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行军打仗，临机决断，更不适合搞泛民主化的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1942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看到一份汇报文件后，十分悲痛和震惊，彻夜难眠，文件上说，有一个军分区因政委和司令员意见不一致，导致全体阵亡，经过反思之后，他决定改革政委制度。

当时，这份汇报文件震惊了整个延安，在1942年6月，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以及多名精英干部全部牺牲！

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整个第八军分区高级干部几乎团灭了啊！而原因是由于在打仗的时候，政委和司令员的意见不一致引起的。

政委制度的源起

政委制度是1929年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制度，就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1930年起，根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当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主官发生分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这个叫做政委最后决定权。

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如果政委不同意军事主官的意见，可以一票否决，并且可以最后按照政委的意见实施军事行动。

但，就是因为这个规定，导致了1942年的那场重大伤亡！

改革政委制度的原因

当时日军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大扫荡，攻击的重点就是第八军分区。扫荡开始之后，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就带着军分区机关和23团2营跳出了扫荡中心，进入了饶阳一带。

但就在这个时候，第八军分区30团与日军遭遇，激战之后，部队被打散。根据敌情的严重发展，为保存实力，遵照军区指示八分区23团主力开始向外线的“冀鲁豫”地区转移。

当时考虑到30团被打散了，本着不能抛弃一兵一卒的精神，司令员和政委都认为应该先回到根据地，联系上30团再撤离。

当回到根据地中心地带后，司令员和政委发生了分歧，也是悲剧的开端。

当时通过侦查发现日军有向这一带发起合围的迹象，司令员常德善主张连夜转移，跳到子牙河东岸的外线甩掉敌人。

但是政委不同意，政委王远音当时看到根据地的群众十分热情，不想让群众失望，所以他不想撤离，于是动用了政委最后决定权，否决了司令员的意见。

最后他们带部队继续向中心区公路线附近的雪村地区转移，却正好落进了日军的合围圈。司令员和政委连同其他干部指挥员在内，不足1000人的队伍被4000多日军包围。

这一战的结果是，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牺牲，政委王远音被俘后自尽，第八军分区23团、30团伤亡惨重，整个第八军分区几乎全军覆没！

这件事传到延安后，震惊了整个中央，这可相当于成建制的部队遭受重创啊！毛主席当时彻夜难眠，十分难过，随即下令彻查这件事。

最后通过调查，发现是由于军事主官和政委意见不一致引起的，延安总部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刻反思。

毕竟这个制度之前也出现过问题，比如新四军成立的时候，叶挺是军长，是军事主官，项英是政委。实际上，在军事指挥上，项英是决策人，作为军事主官的叶挺军长反而没有实际指挥权，因为他不是党员。

皖南事变后，叶挺军长也曾经在给延安的电报中提及此事，在说明了政委制度缺陷的同时，也坦诚地承担了皖南事变的责任。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很多部队里的政委擅长从事文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但是论军事机断、战略战术，他们很多人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经验，这在打仗的时候是很严重的。

新的政委制度

于是，在深入反思和痛定思痛之后，毛主席决定改革政委制度，在1942年9月1日以军委的名义发布规定，取消政委最后决定权，一切军事行动全部由军事主官说了算。

到了10月，又修改了《政治委员暂行条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在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一件不一致时，属于军事方面的由军事主官说了算，属于政治方面的由政委说了算，并且发生了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上级长官。

经过改革，政委虽然在军事上没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有政治方面的最后决定权，而且通常会在党委会担任书记，掌握着各级干部组织任命的权力，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当前，我军中政委和军事主官意见不一致时的处理方法，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03）规定：

第五十八条 政治委员在工作中应与军事主官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当提交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请示上级解决；紧急情况下，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问题由军事主官决定，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都必须对党的委员会和上级负责，事后报告，接受检查。

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会集体研究决定，不存在司令员妥协的问题。具体来看:

军队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职务不同分工不同。比如司令员分管部队训练作战管理建设，政治委员分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人事管理、政治保卫等工作，参谋长在司令员领导下具体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战，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和落实首长指示。

具体到有作战任务或者正在进行战斗过程中，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党委领导、民主决策、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不是个人说了算。一项错误的决定都是致命的。因此不存在意见不合时司令员会妥协这种问题。

举个例子，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为了抓紧实施第三次战役、扩大战果，欲急于推进战线至三七线。但此时后方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保障困难，战士所带干粮只能捱过两日。为了防止第一、二次战役中后勤保障跟不上导致的问题再次发生，时任分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力荐加强后勤保障能力之后在实施，最终彭德怀总司令员听从了洪学智的意见。

由此可见，战争瞬息息万变，稍有不慎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需要集体研究会商决定，而不是谁官大谁谁了算，因为战争是残酷的，炮弹是不认人的。

1948年10月2日，北平地下党获悉的有关敌人调动情报，辗转到达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手中，其实这份情报并不算很详细，大概意思是傅作义在老蒋的压力下，已经同意向山海关外派出援兵，第一批海运葫芦岛的包括新五军及独立第95师。而究竟后续还会有多少部队出动，尚未有准确消息，这就是导致林彪战役决心发生动摇的“华北敌人增兵四个师”的出处。

此时已经是10月2日的黄昏时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专列刚刚停靠在郑家屯车站，晚饭后参谋长刘亚楼请求开车继续前进，被林彪所阻。在辽沈战役最初的战略构想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只需要“包打锦州”和阻击沈阳之敌的增援，因为考虑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傅作义的狡猾程度、以及我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的牵制，我方判断华北之敌大举增援锦州的可能性很小。

东野也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完成了兵力展开，能够向葫芦岛方向派出的阻击力量有限（关于东野的详细兵力部署，之前有专文介绍）。现在华北敌人大举增援，而且情报只说是“首批四个师”，后面到底有多少个军多少个师前来，还是未知数。所以一向用兵谨慎的林彪确实有些犹豫了，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于是司令员陷入长考，这一考就是几个小时，一直考到晚上10点，林彪终于有了大军回撤打长春的念头，因为在他看来目前的不利因素压倒了有利因素。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喊来刘亚楼口述了一封给西柏坡的急电，提出了继续打锦州和挥师打长春的两个方案，请军委定夺，但是字里行间，明显倾向于回打长春，最后一段电报原文是：

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去电署名为林罗刘，但是只有参谋长刘亚楼在场，而且当时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既然署名林罗刘，参谋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电文交送政委罗容桓阅，罗政委当时也没有表态，所以这封电报作为“特急电”就这样发出去了。发完电报后，野司的专列并未原地等候回电，而是升火出发，继续开往辽西前线。

从组织程序上说，自从1942年取消所有军政问题的“政委最终决定权”以后，军事主官在作战行动上是享有全权的。而且林彪的职务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前委书记，是毫无争议的“一把手”，所以一旦他在作战层面下定最后的决心，东北的其他军政领导，确实无权进行干涉和改变。

罗荣桓也是如此，作为东野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比较尊重林彪，在作战的具体问题上也基本不干预，而且是尽量地配合工作。但是这封急电发出后，罗荣桓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妥，因为辽沈战役事关解放东北、加快解放战争进程的大决战，攻锦的全盘计划已报请军委批准，甚至东北野战军的南线攻势也已打响，此时改变战役决心，那不是闹着玩的。

一方面，是回师打长春违背了军委和主席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大军展开之后再组织回撤，既容易出现混乱也影响士气，所以罗荣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喊来刘亚楼，两个人先统一意见后，再联袂去找林彪。其实林彪也比较矛盾，还在自己的车箱里反复思考，而政委和参谋长的到来和劝说，最终使他思路清晰起来。

林彪表示前封电报确实不合适，想叫参谋追回来，但是电文已经发出，于是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个人共同拟定了一封新的电报稿，当列车在10月3日凌晨到达彰武县西北30公里的冯家窝棚时，停车发报，电报全部发完已经是上午9时。

所以你看，在重大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军委命令和全国战局的问题上，即便司令员下定了战役决心，如果政委和参谋长（其实主要是政委，参谋长是作战部署具体执行者）与司令员的意见有严重分歧，政委还是能够影响司令员决定的。比如在这次郑家屯的电报事件中，林彪明显是最后妥协了，这也是我军双首长制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要注意三点，其一是郑家屯事件属于特例，因为它涉及的不单是东北野战军内部怎么实施作战的问题，而是经过军委批准后的辽沈战役作战计划、事关全国大战略的战役决心。在如此大的问题上，即便林彪一意孤行，军委也是不会批准的，所以主席接阅第一封特急电后，雷霆大怒，连续于10月3日的15时和17时发出两封电报，当然是批评林彪的。

直到接阅林罗刘的第二封特急电，主席才高兴地回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涉及全国战局和军委指示的大型战役，林彪仍然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基本不会干预，参谋长也只管按命令部署执行，轻易不会发生三个人意见严重相左的情况。如果政委或者参谋长越过司令员直接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也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印象中华野参谋长陈士榘这么做过，结果肯定不愉快。

其二是在几大野战军中，尽管是由司令员全权处理军事和作战问题，但是政委确实有“监军”的意思，如果不设专职政委，说明军委的高度信任，比如西北野战军的彭老总和华东野战军的陈老总，那都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不可能出现司令员、政委意见不同的局面吧？但是东北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那是有专职政委的。

其三是指挥权集中的问题，兵法上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这句话在电视剧《少帅》、《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有引用，意思是不能令出多门，作战核心班子如果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所以古语有云：谋议可咨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因此，在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以后，各野战军司令员（包括代司令员，关键是前委书记）对作战事宜，是拥有全权的。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上级总的指导方针，各野战军、各兵团、各纵队的司令员都是军事上的决断者，政委和参谋长轻易不会去干预，哪怕有不同意见也得遵令执行。但是如果司令员在作战中没有认真贯彻上级的方针，政委是有责任也有权力进行劝说的，如果实在无法达成一致，通常的做法是各自电告上级，请求上级裁决和指示。

如果军情紧急请示不及，那就得先按照“前委书记”的指示来执行，林彪就是东野前委书记，而中野的前委书记是邓政委。

这就是“前委书记”的重要性，所以人民解放军在重大战役的联合作战中，都成立了总前委，比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时，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前委书记仍然是林彪，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遂行淮海战役时，总前委书记则仍然是邓政委，刘司令员、陈司令员和粟代司令员，只是总前委的委员。

罗荣桓政委不是东野前委书记，但却是井冈山下来的曾经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深得信任，主席曾用十句话概括罗荣桓的品格：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他逝世后，主席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这么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我家里有军人，我来给你说说，看看你懂不懂。军队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一级压一级，高一级就比低一级的领导有权威，不要小看这个，绝对的管用，绝对的执行，而且军队是用制度来保证这个的，严格保证的。军队是打仗的，保障不了等级制度，否则乱成一团，谁也不听谁的，那军队就是乌合之众了，保卫啥国家。

你的问题我告诉你，司令不可能妥协，因为，司令，政委，参谋长的官职不一样。司令最大，政委其次，参谋长只是制定打仗建议的，服务于司令，其职务还要低。

事情分两种，如果是作战打仗，军事上全听司令的，这是最高权威。政委也得得听，而且还要配合听，不能随便干扰作战计划。参谋长制订作战计划，服务于司令，司令有最终决定权。作战命令都有司令一人下达，一旦下达，全员执行，任何人不得干扰，没有条件，否则军法处置。军事指挥就是这样。

另外，军事外的事，比如思想党建上，政委说了算，听政委的。我军是党建在连队上，政委负责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一句话就是忠诚于党。这个是政委负责。

参谋长是服务于军事的，服务于司令指挥，当然不能代替司令下命令，这个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