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6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抓走后,受到怎样的对待?

在二战后期,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之后,将近6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被俘虏。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高级军官、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等不同层次的人员。他们被苏联当局关押在苏联境内数年,在此期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讯、监禁、劳动和遣送等处罚。

具体来说,这些日本关东军被抓获后被送往苏联的各个战俘营。其中主要的战俘营有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大林格勒-1”号、位于乌拉尔山脉的“沃尔库塔战俘营”等。这些战俘营设施简陋,食品、医疗、卫生条件都很恶劣。战俘们被迫进行强制劳动,包括修建公路和铁路、挖掘煤矿等重体力劳动。由于缺乏足够的食物和药品,战俘们经常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生存状况极其艰难。

除了在战俘营中被关押和劳动外,一些日本关东军还被苏联当局审讯,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取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这些审讯被称为“东京审判之前的苏联审讯”,其中一些战俘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并受到了严酷的虐待和折磨。

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对日本关东军俘虏的待遇是有反击性质的。在1941年6月德国发起“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之后,苏联就曾向日本宣战,并与日本进行过一系列军事冲突。因此,苏联可能视这些被俘虏的日本士兵为战争中的敌人,而给予了相应的处置。

总体来说,二战后期6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抓走后,受到了非常严峻的待遇。苏联当时实行的战俘管理制度比较严格,加上战争阴影的笼罩,使得日本关东军在苏联境内的生活十分艰难。这也是二战后期苏联与日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青岩来答。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的主人公小熊谦二就是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之一。今天我们就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展示一下:60万日本关东军在西伯利亚劳动营,到底遭受到苏联方面怎样的对待?

日军学生兵

用谦二的话说: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像他这样的一般普通人,大都处于这种状态。

1944年11月20日,刚刚年满19岁的小熊谦二就被日本陆军征召,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牡丹江电信第十七联队。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可以分到独立的房间,而剩下的士兵则会在“内务班”单位过集体生活。军官和士官会随时检查士兵的个人物品、信件,除了在厕所内,新兵根本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有五个“内务班”,总计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大部分被调往太平洋战场,此时的关东军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已。负责训练新兵的任务,大都由老兵完成。“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起床号开始,接着穿衣、点名、用餐、训练、打扫卫生、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枪械保养不好,或者是老兵心情不好,新兵就会立刻遭到殴打。在谦二的记忆中,没有一天不挨打。每一天的区别,就只有挨了几次之分。挨了打的新兵是不能有任何反抗意识的,一旦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就会成为军队中的“万年一等兵”,永无任何升迁的希望。

日本军队就像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有命令,就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有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小熊谦二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调集了150万兵力,5500辆坦克,3400架飞机,向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70万兵力,坦克飞机总计不超过三百。苏联红军的行动完全出乎了日军的意料之外,因此前线部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战斗措施。

谦二所在的部队是在8月9日夜里被值班军官叫醒的,全员在兵营前列队后,大家被要求把所有通讯装备、食品补给运抵安宁车站。8月10日,谦二的部队搭乘火车,到达了牡丹江车站。在牡丹江市区大概有六万多日本侨民居住,有许多人带着家眷希望在此搭乘火车,回国避难。但日本军方却完全没有安排侨民避难的想法,至少谦二乘坐的火车没有搭载任何侨民。(事实上当苏军发动突袭后,关东军就已经放弃了保护日本侨民的想法。)

8月15日,谦二等人搭乘的火车奉命到达了哈尔滨,但此时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也已经传开。当谦二听到通知时,并不觉得日本战败关自己什么事,反而为自己不久就能见到家人而高兴。但这种心情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只能沉默着,他估计车厢内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沈阳战俘营生活。

当被正式告知日本投降后,谦二部队奉命上交了所有武器,但部队搭乘的军列还在走走停停的向沈阳进发。9月20日,包含谦二在内的所有日军俘虏全部被苏军重新编组,每一千人被编成了一个大队。此时,日军俘虏还全部沉浸在回国的喜悦当中,在被押送西伯利亚劳动营之前,士兵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原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早在七月底就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驻扎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动服务。)

经过一个星期的监禁生活后,俘虏营中的日军士兵全部按编组,搭乘火车向西伯利亚进发。在集中营内由于不会补充新兵,像谦二这种新兵,就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食物配给也会被人压榨。所以最下层的日军新兵在西伯利亚死亡率非常高。不过谦二很幸运,他在登车前染上了痢疾,被原部队如敝履般扔给了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奉天第五十二大队全部是由体力不好的脱队士兵与日本侨民组成,军队里面上级压榨下级的习惯对于他们根本行不通,像谦二这种十八九岁的娃娃兵甚至还能得到一些侨民的特殊照顾。

艰难的旅途。

9月25日,谦二他们在沈阳北的皇姑屯火车站,搭乘了一列向北行驶的火车。就算此时,他们还在憧憬着能够在海参崴坐船,返回自己的家乡。

俘虏乘坐的货车车厢以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每节车厢约有100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钉成的走廊,担任监视任务的苏联士兵就在上面巡逻。俘虏的火车上没有厕所,每当需要方便时,就在火车地板的缝隙处解决。至于食物,在搭乘火车时每人领到了两公斤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没人愿意吃。不过到了后来肚子太饿了,俘虏们也终于吃起了黑面包。铁路线上运送俘虏的火车,非常拥挤。每当前方塞车时,后方的列车就会停靠在临时车站内,补充煤炭与水。当火车临时停车时,俘虏就可以下车取水或用随身物品与当地百姓换取可以立即食用豆沙包或煮玉米。

10月10日,谦二的部队乘驳船渡过黑龙江,进入了苏联领土。从此时起,警备开始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打水外,一概禁止离开车厢。不过,乘坐的苏联火车都会配有炊事车厢,每天三顿苏军都会向日军俘虏们提供热粥。

日本战败后,苏联共带走日本士兵、满洲铁路职员、伪满洲国军警等等,总计64万余人。其中分散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有47.2万人,外蒙古1.3万人,中亚地区6.5万人,西欧地区2.5万人,由于所在地域不同,俘虏们亲身遭遇也会有所不同。

1945年10月28日,谦二所在的部队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西伯利亚联邦的首府赤塔。谦二等人被分配给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管辖,战俘到达劳动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修自己居住的营房。由于周遭都是严寒荒野,俘虏们又没有得到充足的食物,所以战俘在一开始的时间里过的十分艰辛。当二十多天的整备工作完成后,日军劳动营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每天早晨苏军管理员会将当地各种企业团体的劳动力需求汇总到一起,直接交代给负责分发工作的日军大队本部,然后在层层分发给各个中队、小队、分队。分队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队员中,抽调人手完成每天的工作。而当地企业会根据俘虏们的劳动强度计算薪资,支付给劳动营。当劳动营将俘虏的餐费、杂费、取暖费扣除后,就会将剩下的薪水下发给俘虏们。不过劳动营扣除的费用比较高,绝大部分俘虏是得不到薪水的。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分区第二分所共有两幢苏式木楼,在其中一幢比较小的建筑内,驻有劳动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军办公室等等机关。(苏军会遵守《海牙第四公约》,劳动营内的日本军官不仅可以免除体力劳动,反而还能得到特殊待遇。)而普通士兵居住的木楼,则更像是存储杂物的巨大仓库。谦二入驻的宿舍,建有底上三层的大通铺,每个人大概只能分到50公分左右的空间,即使肩并肩也难以容身,所以俘虏们都会头脚交错着睡下。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到零下40多度,宿舍内虽有一个小火炉,但因缺乏燃料,所以取暖效果非常有限。至于寝具就只有自己携带一条旧军毯,每当感到寒冷时,就和旁边的同伴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

在到达劳动营的前两月,谦二吃到的食物几乎都是由水和高粱、小米、大米、玉米等煮成的苏式麦片粥。麦片粥都是由日军俘虏组成的炊事班自行煮制,然后大家拿着各自的饭盒去食堂领饭。由于苏联方面并没有给俘虏提供餐具,所以饭盒就成为俘虏们活命的基础。日军配发的饭盒既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两者容量多少会有差异。每当分配食物时,俘虏们都会瞪大眼睛盯着,所以在餐厅之中纷争总是最多的。

日军俘虏在劳动

随着寒冬的来临,赤塔发电厂的取水渠经常会被冻结。而劳动营接到的第一个正式任务就是帮电厂挖掘沟渠,清理碎冰。像谦二这种没有技术的三百多名俘虏,就只能一直在户外进行作业。然而高强度的劳动,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许多俘虏变得尿频甚至拉肚子。由于苏联没有屋内建厕所的习惯,俘虏就只能去零下40多度的户外解决。情况最糟糕时,有许多人会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所以住在下铺的人经常会被上铺漏下来的尿液惊醒。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开始出现病亡的情况。反观日籍军官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他们一般不会出屋,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工,生活还算轻松。

到了1946年3月,随着冬季过去,挖水渠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中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礼遇,开始转而担任电工、木匠、瓦匠、理发师等工作。担任技术工种能够得到较高的薪水,所以这些人能够有机会到附近集市购物。而没有技术的俘虏,也会得到去田地帮工、到森林伐木等工作。还有一部分俘虏分到了为稻米去壳,研磨精米的任务。而这些俘虏在努力完成工作之余,对出品率做了一些手脚,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能填饱肚子。

气温回升后,由于俘虏们没有换洗的内衣,有许多人生了臭虫与虱子。苏联方面还特意组织俘虏们洗了一次热水澡,而衣物也被开水煮沸了一次,去除了虫害。俘虏早晚食用的麦片粥也被逐渐加入了咸鱼与美制的牛肉罐头。

苏联军官与孩子们

据谦二回忆:苏联军官与士兵对于日军俘虏一般不会随意进行体罚。假如俘虏在工作当中被当地人欺辱,还可以到自己所属的长官那里进行抗辩。从这点看,谦二甚至觉得苏联军官要比日本军官更好一些。

到了6月份,劳动营内的宿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动得到扩建。三层通铺改为了两层,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善,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死者。

秋天开始以后,劳动营里开始推行民主化进程,下午六点吃过晚餐后,俘虏们可以自由支配余下的时间。无论是玩围棋还是打花牌,都不会有人来干涉。

到了第二年冬天也就是1946年12月起,只要早晨的气温低于零下35度,劳动营就会取消当日的户外作业。

生活脱离最糟糕的状态后,大家开始在夜间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比如让曾担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讲解农业知识,开设俄语初级讲座,苏军甚至允许劳动营自行刊印《日本新闻》报。到了1947年年初,在苏联方面的干涉下,劳动营中的军官体系被破坏。所有的军官都开始与士兵一起参加劳动,劳动营中真正实现了待遇平等。到春天开始后,苏联方面又开始准许俘虏们写明信片回日本,虽然明信片会遭到仔细检查,虽然寄达的成功率不足一半,但俘虏们对于能够收到家人的回信还是充满期望。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谦二已经在劳动营生活了三年。1948年7月下旬,苏军发布的第三批回国名单中,终于出现了谦二的名字。

谦二归国的行囊准备的相当简单,他对于自己能够回国,内心非常喜悦。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也都不在留恋。只有那事关生存的饭盒,一直被谦二紧紧的抓在手中。

据战后资料披露:小熊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共有日籍劳动人员500人,死亡约有45人,占收容总人数的9%。而苏联一共拘留了日籍劳动人员64万,在此期间死亡人数约有6万,占总收容人数的9.3%左右。从这一角度看,其他劳动营的总体情况应该与小熊谦二所在的劳动营差距不大。

日籍战俘为什么会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出现病亡的情况?

第一条,苏联方面对于接收战俘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由于苏军俘获日军战俘高达64万人,而他们将要前往的西伯利亚劳动营,自古以来又是人烟稀少的苦寒之地苏联方面虽然为日军战俘预留了住宿所需的建筑,但这些建筑明显没有经过整修。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战俘们没有足够的燃料、食物、被褥等生活必须品,体质稍差的人,自然难以挺过第一个冬天。

第二条,苏联方面并没有认识到西伯利亚的严寒会让这么多的日军俘虏因此丧命。

在日军战俘到达劳动营后,苏军曾经为他们配发了日军制式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但这些防寒装备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根本不够保暖。无论棉衣、棉裤、军鞋、帽子,日军的冬季军服跟苏军装备相比,防寒效果都要相差不少。令人挠头的是,苏联方面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一年的户外作业中,有大批的日军战俘出现严重冻伤。在缺医少药的西伯利亚,严重冻伤足以让许多俘虏丧命。

第三条,在军官、士官、老兵的压榨下,新兵在第一年的阵亡率非常高。

在西伯利亚劳动营中,苏联政府奉行战俘之间的自我管理。如果是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劳动营的部队,劳动分配与粮食分配的权利全部掌握在旧时军官手中,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在承担最大的劳动强度时,却只能分到很少的食物。新兵阵亡率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小熊谦二的亲身经历看,苏联方面最起码并没有刻意的虐待日军战俘。日军战俘在劳动营的生活水平,明显呈现出一道从低到到高的曲线。其实这与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时,苏联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西部工业区与乌克兰产粮区因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政策而受损严重,所以经济情况也处于极度窘迫之中。再加上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900多万红军战士,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也急需国家提供救济补助。这又让本已不堪重负的苏联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西伯利亚有许多家庭,完全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大人小孩没有换洗的衣服。在隆冬季节,只能睡到泥土地面依靠壁炉中的柴火,挨过冬天。与他们相比,日军战俘可能还会更加幸福一些。到了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苏联财政困难稍有缓解,日军战俘的各项生活指标就即刻得到改善,死亡率更是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我们不妨做一番比较,大家就能对苏联方面的努力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在二战当中,德军共俘虏苏军士兵570万,应在前线遭虐杀或因在战俘营中服劳役而身亡者约300万,死亡率高达5成。另一方面,遭苏军俘虏的德军士兵约330万人,其中因服劳役死亡约100万,死亡率高达3成。而在战争期间,日军更是不把《日内瓦公约》放在眼中,在各个战场烧杀抢掠,被随意处决的战俘更是难以计数。

我的观点就是,苏联方面在管理日军战俘方面虽然有许多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本质上并有对日军战俘进行刻意虐待。这一点应该得到大家的承认。




说实话,以熊爷自己都不拿自己当人的个性来看,他们其实对那些被强迫劳改的鬼子算不错了。不是熊爷心肠软了,而是和三德子这场大火拼后男人死的太多,劳动力实在不够用,全指望这帮鬼子出菜呢。别看现在那群被西伯利亚拘留的鬼子哭天抢地的,比起他们在中国的行径,熊爷真的算人道了。

这事儿得从熊爷向日本宣战说起,别看毛熊伏特加灌多了就变成二货。其实他们不喝酒时候也坏的冒油,他们卡在《苏日中立协议》到期那天照会日本驻苏联大使,跟鬼子宣战,然后把鬼子的通讯和电力全给断了。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宣而战,然后150万人组成的钢铁洪流直接把东北的鬼子给淹没了,抓了一大堆俘虏。

后来鬼子吃了两颗大蘑菇投降了,又一堆鬼子跟熊爷缴械。于是熊爷就又开始冒坏,骗这群鬼子说要送他们回家,就用火车全给拉走了,而且还振振有词的说,是回家啊,我们的确回家了啊!谁跟你们说回日本了?那群被抓的鬼子只能表示,熊爷你说的好有道理,我们实在无言以对,只是你不觉得你现在堕落了吗?你当年是一只多耿直的熊啊?跟鹰爷混了几天怎么就成了这个操行?

关于这群鬼子的总数量其实是有争议的,鬼子自己统计是57万多,熊爷这帮死心眼的二货统计出来是62万,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鹰爷则认为是76万。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帮鬼子被分别送到了西伯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当苦力,主要从事修铁路、修大坝、砍木头,还搞基建盖房子什么的。因为运力不足,很大一部分是徒步走过去的,熊爷的口号是掉队视同逃跑。熊爷对逃跑的处理方式只有一个——管杀不管埋。

还是那句话,熊爷自己都不拿自己当人,拿这群鬼子更不可能当人看,只是为了免费劳动力必须让这群人渣活着而已。他们压根没想到能抓来这么多人,物资方面就没准备充分。首先就是房子不够用,没关系,熊爷家那阵子啥都缺,西伯利亚就不缺树,砍点木头造木屋就是了。你说啥?木头屋子扛不住零下40度的极寒?屋子抗不住没事,你们能抗住就行。炉子倒是有,不过是烧木头的。为啥不烧煤?有煤谁烧木头?这不是没有嘛!战俘要有战俘的觉悟,要求那么多干什么?于是这帮鬼子每天早上起来都一脸黑灰,跟TM印度阿三长一个德行。

干活劳保用品是一律没有的,铺铁轨也上手抓,在寒带呆过的人都知道,极寒天气下手上一旦有点水碰到金属上就粘住。一般正确的办法是不停倒热水上去,直到脱离。惜哉,熊爷没那么充沛的燃料烧水,通常的处理方式非常熊爷,只要对着铁轨猛踢一脚即可。至于带下来的皮啊、肉啊什么的统统无视,不是还能再长嘛!

吃的倒是还不错,起码三餐是有区别的。早餐喝汤,还给一块重达150克的黑麦面包,至于里面有杂草什么的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这群鬼子吃饱熊爷也是费尽心力,据说那面包得上斧子才能劈开,足见货真价实。午餐更不得了,连维生素都照顾到了,两个圣女果煮的汤加大豆饭,你没看错,是大豆饭,虽然只有一饭盒盖,但好歹也是干的吧?比当年你们对华工公道多啦!至于晚餐简直可以用丰盛来形容,熊爷居然给鬼子吃肉你们敢信?240克的燕麦饭盖浇鱼肉沫或者猪肉沫,这帮鬼子是去度假的吧?熊爷你这样不够苏维埃啊?不都说苏维埃敲骨吸髓,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的嘛?

不得不说所谓的昭和男儿也就那么回事儿,在熊爷这么无微不至的关照下,他们居然严重的营养不良并且还得霍乱和痢疾之类的病,一筐一筐的死翘,这简直太不大和民族了。熊爷继续给他们苏维埃关怀,让女医生给鬼子体检,居然还允许他们洗澡,只求他们留下小命把活干完。

最后熊爷看鬼子这么前赴后继的死也不是个办法,倒不是良心发现,干浪费粮食不出活的苦力谁TM要啊?正好1947年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熊爷开始逐渐把这群苦力放回日本,截止到1956年共释放了47.3万鬼子回家。其他的到也不是全挂掉了,一部分被熊爷送到隔壁公鸡形状那家伙那儿了,比如溥仪他们。另一部分更TM搞笑,众所周知鬼子属于越虐越舒服的贱货,一些鬼子被苏维埃关爱之后居然赤化了,他们非得跟着熊爷混,死也不回日本。

熊爷原地自爆以后,大毛接手了家底,他们在2009年给了鬼子一份苦力死翘名单,名单上一共41000多人。鬼子自己统计是死了60000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鹰爷继续跟着起哄,他们统计出了34万人的死亡。大毛能说啥?反正被当纳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

总结起来,其实熊爷真不算往死里虐这群鬼子战俘,都没有澳大利亚玩的狠。声明在外的西伯利亚古拉格大酒店里鬼子干活地方也不远,收拾他们还不是跟玩一样?但也得说这不是熊爷心肠好,毕竟是壮劳力,稀缺资源啊,都弄死了谁干活啊?我就想不通,鬼子怎么就有脸现在管熊爷要苦力钱?先把华工苦力的钱结清楚了再舔脸出去要钱好不好?刀扎自己身上知道疼了,当年被你扎的人呢?




大概因为是败的太干净利落,苏军和日军之间也没什么仇怨,因此没有特意的虐待日本战俘,不过因为生活条件差、环境恶劣,所以日本战俘还是死了10几万。

苏联对日本开战是1945年的8月8日,此时的日本已经穷途末路,关东军也多次被抽调走主力师团去太平洋战场和本土,虽然还有70多万部队,但是训练、装备都不足,战斗力很差,所以苏军发起进攻以后,关东军立刻土崩瓦解,大部分士兵直接当了俘虏,和太平洋战场上动不动就全体玉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这对于日本战俘来说是个意外的好事,因为战斗过于顺利,苏军损失轻微,所以对日本战俘就没有太多恶感。因为战争期间损失了太多人口,苏联国内劳动力匮乏,因此苏军带走了60万日本战俘回国充当苦力,主要是在西伯利亚等荒凉地区负责伐木、修路和开矿等重体力活。

二战后苏联国内物资也严重不足,本国人的饮食也得不到保证,这些战俘的伙食更是糟糕,加上刚来的时候住所也比较简陋,干的活又耗费体力,因此第一年日本战俘就冻死了好几万。不过随着慢慢适应了环境,加上居住条件逐步改善,此后日本战俘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不少,在之后的几年陆续有10万日本战俘死亡。到最后被释放时,还有45万人存活。

平心而论,这个死亡率在二战各国战俘营里并不算太高,而且日本战俘初期生活条件恶劣并非是苏联人故意刁难,只是当时实在没有条件而已,毕竟苏联也不是请他们来做客的,没有招待他们的义务,所以苏联对日本战俘已经算很客气了。




答:1956年12月27日,载着最后一批日本战俘的船只,从苏联抵达日本。以苏联政府的话说,苏联遣返日本战俘(主要是关东军战俘)的工作至此已全部完成。对于惨烈的二战历史来说,这件事应该是个来之不易的句号。但迎接完归国战俘的日本方面,却是强烈质疑——这战俘的数目不对啊。

比如当时的日本众议院主席就在港口上宣布:“苏境内的日本人遣返工作还未结束”。日本卫生保障部更推测说:至少有一万一千多日本人,依然在苏联下落不明。至此以后,“有多少日本人死在苏联”这事儿,也成了令各国史学界探究不已的话题。诸如“日本战俘在苏联受尽虐待”“几十万关东军只有千人归国”的传言,更是在“历史票友间”长期流传。那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很快将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打得稀里哗啦。仅仅在中国东北地区,苏军就抓获了近六十四万战俘,这其中除了几万东北伪军和朝鲜伪军外,其他的六十万人都是日本关东军。

不久后苏联政府决定:将这六十万日本战俘,先按照健康状况区分,将其中的病患伤员尽数遣返,以苏联官方的数据,剩下的499807名“健康战俘”(大多数年龄在18至35岁间)组成千人基准的多个“劳动建设大队”,陆续送往苏联各地劳动。这件事,也是“苏日战俘问题”的由来。

那么这些变身“劳动建设大队”的日本关东军战俘们,随后在苏联的“劳动生活”又是什么样呢?可以先看看最基本的“吃”:按照苏联战俘管理局制定的标准,每个日本战俘每天可以获得3000卡路里热量的粮食,与苏联红军战士的标准基本相当。日本军官还可以获得鲜牛奶和动物油。生病的日本战俘,还能增加四分之一的糖和蔬菜供应。为了照顾日本士兵的饮食口味,苏联还给他们提供了米饭和鱼。

然后还可以看看医疗,在每个“劳动建设大队”,苏联都基本设立了卫生所,条件好些的“劳动建设大队”,苏联还设立了野战医院。另外在文化生活方面,这些“劳动建设大队”还设有“读书室”,战俘们可以来这里读报看书。1947年以后,随着物质条件改善,有些“劳动建设大队”每周可以放一到两次电影。一些“有才艺”的战俘还组成演出团体,定期表演节目。有些人还因此发掘出了自己的艺术天赋,回到日本后成了知名艺术家。

如果单看这些,这些日本战俘在苏联的“劳动生活”,不但不像受苦,相反还有滋有味。当然,实际执行起来,有些情况又不一样了。

还是先看“吃”,虽然按照规定,这些战俘们得到的粮食不少,但实际上,“劳动建设大队”粮食短缺的景象并不稀罕。在有的“劳动建设大队”里,战俘们常两三天吃不到饭,或者连续二十五天以卷心菜充饥。一个叫尾花保卫的日本战俘,回忆起他在西伯利亚“劳动生活”时的伙食:“早晚是黏糊糊的小米粥,有饭盒盖子这么大一杯。一二片卷心菜的咸汤一杯,中午是250克面包……把三顿饭一次吃完也吃不饱。”

而比起大多数“劳动建设大队”来,这些现象都还是“条件好的”。以日本战俘饭岛久的话说,当时食物短缺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为了能多获得一点食物,好些日本战俘用自己随身的钱币、钢笔等值钱的东西,去和苏联人交换食物。有时候在野外劳动时,他们身上的那点伙食,还会被周围的苏联儿童当场抢光。每次到了战俘们分面包时,一群日本战俘围着一小块面包,“大家的眼睛像猛兽一样闪着光。”

饿急了眼的日本战俘们,为了能填饱肚子,也是逮什么吃什么。“劳动生产大队”土地周围的萝卜、浆果、野草、野蒜甚至树皮,都恨不得被这些日本战俘啃光。但这些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植物含有剧毒,中毒的景象也成了常态。比如在科尔斯诺亚尔斯克地区,有个“劳动生产大队”一次就有七人中毒,最终四人死亡。

至于日本战俘们看上去不错的“医疗条件”,其实也很有限:卫生所的药品很少,治疗方法也很简单粗暴。许多日本战俘回忆说,一旦“劳动生产大队”出现瘟疫,一般都是把病人隔离,然后就没其他办法了。一个脚上冻伤的日本兵在卫生所做截肢手术,竟然连麻药都用不上,就是让医生“用剪刀在第一关节处把皮肉骨都切掉了。”疼的“差点晕了过去”。还有个手指冻伤的日本兵,也是被医生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用普通锯锯掉手指,“手术”后发了三天四十度的高烧。

这样实际的饮食和医疗状况,基本就概括了当时日本战俘们的遭遇。

当然,苏联把这几十万日本战俘迁移到各地,不是让他们“白吃饭”的,相反要完成足量的劳动任务。他们通常都是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集中,七点开始早餐,七点半开始工作,十四点到十五点午休,十九点到二十点吃晚饭,此外还有休息日。虽然按照官方规定,这些日本战俘享受“八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一半的日本战俘,每天工作远远超过八小时。

为了让这些战俘们卖力干活,苏联还推出了奖励制度:只要一个战俘能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劳动标准,就可以获得450克食物。相反完不成劳动标准,就要克扣食物,如此一来,这些看面包时“眼睛像猛兽”的日本兵,也是打起了精神玩命劳动,很多战俘的营养不良加剧。比如在当时苏联远东地区的一些“劳动建设大队”里,一度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战俘能出去劳动。

综合来说,日本关东军战俘们在苏联的待遇状况,大体就是这些。实事求是说,虽然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但要说苏联“虐待日本战俘”,那就是百分百的夸张了。毕竟,比起“巴丹死亡行军”里受尽日军虐杀的美军俘虏,以及奉天美军战俘营里那些遭受日军虐杀、饥饿虐待、活体实验的盟军战俘们,这些血债累累的“关东军战俘”,待遇算是不错了。

而从1947年起,苏联也开始陆续遣返日军战俘,到1956年苏联宣称,苏联境内的几十万日军战俘,已经全数遣返完毕。而对真实的战俘数字,各界也都说法不一。以现代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至少有四万到六万日本俘虏,最终死在了苏联。日本学者则认为,仅在西伯利亚一地,就有六万日本战俘死亡。

不管有多少日本战俘没有回来,实事求是说,日本战俘在苏联的遭遇本身,或许就是最生动的教材,足以时刻警醒后人,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与恶果。

参考资料:王蕾《在苏联日本战俘问题研究》、赵玉明《西伯利亚的罪与罚》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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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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