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这个人，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来自于中小学的课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文皆擅长。读了宋史才知道，王安石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的宰相，还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所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宋朝颇具争议的一次变法。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法，使得他成为一个毁誉参半的人。

对于喜爱王安石的人来说，他具有超前的思想，而讨厌他的人，则认为他的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是若以品德考量的话，王安石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两袖清风的官员之一。即便是他的政敌，也没能对他的品行挑出毛病来。

就我个人而言，王安石极其广博的学识、高瞻远瞩的见识、忧国忧民的境界、排除万难的勇气、无与伦比的人品以及终身学习的毅力等，都值得仰慕。

王安石自幼聪慧，读书是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是个天才少年。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终其一生也没有遇到可以仰慕的老师，他唯一的老师就是书籍。无论是笔记、小说、经文，还是杂书、医书、史书，他是有书必读。可以说，读书几乎成了王安石生活的全部。

除了书本之外，王安石从他的朋友们身上也获益颇多。青年时代的王安石，虽然好读书，但思想总是处于孤独之中。他对古代先贤的思想十分痴迷，而且情绪也特别容易激动，他奇怪的举动导致当时的同龄人都疏远他。

北宋中期，当时社会的崇文风气已经形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科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发财，以满足虚荣。他们没有整顿社会匡扶天下的雄心，只是把读书当成了获取名利的手段。王安石读圣贤书，立志要做圣贤事。因此，他与周围的环境越来越格格不入。

所以对于王安石来说，交友的标准要远高于一般的读书人，并非只要有文化、能聊得来就行，而是要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同时还要在精神上产生共鸣。

王安石最早结识的朋友是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不但是王安石的同乡，而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

公元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两人惺惺相惜，很快成为十分要好的挚友。他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时政，交流为人处世的态度。即便不经常见面，也会书信往来，交往密切。

公元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在科举中进士及第。如此年纪就成为进士，这在北宋朝非常少见，在中国的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及第后的王安石，被授为淮南节度判官，任职期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任鄞县知县，之后又出任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曾巩十分擅长的是策论，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高，他见解特殊，议论新颖，因此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将其收入门下。曾巩因不擅长考试文章，所以科举之路一直十分坎坷，屡试不第。直到三十九岁时，欧阳修主持考试，因为欧阳修注重策论，曾巩这才得以高中进士。就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欧阳修还录取了初到京城的苏轼。

曾巩认为王安石文采过众，于是便把王安石推荐给了自己的老师欧阳修。王安石比欧阳修小了十四岁，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对其十分欣赏，认为其才华确实非凡。两人同为江西老乡，有师长之谊，便结为私交。

他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一首诗《赠王介甫》，对王安石的才华大加赞扬，夸奖其写文堪比韩愈，写诗堪比李白。王安石则回赠欧阳修诗《奉酬永叔见赠》，一方面表达了谦恭的低调态度，另一方面表达了作为一个晚辈对欧阳希仰慕之情以及拜访欧阳修的荣幸之情。二人在文学上都非常肯定和赏识对方的才华，可谓互相敬仰。

欧阳修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为谏官，但王安石却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了。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以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公元1058年，王安石调任度支判官，并进京述职。王安石作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这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历，指出国家存在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等问题，并认为其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王安石还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还主张对宋朝建立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彻底革除国家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还列举了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安逸，不求改革，最终导致政权覆灭的例子，要求朝廷立即实行对法度的变革。然而，宋仁宗并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王安石坚持推辞不就。朝中的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对无缘结识王安石而感到遗憾。

朝廷屡次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但担心其不愿出仕。之后，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他人一同编修《起居注》，王安石在多次辞谢之后才勉强接受。不久，王安石出任直集贤院、知制诰，负责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的士大夫们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当时的朝廷有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中的文字，但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于是据理力争，从而得罪了王公大臣。王安石的母亲因病去世后，王安石便以为母守丧为由，辞官回到了江宁老家。

宋英宗在位期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王安石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四十六岁开始入京为官。在这期间，他所写诗文名气颇盛，宋仁宗、宋英宗在位期间，多次召其入京，但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入朝。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欣然应承，入京就职。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便起用他为江宁知府，之后旋即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宋神宗器重。王安石或许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能够赏识他的人，等待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就在宋神宗登基的这一年，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欧阳修向新皇帝推荐了司马光，认为其“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应当予以重用。于是，司马光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之后又升为了御史中丞。

公元1068年，宋神宗为了摆脱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同时，他还勉励宋神宗应该效法尧舜，简明法制。宋神宗对王安石的相关主张非常认同，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随后，王安石作了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向宋神宗阐释了宋初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和原因，并指出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他还期望送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成为宰相之后，便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新法变革，他的初衷是想让宋朝经济富裕起来，以便有足够的实力来抵抗辽、金等数年不断的侵扰。

王安石变法，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自然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了朝中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

对于王安石变法，欧阳修一开始并没有反对。当年范仲淹进行政治革新时，欧阳修在朝中出任谏官，他为此上书，支持范仲淹的主张。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守旧的保守派，他也希望国家富强，不受外族侵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只不过，后来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所谓青苗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受灾之年，将仓库中的粮食以较低的利息放贷给贫民，到了丰收之年再收回本息。如此一来，一次性达到不加税就能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

王安石认为，过去民间放贷利率太高，严重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得不偿失。于是把放贷的权力直接交给了官府，他的出发点肯定没有错。

但是青苗法到了地方上以后，就彻底变了味道，没有正确贯彻。地方的官吏为了邀功提高政绩，随意抬高放贷利息，并强行让百姓贷款，再加上名目繁多的勒索，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民间怨言很大。

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六十三岁，考虑事情更加持重，他认为青苗法已变质，沦为了地方官吏敛财的工具。所以他站出来坚决反对新法，抵制新法。

然而此时的王安石，正在变法的兴头上，深受皇帝的恩宠，他非但没有听进去欧阳修的意见，还打发欧阳修出京，欧阳修气不过，索性辞职回家养老了。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和欧阳修的观点背道而驰，但是二人仅仅是政见不合，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友善，王安石也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感激和尊敬。

王安石在听闻欧阳修去世的消息后，非常悲伤，亲自为欧阳修撰写祭文《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列举了欧阳修一生的事迹功劳，歌颂其高风亮节，用词真挚，感情丰富，表达了王安石对欧阳修去世的悲痛缅怀之情。

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则是一个刚入职场的黄毛小子，年轻气盛。苏轼算起来是王安石的晚辈，但是王安石十分器重苏轼的文采，想要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变法，但是苏轼对变法却非常排斥，对王安石的用人策略更加排斥。

王安石在变法时采取的用人标准是，只要支持变法的人即便无才也会重用，凡是反对变法的人就算才华出众也会排斥不用。这就使得大量卑鄙无耻、投机倒把的小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令苏轼非常反感。

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他对不满的事情，不吐不快。于是给宋神宗上了万言书，对王安石新法的弊端进行了批评，这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

苏轼并非反对王安石这个人，而是反对他新法中一些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苏轼也并非完全反对新政，他只是希望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变法，搞温和改革。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王安石的愤怒，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贬谪苏轼，只是让苏轼离京做官。

于是王安石唆使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说苏轼的坏话，苏轼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想想以自己一人之力难以撼动王安石，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苏轼在地方上多次违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但王安石并没有追究苏轼的责任。在王安石看来，朝堂之上苏轼的一句话，很可能会影响全国变法的推行，但是在地方上，即便苏轼不履行变法政策，也不影响全国大局。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也仅仅是政见不合，私下二人还是惺惺相惜的。当年“乌台诗案”发作，苏轼被抓，司马光、张方平、苏辙、黄庭坚等人，都受到了牵连。有人想置苏轼于死地，此时已经退休在家的王安石特地上书宋神宗，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希望宋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并没有因为二人曾是政敌而落井下石。

司马光作为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对王安石的主张全盘反对，他三番五次写信给王安石列举新法的弊端。对此，王安石也以书信的形式进行反驳，并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加以批判。

王安石重法，他认为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人才的缺乏，那些不懂法度的士大夫们已经成为国家毒瘤。

司马光重礼，爱戴百姓，在他看来，大胆激进的变革很不得人心，尤其是王安石主张取利于民，开源富国的政策。司马光主张节流，认为应该施展“仁政”以让百姓富裕。

由于宋神宗对改革的青睬，并不愿意废除新法，司马光便以退为进，申请离开京城，回家继续编撰《资治通鉴》，绝口不谈政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对立，以司马光的退让暂告一段落。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肯定是私交甚笃的朋友，在才情和人品上相互欣赏，同时又在政见上势同水火，即便同朝为官，也是不能。王安石在朝时，司马光退隐；司马光拜相时，王安石下野。

公元1074年，因为天下大旱，导致流民四起。此时群臣开始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弊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造成灾民流离失所。与此同时，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以及母亲高太后，获知王安石变法的祸端后，向皇帝哭诉，认为王安石是大奸臣。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宋神宗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

王安石不甘心变法的失败，于是向宋神宗举荐变法骨干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韩绛担任宰相。王安石的用心是想让变法派继续掌权，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变法不被破坏。

但是吕惠卿掌权之后，担心王安石回来夺取他的位置，于是开始陷害王安石。他先是收拾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之后又用“李士宁案”来诬陷王安石。由此可见，鱼龙混杂的变法派内部，根本就不团结。

公元1075年，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此时变法派内部为了各自的权力地位，互相争斗，压根不把变法放在第一位。随着变法派内部的分崩离析，王安石自知变法大业已无法完成，于是第二年便辞职不干了。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六十七岁的司马光被起用为相，他借太皇太后之手全面废除新法。司马光掌权之后，便将在外任职的苏轼调回京城，而且一路升官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虽然苏轼不支持激进的变法，但也不认可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甚至主动批判保守派中存在的贪腐问题。因此，苏轼在被变法派排挤之后，又惨遭保守派的打压，彻底失去了在朝中的立足之地。

当苏轼被贬路过金陵时，决定去拜访王安石。当年雷厉风行的王安石，此时已垂垂老矣。 在相聚的一个月里，二人谈论诗文、禅道，游览名迹。晚年时，两人颇为契合，王安石还劝说苏轼在金陵买房置产，一起比邻而居。苏轼也欣然接受，并积极操办。

论境界，王安石比苏轼难得。对于中国的文人阶层来说，宁可去捧苏轼、徐渭、唐寅、郑板桥等这类落魄的才子，也不愿意肯定王安石、张居正等这种职业政治家的尝试和努力。

历史上，王安石长期的形象，和北宋的蔡京一样，都是奸臣。直到清朝末年，梁启超写了一本《王安石传》，才算洗白了王安石，彻底给他平了反。

王安石是宋朝最具争议的历史名人。

千百年来，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有黑他的，也有夸他的。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从他和苏洵、苏轼、苏辙的交恶过程，可窥一二。

01、王安石和苏轼的金陵之会

元丰三年 (1080年)，北宋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钟山脚下。

一个面色黝黑、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接待一个来自黄州（今湖北黄冈）的客人。

席间，老人兴致勃勃地问客人：“最近苏轼有没有写什么好文章？

客人笑道：“苏东坡有一次酒醉之后，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成都圣像藏记》，一千多字的文章，只修改了一两个字就成稿了。

老人大喜，好奇心驱使之下，将客人带来的文章仔细阅读一遍。

老人感叹道：

“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

说完，老人将苏轼原文“如人善博，日胜日负”，改为“如人善博，日胜日贫”。

一字之差，意思更为精准。

因此，当苏轼听说此事后，抚掌大笑，觉得老人改得很对，欣然采纳。

正所谓，是英雄识英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大多都惺惺相惜。

因为这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和苏轼并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

王安石画像

此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四年，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苏轼也一直在被贬。

两人在政治上都不得意，算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眨眼间，当时间来到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苏轼又被贬为汝州团练副使。

当时，苏轼特意向朝廷申请，希望自己能住在常州。

宋朝很快就批准了苏轼的请求。

四月，苏轼开始前往常州。

常州和南京离得非常近，苏轼忽然想起了隐居南京的王安石。

此念一起，难以抑制，苏轼想去拜访王安石。

可苏轼转念一想，自己和王安石素有过节，冒昧登门拜访，非做客之道。

苏轼提前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七月，王安石收到了苏轼的信，他非常高兴，派人回复，相约一见。

回信后，第二天，王安石，身着便服，骑着一头驴，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求见苏轼。

赤壁图

当苏轼得知王安石来后，激动异常，帽子都还没戴，衣服也还没换，鞋子也没穿好，跳下船来，拱手行礼道：“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这就是大宋文坛历史上著名的金陵之会。

02、王安石与苏家的过节

众所周知，王安石、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并称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比苏洵小12岁，比苏轼大16岁，比苏辙大18岁。

但是在宋六家中，王安石成名极早，仅次于欧阳修。

欧阳修画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首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唐宋八大家中进士考试名次最高的人。

（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不过名落孙山）

自古文人相轻，王安石和三苏都有过节。

王安石首先就和苏洵不对付。

苏洵文风，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而王安石堂堂正正，他非常不喜欢苏洵的文章，认为苏洵不过是“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苏洵更是对王安石嗤之以鼻。

嘉佑元年（1056年）五月，欧阳修宴请开封名仕，苏洵和王安石都应邀参加这次宴会，而且两人就坐在对面。

两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见面。

可苏洵对王安石印象极差。

王安石这人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从来都不会打扮自己，蓬头垢面，满身虱子，而且非常不近人情。

他参加宴会不喜欢喝酒，谁劝也滴酒不沾，一点情面都不讲。

之前包拯有次宴请手下喝酒，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参加了这次宴会。

宴会上，大家觥筹交错，喝得不亦乐乎，唯有王安石和司马光没有喝。

无论包拯怎么劝，两人都不喝。

最后，司马光架不住众人再三劝酒，勉强喝了一杯，唯有王安石滴酒不沾，说不喝就不喝。

这样的王安石真是不适合参加文人宴会。

这次也不例外。

苏洵非常看不起王安石的做派，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那些不近人情的人大多都会为祸天下。王安石将来必定大乱天下！我劝你早点跟他绝交。

王安石和苏家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苏洵画像

嘉佑二年（1057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参加欧阳修主持的进士考试。

这次考试，苏轼、苏辙、曾巩都考中了进士。

不过，苏轼进士考试成绩是300多名，苏辙是400多名。

（苏洵并没有参加，他终身没有获得功名，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没有中进士的人）

这样的成绩，苏轼兄弟俩自然是不满意的。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轼、苏辙在欧阳修和杨畋的推荐下，参加考试难度最大的考试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分为秘阁试和（崇政）殿试。

成绩共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只是虚设，最高就是三等。

整个宋朝300多年历史，只有49个人考中。

苏轼剧照

苏轼这次制科，秘阁试由翰林学士吴奎主持、司马光、范镇等人主考；

殿试由宋仁宗亲自主持，时任王安石主考。

结果苏轼成绩是三等，苏辙是四等。

苏轼创下了宋朝制科考试空前绝后的最佳成绩。

最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苏辙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

（苏轼和苏辙考中进士后，正好母亲病逝，兄弟俩服丧丁忧，当时没有授官）

当时，王安石正好担任知制诰，负责起草、下发官员任免书。

对苏轼，王安石没有意见，对苏辙意见可大了去了。

原来，这次制科考试，苏轼写的文章是夸奖宋仁宗的，而苏辙则是痛骂宋仁宗的生活作风问题。

苏辙这种沽名卖直的套路，让王安石大为不满，违背了他的政治主张。

王安石剧照

王安石从政后，主张皇帝乾坤独断，重用值得信赖的官员，大刀阔斧的执政，其余臣子少说多做，坚决服从皇帝旨意，上下同心。

王安石最反感宋朝言官们没事找事，一味地攻击皇帝的小问题。

（有意思的是，其实王安石死对头司马光也主张皇帝乾坤独断）

苏辙这种做法正好犯了王安石的忌讳。

因此，他坚决不同意给苏辙写任命书，哪怕是宋仁宗来劝都没用。

最后宋仁宗还是让其他人起草了苏辙的任命书。

此事一出，王安石算是与苏家结下了梁子。

嘉佑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

此时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而且谁都知道他日后必定会位极人臣，

因此，很多人都去王安石府中吊唁，尤其是那些文人，都不想放弃这个蹦人脉的忌讳。

当时苏洵也在来到，可他非但不去，后来还写了一篇《辨奸论》痛骂王安石是个大奸臣。

老实说，苏洵做得很过分，当时很多人都为王安石打抱不平，就连苏轼和苏澈也觉得苏洵这事做得不厚道。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

王安石与苏洵的恩怨就此打住，可是这肯定影响了苏轼、苏辙与王安石的交往。

03、王安石与苏轼的交锋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即将拉开帷幕。

正好这时，名士刘原父病逝。

刘原父是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好友，名重一时，而且他也和王安石极为不对付，关系很僵。

刘原父死后，苏轼写了一篇《祭刘原父》，苏轼竟然借着这篇文章痛骂王安石“大言滔天，诡论灭世”。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苏家父子都觉得王安石是个奸臣。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第二年，王安石官拜宰相），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变法后，苏辙是铁杆的反对派。

苏轼画像

苏轼比较复杂。

变法初期，苏轼还是比较认可新法的。

“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

可当新法引发一些问题后，苏轼曾多次上书指出问题。

那时候，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舆论压力非常大，听不进不同意见，两人直接把苏轼划入了守旧派。

据史书记载，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苏轼先后四次公开反对新法。

第一次：

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只经义、论策取士，诗词歌赋通通砍掉。

苏轼不同意，大嘴巴喷个不停。

此时苏轼只是殿中丞直史馆，官位比王安石差太多。

王安石将苏轼弄去开封府当推官，让他多干点实事，没事少喷。

（注：开封府推官是个很重要的职务，宋朝很多宰相都干过这个职务，王安石还是很器重苏轼的）

第二次：

这年十二月，苏轼给宋神宗上书一封，正式对新法开炮。

王安石恶心坏了，“见而深恶之”。

但他空没搭理苏轼，你不就一张嘴嘛，你喷你的，我干我的。

第三次：

熙宁三年 (1070年) 三月，大宋举行科举考试，新党吕惠卿担任主考官，苏轼担任考官，有个叫叶祖洽的考生在答卷中迎合新法。

王安石和吕惠卿想让他成为状元。

苏轼坚决不同意，骂道：

“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 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宋神宗问王安石该怎么办？

王安石这次没有客气，骂了苏轼一顿：

“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

您别管他，苏轼就是发牢骚而已。

果然，叶祖洽被点为状元。

王安石想做什么，苏轼根本拦不住。

第四次：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苏轼又憋不住了，再给宋神宗上书一封，对新法大喷特喷，大骂王安石是奸臣贼子。

王安石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可苏轼又玩了把骚操作。

苏轼在主持一次考试的时候出了道题，就是皇帝和宰相要不要独断专行？

苏轼历史好啊，举了历史上几个独断专行的例子。

晋武帝灭吴统一天下，苻坚伐晋身死国灭亡；齐桓公重用管仲成为霸主， 燕王哙宠信子之险些亡国。

呃，苏轼其实就是借古讽今，大大咧咧地问，宋神宗和王安石是哪种。

王安石终于火了，直接将苏轼贬到了杭州。

通过这四次交锋，可以看出，王安石其实并没有把苏轼当回事。

两人权力和地位相差太大了，王安石一动真格，苏轼就被收拾得很惨。

04、王安石与苏轼冰释前嫌

可惜，王安石变法遭到全天下人的反对。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被宋神宗罢免宰相之位，遭遇重大打击。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又一次被罢相。

从此，王安石再也没有起来过，被迫在南京养老。

这一次，王安石退得很彻底，一心在钟山隐居，坚决不过问朝堂任何事情。

王安石唯一一次利用自己前宰相身份发挥作用，就是救苏轼。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拿下。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了御史台监狱。

因为苏轼被人举报写诗讽刺宋神宗，欺君犯上。

很多人以为，宋朝不杀士大夫。

实际上，宋朝从来都没有这条法律。

当时，御史台给苏轼拟订的处罚结果就是砍头。

当时，很多人都出面救苏轼，也有很多人希望王安石能搭把手。

关键时刻，王安石非但没有报复苏轼，而且还给宋神宗写了封信。

王安石说：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最终，在王安石等人营救下，苏轼没有被杀，只是被贬。

王安石和苏轼关系，有所缓和。

然后，当王安石隐居钟山八年后，金陵之会出现。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这次相会，两人共游钟山，只谈琴棋书画，佛道文章，不谈朝政大事，相处非常愉快。

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就在钟山住下来，和他一起做伴。

苏轼写诗回答道，我早就想和你做邻居了。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这年八月，苏轼还是离开了南京。

临行前，王安石写了四首赠别诗送给苏轼，并且对身边夸奖苏轼道：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对苏轼的欣赏和赞美，溢于言表。

王安石对苏轼的欣赏和赞美，溢于言表。

可以说，王安石对苏轼做到了问心无愧，他没有半点对不起苏轼。

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

由于新法被司马光和高太后悉数尽废，王安石悲愤不已，吐血而亡。

尘归尘，土归土，王安石在生命的最后，与苏轼冰释前嫌。

然而，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苏轼会对他做什么。

05、王安石和苏轼终成敌人

王安石死后，北宋朝廷按惯例要给王安石写篇制文，总结王安石的一生。

此时，旧党当政，王安石被全盘否定。

而写下为王安石写制文的正是苏轼。

苏轼的文章写的是真好。

王安石好的地方，他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王安石不好的地方大书特书，浓墨重彩的写。

整篇制文，基本否定了王安石，将王安石骂得够呛。

元祐三年 （1088年） 十二月，新党发起反击，请求让王安石配享宋神宗。

旧党知道，新党这是要反扑。

苏轼当时就是旧党领袖之一，旧党在司马光死后分为三派洛党、蜀党、朔党。

苏轼、苏辙就是蜀党领袖，苏轼又上书两封，将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苏轼彻底将王安石打成了奸臣，两人在政治上格格不入。

四年前，苏轼还在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四年前，苏轼却摆出了一副与奸臣王安石势不两立的模样。

政治，真就是玩变脸呗？

说来也是有趣，洛党、蜀党、朔党三党除了共同反对新党，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打压排挤。

旧党执政后，新法尽废，苏轼又觉得新法有可取之处，反对尽废新法。

结果苏轼再次被贬。

苏轼弄了个里外不是人，新党对他恨之入骨；旧党也很厌恶他。

但是有一点，苏轼和王安石成为了对立的两面。

苏轼剧照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病逝。

苏轼和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并没有结束。

每次宋朝要重用新法时，必定会抬高王安石时，贬低苏轼；

而要打击新法时，又抬高苏轼，贬低王安石。

宋朝灭亡后，元明清三代，基本都是尊苏贬王。

甚至在一些苏轼的故事中，王安石都是大反派。比如元朝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花间四友东坡梦》；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王安石都是苏轼的死对头，大反派。

事实上，真实历史上的王安石和苏轼却不是像后世文人所写的水火不容。

结语、

行文至此，食堂觉得王安石和苏轼的金陵之会，实在是太温馨了。

可金陵之会被所有人给遗忘了，包括苏轼自己。

因为一旦人和人的交往掺杂了政治，往往都无法保持纯洁温馨。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与此同时，王安石还是一名著名的改革家，他所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宋朝最具争议的一次变法。

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法，使得王安石变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毫不夸张地说，在清朝末年以前，王安石和北宋奸臣蔡京一样，都是奸臣形象。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给王安石平反，写了一本《王安石传》，这才把王安石给洗白了。

那么问题来了，王安石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家、政治家，努力希望通过改革，把孱弱的大宋朝带向强盛，为何会落得毁誉参半的下场呢？

一、熙宁变法失败了。

咱们先不看原因，只看结果。王安石所主导的这次变法，彻彻底底失败了！中国自古以来，以成败论英雄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你成功了，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你失败了，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你错了！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获得成功。如果他整天崇拜一个失败者，你觉得他心里会舒服吗？

就算王安石的初心是好的，就算王安石很有才华、才能，就算王安石为了变法殚精竭虑，只可惜，最终熙宁变法还是失败了！

大家也不用为王安石叫屈，类似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诸葛亮分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千古名相，可正是因为他北伐没能成功，所以现在不少人都会抨击诸葛亮没有军事才能，甚至有人说他是失败的曹操。

单纯从结果来看，王安石就配得上被众人唾弃的下场。强者从来不谈理由，他们只会用胜利的结果告诉你真相。

二、王安石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性格非常怪癖，因为他很有才能，所以他压根不愿意跟凡夫俗子们接近。他近乎执拗的性格，也使得他没几个朋友，大家总是戏称他为拗相公。

你可以说王安石有主见，但是他的主见未免也太大了！但凡他认定的事情，就算所有人都反对，他还是会坚持。哪怕明知道是错的，他也不会更改。因为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理论说服自己，自圆其说。

因此，当宋神宗打算启用王安石为宰相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表示反对的。倒不是因为王安石的才能欠佳，而是因为王安石的性格。可惜宋神宗不听，结果麻烦事儿来了。

当时王安石主持新法，在他的脑子里就一条用人的标准，支持新法你就是我的助手，反对新法或者对新法有疑问，那你就请滚远点。

1. 司马光是坚定反对新法的一个人，所以他滚得远远的，回家写《资治通鉴》去了。
2. 欧阳修批评了几句王安石的青苗法，结果直接被打发出京，欧阳修气不过，索性辞职回家养老了。
3. 苏轼其实是个中间派，他觉得新法是有好处，但是不能太激进，应该慢慢实行。而且苏轼认为新法当中也有不恰当的地方，祖制当中，也有可取之处。

结果王安石大怒，唆使御史谢景弹劾苏轼的过失，气得苏轼只好麻溜地离开了京城，前往杭州担任通判了。

这些人都是北宋响当当的大文豪，也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可惜因为反对变法，都被王安石给赶跑了。

这么做倒也不是说王安石做错了，这些反对者在朝中整天逼逼歪歪的，肯定会影响新法的实施。但问题是，这么做会让一些投机分子看出苗头，只要支持变法，就能得到王安石的器重，那还不好说？

因此，大量对新法压根没什么感觉的人，都选择支持新法。王安石就好像如有神助一样，立马兴奋地将他们全部提拔了起来，他认为这是众望所归。岂不知，这里面不少投机分子，成为了破坏新法的重要角色。

比如说，王安石最著名的副手吕惠卿，他懂个毛线的新法，他纯粹是为了升官才选择支持新法。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以后，吕惠卿居然担心王安石复出，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各种陷害王安石。

这些投机分子对王安石变法的政策，过分解读，变法过度，结果导致民怨沸腾。他们只要求政绩，只要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压根就不顾变法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可以说，这些人才是导致熙宁变法失败的根本。而这些，可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上来的。

三、王安石变法如果成功了会怎样？

这是很多人之所以赞扬王安石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如果成功了，那么宋朝可就不是后来的宋朝的。

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过了差不多50年左右，北宋就灭亡了。北宋灭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点，大家就提到了王安石变法。

正是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新法派和守旧派之间，互相攻讦，轮番上阵，结果导致北宋内耗严重。朝中重臣们，只顾着党派之争，却忘了如何把国家治理好，你说这不是闹着玩吗？

这也是不少人将北宋的灭亡，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可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呢？那北宋可就厉害了。按照王安石的构想，变法成功后，至少北宋不会再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将大量节省朝廷的开支。

而且王安石变法从各个角度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如果变法大成，那北宋的富有，将会再上一个台阶。国家富有了，那么很多事情就能办起来了。

比如说，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每年会存一笔钱，打算存个十来年，用这笔钱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即使赎买失败，也可以用这笔钱招募勇士，夺回燕云十六州。

王安石变法如果成功了，那么北宋会更加富有。有了这么多钱，自然可以通过战争或者赎买的方式，获得更多土地。不排除提前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可能。

此外，王安石变法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的敲门砖。那时候不少西方人还在树上摘桃子呢，北宋却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大门口晃了一圈了。

总结：只能说，王安石差点救了北宋。

很多人把北宋灭亡的锅，扣在了王安石头上，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北宋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了。

当时三冗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所收取的赋税，压根就无法应付这些支出。除此以外，宋朝每年还得给大辽、西夏等国家大量的岁币。朝廷不仅没有存款，可能每年还得倒贴。

因此宋仁宗时期就进行过改革，也就是庆历新政。只可惜改革阻力太大，贵族们纷纷反对，宋仁宗只能半途而废。

到了宋神宗时期，宋朝的衰败已经很难挽回了。除了向老百姓征收更多税收，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时候朝中只有两派，一派支持增加税收，另一派则是支持改革。

当时宋朝老百姓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农民起义在宋仁宗时期就屡见不鲜了，再增加税收，那不完犊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横空出世，积极推行变法。他的理由很简单：不需要增加赋税，只需要恰当的经济手段，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仅凭这一点，就深深吸引了宋神宗。这也是宋神宗对变法心驰神往的主要原因。只可惜宋神宗在关键时刻，顶不住百官、两宫太后、各大贵族们的压力，两次罢免王安石，导致变法走进了死胡同。

商鞅变法为何能成功？因为秦孝公顶住了压力，百分之百支持商鞅。可惜世间再无秦孝公，人主多是宋神宗。

王安石差点拯救北宋，这是事实。如果宋神宗顶住压力，不顾骂名，那北宋或许会有另外一番景象。王荆公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了。与其说他们在骂王安石，倒不如说他们在骂宋神宗。

谢邀，绝大多数历史人物的选择，是基于利益的角度考量，换句话说，他们支持，是因为对他们有利，他们反对，是因为对他们有害。

我们知道，任何现有环境下，都会有一群势力庞大的集团，他们垄断资源、权力、财富，但是呢？他们必然是危害国家的，因为利益集团是国家这个躯干的蛀虫，腐蚀机体，只有把蛀虫清理了，才能健康。

北宋到了神宗时代，已经是冗官冗员、财政入不敷出，军队战备松弛，久不识兵戈，而且，军队里吃空饷的很多，上层官僚穷奢极欲，长此下去，北宋亡国不久。

王安石看到痹症，就想变法，但是要知道，任何变法，都是打击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击。

看看商鞅、吴起、王莽、贾似道、雍正的下场就知道了。

王安石舍得一身剐，敢与天下人为敌，

正如他的诗所说，他要做的事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把新桃换旧符，要改天换地，

这场变法注定是失败的，他的下场注定也是不好的，

但是，这正是他们这些人的伟大之处。

王安石是官宦世家出身，以他的出身，完全可以封其父荫，仕途上平步青云，就是凭借自己的才华也可以做到，实际上，他也做到了，他成了大宋的宰相。

如果他的一生这样走下去，完全是非常成功的，他可以选择“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但是，他选择了变法，得罪天下士人。

如果说商鞅是为了私利，王安石完全就是公心了，他已经是宰相了，

像南宋贾似道也是一样，还有清朝的谭嗣同，他们都是出以公心，而不是为了私利，

反对他的人，大约有三种，一是党争，但凡新党支持的，旧党就反对，二是利益受损，三是对其变法政策条款有意见，

我是日月千年依旧。读史可以知兴替，明得失。所以背下来是没有用的，要去提炼，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北宋是中华历史上非常特殊一个封建王朝。

之所以称之为特殊，主要因为宋朝发展态势呈现极端化。它的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极度繁华，而军事方面又极端积弱。

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大批文人墨客相互推动的结果。宋朝的文史影响力超过前边的“强汉盛唐”。像宋四家“苏黄米蔡”、欧阳修等人涵盖了书法绘画诗词，政治文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代表，还有经济上的王安石变法。

文风盛行下的北宋，兼具文政是所有历史人物的共同属性。我们就来说说最为代表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

王安石最为称道的是王安石变法，也是王安石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纵观历史上，但凡政治上能够留名青史的必定有过人的刚毅性格，王安石也概莫能外。

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他的诗词当中就能够看到这种刚毅的影子。

王安石最有格调、格局的诗之一《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就可以看出他不畏艰难、敢于冒险、高瞻远瞩的开拓精神，格调之高、意志之坚、气场之大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一点在他后来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尤为明显。简单说王安石在改革之前，与司马光、苏轼、欧阳修、黄庭坚都是志同道合的文友，这种关系仅仅是在文艺上的惺惺相惜，却不是政治上的通化。

在政治上，王安石绝不容许任何人能够干预新政的推广，这才造成后来“文友”集体与他反目。

挚友反目

虽然文友集体与他反目，但反目的原因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类政治敌手司马光

司马光准确地说，不像宋四家作为文学家成分纯粹，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是王安石新政的对立面。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可以看到，司马光身上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反目，源于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过于触动了旧贵族阶级的利益，司马光也在王安石清理的名册当中，司马光由此暂时告别政治舞台一段时间。作为政治家离开朝廷、离开政治舞台就跟演员被雪藏一样，这种切肤之痛使得司马光对王安石彻底失望。

这就是司马光东三再起以后，非要制王安石于死地，王安石新政也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

第二类文人道友苏轼、欧阳修

苏轼遭到王安石打击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同样源自新政。但是苏欧不像司马光那样采取如此强烈的政治反击手段，毕竟苏轼更多的是文人，政治音律五音不全。面对王安石新派的打击，苏轼更多的是在朝廷的流放过程中选择自我放逐，寄情山水。此时苏轼写下众多名篇，比如：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苏轼起先是反对新政的，视新政如洪水猛兽。后来却极力拥护新政，反对司马光。

这与两件事情密不可分。

一是乌台诗案，苏轼等28位好友受到牵连，得到王安石的极力保护才得以洗脱罪名。

二是正是王安石政治上打压苏轼，苏轼在流放的过程中，看到新政在民间取得很大的成效，受到老百姓的极力爱戴。苏轼觉得自己之前错怪王安石，所以在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以后，又极力站在王安石一边。

综上来看，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刚毅、政治力道过硬的人。

司马光是旧贵族实力的代表，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

苏轼、欧阳修则是文学家，政治素养没有前二者高超。

他们之间的怨恨，其实很简单：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不能缓和软化的。王安石和苏轼、欧阳修是政治无悔问题，在后来苏轼的态度表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