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张作霖重视的是，奉系元老派和杨宇霆为首的一派人，而不是郭松龄。根据长期把郭松林当做心腹弟兄的少帅，张学良回忆郭松龄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功高不赏，郭松龄认为，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出力主要是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因此才起兵。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可怕，我觉得有才无德肯定能占据一席之位，而郭松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很多时候野心都是被一点一点地驱使起来的，而郭松龄的倒戈反奉，跟张学良的放纵时分不开的。

郭松龄，机敏狡诈的郭鬼子，早年曾经追随过孙中山等人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的熏陶，回到奉天后任东北讲武堂的武术教官，在这里偶然结识了张学良，张大公子和张作霖不一样，张学良这个人说到底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因此他也十分佩服和敬重郭松龄这样深受过革命主义影响的。但是张作霖不一样，张作霖这一代的老军阀们，并没有家国概念，只有利益和地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张作霖的股肱之臣，杨宇霆，这个在奉系内部和郭松龄水火不容的小诸葛。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掌权后立即东北易帜，而杨宇霆坚决反对就可以看出来，杨宇霆能在张作霖时代得到重用，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试想一下，张作霖若不被炸死，会主动东北易帜，令国家统一吗？不会。宁愿媾合日本人玩自立，都不会在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而杨宇霆，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杨宇霆拒绝东北易帜的留影合念，他的心腹常荫槐更是拒绝在公馆内悬挂青天白日旗。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股肱重臣，但是到了张学良时代，他就必须死，其根本原因还是道不同难以为谋，他打心眼里就是看不上张学良这个二世祖的。同样的，郭松龄能和张学良亦师亦友，那他在张作霖时代，就只能备受冷落，因为心狠厚黑的张大帅，也同样看不上一个满嘴为国为民的理想主义者。因此郭松龄要么等张学良掌权后权倾东北，要么就倒戈反奉（至于他为何选择了第二条路，我们稍后再说）这是奉军内部新老两代权利交接时，张作霖和张学良这两个人的三观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不同的意识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郭鬼子这个人，有理想有想法，再加上张学良对他的盲目重用，不知道加以任何的威慑和驭人手段，使得这个人徒增野心。

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东路军第二梯队在山海关狙击战，成为了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唯一的胜利，张作霖更是因此方能安然退回奉天。那年，张学良虚岁23，也是第一次参加战争，从后续张学良的军事天赋可以看出，这场战斗大概真的不是这个张大公子这个花花公子指挥的，那指挥这场战斗的只能是郭松龄。

郭松龄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奉军内部也有不少陆大毕业的，逐渐形成了一个派系：陆大派。而因为和张学良的关系，郭松龄也逐渐成为了陆大派的代表人物。而此时，奉军内部分为三个派系：以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汤玉麟张作相等人形成的老派，在奉军内部位高权重；还有就是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和张学良尤为亲近；还有就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都有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背景），是张作霖的股肱之臣。

而郭松龄和杨宇霆的矛盾，差不多就是奉军内部新老两代权力交接时，由于意识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而升级这个矛盾的，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大胜后爆发的地盘之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和张学良的第三军，和姜登选韩麟春（此二人皆是士官派的中坚）的第一军联合击溃直系主力获得胜利。大胜后，张作霖预先想要郭松龄去接管安徽，姜登选接管江苏，这样陆大派和士官派正好平衡。谁知杨宇霆此时跳了出来，想要江苏，结果姜登选就去了安徽。

郭松龄，自以为功高未赏，可是张学良把七万精锐交给了他全盘处置。而且，郭松龄退出关内先稳定发展东北的政策也被张作霖忽略，而不久之后，杨宇霆姜登选二人又将江苏安徽两地丢失，令郭松龄大为光火，此时其实已经表露出对张作霖的不满，想要倒戈反奉的心思了。

可是，张学良这个二世祖，并没有在意。

最后，将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的，是张作霖想要付出一部分代价，以得到日本人的军火支持，和南方的北伐军开战，这令郭松龄这个深受过三民主义熏陶的理想主义者，彻底走上了倒戈反奉的道路。这也就明白了，为何郭松龄不等张学良掌权后，再去施展抱负，大概在郭松龄的眼里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没有张学良的放纵和盲目信任，倘若张学良驭人手段再高明一些，郭松龄也不会因为一时的赏罚不明利益不均就心生怨恨，听闻张作霖为了和南方北伐军交战去亲日，这只不过是内心怨恨爆发的催化剂罢了。他是陆大派的代表，和张学良亦师亦友，更是奉军内部掌握七万大军的高阶将领，明明有的是机会和方式去争取改变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反而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方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高举你是卖国贼我是为民除害的大旗，去麻痹自己作出此般忘恩负义的事情，反而觉得是理所应当。

带着张家的七万精锐，吃着张家的饭，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去推倒张家。甚至说，姜登选这个士官派的中坚，心中感念毕竟袍泽一场孤身力劝郭松龄，竟然都被郭松龄枪击活活闷死在棺中！

由此可见，一个人有才无德，又行事偏激，偏偏还有想法和信仰的话，那大概就是一颗炸弹。

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张家父子的节节败退，为求保命不惜以签订丧失东北主权的密约向日本人借兵，事后张作霖公然毁约留人话柄，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太过跋扈便谋划了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重伤惨死，张学良仓促掌权，新老两代权利交接太过突然，而郭松龄的倒戈又令张学良在奉军内部成为了一个笑话，众多亲信班底更是在倒戈中损失惨重，无威望无亲信无势力，根基羸弱。虽然张学良掌权以后立即东北易帜和北伐军止战，又杀人立威，大小军阀抱团取暖拥立少主令日本关东军不敢轻举妄动，可毕竟张学良无论是手腕还是威严还是厚黑，作为一个决策领导人而言，他都跟他老子差了不是一星半点。曾经张作霖时代的奉军，这只东北虎，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败落。

了解这段历史，思考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像郭松龄这样的人其实可以当成危险人物的范本来看。首先他很奋进，很有本事，无论是学业上的努力还是现实中的能力，他都是可圈可点。说学业，他从奉天陆军小学堂到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再到中国陆军大学，军事素养是一步一个台阶地朝上走；说能力，他干过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广东警卫军营长，最后投奔奉系张作霖就不说了，张学良的就是他的，实战能力也是一步一个台阶地朝上走。

更关键的，在这两点上，他还是个有理想，有想法的人。

但此人之危险恰恰就在这里。他的理想很高尚，他的想法很正义，与此同时，他的胸襟又很狭隘，手段又很偏激，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什么后果？即便是老江湖张作霖，未到反奉事发，也是未能警醒到这个人的危险之处。

无论什么时候，最危险的永远是打着理想的旗号去填喂野心，扛着正义的名号去打劫利益！郭松龄正是这样的一个极致人物，即便是兵败身亡，理想的旗帜以及正义的名号依旧还那么鲜明地覆盖着他。

多可怕！

世间最具鼓惑力的就是理想与正义。这两样东西一旦加身，世人通常是很难看到其人的真相，因为所有的看法在这个时候都有小人之嫌。

但越是这样，我们才越要世俗地去看待一些能泄露真相的细节。

说回郭松龄反奉。第一，他是百分百地利用了张学良，而且是以理想和正义的名义；第二，反奉最大的诱因就是嫌张作霖论功行赏对己不公，说白了就是该是他的没给他，所以他要抢；第三，反奉归根结底是为了剿杀异己，争夺利益，一次性兑现个人所有野心。有几点最能说明问题，郭起兵之初先是打张学良的旗号，局面乐观后随即甩开张学良；起兵理由先是清君侧驱杨宇霆，局面乐观后随即变成彻底打倒张作霖，自己上位；最让时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滦州刚发表通电，逮住机会就把有私怨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给处决了，要知道在奉系少壮派将领中，姜登选是最有口碑的一位。

为了别人几句正确批评，就把人杀了，转而又拿出理想和正义来掩盖，这样的人怎能真得人心。

难怪张作霖在得知他被抓获后，要把他绑奉天来问话。

到底哪点对不起他？

用理想正义伪装下的能力去攻克某个关键位置上的人，进而掌握优势核心资源，最终出其不意地突然发难，成功了，个人的野心依旧被理想和正义照耀着。

他是要名有名，要誉有誉，要利有利！

按理说，这样的人，这样的做法应该很容易成功，为何我们看到的历史，这样的人总是在成功的半道上突然坠落呢？

真相或许无法说清，但人心足能刺透。就像当时两军对垒时大兵们都说的一句话，吃张家饭，穿张家衣，张家人不打张家人。

说到底，这种人有术无道，得势易张狂，失势易反逆。

这样的野心，前面应该加两个字，狼子。

不忠不孝小人，不仁不义奸徒！目光短浅之辈，有才无德奸雄！欺上瞒下行为，分裂边防后果！

为饭碗捧无把茶杯乞讨，逢恩师揪小辫提拔，架空学良尽掌精锐，野心膨胀欲吞东北！为争一个安徽督军而造反，岂不知若干年后尽尔与小四天下？乱奉军倭寇得势，失满洲安脱干系？

看了这个问题后先看了一下其他人的答案，估计要是郭松龄泉下有知，心里一定是透心凉吧。难道郭松龄真如现在的一些不知所谓的家伙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眼高手低的野心家吗？

想了解郭松龄为什么起兵反奉，你就先要了解郭松龄这个人。

郭松龄，字茂宸，辽宁沈阳人。年轻时，曾就读于奉天陆军小学堂。就读期间接触了不少进步思想，还有不少早期同盟会人士。毕业后从军，深得上司朱庆澜赏识，并将其带到四川。

辛亥革命后郭松龄回到沈阳，准备发起武装起义时被捕。在其后来的夫人韩淑秀的营救下才逃过一劫。

1913年郭松龄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在北京讲武堂任教 ，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运动”。失败后，无处藏身的郭松龄返回了沈阳，在东北讲武堂担任战术教官。也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了少帅张学良。

郭松龄在奉军中有一个外号叫“郭鬼子”。就因为其不爱财，不好女人，也不抽鸦片不赌博，在一群五毒俱全的兵痞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这一身的正气也让张学良为之倾倒，并极力向张作霖推荐。在张学良的保荐下，郭松龄开始平步青云，被委任为近卫旅参谋长兼二团团长。

不久后奉军入关，助直讨皖。小站之战中郭松龄率领近卫旅二团以一团之力击溃皖系数旅，一战成名。之后被提拔为奉军第八旅旅长。

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完败。唯一的胜利就来自由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东路军，并且正是靠着东路军死死的守住了山海关防线，奉军和张作霖才安然撤退。

此役过后，连张作霖也对郭松龄刮目相看，同时张作霖也看到了老一代奉军将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战争形态，于是成立了东北陆军整理处，张学良担任参谋长，但实际上都是由郭松龄来主持工作，无形中也让奉军在以张作霖的老弟兄和以杨宇霆为首的留日派中分离出了一个新的以张学良和郭松龄为首的新的派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又是郭松龄。在和姜登选、韩麟春发生摩擦后，心中恼怒的郭松龄身先士卒，一口气带兵打到了秦皇岛，几乎以一己之力击溃直军。

战争结束后，郭松龄力劝张作霖回师关外经营东北反对奉系继续向南发展，可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张作霖在杨宇霆和日本方面的怂恿下，不但对郭松龄的建议不屑一顾，反而对其十分不满，认为其功高盖主。再加上杨宇霆为了有自己的地盘从张作霖处要走了江苏督军，从而使本来想给郭松龄的安徽督军位置变成了一直与郭松龄不睦的姜登选。此举更加引起了郭松龄的不满。进而提出去日本，一来养病，二来留在日本观操。

就在郭松龄到达日本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位官员误以为郭松龄是张作霖派出的全权代表，与郭松龄有了接触。这时郭松龄惊讶的获悉，张作霖为了换取日方的武器等方面支持，竟然以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为条件。愤慨不已的郭松龄，将此事告知了同在日本观操的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韩复榘，并称“国家危殆到如此地步，张作霖还要为了自己的权利出卖国家，如果张作霖真打国民军，那我就打他！”

回国后，郭松龄就任奉军京榆司令部副司令，事实上由他行使司令职权。不久，张学良召集郭松龄、李景林开会，布置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密令。郭松龄在会上公然抗命，痛斥不该继续内战。随后郭松龄开始派人与冯玉祥接触，联络共同反奉事宜。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召集手下百余人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脱离奉军，并将未表态支持其决定的三十余人扣押交于李景林看管。当晚，郭松龄发出通电宣告反奉，提出三大主张: 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卖国于日本的张作霖下野，并严惩主战派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主政，改良东北。两天后郭松龄亲率七万精锐之师向奉天进军，正式拉开了奉系内乱的大幕。

在率部轻取锦州后，与郭松龄同盟的李景林和冯玉祥却突然开战，李景林扣下了郭部存于天津的钱款和冬装。使郭部的给养出现了问题。为防止后路被劫，郭松龄只好派魏益三分兵把守山海关。并请冯玉祥派兵援助。可冯玉祥却先是观望，后来开始抢夺地盘，置郭松龄之请于不顾。

关键时刻，又是日本人改变了战争的走势。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方表态“严守中立”“不加干涉。”实则待价而沽，先是联络郭松龄企图得到更大的利益，被郭松龄严词拒绝后又接触了张作霖。已是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慌不择路，对日方要求一律应允，甚至包括修建满蒙及吉黑等七条铁路等无理要求。也为后来的皇姑屯事件埋下了伏笔。

得到张作霖的允诺后，日本开始介入。先是警告双方，不得在日本铁路沿线及日本侨民居住地开战，否则日方会采取措施。此举一下子延缓了郭军前进的速度。给张作霖带来了喘息时间。郭松龄被迫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步行赶往沈阳，另派一个旅赶赴营口进行包抄。而后，日军派人又一次对郭松龄进行拉拢，并对郭提出威胁。面对威胁郭松龄义愤填膺的回答到“如果日本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把我扔进水里，我就把你们拖进泥里！”

拉拢失败后日本开始正式介入。先是堵住郭军营口方面军的去路不许经过，使得郭军不能合围，延缓了总攻时间。又派关东军以“护桥”“护路”“换防”等借口向沈阳方面增兵，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日本的突然介入，使得郭松龄南北夹击沈阳的计划破产。恰在此时，吴俊生由黑龙江调来的骑兵偷袭了郭军的弹药库所在地白旗堡，而在巨流河布防的张学良也向郭军发动了心理战，士兵中流传着“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冤家”等顺口溜。

面对如此逆境，郭松龄不待主力完全集中就开始向奉军发动了进攻。奈何先期发动进攻的刘文清部，先是弹药不继，后又遭日军飞机空袭，最后先胜后败，未能拿下奉军指挥部所在的兴隆店。后张学良加强心理攻势，亲自给郭军将领打电话，说明形势，只要回头，既往不咎。奉军空军撒向郭军“张家人不打老张家”的传单，使得原本因粮食、弹药、衣物等物资不足情绪低落的郭军更加军心涣散，士兵开始纷纷投降。更加致命的是，战斗最激烈时，一直暗地里联系张学良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竟撤回了一直由他控制的炮兵旅，并停止向前线输送弹药，郭军彻底崩溃。

眼见大势已去，郭松龄携夫人及200多人卫队离开部队出走。12月24日夫妻二人被捕，次日于老达房被枪决。尸体运回沈阳后，张作霖下令曝尸三日后方可入殓。

回看郭松龄的一生，不可否认，他的性格的确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他杀害姜登选时的表现，的确显示其缺少度量。但要注意的是，他最大的，至今也让一些不知所谓的人无法理解的“缺陷”就是在那个要么自私自利，要么麻木不仁时代，怎么会允许有爱国思想的存在。

郭松龄反奉，与其说是为了个人利益与张作霖反目，不如说是因为他发现他的一腔爱国热忱被用于军阀混战后绝望的孤注一掷。

郭松龄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时，有一次张作霖视察东北讲武堂时认出了他。惊讶的说到:“你不是那个同盟会的吗？什么时候到我这来了？”不待郭松龄回答，张作霖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说到:“不管你是什么，回来就好，只要好好干，我绝不埋没人才！”到了后来，郭松龄几乎已经成了奉系军方的二号人物，张作霖对郭松龄不可谓不看重。可在直奉二次战争后，居功至伟的郭松龄反而没有得到什么奖赏。

首先是张作霖的确对郭松龄劝其经营东北的建议有所不满，其次更重要的是张作霖认为郭松龄与张学良关系莫逆，迟早奉系的家当都要留给儿子，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所以有点忽略了郭松龄的想法，最终酿成大错。

而张作霖的做法在郭松龄看来，就是自己一番辛苦，却只是帮助了一群野心家扩大了地盘，对国家并无丝毫好处。而真正眼高手低的杨宇霆等人，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进攻下狼狈逃窜，三个师的兵力几乎一枪未放就被消灭。更让本来就看这些人不顺眼的郭松龄愤恨不已。套用“亮剑”中李云龙的那句话“我跟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信念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郭松龄注定要与张作霖等人分道扬镳。

郭松龄事变给奉系和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事件平息后，张作霖装模作样的要处理张学良，在众人心有灵犀的劝说下作罢。可原本在两次张直奉战争中颜面尽失的元老派和留日士官派却借机重新崛起。使得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对军队的改造被迫暂缓。要知道奉军鼎盛时期虽有近五十万左右的兵力，但有一定战斗力的只有郭松龄及张学良麾下的十万人左右。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以近十二万大军进攻直系的七万多军队，结果不到五日直系部队就转守为攻，奉系除郭松龄和张学良带领的三、八两旅外全线崩溃。本来端坐军粮城等待捷报的张作霖，要不是靠着郭、张部的顽强阻击竟险些被擒。奉军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随着张学良和郭松龄执掌奉军军权，奉军的战斗力才有了一些提高，新的士官制开始实行，特别是先进的“军需独立”的思想，蒋介石曾说过“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习，一是王永江的理财之道，二是郭松龄的军需独立。”可随着郭松龄兵败身死，奉系老派重新得势，少壮派集体受挫，军队改革受阻，东北军自此几乎鲜有胜绩。而张学良也威望大跌，在张作霖死后险些连东北最高指挥权都失掉。

有意思的是，就在十多年后，当年与郭松龄亦师亦友的张学良也来了一次“兵谏”。最终促成了国共的又一次合作。

总之，郭松龄的反奉，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野心，但其主要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国家，但“阳春白雪”注定曲高和寡，在那个以个人利益为上的年代，其结局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