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东林党是一群怎样的人？为什么有人骂他们误国，还有人钦佩他们？

东林党人：争议与历史之思

你是否听说过东林党人？他们曾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也饱受争议。有人说他们是误国的根源，也有人钦佩他们的气节和贡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探寻东林党人为何争议那么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末期的一个政治团体，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士大夫组成，他们主张改革政治、整顿朝纲，以振兴国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东林党人的出现无疑是对腐败官僚制度的挑战，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为国家前途而发声。

那么，为什么东林党人会受到争议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东林党人在推动明朝政治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但他们也有自身的局限和缺陷。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东林党人与阉党进行了长期的争斗，双方手段各异，导致了朝政的动荡。有些人认为，正是这种内斗削弱了明朝的实力，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东林党人身上的闪光点。在那个时代，他们敢于挑战权威，为正义而战。东林党人关心民生、体恤百姓，提出了一系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正是这些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明朝的文化、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东林党人为何争议那么大，我们不妨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东林党人作为士大夫的代表，在文化传承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提倡“实学”，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实践与民生相结合。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也为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东林党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不足之处。在对待传统儒家思想的态度上，东林党人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有人主张全面革新，有人则坚守传统。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林党的团结和影响力。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对或错来界定。东林党人的争议正是源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为国为民的情怀，也能看到权力斗争的阴暗面。这种复杂性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思考历史。

综上所述，东林党人为何争议那么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身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身上既有闪光点也有不足之处。作为近代史学家，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评价这段历史，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东林党人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发展提供借鉴。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对于东林党人这样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

天启六年，魏忠贤基于陕西干旱，免去了当年的农税。天启七年，由于干旱继续，魏忠贤继续免税。天启皇帝落水病死（历史迷案），信王掌权后在东林党的辅佐下，即罢免捕杀阉党，不但废除魏忠贤的所有政策，包括陕西的农税减免，反而要求按增加50%的税率补缴去年的农税，此举直接拉开了陕西的农民大起义序幕。东林党在陕西的错误政策是东林党第一罪。

魏忠贤与东林党最大的矛盾就是税收，二魏忠贤的收税对象是东林党站台的豪商，即矿税和商税及一些杂税，相反对农税多有减免。袁崇焕能在辽东打一些胜仗，也源于魏忠贤给予充足的粮饷，他虽也贪钱，但对兵饷是不允许贪污的。东林党对兵饷的贪腐是东林党第二罪。

魏忠贤每年在豪商身上为大明增加了两百多万的商税，但是东林党掌权后，这一收入瞬间减少三十万左右。东林党取消商税导致财政危机是东林党第三罪。

东林党扩大党争排斥异己，将许多实干但非东林党官员打击报复，是东林党第四罪。

把自己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反对开海禁，自己背后的豪商却都有海船走私贸易，此为其第五罪。

东林党一系列神操作导致种种恶果，嘴里都是为了不与民争利，却把农民压榨到不得不造反，最后一股脑的把这些责任全部推给天启，魏忠贤，甚至是后来的崇祯，实属无耻。什么水太凉头皮痒之流的投降，美其名曰避免南京屠城拯救百姓，更是无耻至极。此为东林党第六罪。

东林党把儒学脱离实际实践，畸形化发展，让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扭曲化，为东林党第七罪。

对于东林党的评价，这些年可谓是骂声一片，很多对明史有所涉猎的人都一致认为，大明之所以灭亡的那么快，很大的原因就是这帮读书人捣鼓的，然后再感叹一句书生误国。可是真要是细问这帮人，也会发现，他们压根就不明白东林党的前因后果，只是人言亦言罢了。

关于东林党的出现，有个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因为万历在万历三大征后，国库空虚，根据内阁的建议，万历决定征收矿税，派去堪矿的小宦官们对江南的百姓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然后激起了东南市人阶级暴动，在这种乱局下，东南的学子们汇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万历三十二年，被张居正贬官的顾宪成包下了宋代的东林书院并重建，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广招学子来此说文议政。慢慢的，这个文人团体聚集起了力量，成了朝堂上反对内廷跋扈和皇权独裁的一个政治力量，这就是东林党的直接由来。根本原因是以内阁和司礼监为首的内廷实际上是和朝堂上的外臣属于两条战线，即使内阁的成员后来都是各部尚书和侍郎，但其本意依旧是成立之初的皇帝的秘书处，既然是秘书，一旦拥有了总经理（丞相）的权利，势必会引起同僚之间的鄙视和针对，这就是为什么六部大臣一旦入了内阁就会各种被怼。因为身份是内臣，所以内阁阁员更多的需要为皇帝考虑，所以很自然的会更多的去侵犯外臣的利益，这也是民间读书人和六部大臣经常会反驳内阁的原因，所以不只是东林党，齐楚浙三党出现的初衷也是要对抗内阁的权力。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年间入得党争这个火坑，也不能说都是东林党的责任，毕竟是皇帝先开的枪，士大夫都有思想，凭什么就要挨着。因为就理来论，东林党在万历年间站的位置是正义的统道，是儒家的秩序，是不容任何人践踏的底限，因此东林党在当时得到了很多读书人的支持，最后万历疲倦、三党被干趴下，东林党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原本在泰昌帝继位以后，东林党可以大显身手一摆治国之能。就出身来看，来自富庶地域的各个阶层的东林党眼界要比其他团体更为开阔。比如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当初唯一一波支持开港贸易、愿意和传教士密切接触并且崇尚经世之学不死扣朱子理学的官员。并且也是难得内廷外廷是同一伙人把持，可以保证党争不会发生。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备受希望的泰昌帝就当了三个月的皇帝，接着挂了。然后天启朝的党争在魏忠贤上台之后变得愈发的激烈，在天启皇帝的宠信之下，阉党大肆打压东林党，让大明的改革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崇祯皇帝即位后，三个月扳倒魏忠贤的举措让东林党看到了希望，然而这个希望最终也破灭了，原本东林党对阉党的反叛战争，成了被某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转而变成了一波漫无目的的规模更大的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存亡的党争。这个人就是温体仁，他先是利用半个东林党成员周延儒击败以钱兼益为首的一干东林党成员，然后帮助周延儒上位，之后利用心机和崇祯对自己的信任，成功的赶走了周延儒，就这样，除了亲近自己的大臣温体仁会留下，其他人则一概撵走。其中一些新型人才诸如徐光启和孙元化等人也被温体仁的私党挤压，最后一个革职一个被杀。所以当时东林党成员大多不是大明统治核心的官员，而东林党形成之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内廷的不合理政策，于是在备受排挤下，大多数在外廷的东林党成员开始走起了万历时期的老路子——拒绝和政府合作，也就是在这个原因下，东林党会阻挠内廷对东南税务的征收，其实不只是商税，还有农业税和徭役税，一概拒征，实际上就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派团体反抗国王的行径。而在温体仁之后，内阁首辅6年换了46个，东林祸国？人家连权利都没握过，国家待我如此，我又如何报国？

最后说一下贪官这个问题，大明官员的贪腐情况，自打开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到了万历时期，吏治已经腐朽到了极致，可以说你不贪，日子也过不好，更融不到官场这个圈子里，所以不要自恃清高，还你还不定贪多少呢！

我认为，网上很多朋友痛骂“东林党”，实际是骂“书生空谈误国”的一种现象和造成的恶劣后果。明末不止只有东林党，还有其他文人结党；他们作为封建社会时代最牛x的阶层，不但垄断文化，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满口夸夸其谈，务虚不务实。服务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团体，攻击政敌之余还互相攻伐。只是组织性和势力以及造成影响最大的是东林党罢了。

东林党起初由一群不得志的文人书生组成，主旨为评论时政，评断人物。一时之间，也到云集者众，影响力日益扩大。他们和其他文人朋党斗，和宦官斗，以清流派自居，以党人的身份自傲。

一些朋友对其表达钦佩，我想大概是他们嘴上喊的口号。口号的确不错，但实际上，正应证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句话。从口头上表达自我政治意向的清谈群体，迅速堕落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其身后，是一个个地主利益集团。朝堂上打压武官，民间欺凌霸占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财产。

纵观明末历史；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此而始。这里说一下另一个重要团体，宦官。我认为，宦官虽然可恶，但起码干实事。比起文人党，要实干务实得多。只不过，对手是作为封建时代唯一的特权阶层读书人，在舆论上明显居于下风。

崇祯皇帝借助东林势力上位，东林也利用皇权把宦官集团打入谷底，口诛笔伐。正所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此，宦官集团，成为了明史上最最黑暗，最最邪恶的象征。这也是无奈的事，谁叫舆论和笔杆子都在文人手里呢？

崇祯皇帝，一个悲壮的亡国之君。上位之后，很快就发现无人可用了。首先，命令没有了实际执行者，税收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只好裁减机构，最后，一个驿站的公务员失业了，他，就是李自成。

一个企图励精图治，苦苦挣扎的崇祯最终寂寞的死去，身边只有一个太监陪葬。而平日“忠君爱国”的文人党，开始翻墙，后来直接开门投降。回想守城之时，个个哭穷，拿不出20万的军备预算；在农民军一顿鞭打滴蜡之下，交出上亿和无数金银财宝。可算是一大笑话！

原来他们的“为民请命”，实际是为自己请命；“散财于民”是敛财于自己家！满清南下之后，这群文人又纷纷化身带路党，成了新朝的“开国之臣”。“风骨，气节”，还不如秦淮河畔的一个妓女！

大明半壁江山丢失，在农民军的协助下；南明小朝廷算是暂时站稳了脚跟，甚至一度让清廷有了和谈，划地而治的想法。然而这帮口呼“为民”的党人又坐不住了；本着没有矛盾，也要制造矛盾的指导思想，大厦将倾之际还要争权夺利；弹劾，生生逼反了明军重要将领孙可望；唯一的支柱李定国也只能效法姜维避祸。自此，明庭彻底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崇祯遗书上有句话“文官个个该杀”！多么痛的领悟。

《窃明》一书的横空出世，刷新了近代历史的观点，不是灰熊猫研究历史有多优秀，而是坚定的运用“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这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因此只看东林党做了什么就可以了。

明末之时，阶级上，士人文官利用官商地主的结合，疯狂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不交税，底层尤其是农民大多处在破产边缘;从地域上看北方连续多年大灾，尤其是陕西地区灾情更是严重，北方边境还得对抗蒙古和满清掠夺，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当时的明末现实，农民快破产、国家收不到税、北方地区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抵抗侵略和救济灾民。

军队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皇帝的，于是明朝皇帝从万历到天启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加税，向农民加那是不行的，快破产的农民再加税，那就妻离子散，只有造反一条路了。还好，万历和天启都信任自己的太监，皇帝一倒，太监是最倒霉的人，只有依靠着皇帝才能吃香喝辣，所以太监往往最能站在皇帝角度，是皇帝的家犬;太监又基本都是破产农民出身，能够体谅农民的困难，明朝历史上没有一个太监会提出向农民加税。在太监的帮助下，万历和天启都找到了一条优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收商税、海税、矿税，以这些税收发军饷，救济灾民，兴修水利，于是国家得以发展进步。但是，这就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士人集团，这些人用权势借封海之利走私独享海贸之利;用权势开矿;用权势垄断茶盐等大发横财，现在皇帝和太监插了一脚进来，损害了这些士人的利益。溺爱多败儿，明朝二百多年对士人文官的优待，让一部分权势士人文官成了巨婴，只吃不出，只肯享受利益，不愿为国为民让出一点点利益，成为明朝养不家的野狗。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野狗主持下，一个对抗皇帝收商税为主的政治集团诞生了，这就是东林党和复社。

东林党是什么呢？他们嘴炮打了很多，好话说了很多，但根本的目的只有1个，自己和身边人少交税甚至于不交税，收税则收别人，其他什么好事都不干。为达此目标，则尽量的把持官场和朝堂。东林党以江南为主，毕竟江南士人官商多，但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类人相勾结党。

东林党从万历起就开始为祸，但万历和天启都能看透东林党的野狗本质，对他们施予打击，保持了国家稳定，当然也被东林党们骂得很惨。崇祯上台了，一个未经人事弱智小伙，打击了东厂锦衣卫等皇权自己的力量，请回了东林党执政。在东林党的主持下，撤回了收茶税、海税的太监，这些税几乎没了，商税也减了。国家没钱怎么办，加农税，尤其是加北方士人少的地区(也是动乱地区)的农税，如陕西不是开了好多田吗？管他长不长得出庄稼，一样的收正税。什么？陕西饿死人没法交税，农民结寨抗税。好，出动边军去收税，刨床挖灶也要抢走灾民最后一粒粮食。这就是东林党，他们的做法归结起来就是士人官商地主等富人不用交税，农民卖儿卖女也要多上税，北方灾区农民饿死也要多交税，动乱地区农民边打仗边饿死还要多交税。这就是东林党野狗集团的实质。

大部分农民活不下去，造反，他们写诗嘲笑农民，说为什么不当饿死鬼，造反是螳臂当车等砍头。李自成推翻明朝，这群土人集团先投闯，发现李自成不优待他们，于是他们转身投靠了满清侵略集团，借侵略者的屠刀屠杀农民。所以，从东林党的作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定性东林党的历史属性，就是皇帝的家贼，农民的刽子手，华夏的汉奸，三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