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大唐，都是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大唐整体国力逐日上升，并最终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

这段时间，被称为“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时，大唐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也空前繁荣，同时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当然也少不了万邦来朝。

总体来说，这段时间，是一大部分人活的最惬意的时间，毕竟盛世之下嘛。

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太阳也有照射不到的地方，同样，在盛世之下，未必是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惬意。

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本人，早年间的日子就不太好过。

由于早年丧父，加上母亲改嫁，因此安禄山的童年不仅不完整，且相当不幸福，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早早混迹于当时的边境市场上，当了一个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

牙郎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就是靠着赚取点差价，以及靠着客商打赏混口饭吃的人。

这样的人，想必日子也不会太好过，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 也不是不可能，而这还是建立在安禄山有能说会道这个技能的基础上。

别的不说，如果安禄山衣食无忧，他也犯不上在后来去偷羊（当然也是因为偷羊改变了他的一生）。

而类似于安禄山这样的普通人，在当时的北方边境不在少数，而生活的不如他的，肯定是比比皆是。

你能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大唐盛世之下的人吗？肯定不能。

所以，大唐盛世也好，万邦来朝也罢，对于像当时的安禄山这种生活在边境的底层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们依旧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并且活的还十分艰难。

换句话说，所谓的大唐盛世， 并非是他们这些人的盛世，而是长安城的那些王公贵族们的盛世，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而把这个道理放在北方的军队里，同样也是如此。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所谓府兵制，就是兵农合一的制度，遇到战事时，士兵上阵杀敌，而战事结束，这些士兵则归田务农。

府兵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兵没有俸禄，也就是朝廷不发薪水，不仅不发薪水，甚至连士兵前去打仗时基本的装备，都需要自行准备。

这么看来，府兵制对于士兵也太苛刻了吧，实际上不然，府兵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每个军户，可以享受400亩的永业田。

不仅如此，军户全家还可以免除课税以及徭役，说白了就是一人当兵全家享福。

正是由于执行府兵制时，国家不需要支出高额的费用，因此在唐初时期，大唐的军队规模一度高达近百万人之多。

而在这其中，一个士兵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关键就在于种地种的好不好。

但这种看似完美的制度，在后期却走向崩溃，为啥呢？实际上这种永业田，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军费支出，只不过唐初国家掌握大量土地，有能力支撑府兵制的运行。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加上土地私有化以及兼并，就出现土地不够用了的问题。

所以，府兵制逐渐退出，募兵制走上台前，而募兵制说白了，就是花钱雇佣军人，这些军人当兵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也就是把当兵当成了一种职业，因此，职业军人就开始出现。

这种变化，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大唐的军队，开始从有组织的人，转变为了自由人。

什么意思呢？

府兵制之下，军户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包括永业田的发放，以及减免课税徭役的资格等等，因此军户是需要听从地方政府安排的。

这个时候，边境的藩镇，对于士兵的管理并不是完全说了算的。

但改为募兵制之后，唐玄宗为了管理方便，干脆将募兵的权力下放给了藩镇，这么一来，募集而来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和朝廷隔绝，他们只认招募自己的顶头上司。

于是，朝廷也好，地方政府也罢，就逐渐被空心化。

并且，这些募集而来的士兵，本身就是为了讨生活才来当的兵，给他们发薪水的，不是朝廷，而是藩镇的官员，这么一来，对于他们来讲，谁是衣食父母不言而喻。

所以再问大唐盛世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关系不大。

在这些人眼里，谁给自己发钱，谁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至于外面是不是大唐盛世，甚至是不是大唐，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而这不是最致命，最致命的是唐玄宗的一个安排。

在府兵制的制度下，藩镇的军饷也好，还是物资也罢，都是需要由朝廷调拨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朝廷，藩镇就成了无根之水，很难撑下去。

但时间一久，就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唐朝的重点军事部署，基本上都在边关，这么一来，调拨至边关的钱粮、物资等，运输周期长不说，路上的损耗也大，总之就是运输成本极高。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运输成本，唐玄宗开始采取将藩镇周边郡县的赋税，直接转给藩镇的做法。

这么一来，就不用再从全国征调，然后再调拨至藩镇这么来回折腾了。

到了这个时候，藩镇已经掌握了所谓的钱袋子，而正如前文所说，藩镇本身就有自行募兵的权力，如今又掌控着给士兵发军饷的钱，那么士兵们看待藩镇，以及看待给他们发钱的上司是一种什么心态，可想而知。、

不用说，自然是唯其命是从，至于朝廷，更加空心化。

而这个办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即藩镇周边的郡县，经常会因为赋税上交的数量，以及上交的时间，与藩镇发生矛盾。

毕竟，藩镇想早点、多点收到赋税，但郡县肯定不可能完全按照藩镇要求去做，一来二去，矛盾就这么发生了。

到了后来，矛盾越来越多，于是，唐玄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大手一挥，把藩镇周边的郡县行政管理权，也下放给了藩镇。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郡县，从此以后，成了藩镇的“自留地”。

不仅如此，更意味着，藩镇自此不仅掌握钱袋子，同时还在掌握印把子，也就是藩镇成了地方上手握财政、军政的一把手。

换句话说，就是军阀，就是土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藩镇军队的士兵们，对朝廷的认同和归属感还会剩下多少？谁在他们心中更加重要？

这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藩镇的军头，也就是安禄山这种人。

尤其是在安禄山逐渐崛起后，他一手提拔了不少心腹，这些心腹原本出身都不是太高，但跟着安禄山，却一步步高升，得以荣华富贵。

在他们的心里，安禄山才是他们的天，只要安禄山过得好，那么他们也会过得好，所以，安禄山让他们去造反，他们自然就去造反了。

这种心态，不止是安禄山的心腹，还有广大的底层士兵，他们对应的是自己的上司，而上司荣华富贵了，肯定要提拔几个心腹。

这么一来，整个藩镇的军队，就形成一种闭环效应，什么朝廷我不知道，什么大唐盛世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跟着我的上司有肉吃有钱拿，他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因此，再回过头来看，你说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与这些边境的底层士兵，关系大吗？肯定不大，他们几乎对此就没有什么认同感。

所以，反了也就反了呗。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大唐的军队，在成分上也开始逐渐转变，而这种转变，导致军队对于大唐的认同感越来越低。

自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开始涌入中原，到了隋朝乃至唐朝时达到了顶峰，这么一来，在大唐帝国建立后，整个大唐境内，居住着数量可观的游牧民族成员。

这些人，也可以称作胡人。

胡人不仅在类似于长安的繁华都市出没，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不乏存在，至于北方边境，更是不计其数。

像安禄山早年当牙郎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胡汉杂居的区域。

当然，民族大融合也是大唐高度包容性，以及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在军队的基层乃至中层，都有胡人士兵和军官的存在。

如果不是李林甫当政的话，这其实倒也没什么。

问题是，在李林甫当政之后，他为了排挤汉人军官，准确的说死为了排挤汉人边将，就向唐玄宗提出，启用胡人作为藩镇节度使的想法，并且为了让唐玄宗同意，甚至把胡人夸上了天。

（李林甫）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旧唐书》

于是自此，大唐在边境的藩镇中，开始大量启用胡人，而安禄山也是因为大唐的这种政策改变，开始得以崛起。

但当胡人崛起，并成为藩镇的节度使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这些胡人将领也好，胡人的兵卒也罢，他们确实不会像汉将在朝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但是他们同样对于大唐缺乏相应的文化认同。

汉将可以有国家、政权上的高度认同，已经相应的归属感，但胡人却不会有。

而没有文化方面的认同，还谈何忠诚度？毕竟大唐不是胡人建立的政权，指望他们有归属感和忠诚度，无疑比较困难。

既然作为藩镇节度使的胡人将领都对大唐缺乏忠诚度，下面的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到了安禄山计划起兵之际，之所以会一呼百应，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手下，压根就没有太多的忠君爱国情怀。

加上安禄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么一来，自然是唯安禄山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经过安禄山的不断发展，以及朝廷对其的放任，最终导致安禄山身兼范阳、卢龙以及河东三镇大权，麾下兵马几十万，而当时的大唐中央禁军，才不过区区八万上下。

如此失衡的比例，既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也增添了安禄山手下人的信心，占据如此优势，不反更待何时？

总的来说，并非是北方的军队不愿意过大唐盛世，非要跟着安禄山造反，一来是大唐的盛世与他们的关系不大，或者说他们没有感受或者享受到盛世带给他们的好处。

二来，就是唐玄宗的一系列政策，导致藩镇手握财权和政权，完全成了士兵们的衣食父母，导致了将士可以不知朝廷，但不能不知安禄山的局面，因此必然是唯安禄山之命是从。

第三则是，北方边境的将士，成分以胡人较多，即便不是胡人，也对朝廷缺乏认同感和忠君爱国情怀，所以反了也就反了。

加上兵力上的不对等，故而，他们肯定是愿意追随安禄山的，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唐玄宗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更对藩镇的“变异”视而不见“。

关于安禄山造反，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有这么一段话：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但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叛军，是由各个民族的将士组成，其中的汉人也占了极大比重。身在盛世，这些大唐军人为什么会跟随安禄山反叛朝廷？

首先跟那时的军制有关系：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崛起，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变成将领拥有私兵。

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再到隋朝、初唐，它们在这两方面高度一致：关陇贵族、府兵制。

所谓关陇贵族，是近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这二十大家族，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集团，隋朝杨氏出自十二大将军、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国。

而这一体系，是与府兵制直接挂钩的。全国各地设立兵府，其中的军人就是府兵；府兵并不是专业军人，而是“兵农合一”——他们平时是在家耕地的农民，农闲时期由专业军官带领进行训练；一旦遇到战事，就自备武器、马匹等一众物资前去兵府报到，其后随军出征。在初唐，他们每年还要轮番前去皇宫宿卫。

这一制度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朝廷保证他们名下有地、有家有业，而且作战还有机会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其爱国心、责任感自然爆棚。初唐时横行东亚的大唐军队，就是由这群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组成的。而且平时将、兵是分开，几乎彻底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大唐奉行主动出击、扼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那时的唐军队伍精干、名将济济、装备精良、效率极高，府兵总有轮休的机会；

到了唐高宗时期，大唐周边战事频繁、战线拉长，由以前的突袭战变成拉锯战，府兵作战周期延长，轮换期被拉长；

武则天时，对外用兵极少，府兵制度逐渐崩坏，甚至很多府兵死亡、逃跑后，官府都不能及时清点；

到了唐玄宗初期，鉴于府兵人手不足的现状，他采用宰相张说的建议，以招募方式挑选宿卫禁军，后来改名为“彍骑”。同时，由于当时大唐四处征战，戍边的府兵旷日持久耗在边疆、处境困苦；由于制度日渐腐败，还出现了军人被边将当成苦力、奴仆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应当充当府兵的百姓纷纷逃亡，各地的兵府已经组织不起足够兵员。

因此，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全面停止府兵制，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军人成了一名专门的职业。盛产精兵良将的地方，除了尚武的关中等中原地区外，那些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百姓，也纷纷投入到这个行当。因此，当时的北方边镇唐军，几乎都是汉、蕃混杂的。

同时，在之前，边镇的统帅大多不允许连任，保持频繁更换，而且还有机会调进朝廷，以此杜绝将、兵勾结；

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致力于开疆拓土、“有吞四夷之志”，为了避免频繁换将带来的战斗力下降，边将甚至十多年都不更换；

而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为了断绝边将入朝为相之路，大量推荐蕃将担任节度使（胡人基本不具备当宰相的素质；而且朝里没靠山，不会拉帮结派），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大量少数民族将领纷纷担任了节度使，安禄山甚至一人身兼三节度。

就这样，原本的将、兵分离制度，到现在演变成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为了便于节度使能够整合、调动各项资源打仗，唐王朝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钱穆），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方的土皇帝，拥有财政、军事、人事等各项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几乎拥有对下属军人的提拔、奖惩等一切权力；人心都是很现实的，有奶便是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军人逐渐向“私有化”的趋势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那时的节度使是否忠诚，除了要靠唐王朝的笼络、管理外，节度使本人的观念就极其关键。不过，当时的大部分蕃将，比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王思礼等，要么出自勋贵家族，要么是军人世家，汉化程度较高，头脑中的忠君爱国思想较为浓厚，而且权力有限，并没什么不轨的心思。

但一人身兼三大节度的安禄山，可谓是这个体系中的BUG。

安禄山出身低贱，他和史思明都生于营州柳城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地。长大后，他在边镇从事类似于中介、翻译的业务，不仅能够掌握六门少数民族语言，更在常年的摸爬滚打中形成了善于揣摩、精于投机倒把的性格特点。

随后的安禄山由于盗窃差点被时任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处死，但他成功用豪言壮语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其后成了唐军的一名侦察兵。他靠着自己对边境的熟悉、对各族语言的掌握以及骁勇的性格，立下无数战功，并被张守珪收为养子、成了一名将军。

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源于他攀上了李林甫这棵大树。在这位权臣的帮助下，安禄山充分发挥自己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投机倒把等方面的能耐，一步步成了李隆基身前的当红炸子鸡，不仅身兼三大节度使，甚至还破天荒的被封为异姓王。

但这种没文化、没道德的人，权力越大、危害就越恐怖。常年觐见李隆基的经历，让他越来越觊觎中原的繁华、骄奢淫逸，对边镇的困苦、寒冷环境越发不满；随着权位越高，他的不轨之心也越发强烈。

造反首先需要队伍，情商极高的安禄山，拉拢人心特别有一套：

他有识人、用人的眼力，而且提拔人才不拘一格，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这些后来安史之乱中的悍将，都时安禄山亲自从基层将士中提拔起来的；

他发挥自己出身胡人、精通多种胡语的优势，刻意拉拢各少数民族将士，甚至还收养了8000名同罗、奚、契丹等各族骁勇为养子，命名为“曳落河”；

早年的中介生涯，形成了安禄山出众的经商头脑，他暗地里派出大量胡商前去各地做生意，每年盈利可观“岁输财百万”，这就为他准备物资装备、收买人心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安禄山几乎把手下镇兵变成了自己“安家军”。

公元754年，安禄山向朝廷请示：“我手下将士常年讨伐奚、契丹、九姓胡、同罗等，功勋卓著，望陛下能够越级封官赏赐，请准备好委任状，由我统一发给他们。”

李隆基大手一挥，给了2500张人名空白的委任状，安禄山大肆提拔亲信，进一步坚定了将士们跟随他的信心。

公元755年8-10月，安禄山在跟亲信们敲定谋反细节后，多次宴请士卒、厉兵秣马；随后他伪造圣旨，召来主要将领宣布：“皇上有密诏，让我率兵入朝，讨伐逆贼杨国忠。”众人当然知道这是啥意思，他们目瞪口呆，但无人敢出言反对。

11月，安禄山率领麾下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各族士兵，共十五万人，在蓟城南门检阅誓师，随后大举南下。

对于这一场景，史称“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长恨歌》更加传神：“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100多年没经历过战争的中原地区，瞬间由歌舞升平沦为人间地狱，将大唐王朝拦腰打断的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叛军士兵固然可恨，但身在乱世，小人物并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既是安禄山这种没有节操的野心家，更是李隆基、李林甫、杨国忠等庙堂之中的弄权者。

电影《妖猫传》中，宴会最高潮的片段，是唐玄宗和爱将安禄山君臣合作，一人披发击鼓、一人挥刀起舞，展现出的是一幅张力十足的画面。

真实的历史，两人的关系也大体如此，玄宗和安禄山在音乐歌舞上极有共鸣。但玄宗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体态肥硕，但跳起舞来却很灵活的大胖子，会在未来断送自己一手缔造的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猛地给了唐帝国腰斩的一刀，此后唐朝虽然还存在，但却从此进入了由盛转衰的中晚期，藩镇割据、宦官干政、外敌入侵接乱不断，再也不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

从表面来看，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唐朝的衰亡，起因就源自于安史之乱，但这一切真就是安禄山一介武夫所能主导的吗？如果那时的唐朝真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北方那些军队怎么会追随安禄山，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吗？

因此，在关注安禄山这个点燃火药桶的罪魁祸首的同时，还需细究开元盛世繁华之下潜藏的危机，才能对这场对唐帝国影响深远的叛乱，建立起全面深入的认识。

如果非要给安史之乱找责任人，那么除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将领外，还有一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主政大唐帝国的玄宗！

玄宗曾经是一位明君。从武则天退位到玄宗登基这段期间，帝国高层内部发生了神龙政变、韦后之祸、太平公主动乱等多次震荡，极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元气，致使吏治混乱、人心惶惶。

而在拨乱反正，将国家重新导入正轨的过程中，玄宗的作用很大，所以才能撇开嫡长子继承制的游戏规则，越过大哥登上太子的宝座，并且很快在父亲唐睿宗李旦的禅让下，顺利接管整个帝国。初登大宝玄宗他雄心勃勃，决心带领大唐重现当年的荣光。

政治上，玄宗改革以往臃肿的权力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

如此努力数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极度繁荣，开放包容、八方来朝，因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这样的成就，足以让任何一位皇帝为之骄傲自豪。

但玄宗骄傲过头，认为自己将这一生的工作都做完了，从此纵情声色，沉迷于享受之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不复改革时的节俭之风。

更离奇的是，玄宗竟然不顾礼法，和儿媳妇寿王妃杨玉环谈起了恋爱，在搞了一出太真娘子出家的把戏后，正式将他接入后宫封为贵妃。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玄宗对杨家大肆封赏，杨贵妃的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兄弟们也都有爵位。杨家的发迹，居然带动了唐朝民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会风气！

每年冬天，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过冬，杨氏三姐妹也随行。她们的马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则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

还有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靠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当上了大唐的宰相。本该是调和朝廷上下的角色，但杨国忠内与太子不合，外又跟安禄山疙疙瘩瘩，同时在南诏之战中央直属部队损兵折将之时，对玄宗又极尽欺瞒，导致唐朝军事步入边军强、朝廷弱的困局。

结果谁为此买单？还不是大唐百姓嘛！

玄宗、杨氏一族及其他权贵消耗的是民脂民膏，当时的情形，就像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层有多快乐，底层百姓就有多凄惨。再加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

以上，是玄宗后期政局的整体大环境。朝廷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唐朝初年，采用的军制是府兵制，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但由于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府兵养不活自己，平时还被上级将领侵吞财物，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到玄宗时期不得不改为采用募兵制。

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到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士兵们的军饷来自于地方，拿谁的钱，便为谁卖命。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

尤其设立节度使制度之后，这些人名为节度使、实为军阀，其权力越来越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再想节制可就难了。

到天宝元年，边军达到49万之多，占全国军队总数八成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就有15万人。而中央军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比不上，中原已经一百来年没打过仗，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猝不及防、不堪一击。

所以，北方军队愿意跟着安禄山作乱，一是因为大唐的繁华和他们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二是因为在玄宗的纵容、忽视之下，地方割据势力早已形成，边军对朝廷没多少认同感，只忠于统领自己的将领。

安史之乱时，渔阳鼙鼓动起来，安禄山一声令下，范阳等地的“大唐将士”纷纷调转枪口，直扑中原。

当时的大唐，虽出了不少问题，但总体上仍处于盛世。为何这些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造反呢？

士兵有没有好日子过，取决于节度使

对于当时的大唐军人来说，有没有好日子过，完全取决于节度使。

初唐时，大唐是府兵制。将士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都是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

开战时，各折冲府的府兵奉命集结，朝廷派遣将领指挥。

战后，将领该回朝当官的回朝当官，士兵们该回家种地的回家种地，各自过各自的好日子。士兵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主要看种地的能力和运气。

可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大唐将士逐渐以募兵为主。

所谓募兵，就是职业军人，升迁荣辱，甚至全家生计，都要仰仗将领。

如此，士兵们跟将领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是“兵为将有”。

对于士兵来说，有没有好日过，就要看将领的了。

有一定的把握

当然，造反毕竟是杀头的事，如果没有什么希望，那管什么人身依附不依附的，都不会去送死。

所以，尽管有许多朝代都实行募兵制，比如东汉、魏、晋，以及后世的两宋，但也没有经常捅出这么大篓子。

这是因为，不论实行何种兵制，朝廷都有一套控制、防范地方军队的系统。

1、内重外轻。

不管你外面是募兵还是征兵，只要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地方一般不敢找死。

以曹魏为例，即使是三国时期，战争频发，但部署于洛阳的中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尽管司马懿担任过荆州、雍梁的都督，但只有在洛阳政变成功才能成功夺权。

至于后世的两宋就更不必说了，谨慎得令人发指。

2、规范地方军政长官权限。

如果对地方军政权力分配得好，那么，就算地方上的强力人物要造反，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还说曹魏。

都督、刺史、将军各有权限。

都督虽权重，但不得过问民政、财政，经济上要靠朝廷，腰杆子硬不起来。

都督虽虽掌军，但没有人事任免权，不能随心所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位权再高，也不能振臂一呼，反了朝廷。

所以，淮南三叛，虽然淮南几位实力派人物都讨厌司马家，但就是联合不起来，只能此起彼伏，被人家各个击破。

可是，唐玄宗大约觉得自己太牛逼了，却不太讲究这些”条条框框“。

或许是为了加强对外战争的”指挥效率“，也或许是因为大唐边疆太远，调度不便，大唐给节度使赋予的权力极大！

节度使不但掌握军队，还掌握民政、财政，有钱、有兵、有粮！

而在人事任免上，尽管节度使需报朝廷，但朝廷基本只”负责签字“，节度使基本上一手遮天。

同时，为了急求边功，他把主要的资源悉数配置于边境，交付于各节度使手中。

天宝年间，天下共57万人，但有49万人跟随各节度使部署于边境，只有8万人由大唐直接控制，部署于内地。

这几乎就是给野心家打招呼：我家大门常打开！

动机

前面谈的，是“有条件”造反。

那么，这些将士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呢？

安禄山集团的成员来源非常复杂，既有胡人，也有汉人，既有出身贫寒者，也有名门之后，其“动机”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大底可分为3种情况。

1、安禄山真正的死党。

安禄山是枭雄，他识人才，也能笼络人才。

比如，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安禄山视察时发现他是个人才，遂大用。

此外，谋臣高尚原本是乞丐，孙孝哲原本是裁缝、李宝臣原本是奚族名人，蔡希德原本是普通士兵，这些人都被安禄山拔于行伍之间。

这些人，无论胡汉，都没有沾过大唐盛世的光，是安禄山把他们从底层提拔起来，对安禄山忠心耿耿。

即使在安史之乱失败后，已经接受大唐安抚的田承嗣，还公然建“四圣庙”，击败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足见安禄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2、对杨国忠不满者。

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

杨国忠确实不得人心。

不说安禄山的旧将了，就是曾经安禄山的死对头哥舒翰，在战败被俘后，也请降。

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哥舒翰自然不是怕死之人，之所以请降，恐怕是实在受不了唐玄宗、杨国忠！

3、胁从者。

李泌在给唐肃宗献策前，曾分析过安禄山集团的情况。

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新唐书》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持明确立场，不惜赴汤蹈火的人物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

安禄山在造反前，只有高尚等数人秘密商议，起兵前，佯称接到密诏，要讨伐杨国忠，因此，诸将来不及提出任何意见，就服从命令了。

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找准机会“反正”。

比如范阳节度副使贾循。他后来就企图“反正”，未成被杀。

此外，颜书法家兄弟也曾短暂“诈降”后又反正。

不过，随波逐流者仍不少。

比如，安禄山攻入洛阳时，数百官员投降，作为“伪官”，等到大唐反攻回来时，又有三百多“伪官”重归大唐···

偏见

后世论及安史之乱，多要谈及胡汉矛盾。

其实，安史之乱，并非民族战争。

交战双方，唐军、叛军，其中的胡汉比例差不多。

整场战争中，叛军从来没有提过“七大恨”这样的民族矛盾。

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等节度使，皆是汉人，有的军队甚至基本以汉人为主，但不照样割据一方，抗拒朝廷吗？

因此，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中央-地方关系处理不当的结果，与民族矛盾并没有太大关系。

动乱有两种：一种是“逼”出来的。下面的人无法生存，只有造反；一种是“养”出来的。自己作死，主动放弃控制，导致失控。

安史之乱，就是后者。

总之，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兵为将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一定会“尾大不掉”，更不意味着一定会捅出大篓子。

遗憾的是，在兵制变化后，大唐统治者不即使调整制度，反而一味放任安禄山等人坐大，最终捅出了史诗级的大篓子。

大唐盛世，由此一去不返。

题主想说的大概是大唐盛世。

对于长安、洛阳或者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来说，这当然是盛世。财富从帝国各处汇集到这里。靠着家里的关系，这些名门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职——或至少是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写诗，他们喝酒，他们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对于在边境讨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安禄山自己年轻的时候，日子就不大好过。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或许是因为丝绸之路的生意，一路来到了唐帝国的东北边缘。本来，安禄山也许还有一个殷实的童年；但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死了。他妈妈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后来改嫁了一个突厥小官。安禄山就要自己想办法讨一个生活。

他似乎做得还不错。因为通晓各种杂胡的语言，他开始在边境做一份口译的差事，叫“互市马牙郎”，这个郎是说他有了编制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口译的人呢？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后者。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样的角色。车展的时候，或是其他商贸展览会的时候，很多大老板来来去去，驾驭着资本香车还有美人。他们有一些小跟班，一些我们现在称为屌丝的人。拎一个包，哈一个腰，混点赏钱。

但这样的地方也孕育着机会。他可以认一个干爹，和现在一样。安禄山成为了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这样他有了身份。他也有了真的编制：他做上了一个将军。

他知道，这里生活着太多讨一份生活的人。许多人还是胡人，甚至是杂胡，就像他一样，胡人中的杂种。他们会骑马，会和胡人说话——长安与洛阳，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的存在，这些人也许都不在户籍，即使来到长安，大概也只能吹个笛子，表演个节目。然后远远地望着长安地香车美人，讨一点赏钱。

但安禄山在意他们。因为他就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安禄山让这些人跟自己混，给他们编制，让他们做将军。于是，就有了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