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八十年代前顶替父母上班的人，都混得怎么样，现在过得好吗？

父亲或母亲在企事业单位退休时，可以安排某个符合条件的子女顶替父母的工作岗位，在我们这里，以前一直叫做：顶职。

那么，以前顶职有了一份正式工作的人，后来都混得怎样？现在过得还好吗？

想要知道答案，请你看看我下面举的两个事例就知道了：

1，因为顶职，而进了班房的。

我们邻村有个小伙子，在80年代初时，因为顶了父亲的职，而进了我们这里：当时唯一的一家农村信用社（后来升级成了我们这里的农业银行）。

工作还没几年，不但他家里就有了沙发和各种家用电器，而且还在城里找了个漂亮的老婆。

当时，这件事是非常令我们这些同年龄段的农村人：——羡慕嫉妒恨的。

可惜好景不长，在他结婚还不到半年时间时，我就听说他被“公家人”给逮进去了。

后来好多年，我都没有看见他的鬼影子。当年这件事，在我们这里轰动一时。

怎么一回事呢？还不是因为他贪污公款——伸手必被捉！

那么，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你还别说，我前两年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过他：当时的他，正从一排脚手架上下来，从他的穿着和手里拿的工具，我估摸着他应该是个钢筋工。

若不是当时正好有人正在叫他的名字，我敢肯定：我是根本就认不出他来的。

正所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2，因为顶职，而和兄弟几个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

我们小村子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是郊区的菜农身份，平时以种菜为主。

另外有三户人家的男人，是工人身份，也就是当年被附近的工厂招工进去的，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家里的日子都比较好过。

其中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男人退休那年，虽然几个儿子都已经成年，而且也都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资格去顶职。

但是，这个男人却因为很偏爱家里的小三子，所以最后就让他去顶了自己的职。

这下好了，从此以后，家里弟兄几个就开始了不和睦，经常为了这件事而闹得不可开交。

老大心说：按照长幼有序，应该是安排自己去顶职。

老二心说：父亲应该是太偏心了，当初说得好好的，叫自己继续去读高中，将来给自己顶职。没想到却是让给了老三。

老四心说：自己在家里是老小，哥几个成家的已经成家，没有成家的也谈了女朋友了，按理应该是自己去顶职…

其结果可想而知：原本好端端的弟兄几个，从此以后，就经常为了父母偏心而吵嘴打架，矛盾也越来越深，搞得父母里外都不是人。

闹到后来，甚至就连其他弟兄几个在每年逢年过节时，都不给二老送节，各奔东西，很少回家看望父母了。

再后来，老父亲也“走了”，村子也拆迁了，剩下了老娘一个，无奈之下，只好怀揣着属于自己的拆迁款，去了三儿子家。

于是，兄弟几个之间的矛盾就更大了：看见了老三，就像是看见了仇人一样，为了争抢母亲口袋里的几个钱，还打起了官司，对老三群起而攻之。…

那么，这个老三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实话说，他虽然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比较殷实，但据我所知，他也是他们家兄弟几个人中，活得最累的一个！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不久，我还和老三坐在一起喝过酒。当我问他：还没到退休年龄，怎么就像个小老头一样谢顶了？

他当时唉声叹气地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家的情况你还能不知道吗，两个字，——心累！…

当然了，对于“80年代顶职的人，现在过得好不好？”这个问题，我所举的两个例子，也许只是个例。

大部分顶职的人，现在应该都过得很好吧？

（图片来自于头条）

1973年，我们村里的两个本家，一前一后跳岀了农村。顶替父亲的工作，上班去了。
当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小名叫马儿的那个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不知道是走了什么后门，居然在我们村里的供销社上班了。
那个年代，供销社可是相当吃香的一个地方：全村的老百姓，日常的秤盐打醋买碱面儿，离不开供销社。另外买一些紧缺的商品如肥皂、洗衣粉、棉布等，不仅需要花钱，而且有些商品还得有供销社自己印发的购买凭证。俗称“号号”。有段时间，就连点灯用的煤油，都得凭票供应。受其影响，手电筒里面的电池，也不是谁想买，就能够买得到的。
但是，如果在供销社有个“自己人”，这一切就都好说了。可以想到的是，马儿那会儿到了本村的供销社上班，能有多牛啊？就连本家的长辈，为了能买到紧缺的东西。不仅等马儿下了班，去他家求情。有时候就在供销社的柜台外，低三下四地哀求：你看，你五奶眼神儿不好，晚上没有灯可不行。煤油紧张。那就把电池卖给我一对儿吧？
马儿对本家五爷的哀求，不屑一顾。冷冷地说得有卖了鸡蛋才给的“号号”，才能卖。老头儿哀求了半天，没有效果。拄着拐杖刚下了供销社门口的三个台阶，就站在街上骂开了：什么畜生东西？啊？小时候没吃的，经常跑到俺家来。吃俺老婆给他烤的红薯山药蛋！刚当上个供销社的站廊柜的，就连祖爷也不认啦？好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一边骂，一边拄着拐杖回去了。
没有几年功夫，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放开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行。很快村里就开了好几个个体商店。生意都比原来的供销社好。
到了1986年，我回到老家村里养病。去了一次以前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供销社，感到里面冷冷清清，毫无生气。马儿两鬓斑白，一个人呆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直到门扇在弹簧的作用下自动回弹，弄岀了响声，他才站起来，换了张笑脸：大侄子回来啦？买点儿啥东西？
以前我喊他马叔，他都懒得理我。怎么几年不见，他就如此懂礼客道的了？再看他的衣着打扮，以及地上摆着的坛坛罐罐上的灰尘，就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果然闲聊的时候，他就大倒苦水：埋怨国家放开了政策，不打击“投机倒把”了——现在是个人，就能领上个执照，开个商店卖东西。把正儿八经的供销社都快饿死了！你看看！这么半天了，就来了你一个人。以前咱们供销社门口，比大队院里都热闹一百倍！
我问他，收入还可以吗？他说这个供销社，倒闭是不可避免的了。和个体商店相比，没有竞争力。就营业时间上来说，人家就在自己家里开着店。半夜里捣门都能卖东西。他光从时间上就耗不起。现在年龄大了，就更陪不起人家的时间了。
后来，听说他又苦苦支撑了一年多。在村里红极一时的供销社，彻底关门了。
前几年，我回村里安葬父母。路过供销社时，发现它的那个五尺多深的前檐，已经完全塌了。破砖烂瓦堆积在门口的圪台上，无人收拾。前檐残留的木椽子七长八短地悬在窑洞顶上，呈现出一副残破败落的景像。
一个邋里邋遢的老汉，拄着拐杖，缓缓而过。边走边拖着一条右腿，含混不清地和我打招呼。刚开始我没有认出他，后来他站住，用手抹了一下不断地流口水的嘴唇。这才看岀，原来是在供销社上过班儿的马叔！
几年前，因为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供销社关门歇业了。退休金又少得可怜。马叔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儿子出去打工去了，几年也不回来。小儿子也要走，他不同意。父子俩吵了一架，儿子赌气走了。他气得血压飚升，半身不遂了。
治疗了大半年，终于现在不用人扶，能拄拐杖出来散步了。从他满手老黑痂，衣衫破旧来看，他的日子过得极为寒酸。身上发出阵阵的臭味，估计是有多少日子也没有洗过澡了。

我堂兄，八十年代初顶了我大伯的班。当年我大伯是镇小学的校工（俗称土地工），不过四十出头，觉得做个校工没出路，想去倒腾蔬菜，就把工作让给了他刚高中毕业的儿子，虽然我堂兄百般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那不讲理的老爸，最终还是成为了镇上小学的校工。

堂兄的18岁以后的人生，有一半用于抱怨他老爸给他的安排，有一半则是感激他老爸的这个决定。

刚开始校工就负责烧锅炉蒸饭，八十年代初发展乡办企业，学校办了个小型印刷厂，我堂兄是工人编制，又有点文化，人也活络，一来二去居然成了校办厂的厂长。那时学校老师的福利，几乎都指望着校办厂的收益，所以我堂兄在学校里说话也有了一点分量。前后几任校长，都和他好得跟亲兄弟一样。但是那时学校的待遇比较低，堂兄找老婆都是同龄人中比较晚的，因为那时的姑娘都看不上学校里的人，觉得吃公家饭的人收入太低了。而那时我大伯父倒腾了几年蔬菜，把赚的钱全花在喝酒上了，所以堂兄到近三十岁才结的婚。

到九十年代中期，校办厂已经走下坡路了。当时的校长安排我堂兄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一年，考了个教师资格证，再回学校就成了学校唯一一个持有体育教师资格证的专职体育老师。（顺便说一下，那时镇上小学的体育老师，大都是语数外老师兼任的）

这么多年下来，堂兄在全市的体育教师届也有了一定的资历和认可度，带出的学生在各种比赛中获奖，指导的徒弟还获得过省级基本功大赛的二等奖，他也凭着各项荣誉获评了学科带头人，可惜因为学历不高，职称只能止步于中小学一级教师，不过凭着接近四十年的工龄（当校工时的工龄也算在内），他虽然拿着八级工资，却是学校里月工资最高的一个，两年前跟我交流时说他的工资是12800，比我这个工作15年刚评高级的高中教师高了1/3都不止。

明年下半年堂兄就要退休了。 我想他的退休工资可以超越一大半的上班族吧？

提起这个话题，真是一言难尽！

怎么说呢？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我的亲戚中，有很多是顶替父母的工作，去接班的。其中有几个例子反差特别巨大，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我一个表舅在80年代初顶替自己的父亲，进了邮局工作。成天蹬着绿自行车走街串巷，送信送报。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天气还好，一遇到阴天下雨或者北风夹杂着大雪，干这个工作确实是遭了大罪。所以我的表舅就特别羡慕他的叔伯弟弟，也就是我另一个表舅。人家顶替父亲是在工厂上班，风吹不着，太阳也晒不着，冬天更冻不着。收入就更不用说了，只比他高，不比他低。所以他就成天墨迹他的老父亲，让他父亲去求老同学( 时任我们县工业一局局长)，把自己的工作调到工厂去。

老父亲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再则自己也知道这一行业的辛苦。所以就厚着脸皮找上自己的老同学，老同学确实也没让他失望。动用关系把我表舅的工作，从邮局调到了工厂。

刚开始还好，从90年代开始，国有工厂的效益就一天不如一天。还没等进入新世纪我表舅就下岗、被买断工龄了。而这个时候，邮局和工厂的收入待遇就日渐悬殊了。我表舅后悔也来不及了，毕竟这工作不像随身的衣服，说换就换。

如今，我表舅已经退休了，每个月能拿两千多元退休金。每一次见到我，都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外甥啊，如果你舅舅我当年坚持在邮局不换工作，现在一个月的退休金起码六七千元。现在一个月少收入四五千啊，你舅舅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的眼光能放的如此长远？

我老丈人80年接替了父亲工作，做一名火车司机，就是开火车。几十年如一日，奔跑在一条线上。

开火车这个职业其实挺累的，没有固定休息时间，节假日也很难休息。一般开车八九个小时，可以退勤休息12个小时左右，然后返程。

由于不固定的工作环境，经常会有好几天不回家的情况。相对来说待遇也不错。因为火车司机的薪水与跟车劳时有关，另外还有各种生活补助，津贴，等。15年临退休前工资每月大约七八千，已经超过大部分人群的收入。

从55岁开始，丈人的生活就变得美滋滋，医保养老都是全的，每个月的养老金高达8000元。

退休金能拿到这么高的，只有编制内工人，干部等人了吧，让人很羡慕。现在辛苦奋斗的人群都没有这样的工资，

子女接班顶替工作，在50年代至80年代实行着这一政策，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就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公平竞技，择优就业等观念出现后，子女接班的现象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村子中的一位老哥，本来期盼着接替父亲工作，但政策下达，他的美梦就结束了。制度的取消无疑是对社会人群的一种公平竞争。同时也会有编制内职员进入社会自主创业。

一句话概括：子女接替的制度从有到无，见证了社会发展，见证了社会公平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