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亡于万历”已成为公论的话，那“明衰于嘉靖”也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共识。

1、以爱憎之所私，废天下之大礼

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之资入继大统，因不愿追尊孝宗为父而与朝廷百官大打口水仗，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大礼议”，这场以追尊生父为皇帝而弃天下大义于不顾的闹剧整整持续了17年。而在这17年里，孝宗培育的朝廷铮臣，如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汪俊及其他九卿、翰林、给事、御史、诸司郎官、户、吏、礼、兵、刑、工六部共200余人，或罢免、或贬谪、或下狱论死、或流放蛮荒之地、或自此缄口不言、尸位素餐。朝堂之上，尽是媚上献馋之辈、逢迎取巧之徒。天下失望、吏治大坏。

2、怠政养奸，奉道求仙，不视朝者逾20年

嘉靖总计在位45年，前17年忙于“大礼议”，将正直官员一网打尽，使天下有志之士灰心丧气；后20余年则笃志修仙，以善写青词（就是善于拍马屁）之严嵩为相。置天下于权臣父子之手，士大夫竞相攀附、奴颜婢膝、为奴为仆但求荣华而已。使天下之人，有不知皇帝者谁而无不知严嵩者。贪官横行、吏治腐败，建国以来所未尝有；敲骨汲髓、民生疾苦，亦百年之间未尝闻。贪腐既兴，百姓无所聊赖，于是逃离本乡者有；落草为寇者有；揭竿而起者亦有。

3、大兴土木，贪婪成性，在位40年而耗尽国库藏银

明朝自洪武开国以来，即尚节俭，尤倡藏富于民之策，是故，虽有“土木堡之变”，而天下汲汲，犹且想望归心。至于嘉靖一心问道修仙，大兴土木，迭兴营造，徭役不止、靡费无度。不数年而倾尽国库百年之存银。于是增赋派饷、聚敛开纳、卖官鬻爵之事大行其道。又以刑余之阉宦，收天下之税赋，污蔑构陷、破家亡产。贪婪成性、索需无度，以天下之膏血、奉缥缈之神仙。殊无君天下者的自觉。

读《明史》而至《世宗本纪》，未尝不因其自私自利而愤愤感叹。洪武艰难之开拓，至于嘉靖而中衰矣。至于万历，则天下不复振兴之希望。纵有崇祯之宵衣旰食又能如何？

笼统来说，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明朝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在位之时，因为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搞得明朝差点南迁，成为下一个南宋，还好有于谦出来力挽狂澜。

但明朝真正由盛转衰并非是明英宗时期。

因为当时明朝建国七十余年，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到了英宗时期虽然有些盛极而衰的意思，但土木堡之变并非像北宋靖康之耻那般，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拥有优势的情况下，年少的英宗估计英雄书籍看太多了。所以主动出击妄想成为新的英雄，结果水平太次了，主动出击成为了主动送人头，所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明朝并没有彻底衰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这只是一次战役的失败，并非波及全国。

宋安之认为，明朝的这种衰落的开始，在于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

首先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便是古代的官场腐败程度。一般来说，官员尤其是地方官是代天子行事的，大家试想今天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再想想监察力更为落后的古代，如果官员腐败成为风气，官场一片黑暗，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

以京师大官来说，一位大员有腐败，就意味着下面小官腐败了一大片。

而所谓新的王朝建立，其实就是与地主阶级的妥协罢了。帝国初期是新兴的，经历过一段时间沉淀，就会形成官员与地主阶级的互相勾结，所谓的明君，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压这种勾结，来使压制这些势力的成长，最大程度上的使其敬畏朝廷敬畏律法。

那么一般什么方法合算呢？

那就是大力反腐反贪。

比如说明穆宗继位以后通过京察，清理了一批贪官污吏，使朝野风气为之一振，可惜这位皇帝只在位了几年。还有清朝乾隆在位晚期，是公认的国力开始走下坡路时期，腐败严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咸丰继位以后，为了刷新吏治，甚至不顾“议贵”的潜规则，同意肃顺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朝此后二三十年的官场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

以这个角度来看，宋安之认为，明世宗嘉靖帝这位明朝在位第二长的皇帝，就是他在位的45年，将官场风气搞的是乌烟瘴气的。

并且他久居深宫炼丹，不只是依重严嵩这个大奸臣，还经常抬高一个打压一个，埋下了党争萌芽。

到了万历帝时期，因为争国本之事，这位奇葩皇帝是一连二十多年不上朝，虽然主导决定了万历三大征等大事件。但小事不抓，不仅是导致了党争，各党是党同伐异，使东林党一党独大。还使官场腐败风气越演越烈，帝国的根本已经被动摇了，所以万历帝死后看似历经泰昌、天启、崇祯三帝，但就时间来说仅仅24年明朝便亡国了。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宋安之认为明朝是在明世宗嘉靖帝时期开始真正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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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衰落肯定是从万历开始的，万历年间是明朝最后的辉煌，借着张居正改革的余力和近千万白银的财政基础，万历打赢了万历三大征，但是随着万历本人开始消极怠工，日趋昏庸，明朝便因此彻底由盛转衰。万历的很多举措，比如任命矿税太监、将盐铁专营权授予溺爱的福王，对于整个明朝的危害，不可估量。

一、万历三大征耗尽了明朝的国库

万历三大征虽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对明朝的财政有着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根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耗银200余万两，朝鲜战役前后八年共耗费883万5000两，消耗大米数十万斛，对播州用兵也耗费白银300万两，前后共耗费白银1300多万两，基本上耗尽了张居正留下的家底，正因为万历三大征耗费如此之大，甚至有人认为明朝在朝鲜的战役于战术上成功，但于整体战略得不偿失。

明朝在万历三大征中耗费元气甚大，无论是财政还是精锐士卒都有损伤，最重要的是，由于明朝军费的耗费，直接使得辽东军因军费不足而荒废，之后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在于三大征之后财政匮乏，装备因此陈旧不堪。

二、万历任用矿税太监，破坏国家制度和经济

万历的另一个劣政就是任用矿税太监，至于万历任用太监的原因，有人说是他贪图享受，有人说是由于中央财政亏空，他不得已任用太监征税，但不管原因为何，其结果都是失败的。这些矿税太监缺乏监管，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通常征收上来的税赋，给万历的不足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这些矿税太监无恶不作，各地百姓和官员都深受其害，而万历似乎从未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而收上来的金银并未用于吃紧的军费，大部分都被用于万历个人的享受，入了万历皇帝的内库。

三、万历出让盐铁专营权，破坏国家财政之本

万历另一个巨大的劣政就是随意出让盐铁专营权，损害国家财政的根基，盐铁专营一直是中国古代的财政之源，通过对关键经济资源的把控从而实现对社会的财政汲取，是国家财政的根本。这样关乎国本的政策，万历居然因为溺爱福王，竟将河北的食盐专营分给了福王，以至于一省的财政命脉，竟交给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藩王，这无疑是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除了此例，万历还经常分给藩王大量土地，而这些藩王完全不交税，这样无疑进一步减少了国家的税基。

四、没有继承张居正一条鞭法，使财政进一步恶化

万历另一个大失误就是因为怨恨张居正而废除了他的政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对于财政是巨大的利好，可以充盈国库，但是万历竟然仅凭个人情绪就将其废除，如果万历能有秦惠文王的智慧，杀商鞅而保留其政，明朝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很能花钱但是不能挣钱，明朝的财政汲取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最富裕的商人和官僚地主、朱家宗室依然在征税范围之外。一方面财政花销扩大，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明末最后之所以灭亡，实际上就是因为财政不足，没钱发饷，没钱救灾。

明朝衰落就是从崇祯皇室，配合代表为富不仁的权贵阶级东林党，铲除和权贵利益一直斗争的魏忠贤集团开始的。用现在的话就是国家权利被为富不仁资本家给绑架了。明朝铲除魏忠贤集团以后，减轻免除权贵税收，加大本来就不富裕的底层百姓税收负担，那时南方权贵比较多，有东林党护着还不交少交税，国家税收负担彻底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北方百姓负担，特别是西北百姓真是雪上加霜，这样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两极分化政策，让崇祯越来越丧失民心，也给明朝灭亡埋下了祸根。沉重的税收负担，让百姓无法生活，忍无可忍也无需再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大量出现了起义军，再加上崇祯在对外敌用人上的接连失误，为富不仁东林党权贵阶层的见死不救，让明朝是内外交困，结果被起义军李自成给灭了！

那些随着明朝灭亡一块灭亡的守财奴东林党权贵阶层，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的行为，毁掉自己乘坐的明朝大船，把自己一块淹死而后悔。

阳明心学为什么是亡国之学呢？这要结合明朝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分析。在明朝，江南资本家做大，形成和皇权相抗衡的局面。这些资本家眼里，没有国家情怀，他们心里只有钱。况且，朝廷里面很多人还帮他们解放思想。王阳明，李贽（zhì），王艮，这些所谓的思想家，代表的都是江南资本家的利益。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消解皇权对资本的约束力。那个李贽最过分，李贽把从孔子到朱熹的圣贤，全喷了一遍，倒是跟利玛窦（dòu）谈笑风生。其实就是个文化洋奴，砸自己的锅，舔别人的脚。他死的一点都不冤。为什么李贽和徐光启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会跟利玛窦这种人搅和在一起呢？因为当时明朝社会，形成了洋人，民营的走私资本家，和文官士大夫互相勾结的复合既得利益集团。资本做大了，形成了和皇权相抗衡的一国二主局面，必然l会有思想家给他们摇旗呐喊，王阳明就是头一波先锋队。解放思想，我心即宇宙，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我想啥就是啥，圣人们滚蛋，别耽误我挣钱。你说资本家们喜不喜欢王阳明？太喜欢了。王阳明起了个头，后面的李贽则变本加厉，狂妄至极。王阳明虽然任性，但是起码眼里还是有点皇帝和孔孟的。还是知道一些羞耻的。但是那个李贽，完全不知道羞耻是什么，这就是资本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