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70后和80后都曾在小学六年级的课本中读到过由现代文学家阿累所创作的那篇《一面》。其中，有这么一段内容叙述令人非常记忆犹新:

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像是得到了保证似的立刻从书架抽下一本。“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文章中提到的“内山老板”，就是长期在中国经营书店的日本商人，真名叫作内山完造，被鲁迅视为知己朋友。接下来，文史不假为您讲述他们二人的深情厚谊，他的确是他最亲密的日本友人。

内山完造（1885年1月——1959年9月），日本冈山人，中文名“邬其山”。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的派驻人员，他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因为同情中国和反对战争等理念而与鲁迅成为了莫逆之交。

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芳井村，母亲先后诞下七个子女却只有他和两个弟弟得以存活。但是，父亲却脾气暴躁，经常都会对母子几人打骂，导致他从小就希望远远离开自己的家庭。

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都很清楚，天皇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不掌权的虚设君主，实权被幕府所牢牢掌控。直到明治天皇登基后，才终于通过“倒幕运动”重新夺权，也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

明治维新后，刚刚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立即便开启了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步伐，还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特点，人心不足蛇吞象！

接下来，日本通过朝鲜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成功扩张到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彻底打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北亚朝贡体系。不仅如此，他们对内还不断强化军国主义教育，强化以天皇为核心的皇国体系。

受此影响，日本的青少年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好战和尚武。不过，内山完造却是个例外，他还没完成学业就中途辍学，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充当学徒。或许，父亲的急躁好斗让他特别厌恶暴力，也厌恶战争。

1915年，内山完造进入眼药水的生产企业参天堂工作，还由于成绩突出而被委以重任，成为了驻中国的销售代表。于是，他高高兴兴地离开日本，带着新婚妻子井上美喜来到了上海，从此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

内山将妻子安顿在上海居住，自己则经常前往各个城市去推销产品，对于中国的国情和人文都越来越熟悉。由于频繁在外地，他的妻子索性在虹口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开起了一家书店，取名为“内山书店”。

一战结束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强行将原本属于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据为己有，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面对这样的恶邻，中国民众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参天堂的生意自然大受影响。

从日本企业辞职后，内山完造开始专门经营自己的书店，自然也结识了不少的文化名人和进步人士。比如，当时在上海居住的郭沫若、田汉和郁达夫等人，都对这位“内山老板”印象不错，经常在这里举行书友会。

而且，内山老板对于囊中羞涩的青年购书十分宽容，甚至还对熟客设置了300元的赊账额度。这种经营方式，迅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前往，据著名藏家和作家叶灵凤回忆:

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莫大的方便。至今，我还欠了他店里的一笔书账未还，这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

久而久之，内山书店成为了进步人士和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和会客室。由于地处公共租界，这里不受当局的管辖，许多左翼作家还将书店作为最值得信赖的避难所。一次，旅日归来的进步青年田汉就这样表示:

内山老板，南陈北李都来这儿买过书，你这里是无产阶级的俱乐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悍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也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从此以后，中国同时出现了三个并立的政府，分别是由张作霖掌控的北京政府、由汪精卫掌控的武汉政府和由蒋介石掌控的南京政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作为左翼联盟和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是毋容置疑的。眼见大革命就此失败，他愤而辞去了广东中山大学的任职，甚至还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毅然与妻子许广平一同前往了上海定居。

1927年10月8日，鲁迅第一次走进了久仰大名的内山书店，相互介绍后握手交谈，从此拉开了二人长达十年的友谊。据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中这样回忆:

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香烟，用流利的日语对我说:“老板，请把这些书送到安乐安路景云里23号。”我问:“该怎么称呼您？”他回答:“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您就是鲁迅先生吗？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鲁迅虽然移居到了上海，但由于刚直犀利的笔锋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他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基本上，既有反动文人公开攻讦，又有各种特务暗中迫害。利用自己的日籍身份，内山完造经常会进行暗中掩护和公开支持。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面对中国革命的低潮期，我党积极支持进步作家们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唤醒更多国人理解和支持革命。

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当天，夏衍、田汉、柔石、郁达夫、潘汉年、陶晶孙和鲁迅等四十多人亲自出席，一致推选鲁迅、夏衍、阿英、田汉和郑伯奇为常务委员。

鲁迅作了一篇题为“对左翼作家联盟意见”的讲话，不仅号召大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创作，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也成为“左联”长期所坚持和信奉的准则。

面对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鲁迅出现了个人创作的巅峰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超过去。可以这么说，他一生中的作品大都形成于这段时期。

不过，“左联”很快就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点打压对象，许多作家都被暗中逮捕。尤其是，随着柔石在1931年1月被捕，表明敌人已经不再偷偷摸摸，已经不再顾及名人的影响力。

作为“左联”的旗帜型人物，鲁迅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都有被捕甚至被杀的危险。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他只得携妻子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离开了住所，避居到黄陆路的一间由日本人开设的旅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侵华战争已经开始，但鲁迅和内山完造依然保持着足够的信任。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赞同对外扩张和侵略，应该予以区分对待。

由于繁重的工作和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吸烟），鲁迅在1936年1月时感到肋骨有剧痛，伴随而来的还有气喘，不得不入院接受诊疗并且确诊为重度肺结核。到了3月份，茅盾委托史沫特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进行检查，认为他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

美国医生表示，以病情发展的速度来判断大约是撑不到年底了，如果能够转到美国的话或许能够有所延缓。不过，由于当局阻挠，由于鲁迅意愿不强，最终也没有成行。

谁知，到了1936年10月初时，鲁迅的病情竟然明显好转，甚至还能外出参加青年座谈会。只不过，这已经是他的回光返照了，短短几天后便再度恶化，甚至连提笔写字都很困难。

得知消息后，内山完造立即联系日本医生前来诊治并且还注射了药剂，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1936年10月19日凌晨，虽经须藤竭力抢救，但鲁迅还是永久闭上了眼睛。

内山完造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一面安抚许广平和周海婴，一面开始全权料理后事。最终，周家拟定好了由9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分别是宋庆龄、毛泽东、蔡元培、马相伯、沈钧儒、茅盾、萧参、史沫特莱和内山完造。在葬礼上，他含泪评价了自己的好友:

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想起这句话，我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最后，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料理完鲁迅的丧事后，内山完造始终都照顾着许广平和周海婴。虽然自己的书店也是惨淡经营，但他还是经常接济他们母子的生活。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终于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对英美等国开始下手，直接出兵占领了整个上海租界。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队闯进了许广平位于霞飞路的寓所，将她押送到了宪兵监狱看押。

当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只有12岁，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本人抓走。无奈之下，他只得抹着眼泪向父亲的生前好友内山完造求助，据《我的朋友鲁迅》一书记载:

周海婴说今天清晨来了很多日本宪兵，他们四处乱翻并且抢走了父亲的信件和书籍，还强行带走了母亲。请您帮帮我!

作为一名日本侨民，内山完造立即四处活动，还亲自前往宪兵队去保释许广平。不过，由于鲁迅的名气太大，日军认为他的遗孀有通共嫌疑，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释放。

面对一次次的审讯和酷刑，许广平作为一介女流竟然挺了下来，直到身体脏器官严重损伤后才转到了位于极司菲尔路的“七十六号”。那里虽然是中国人看押，但却是残杀抗日力量的魔窟，几乎没人活着出来过。

内山完造几乎用尽了家中积蓄，先后联络了日本军方和汪伪高官，这才将许广平在1942年3月1日营救了出来。不过，他对于自己的功绩却非常含蓄，也非常谦虚，只是在回忆录中这样表示:

76号或许忌惮许广平是鲁迅夫人的身份，所以才将她释放。

获救以后，身体遭受重创的许广平含泪写下了《黑暗的记录》，以此来揭露日军的罪恶，号召全体中国人奋起抵抗。作为一名日本人，内山完造也切齿痛恨军国主义暴行，亲自撰写了一篇序言。

1945年1月13日，战争尚未结束，内山完造的妻子井上美喜就在上海病逝了。他没有将爱人葬回到日本，而是选择安葬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准备日后与自己在此合葬。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1945年10月13日，内山书店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封，他本人也被关入了监狱受审。

1947年12月，遭受了各种磨难的内山完造终于被释放，但却被要求限期离境。一个62岁的老人，历来反对军国主义却还是被军国主义所累，带着满心的遗憾离开了中国。

回到日本后，内山完造潜心研究和翻译鲁迅的作品，希望借此弥补中日两国的创伤。甚至于，他还大力宣传鲁迅，宣传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了搭建和平桥梁的文化使者。

在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积极参与创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大声疾呼尽快恢复两国关系。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日本民间遥遥领先于政府，不断通过文化交流来缓和两国关系。

1953年1月，内山完造作为“日本人归国协商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还在北京拜会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同志。见到了亡夫的故人和自己的救命恩人，两个老人都眼眶湿润了。

到了1959年9月，内山完造接受了我国政府的邀请，将作为日方代表登上天安门近距离见证十周年国庆大典。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惋惜！他刚到北京不久就突发脑溢血而身亡，享年74岁。

根据内山完造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妻子美喜子合葬。在夫妇二人的墓碑上，刻有这样的一段墓志铭:

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之友，殁作华中之土，嗟呼如此夫妇！

1981年，原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确立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鲁迅和内山完造的跨国友谊，也见证了曾经的那段历史。

内山深是内山家族的第四代后人，他继承了祖辈对华友好的态度，一直都希望把“内山书店”重新开到中国。在2019年，天津市委宣传部积极回应了这种诉求，同意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牵头进行书店的回归工作和运营工作。@文史不假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特意多次提到了一位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

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自起汉名邬其山。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此后与内山完造相识。从此，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第一点，他们之间，是一种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友谊。

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交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九个年头。那时上海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中日关系很紧张，一九三二年发生了淞沪战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剧压迫人民，屠杀革命者，围剿革命文化。一九三〇年三月，反动政府对鲁迅下了通缉令。这个通缉令直到鲁迅逝世也没有撤销。内山先生对这些都很清楚。通缉令下来时，就是内山先生请我们一家避居到内山书店楼上一个月，那时我才半周岁。一九三六年七月，就是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过去的一个学生李秉中，当时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写信来说，他早想设法撤销对老师的通缉令，但不敢启齿；最近听说老师有病，因通缉令的关系，形同禁锢，希望老师能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由他办理，绝不敢有损老师丝毫的尊严。那时鲁迅大病初愈，接到信就散步到内山书店告诉了内山先生。内山先生在《忆鲁迅先生》一文里是这样写的：

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数年之久了。因为先生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向先生：“那么，你是怎样回复的呢？”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从内山先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人格，鲁迅的思想，都是十分敬佩的。一到危难之际，他总是立刻伸出援助之手。除通缉令那一次外，后来又遇到过几次危险的事：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一九三二年一月淞沪战争，一九三四年八月内山书店两名店员被捕，当时都由内山先生帮我们找到避难的住所。而内山书店，也就成为鲁迅与朋友来往，与革命者及国际进步人士会晤的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点。内山先生对鲁迅，对中国革命者的这种友谊，在当时是遭到中日两国黑暗势力的反对的，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友谊。保持这种友谊是需要人格和勇气的。所以内山先生对鲁迅，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日本人民高尚品德的一个象征。

第二点，他们的友谊之花，结出了中日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之果。

鲁迅与内山先生结识之后，很快就从个人之间的友谊扩大到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我们从鲁迅和内山先生合作的事业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当时中日关系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两国人民也可以通过思想文化的交流达到相互的了解和友好。内山书店本身，就通过经售世界各国的书籍，实现看国际思想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日记和书账里看到，鲁迅到上海以后购买的图书，绝大部分是通过内山书店的。然而内山先生所做的绝不只是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当局是反对国际间进行文化的交流的。鲁迅的书和文章遭到查禁，迫使鲁迅不能不用化名进行战斗。被禁的书在中国书店不准卖，内山先生就在他的书店里卖，还通过内山书店发往外国。鲁迅的一些重要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章，是通过内山先生介绍的日本朋友在日本发表的，使日本人民也能够听到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声音。鲁迅编辑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也是内山先生设法在日本印刷装订的。内山先生还将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介绍给鲁迅，在鲁迅的帮助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增田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鲁迅还和内山先生合作举行过多次中外版画展览，有一次是在千爱里内山先生家中举办的。

当然鲁迅与内山先生的事业不同。鲁迅是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内山先生是一位商人，一位有文化的商人，一位伟大的、有远见、有勇气的商人。他们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那就是他们都想爱中日两国的人民，希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友好。内山先生的著作《话中国的姿态》，就是为了把他所了解的中国介绍给日本人民而写的。鲁迅在为这部著作撰写的序言中说：

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鲁迅与内山完造先生，就是在那些艰难的日本里，致力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播下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友好的种子的。

第三点，他们的友谊，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为未来的日中友好合作开辟道路。

鲁迅与内山先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了先驱者的工作。然而鲁迅没有看到这个中日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鲁迅逝世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内山先生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是在偕同内山真野夫人来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抵京后第二天因大脑出血逝世的。那时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往来方兴未艾，但政府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也还谈不到两国的全面友好合作。

资料来源《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

鲁迅先生除与藤野交往之外，还与内山完造,留学期间结识的宫崎龙介,为其治病的须藤五百三,还有金子光晴等大约六十余位日本人有交集。

在鲁迅先生交往的这些日本人中，内山完造是其过往最多的一个。内山完造原是一个浪人，鲁迅是在逛其书店时结识的。内山很早便来中国，先是在眼药店做店员，后来去中国其他城市做广告。内山与井上美喜子婚后再次来到上海，在四川路开设了内山书店进行文化交流。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其情报机关便招内山做了情报员，内山书店也因此扩大了业务规模。鲁迅后来因上海“社会新闻”刊登的一篇《鲁迅愿做汉奸》，版税尽失生活窘迫，便编写了一本《南腔北调集》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内山帮其在日本人的书店销售，获利甚丰总算是过了难关。但在不久之后，“上海新闻”又刊登了一文《内山完造的秘密》，开撕内山的老底，言内山是日本奸细云云，以此而定鲁迅是汉奸。

说鲁迅先生是汉奸，可能是言过其词，但鲁迅与内山过从甚密，却是不争的事实。周家兄弟四人，除四弟早夭外，两人均娶了日本女子为妻，难免不招人非议。

鲁迅先生性格偏激，有时讲话不走大脑，比如在北京辅仁大学演讲时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徽章不知藏起来，被日军发现后，死是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记性不好，有徽章不一定是抗日，不过是放在口袋里，被日军查出又必定送命。像这般青年被杀，大家一定以为日本人很残酷，其实是脾气不同的缘故”。爱国青年被杀，鲁迅先生不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反而说是日本人脾气不同，令人大跌眼镜，不像是出自鲁迅这位大文豪口里。

综上所述，从鲁迅和日本人交往的历史来看，他喜欢,尊敬，甚至崇拜日本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很多鲁迅和日本人交往的事实，在此就不一一论述了。

山完造（1885年—1959年），日本岗山人，内山书店老板，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 内山完造自12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20多岁的内山完造来到中国，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1916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美喜子的名义开设内山书店，最初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再后扩展经营中文书籍。 二十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发行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铁流》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中国书店买不到的书，内山书店有卖；中国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卖。书店的顾客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青年。 在内山书店中，书籍都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 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内山完造在经售书籍的同时，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内山完造特意书店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始终居住在虹口。由于二、三十年代的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作了很多事。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此后与内山完造相识。从此，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还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 除了四川北路外，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曾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现在是体育用品商店）。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完造回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至此，内山书店停业。 回到东京，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1980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始终居住在虹口。千爱里2弄3号为其第四寓所。1931年迁入。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出售的左翼进步书籍；他三次帮助鲁迅举办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写作《活中国的姿态》、《上海谩话》、《上海夜话》等系列。1942年迁居东横浜路松里。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又搬回千爱里居住。 内山完造生平年表： 1885年 1月11日内山完造诞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今芳井町）。 1890年 内山完造（以下简称内山）进入芳井村化成寻常小学读书。 1894年 内山从化成寻常小学毕业。 1897年 内山在井原町精研高等小学读四年级。同年退学，去大坂大冢为三郎商店当学徒。 1901年 内山进京都赤野三次商店工作。 1912年 内山在京都加入基督教，并结识了牧野虎次、伊藤胜义等牧师。 1913年 内山经牧野牧师推荐来到中国，任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驻上海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等地作广告宣传。 1916年 1月9日，内山与井上美喜子在日本结婚，婚后一起到上海。 1917年 内山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内山书店。 1920年 内山提议发起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夏季文化讲座”，请日本大学教授主讲，为期三星期。以后，连续办了几年。 1923年 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内山取名为漫会。出版发行杂志《万华镜》。1924年 内山买进魏盛里书店对面的两间空房，书店迁移了营业场地。 1927年 鲁迅与许广平迁入东横浜桥路景云里23号，在去内山书店买书时，与内山相识，并结下友情。 1928年 内山书店与隔壁的空房子合并，扩充了店面。 1929年 5月内山书店迁移至施高塔路11号，现为四川北路2048号。本年，内山开办“日语学会”的日语学习夜校，郑伯奇任校长。 1930年 初，内山与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脱离关系，内山书店开始大量经销日本的左翼出版物。 三月十九日，鲁迅因遭当局的通缉，避居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 五月十二日，经内山介绍，鲁迅一家迁入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 十月四、五日鲁迅与内山一起在狄思威路812号“上海购买组合”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 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 一月十七日，“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鲁迅处境危险，由内山帮助，于1月20日全家移至花园庄旅馆暂避。2月28日返回寓所。 四月十一日，增田涉经佐藤春夫介绍来到上海，通过内山与鲁迅初次晤面。 八月十七日，内山胞弟内山嘉吉来沪，应鲁迅要求，为暑期木刻讲习班讲授木刻技法，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讲习班为期6天，至22日结束。 1932年 内山书店开始代理发行鲁迅著作和鲁迅编辑的版画集等书。 一月二十三日，由内山介绍，鲁迅结识日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并书赠《无尘》（血沃中原）横幅。 一月三十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经内山安排，鲁迅举家避居内山书店。战争期间，鲁迅胞弟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禁，经内山完造周旋获释。 二月六日，鲁迅全家又迁至四川中路内山书店支店避难。 四月，内山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招致日军军方怀疑，经朋友劝说，暂回日本。在日期间，内山被邀在各界人士中作“中国漫谈”的演讲。 四月十三日，鲁迅致内山完造信，婉谢了内山邀他到日本小住的建议。 七月十一日，鲁迅为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书《一二八战后作》和《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托内山书店寄去。 1933年 二月，日本改造社特派记者木村毅来华采访萧伯纳，鲁迅受内山委托，安排他与萧伯纳会面。 七月三十日鲁迅撰《伪自由书•后记》，文中辩驳了外界对内山的谣传。 十月十四日、十五日鲁迅与内山在千爱路40号举办《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次日两人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参观《MK木刻研究社第四次展览会》。 十二月二、三日鲁迅和内山在老靶子路40号（今武进路183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1934年 二月五日鲁迅和内山在新半斋会见惠川重、山岸盛秀等日本文化人。 八月二十三日，因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离寓至千爱路3号内山家暂避，二十四日鲁迅在内山家会见日本井上芳郎等人。九月十八日回寓。 1935年 内山完造著作的《活中国的姿态》在日本出版。二月内山在《改造》月刊2月号上发表《上海生活20年》一文。从此，他撰写的“中国漫谈”陆续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上发表。 三月五日鲁迅作《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六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信等，托人带至内山书店交给鲁迅，后由鲁迅托人转交中共中央。九月鲁迅着手编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后又请内山设法送至日本印刷。 十月十日东京开设内山书店。 十月二十一日应日本朝日新闻支社社长仲居邀请，鲁迅与内山至六三园午宴。 1936年 一月，日本作家鹿地亘因受政治迫害到上海避难，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 二月十一日内山邀鲁迅和山本实彦“往新月亭食鹌鹑”，主要商谈向日本介绍中国左翼作家及作品事。 二月十三日鲁迅经内山书店相约，会见了北平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员陈蜕（邹鲁风），并代他设法转交中共北方局给中央的密写报告。 七、八月间，鲁迅因病，经内山等友人劝说，愿到日本疗养，但斟酌再三未成。 八月二十日内山至鲁迅寓，并赠《活中国的姿态》的中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托内山致函正在柏林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并寄《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请他转给柯勒惠支。 十月二日，《海上述林》上卷印成，由内山书店发行。 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突然发病。六时许，用日文给内山写便信，托他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 十月十九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终年56岁。宋庆龄、冯雪峰和内山等闻讯前来向鲁迅告别。同日，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内山为委员之一。 十月二十二日在万国公墓举行鲁迅葬礼，内山在葬礼上致悼词。 鲁迅逝世后，内山书店作为代理发售店，继续发售鲁迅作品和他编辑的书籍。 1937年 内山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金”。 八月内山夫妇因战事暂回日本。改造社出版日文本《大鲁迅全集》（共7卷），内山为编辑顾问。内山书店是该书的预定处之一。 十一月起，内山书店复业。 1938年 五月，内山返回上海，重新部署了内山书店的经营。 八月内山收到岩波茂雄捐赠“鲁迅文学奖金”一千日元。 十二月，内山著《上海漫语》，由日本改造社出版。 1939年 内山与姚晶孙等祭鲁迅墓。 1940年 三月内山著《上海夜话》由日本改造社出版。 1941年 八月内山著《上海风语》由日本改造社出版。十二月，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折磨。内山得悉尽力营救，并由书店担保释放。 1942年 十月内山著《上海霖语》，由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本年，内山受命接管中美图书公司，并改店名为内山书店南京路分店。 1944年 内山再版了《上海漫语》和《活中国的姿态》等书，“文艺漫谈会”从北四川路书店移到南京路内山书店分店。三月，内山著《上海汗语》，由上海华中铁道公司出版。 1945年 一月十三日，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子在上海病逝。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山向30余位店员公开了书店的全部资产与债务。十月二十三日，内山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接收。 1946年 十月，内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并与木刻家合影。 1947年 二月，内山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部分书籍，开设旧书店“一间书屋”。 九月内山参加由许广平主持的鲁迅墓整修工作。并一起致祭。 十二月国民党当局强制遣返内山等旅沪日本人归国。 1948年 二月，内山在日本开始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十月内山著《相同血液的朋友啊》，由京都中国文化协会出版。 1949年 六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被选为代表委员。 十月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与东京召开的日中友好协会创立预备大会的工作。十月十九日，内山向在东京举行的鲁迅纪念会发去贺信。 十二月，内山撰写自传《花甲录》，翌年底完稿。 1960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1950年 一月初，内山与加藤真野结婚。九月三十日，日中友好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内山任理事长。十月二十三日，内山应邀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会，并作《回顾谈》的讲演。 1951年 九月二十五日，文艺恳谈会在东京召开了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内山作了《论鲁迅》的讲演。 1952年 十月十九日，东京举行鲁迅逝世16周年纪念晚餐会，由内山主持会议。 1953年 一月二十六日，内山作为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归国协商代表团一员访问中国，31日抵达北京。 1954年 二月，内山美喜子遗骨从静安寺路万国公墓迁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 1955年 上海时代的“文艺漫谈会”日本成员成立了中国戏剧研究会，内山当选为名誉会长。 1956年 八月上旬，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内山全程陪同，并无时不至地给予照顾。 十月十九日，内山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 十一月十九日，内山在上海瞻仰鲁迅墓，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二十日，内山到上海万国公墓祭亡妻美喜子之墓。 1959年 九月十九日，内山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 九月二十日，内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脑溢血病逝，终年74岁。 九月 二十二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举行内山完造追悼会。 十月二十六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在万国公墓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十一月十六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由日中友好协会主持的内山完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