远瞩，都是秦国崛起的基础，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后世效仿。
（秦惠文王）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富裕。人民乐战，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
秦孝公十二年，秦国在咸阳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将法令公之于众，所有国人都必须遵照执行。秦孝公二十年，天下的诸侯都来朝拜秦国，大秦帝国就此崛起。
我们在为商鞅的死而惋惜的同时，也要分析一下他命运转折的原因。商鞅本是卫国人，在秦国并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势力。
他的变法得以推行，完全是他赢得了秦孝公的支持的结果。如果失去了这个支持点，商鞅就如同无水之鱼，无根之木，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被吹倒在地。
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圣主”身上，是商鞅的无奈，也是历史上无数改革者的无奈。（看看吴起帮楚国变法的悲哀）
(变法后的秦军）
就变法本身来说，并没有错，可是法律太过严苛，也给秦人，特别是旧贵族们带来了极大的不满。
为了对抗这些不满的旧贵族，商鞅提拔了不少低层官吏和军队基层军官，将他们补充到官僚队伍中来，形成了新兴的贵族。可是这些新兴的贵族并没有真正掌握权力，反而让秦惠文王感觉到了不安和威胁。
商鞅的才能出众，在新兴贵族中威望过高，又得到新兴势力的支持，必然对秦王的统治产生威胁。功高震主了。
所以在秦惠文王眼里，商鞅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这种对手不除掉，秦王根本睡不着觉。所以商鞅必须死。
秦惠文王即位后，需要的是自己的一套班子，需要自己的支持者，而那些根深蒂固的旧贵族除了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于秦国并无好处，所以这些人也是秦王必须清洗的。
秦王需要培养忠于自己的新兴势力，这些势力来自新兴的贵族，是变法的既得利益者，是会支持新君的一股强大力量。
只是在他刚上位之时，这股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他必须在新势力和旧势力之间取得平衡，赢得时间。杀商鞅，也是为了赢取时间巩固王权的一种妥协。
（商鞅的结局）
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角度去思考，就会感觉杀掉商鞅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商鞅死了，会让旧贵族们出了一口气，从而放松警惕，不至于内乱秦国。
也为将来自己清洗旧势力打好伏笔；商鞅死了，会让新势力憎恨旧势力，坚定的站在自己一边，成为自己亲手培植的、为自己服务的势力。
更何况后期的商鞅，也有点手握大权，居功自傲，并不容易指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必须铲除的，否则自己的王权会有被架空的危险。
中国自古改革者的下场普遍不太好。从商鞅、吴起到后代的王安石，甚至张居正，死后都被清算。因为变法必须以法治国，必然要得罪不少既得利益集团。
一旦变法失败或者失去了靠山，往往会被推出来当作牺牲品。这是变法者的宿命，也是商鞅的宿命。
参考资料：《史记》、《商君书》
歪眼小史工作室
作者：冯生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掀起了变法运动。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影响也最深远。
秦孝公初期，秦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实力还很差。秦孝公积极从各国引进人才，进行变法图强。商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秦国的。
商鞅原是卫国的公子，姓公孙，名鞅。后因变法有功，被封在商地(今陕西商县)，所以又称商鞅。
商鞅来到秦国后，向秦孝公大谈治国图霸之术，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编制户口，加强刑罚，奖励生产，奖励军功，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
因为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秦惠王以谋反罪将商鞅逮捕。商鞅被捕后，惨遭车裂而死。
但是，经过变法的秦国真的富强了，国力大增，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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