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第115师所编的7个教导旅之所以称为“教导旅”，主要有以下原因:

1. 指导辅导新兵。这7个旅的主要任务是对新加入八路军的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指导他们适应八路军的生活和要求，所以称为“教导旅”。

2. 传授党的方针政策。这些旅除了军事训练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向新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导思想，传播革命精神，所以取名“教导旅”。

3. 不同于常规作战旅。这7个旅的任务与一般的作战旅不同，更侧重教育培训和指导新兵，所以采用“教导旅”这个不同于常规旅的命名。

4. 突出教育意义。“教导旅”这个名称本身就突出了这些旅的教育指导意义，体现了八路军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的原则方针。

5. 遵循党在军队的指导原则。八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通过政治委员会对军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教导旅”的设立体现了党在军队的指导原则。

所以，可以看出“教导旅”这个名称体现了这7个旅教育新兵、传播政策、思想转化以及不同于常规作战旅的功能属性。它体现了八路军注重政治教育和培养的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称这7个旅为“教导旅”的主要原因。

教导旅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在玩文字游戏。这和当年“志愿军”的称呼，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有“志愿军”的称谓呢？

当年毛爷爷就说过，我们不跟他国宣战，我们的人民是志愿参加战斗，这是民间的事，不是国与国的事。

结果，志愿军这个名称一出，果然让老美蒙了。他们以为，这就是一股小规模的民间人士。没想到，遇上的却是正规军。

等他们反应过来，“志愿军”只是一个名称，并不是它实际的意义的时候，两次战役都打完了。

也正是由于“志愿军”这一混淆视听称呼，让美国吃了个哑巴亏。

115师“教导旅”，同样也是一个迷惑人的称谓。

当年，老蒋就给了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还是丙级师，一个师只有两个旅，每个旅只有两个团，满员才12,000人。

但老蒋的嫡系可都是甲级师，每个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满员编制3万人。

老蒋前期，确实也是以3个师的编制，来发放给养，意图限制我们的壮大。

但是，我们出于长远考虑，不可能将人员，压缩在这3个师的编制内，那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扩编太快，又会导致老蒋的怀疑，从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115师在扩编之后，就成立了7个教导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专门训练新兵的教导员，组成的7个非战斗编制。但实际上，这7个教导旅，就已经是115师的正规军了。

这在当时，对日军和老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他们一时也摸不清，我们的主力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这在《亮剑》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李云龙手下都七八千人了，都快赶上一个师的编制了。可李云龙依旧是个团长，对外宣称仍然叫独立团。

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一个团的人数，顶多就2000人，编制确实不大，还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格外重视。但是，要对外宣称扩编了一个独立师，那可就麻烦了。

在115师进入山东以后，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后来，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番号依然为115师。

但整编后的115师，发展为7个教导旅，一共7万余人。

这在原来的编制上，翻了5倍都不止。为了不过早地暴露实力，这7个旅都没有正式编制。

第1旅旅长彭明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5月10日去世。

政委朱涤新，参加过长征，曾担任115师政治锄奸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平型关战役。1955年，朱涤新已经是地方干部，未参加授衔仪式。2002年1月3日去世。

第二旅旅长曾国华，广东五华人，早年参加粤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1月3日去世。

政委符竹庭，江西广昌人，参加过长征，曾担任红一方面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1943年11月26日，在滨海军区机关驻地遭遇日军，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第3旅旅长杨勇，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长征。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1月6日去世。

政委苏振华，湖南岳阳人。抗大毕业，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115师343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2月7日病逝。

第四旅旅长邓克明，湖南安化人，参加过长征，55年，授衔为少将军衔，1983年10月28日去世。

政委张国华，江西永新人。早年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115师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张国华被授予中将军衔。1972年病逝。

第五旅旅长梁兴初，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10月5日去世，享年73岁。

政委罗华生，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安源工人运动，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担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在抗日战争时间，担任过115师教导五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9月6日病逝。

第6旅旅长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43年，邢仁甫投靠了国民党。1944年，邢仁甫又投靠日寇，当了汉奸。1949年被我军抓获，1950年被枪决。

政委周贯五，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时期，任115师343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年3月29日病逝。

第7旅旅长韩先楚，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过长征，担任过115师344旅668团副团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6年10月3日病逝。

政委赵基梅，湖北麻城人，早年经历过长征。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游击队队长，兼第五军分区司令。1947年8月，赵基梅任江汉军区司令员，但不幸在1947年12月17日，病死在随县三里岗，年仅37岁。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教导旅和教导旅是不同的。

国军的教导旅、教导团是真正的教导部队，类似美国的补充兵团，是专门进行新兵训练的单位，不能作战。

这种教导部队一般由几个教导营组成，还有一些后勤部队，负责训练新兵以及培训骨干士兵等等。

由于抗战前线损失严重，所以教导部队出现了旅的编制，目的是大量训练新兵送到一线。

但八路军不是这样。

抗战期间，八路军不是农工红军第八路军，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既然属于国民革命军，就必须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管理和控制。

而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编制是3个师6个旅，也就是4万多人的规模。

没有经过国民政府的允许，是不能随便扩大的部队的。即便为了作战考虑，尽全力扩大的了军队的规模，新增的作战部队也不能自己管理，在当时来说应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控制。

但只要将这些部队交出去，国民政府肯定会将军队中八路军各级军官撤换，换为自己人，等于将这些部队吃掉了。

显然，八路军是不愿意的。

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4万多，到了抗战结束已经有了正规军60万规模。

扩大出来的这么多部队，至少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便于自己给一个番号，不然国内舆论肯定会猛烈抨击。

于是，教导旅就出现了。

1938年6月至1939年初，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山东。从1940年10月开始，不到1年内就建立了7个教导旅，组建了鲁西、湖西、冀鲁边、鲁南等军区。

资料这么写：随着115师山东部队扩大到7万规模，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到1940年冬,该师将所属部队先后整编为6个教导旅。

苏鲁豫支队第1、第3大队编为教导第1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独立支队第1团和鲁南、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吴文玉(后为符竹庭)；

独立支队第2团与运河支队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4旅（兼湖西军区），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符竹庭（后为张国华）；

东进支队编为教导第5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张国华（后为罗华生）；

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6支队与鲁北支队编为教导第 6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

1941年7月，新编第三旅、新编第二旅4团合编为教导第七旅，旅长为韩先楚，政治委员兼副旅长赵基梅。

说通俗点，教导旅就是对付规模舆论压力的产物。

其实八路军教导旅就是作战部队，但以非战斗部队自居，可以减少国民政府媒体的攻击。

其实，教导旅同支队、独立旅、新编旅、警备旅等非正规番号没什么不同，特殊时期的政治手段而已。

在1941年皖南事变彻底翻脸后，已经不需要这样掩饰了，教导旅就逐步取消了，恢复正式番号。

教导第一旅，1943年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二旅，1943年缩编为滨海六团，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三旅，1942年教导第三旅与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合并，番号自此撤销。

教导第七旅，1942年教导第七旅与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合并，番号自此撤销。

1940年罗荣桓在山东组建了7个教导旅，很多人纳闷为何叫“教导旅”？要知道129师新组建的旅可是叫“新编旅”。

129师组建的第一个新编旅是在1940年2月，原129师688团与晋豫游击支队合编而成；而115师组建第一个教导旅是在1940年10月，由原苏鲁豫支队改编而成。

既然129师都有使用新编旅番号的先例，为何115师却不用，而要用教导旅这种非正规番号呢？

教导旅可以理解为随营学校，主要是负责训练新兵的，抗战时期，因为有大量的新兵需要训练，当时很多部队都设有教导部队。

教导部队早在黄埔军校建校时，就已经出现，教导部队因为主要承担新兵的训练工作，所以骨干一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军士，教导部队不属于一线作战部队，一般不参与打仗，把经验丰富的老军士安排在教导团，一者可以把丰富的作战经验传给新兵，二者也可以避免这些部队中的“宝贝”在战斗中损失。

正因为教导部队的这种性质，使得教导部队大多都是临编，根据训练的需求而组建。

1939年初，115师一部在陈光、罗荣桓的带领进军山东，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部队扩编了好几倍，因为没有新增的正规番号，新扩编的部队大多采用临时编制，比如某某支队或某某大队，但部队采用这样的番号，不利于统一指挥。

根据作战的需要，罗荣桓决定将整个山东地区的八路军115师部队进行整编，八路军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正规番号的使用理论上也需要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

蒋某人一直想尽千方百计压缩八路军编制，想从他嘴里再多要一个连的正规编制简直是要了他的命。罗荣桓整编115师在山东地区新发展的部队，找蒋某人要番号基本不可能。

如果直接使用某某旅，肯定会引起蒋某人的警觉，而使用教导旅番号，则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一者教导旅是临时编制，二者即便是国民政府问起来，也可以说是训练新兵、民兵需要，不给国民政府以口实。

那能不能像129师那样使用新编旅的番号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129师所处的山西一带，这里只有像晋绥军一类的地方部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115师所处的山东地区，这里还有不少中央军，如果使用新某旅也极有可能引起摩擦，没有使用教导旅来得稳妥。

“教导旅”和“志愿军”的称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称谓的出现，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有其历史背景和充分必要性，更加体现了我党我军灵活、高超的斗争策略。

关于“志愿军”的称谓，为什么叫“志愿军”？伟人曾经说过：“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

战争初期，“志愿军”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只是一支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等到他们弄清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参战，只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后，已经吃了大亏。

但联合国军虽然吃了闷亏，却也只能继续承认“志愿军”这一名称，因为他们也不敢扩大战争， 只能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

八路军115师组建了7个“教导旅”，是人民军队发展的需要，但这个名称，却让日寇和国民党方面，一时对八路军的实力摸不清底细。之后，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教导旅成立的背景。

抗战时期国共二次合作，蒋介石既希望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减轻国军压力，又希望借日军之手，削弱共产党军队的力量。

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总是想方设法压缩共产党军队的编制。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都是丙种师。每个师只有两个旅，定员12000人（后来实际编有15000人左右）。共三师六旅。而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编为甲种师，定员最高可达3万人左右。

国民政府按照这个编制发放一定的钱物，并限定了八路军的作战范围。

日寇入侵山东后，韩复渠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但“寇能往，我亦能往”，对于国民政府丢失的国土，八路军理所当然可以去收复，并且不能再受国民党方面划定的作战范围的限制。

因此，在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领导下， 先后发动了徂徕山、黑铁山、天福山等抗日武装起义，并建立了十多支游击队。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山东纵队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115师平级，都归属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

山东纵队经过多次整军，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源，自身也逐步发展壮大，并走向正规化。

115师挺进山东后，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得到了快速发展，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于民众的支持，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根据敌后抗战的需要，原有两个旅的编制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1940年底至1941年期间，八路军第115师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先后组建7个教导旅和鲁西、湖西、冀鲁边、鲁南4个军区。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同时，双方对一些具体问题，也不断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曾提出将八路军扩编为3军9师，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直不予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组建7个旅，是人民军队的发展，是抗战的需要，但却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承认。

为了不至于刺激国民党方面，避免过早暴露八路军的实力。八路军新成立的7个旅，称之为“教导旅”。

所谓“教导旅”，本意是指：由若干个教导营及勤务保障分队组成，主要承担新兵训练任务的旅级教导部队。

八路军一下子整编了7个旅，不仅会过早暴露实力，也会刺激国民党方面，因为这7个旅，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正规编制。

但是，我们成立的是“教导旅”，说明是为了抗战需要而训练新兵的，并非正规作战部队。这样，一方面可以麻痹日寇，另一方面，也不会过分刺激国民党。至于是不是专门训练新兵？三个字：你懂的。

虽然是教导旅，打起仗来，却是毫不含糊的。

115师教导旅的组成。

115师的7个教导旅，其旅长及政治委员，在建国后，基本都被授予上将、中将或少将的军衔。

但其中却出现了一个败类，教导第6旅的旅长，杀害革命同志，后来投降了日寇，最终被解放军抓获后处决。

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教导第一旅。

先后有过两个教导第一旅。

第一支教导第一旅。主要由苏鲁豫支队改编而成，下辖3个团，旅长彭明治。

“皖南事变”后，原教导第一旅南下，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

建国后，彭明治历任驻波兰大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原教导第一旅划归新四军之后，又从山东纵队抽调部队划归115师，改番号为115师教导第一旅，下辖3个团，旅长孙继先。

建国后，孙继先也于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教导第二旅。

1940年10月下旬，经中央军委决定：115师陈士榘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苏鲁支队等部整编为115师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1941年3月，教导2旅参加青口战役，之后在滨海地区坚持抗战。

1943年3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精神，滨海区撤销了旅级机构，教导二旅缩编为滨海军区第六团。解放战争初期，滨海军区一部进入东北，成为东野的一部；另一部分留在山东成为华东野战军之一部。

1955年，曾国华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导第三旅。

1940年10月，经中央军委决定：由运河支队与115师陈士榘支队第二团整编为115师教导第三旅。前后有两任旅长，一个是“三杨”之一的杨勇。杨勇赴延安学习后，副旅长王秉璋接任旅长（代）。

1955年，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秉璋则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导第四旅。

教导第四旅由343旅黄河支队编成，下辖第十团、第十一两个团，旅长为邓克明，政治委员先后为张国华、唐亮。

建国后，这三名旅级领导的军衔差距很大。邓克明授衔少将，而前后两名政治委员：张国华被授予中将，唐亮则被授予上将。

教导第五旅。

由东进支队改编而成，下辖3个团，旅长梁兴初。解放战争时期，该部所属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发展成为东野一部。梁兴初后来历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东野10纵队司令员、四野第38军军长等职。后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38军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中，坚决果敢穿插，共歼敌1.1万余人，扭转了战局，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1955年，梁兴初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导第六旅。

教导第6旅由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等部队整编而成，下辖有3个团，旅长邢仁甫。

之后，教导6旅改编为冀鲁边军区，邢仁甫任军区司令员。后该部又并入渤海军区，解放战争期间，所部进军东北，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部分。

旅长邢仁甫却成了可耻的叛徒，被抓获后，被执行枪决。

邢仁甫被任命为旅长时，当时刚刚30出头，年轻有为。他也曾立过不少战功。本来他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按照他的战功和资历，建国后应该也能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本已有结发妻子，并育有三个女儿，家庭美满幸福，这在当时战争年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但他并不满足。

当时，部队宣传队的女队员宋魁玲，年轻漂亮，邢仁甫作为一名有妇之夫，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居然完全无视党纪、军纪，利用自己的职权，对宋魁玲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后又将其公开纳为小老婆。

他利用担任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便利，在前方战士浴血厮杀的时刻，居然置党纪于不顾，命令下属在新海县望子岛(现属海兴县)，为他修建了一个安乐窝，部队的干部战士们经过一个冬春的艰苦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处“行宫”。

他带着小老婆每天在里面大吃大喝，又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天津为其购买奢侈品，供他挥霍享受，并私吞了巨额公款。

1943年，组织上让邢仁甫去延安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这本是组织上对他进行的培养，但邢仁甫却认为这一切是黄骅在背后捣鬼，目的是解除他的兵权。

于是，邢仁甫在背后大骂黄骅是“南蛮子”，并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

邢仁甫心态已经极度扭曲，在他一手策划下，让他的亲信冯冠奎担任刺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将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8名同志杀害，另有4名同志身负重伤。

杀害黄骅后，邢仁甫罪行败露，他带着老婆和几个亲信逃到天津，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材料。并向日寇供述了八路军的许多机密情报，被任命为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日寇投降后，邢仁甫化名罗镇，成为国民党天津军统站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邢仁甫被解放军抓获。1950年9月，被依法判处死刑。

教导第七旅。

教导第7旅是1941年由新三旅与新二旅第四团等部改编而成，下辖有3个团，旅长韩先楚。后划归到晋鲁豫军区建制，逐渐发展为中原野战军的一部。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

115师组建了7个教导旅之后，名义上是“教导”训练新兵，但其实就是正规部队，打击日寇一点也不含糊。

115师教导旅番号保留的时间并不长。

115师教导旅番号保留的时间前后大约一年左右。后来，八路军重新整编部队，教导旅的番号撤销。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恶化，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没有必要再以“教导旅”的形式出现。

二是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日寇以及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教导旅”的真实情况，也已知晓，但他们对八路军抗日力量的发展，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事实，再称之为教导旅，已经没有必要。

第三个原因是：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八路军115师之间，相互虽然能够协作配合，但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实行统一领导势在必行，亟需重新整编部队。因此，经中央决定，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罗荣桓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蒋介石没有想到，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后，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均已经分别发展成为了战略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