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历史著作，由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该书主要讲述了明朝时期的万历皇帝和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对明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进行深入探讨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的确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对明朝历史的深入理解，还开拓了读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知。它以约翰·坎普顿（John Edmund Gardner）的笔触和艾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的风格写成，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深度，又有文学家的幽默和谐趣味，读起来非常有趣。

总之，《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者，还适合对历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的好书。

大学的时候读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总体来说，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本书以一个不甚引人注目的历史年份（1587年）为切入点，发散开去，分述主要代表人物在道德主义极盛的明朝的悲惨历史命运。论证中国传统的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模式，因缺乏数目字管理，导致中国迟迟未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如“潜水艇夹肉面包”。文官集团如上层长面包，大而无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如下层面包，缺乏有效组织。中间夹肉，是以科举为表现形式的体现尊卑男女长幼秩序的道德规约。这种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但恰恰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贡献有二：

一是运用传记体例方式构建历史断面，独具一格。

二是提出“大历史观”，即从技术或数目字管理角度看历史。

全书结构安排，形散神聚。全书用1587年前后看似琐碎的历史事件，把六个人物串联起来，以此来阐述中心论点。全书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章是第一部分。作者开篇点题，通过介绍万历皇帝成长过程，论证皇帝及官僚体系已被道德主义捆缚，作为道德的衍生品及表现形式——礼仪，充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

第二至四章是第二部分。通过对两个性格、能力各异的首辅的介绍，进一步阐释明朝的道德治国。作者认为，文官的精神支柱是道德，以自我牺牲自许。但“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因此，官僚行政体系不能为道德所完全统一，始终存有双重性格，其治国弊端亦显而易见。

第五至七章是第三部分。该部分以文官、武将和思想家三个人物为代表，进一步论证道德治国的局限。三人的历史结局证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作者通篇认为，封建中国更替至明朝，整个社会，上至帝王，下至黎庶，人的主体性已被道德主义所吞没，人的行为已被道德主义所束缚。这种异化，不仅迟滞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更严重扭曲人性。而这种道德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读下来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收获。一般有非历史学专业的让我推荐历史学通识方面的书的话，我就会推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种大历史观的视角和叙事方式，确实值得一读。

《万历十五年》对于传统唯物史观的大陆史学界人来说，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刚改革开放，还没有接触过欧美历史研究体系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的叙述历史方式，给人一种新的可能。不过，这也仅仅只一种可能。

黄仁宇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他似乎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都持有武器，但都不能对敌。

黄仁宇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

黄仁宇认为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

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但这一切，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无助予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

因此可以说，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

黄仁宇用大历史观来写《万历十五年》，强调中国古代缺乏有效的数字与技术管理，最终使得国家发展落后。这种数字技术管理的思想则带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以现代眼光评价历史，这是缺乏实证科学与唯物主义思想。

历史不是简单的进化论，更不是简单的纵向比较，一个制度的好坏要和当时的历史水平比较，而不是用现代人的理解来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是无意义的，没有可以借鉴的。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治史观念与西方治史观念的不同。

《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

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不管怎样说，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不过仅仅是一个角度！

黄仁宇先生用自己的大历史观解读历史，我认为只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而已。他可能想告诉当今世人一些历史经验，让我们引以为鉴，古为今用。但其完全忽略了历史的书写是有其深层文化伦理和民族意识的。

黄仁宇先生虽然说是以大历史观的角度，在《万历十五年》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管理国家而轻技术管理的现实。但其简单的将道德管理看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简单的认为中国缺乏数学技术应用，都是浮于表面而失去了内在剖析，还是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结论，并没有抓到历史的实质。

另外，关于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更多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站在西方现代历史文明的“权威性”下来看历史，这个所谓的大历史其实还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小范畴描述，并不能勾勒出历史的变迁演进。

此外，关于明朝制度的落后于腐败堕落，其实也是相对于理想的西方现代（特别是黄仁宇所处的欧美制度上升期）来说，这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虽然这种大历史号称：将目光投射到中国明朝和16世纪世界其他重要国家身上，以500年的历史长焦距审视中国封建制度的沉沦和欧美兴起，跳出传统史家用抽象的道德贤愚来总结历史兴废的狭隘框架。但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一本历史学著作，该书是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角度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全面、详尽地揭示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黄仁宇先生以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深入浅出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同时，他也分析了明朝后期商业化与时代变迁等因素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很好的解释。此外，黄仁宇先生对于统计数字的运用也是其成名之一，书中充满了各种数据统计，这种方法不仅令读者思索，而且留下很深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十五年》不想让读者仅仅是满足于少数人的命运，而是更希望读者由此而能接触到历史本身。在作者看来，历史只是一种谷粒，被赋予了许多个体和故事，每个人或者每件事背后都蕴含着历史的魅力。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既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也便于读者理解复杂历史问题。

我认为：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对于了解中华文明产生背景、感受历史变迁的人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可错过的好书，非常值得一读。不仅是因为它充满了史料研究成果和深刻思考，更是因为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华文明力量，这才是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是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作为炎黄子孙都有必要读读这部真实的历史素材书籍！

中国当代学者王小波评论此书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么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同样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一些粗罐子的人，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