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埋没在农村的人才吗？

真人真事！儿时的朋友，父亲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特殊时期被画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他博学多才，出口成章，人好仁义的，他的么儿多才多艺，画像画得很好，且没拜过师，自学成才，当时公社大会堂一幅伟人像（和天安门的一样），用一幅一丈二尺长的白布画的，当时公社成立放映队，党委书记看他是个人材，准备用他，但大队里有人打小报告，说他的坏话，后来不了了之，他看在家乡没出路，举家搬迁到邻县，第二年就被县文化馆特招了，早几年中央十台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因为他是农村人，后来被评为农民画家，这也真应了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都发光！

1989年，我在一个汾河边的小村里修理电视机时，碰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衣冠不整，邋里邋遢。他独自一人住在两间破屋里，没有子女，也没有老伴儿。看见他院子里的八木天线很特别，一问，是他自制的。

我不敢自吹是制作电视接收天线的专家，但是读了王国强写的《电视接收天线》一书后，还是很有心得的。我自己制作的宽频带八木天线也很受欢迎，在山区卖了不少。一点儿也不亚于市售的天线。但是他自制的天线看起来比我做的还要好。

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年令能有制作八木天线的能力并且做的很精准，不是一个没文化的人能干了的事。仔细一打听，原来他曾是阎锡山的电台台长，不仅精通无线电报收发技术，而且维修电台也十分内行。更厉害的是村里会计的女儿在护村堰外背英语单词，他听见读音不准确，竟然能纠正和示范。有人拿英文文章让他读，他顺口就翻译出来了。据懂英语的老师讲，水平极高，比他们强多了。

那时候的农村有那样的英语水平，的确罕见。

肯定有的。容我介绍几个老人，你们评论一下是否是被埋没的人才。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门卫。他现在有八十多岁的样子，读过大学，专业是俄语。写着一手好字，曾经还送过我一幅字，现在我还珍藏着。按照他的年龄，读过那么多书，肯定是有个很好的正式工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了一个门卫。

第二位是我的大姑父。他的才就是他的嘴皮子。他没文凭嘴皮子却相当厉害。出口成章，特别逗乐。每次听他聊天都会被他逗得捧腹大笑。如果生在这个年代，赵本山肯定会收他当徒弟？

第三位是我大伯。和他同学历同年龄的一般都会当个老师或者有正式工作。是他自己的原因，一直在家务农。不过他的地种得不错，自己种的菜到集市上也能卖个好价钱。也有点存款。

第四位我想说说我的老爸。因为受我大伯影响，他的继母不让读书，一边干活一边读书，将就读了三年书。而且他一辈子没走出去过。就靠在家看报纸看新闻了解天下。他会经商，有远见。他是最早一批万元户。他从报纸上看到珠江三角洲要开放认为是个机遇，可惜老妈舍不得家乡，我们还小，不忍心我们受苦就放弃了。曾经有过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邀请他去做管理者，老爸习惯了无拘无束，只想做自己的生意。他靠自己的力量，从小做起，就在我们老家如今拥有15万蛋鸡场。我想说，如果他能走出去，或者读再多点书，可能会有更大的舞台。

以下就是市政府给老爸颁发的证书，拿几个代表分享一下

见过啊！

我的伯父就是埋没在农村的人才。

伯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水利厅工作。伯父工作很努力，工作能力也强。工作不长时间后，就能够独当一面，成了水利工程师。

六十年代，伯父被打成了右派，臭知识分子。被送回农村老家改造。

伯母是个不识字的小脚女子，长得很丑，个头也矮，只有一米四的身高。在一米八的个头，长得帅，而且有知识的伯父眼里，伯母是配不上他的。伯父嫌弃伯母的丑陋，嫌弃她的矮个子，也嫌弃她的小脚，她的不认识字儿。对于这桩门当户对的由彼此父母包办的婚姻，伯父由最初的抗拒到后来就只能是屈从。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幸福过。他们三天两头吵架。伯父经常摔门出去，留下伯母在家又骂又哭。

伯父一般与伯母吵架后没有其他去处。他会到生产队的场屋里，他就在那里给生产队打耕地用的犁，做扬麦子用的木掀，生产队的农具都出自伯父的手。乡亲们夸我的伯父聪明能干。他们经常找我伯父安装农具，有的人家还找我伯父打家具。后来，伯父就在家里支起了木匠的架子，做起了木匠活。

伯父安装的农具很好用，他似乎能变腐朽为神奇。他打的家具又结实耐用样式又好看，好像他天生就是做家具的。伯父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

伯父的自留地里，种着各种蔬菜，长势比其他人家的都好。自留地的四周栽种着各种水果树，除了冬季，其他季节都有水果吃。水果成熟的季节，伯父把水果摘了，分送给邻居吃。儿时的记忆中，伯父的自留地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

闲下来的时候，伯父卷一杆烟卷，点燃了，眯缝着眼，吸着他的烟卷。有时候，吸着吸着，就停止了，发一阵子的呆。这时候的伯父，脸上写满了落寞！

1980年，伯父去世了，时年69岁。伯父的一生都埋没在了农村。伯父是心有不甘的，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幼时，村里有一家三口怪人，不事稼穑，却又衣食无忧。

关于这家人，传说颇多，尤其是这家女人，和患过脑炎的儿子，被乡人传来传去，颇有些传奇色彩。

男主人身高一米八以上，具体多少，恕我实话实说，没有人知道。面相白净，脸上无须，头发油亮而稀疏，每天梳一个背头，很有些威势。他的夫人也是个头高挑，面相狐媚，喜穿旗袍，脚蹬厚底绣花红布鞋，头发密而柔，脑后挽发髻，插一支质地不明的簪子，非金非银，不木不玉，据说很值钱，到底值多少钱，没人知道。

他们的“傻儿子”也是身材高挑，可惜因为有脑炎后遗症，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整天东倒西歪，踉踉跄跄，说话不清不楚，有可恶的孩子不懂事，称呼人家傻子，其实那人不傻，思维正常，而且心地善良，只是身体机能受损严重，不能正常表达而已。

如今这一家人，已经过世三十余年，就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家三口，纷纷离奇死亡，村人们有自以为是的，说这是这一家人的命，这里的“命”不是命运，而是“命令”！众说纷纷，莫衷一是。

我在十三岁时考上初中，忽然对毛笔字产生兴趣，那时乡村中学里的学生，如果想培养点课外兴趣，全凭运气。如果你的爱好和某一个老师的特长契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指导老师，不至于自己摸索，折腾半天，找不到门路。如果没有老师对你的课外爱好有所涉猎，比如正儿八经的毛笔字，你就要自己埋头苦练，自学成才，没有人可以给你帮助。

倒不是有意冒犯当年乡村中学的一众教书先生。当时五六十岁的人不少，按说也是从民国走向共和的人物，在旧社会里待过，当然更多的时间是长在红旗下，应该是接触过不少传统教育，又是为人尊重的教书先生，怎么就不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以至于学校里要实行挂牌制度，各种房间门口的牌子，还要请来别的文化人，替学校书写。

我要学书练字，苦于没有师傅领进门，常常在爷爷跟前抱怨。

爷爷被我缠磨得烦了，一天，去村里的代销点买了两包点心，一包糖，两个水果罐头，提回家说，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带你去拜师。

晚上，爷爷带着我敲开了那一家人的大门。

羽枫，孩子要学大字，麻烦你来了。

我跟在爷爷身后，偷眼看这家人院里的情形，院子不大，东西走向，却是南北更长，北房三间，青砖打基后用土坯垒墙，房顶有瓦，瓦下压着厚厚的草栅，墙上开着窗，很小，像没有睡醒人迷离的眼睛。院里有东西厢房，像是现在的临街违建，随便几根柱子支着，上面也是青瓦压着草栅，东西厢房间过道应该只有一米多宽，因为我们三个往屋里走，不能排成一排。

北房屋里地面下沉，过门槛后下行，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掉进什么地方。屋子很小，三间贯通，隔以帘布，看布局式样，应该东房是老夫妇卧室，西房是他们儿子卧室，中间堂屋，靠北墙有一张旧式八仙桌，光线不明，看不出颜色，只是式样好看，有雕花、阴阳字。桌上摆着茶盘，有茶壶、茶杯，桌上靠墙放着茶叶壶，烛台，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认识。

我爷爷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对方礼让我爷爷坐在客位上，又要拿茶壶沏水，爷爷抬手制止，坐不住，说完就要走，就是孩子学写大字的事，想麻烦您这位大先生，给指导一下。

对方没有立即接话，兀自坐下来，掏出纸烟，递给我爷爷一支，爷爷摆手不吸，他独自点了烟，深吸一口，稍停，缓缓吐出烟雾，人就隐在烟里，影影绰绰。

指点两下可以，拜师就免了，你知道，我不认亲戚，不交朋友，不收学生。我这人前路不明，历史复杂，就是得过且过，如果你能看得上，孩子也愿意学，我可以指点三五次，写字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楷草隶行都离不开一个“勤”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写字亦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没有造化全靠自己，别人再耳提面命，本身不是那个材料，也是棉花柴铣顶杆，白浪费那个工夫。

爷爷点头，羽枫说的是！

东西我留一包糖，其他的一会儿你提回去，你知道我和夫人都好甜食，小伟有低血糖，留下这东西我还有用，其他的留给我就浪费了。

孩子学书这事你看这么办，我可以指点他五次，根据需要让孩子自己决定什么时间往我这里来，要一个人，晚上来，在外人面前不要说起这事，行吗？

貌似疑问句征求意见，实际态度坚决，语气生硬，话里意思透着权威和凝重，不容反驳、质疑。

爷爷没做纠缠，点头应允。起身告辞，往门外走，门帘轻挑，女人从东屋探出头来，微施薄粉，笑意盈盈。

大哥慢走！

好，弟妹，惊扰到你了？！

我跟着爷爷往外走，男人往外送。

不经意间，爷爷问:日子过得还行？

男人说还行，有吃有喝有花，凑合着过呗。

出了门，告别。又沿着胡同前行几十米到尽头，左转，走上大道。我问爷爷，这家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觉得奇怪？

爷爷呵斥我小孩子不要乱说乱问，只管练好我自己的字，有不懂不会的就来问。

以后的日子里，我单独去过这家几次，也进过他们家的东屋和西屋，情形与一般人家不同。东屋主卧里，也盘着火炕，炕上被褥都是缎子面的，十分华丽，堆放着好几个大木头箱子，女人爱穿旗袍，整日呆在炕上，吸烟袋，烟袋杆小巧精美。二人聊天，经常说外语，我那时已经开始学英语，知道他们也说英语，但是又不限于英语。

西屋是他们儿子的卧室，仅有可以躺卧的逼仄空间，其他地方堆满了书和杂物，有几个包袱，材料用的是将校尼，农村很少见。

男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引经据典张口就来，大多数时间枯坐，如老僧入定。有一次大概他心情不错，给我讲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层人物趣事，就像说起身边事，细致而从容。

八五年夏初，男人吐血亡，说是吃了雨后的毒蘑菇，出殡那天，尸体装进棺里，有陌生人驾驶吉普车进村，以验尸为名强行拉走棺材。其子小伟七天后吊死在自己卧室房梁上。小伟病残，生活不能自理，莫说上梁栓绳，上炕都难！男人死后第五十天，女人无疾而终，死时躺在自家东屋炕上，穿戴整齐，据说穿金戴银，极尽奢华，旗袍上缀着翡翠饰品，足蹬高跟鞋，烟袋放在身侧，所有木箱子都打开，里面空无一物，只是村人说，那些天夜里，狗叫的欢实。

八七年，有一个退休的将军，从台湾回来省亲，问起这一家三口，听说都已经过世，叹惜了几声，也没有下文。

就有好事者，说男人是什么太保之一，抗日时期做过大贡献，后来军队南撤，他不屑于自己人打自己人，隐姓埋名在上海一家风月场所，结识了女人，她本是一代名伶，委身风月，苟延残喘而已。男人事发后，携女人逃亡，一路辗转，正赶上溃败混乱时机，有惊无险回到北方。他们的儿子小伟自然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一名杀手，奉命追杀他们，被男人略施小计，降服后用药致残，留下一命，收为义子。至于为什么来到这里，安家于此，当然是因为男人本就是这个村的人，自幼聪明，素有鸿志，年轻时考取黄埔军校，第几期无人知道，颇得重要人物赏识，毕业后做机要秘书，侍卫长，所以有人在他家西屋的杂物堆里，捡到过一把“中正剑”，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