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什么时候日本就已经输了？

从一开始就输了。

有人提出，日本要是占领了东北，就止步不前；又或者不发动珍珠港事变，就不会输掉二战。

其实这是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而已。

当时的日本，有几个特点：一是军人政治，文官掌握不了局面，军人反过来经常干掉他们不满意的文官。二是下克上，下级军官经常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发动行动。三是前面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尝到了甜头。

这几个因素，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止步于九一八前的状态，必然会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又必然会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全面侵华。又必然发动珍珠港事变，挑起和美国的战争。随着美国参战，日本陷入全面包围之中，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事先并没有得到上级批准，首相对此更是无能为力。发动事变的理由嘛，因为前面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甜头在那里。

这种下级军官发动事变，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形同造反。可是日本不但忍了，发动事变的石原莞尔居然还升官了。

既然石原莞尔能这样做，后来的东条英机发动卢沟桥事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从中国这边，尤其是从蒋介石这边来看，确实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什么呢？因为中日之间是有协议的，不管是什么不平等条约，总是有条约的，可是日本从九一八到长城抗战，到卢沟桥事变，步步紧逼，从不把协议当回事。蒋介石也就知道啦，和日本没有和平的可能，只能全面战争。汪精卫对此认识还不如蒋介石呢。

中国那时已经消除了内部纷争，一致对外了。而此时偏偏中国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天才，一部《论持久战》，把日本研究个透彻。所以日本本来以为三个月解决中国，谁知道竟然陷入了中国的全面战争之中，虽然说日本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很快，日本的经济拖垮，外汇储备用尽，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耗尽，美国再来个这不卖那不欠的，日本只得去抢东南亚的资源。而想要抢，必须解决掉美国海军，珍珠港事件就是必然的了。

于是日本受到美国、英国、中国、苏联的联合围攻，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甚至说从甲午战争开始，就注定了日本除了输个底朝天，别无可能。

日本人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赢不了呢？答案是1940年！1940年元旦的时候，日本陆军出台了一份绝密报告，讲的是“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其中陆军军部明确提出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以1940年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可见日本人实在受不了持久战了，毕竟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实在太大了。

在1940年3月30日，本子们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叫来了一群日本高官和将领，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他们的重点就是如何在1940年年内要彻底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问题。参加这次联席会议的基本上都是陆军的人，因为侵华的主要就是陆军，其中带头的有这么几个人，首先是日本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后来唯一切腹自杀报效招核天蝗的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和日本高级蝗族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等9人。可以说这伙人基本上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中枢神经了。

在这伙日本陆军军头开了半天会之后，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或者说是决定，如果在1940年之内无法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问题的话，日本陆军就要开始进行谋划单方面从中国撤军。当然根据日本陆军军部的想法，除在上海、内蒙古等重要的核心地带地区要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日本陆军的主力全部撤出大陆战场。因为侵华战争实在太烧钱了，日本原本的打算是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预计是攻下首都南京之后，常凯申就会投降，谁知道一打打到1940年，日本军队还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他们也慌了。

大家看看当时日本军部大本营中一位叫做种村佐孝的招核参谋对于日本参谋本部的看法，他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军”,“如果在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就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初步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日本高层知道打不赢了，想先退出来，逐步蚕食整个中国。可以说东京的那堆日本贵物还不是特别马鹿，还知道日本真实的处境，他们认识到日本军队必须逐步从中国战场慢慢脱身出来，不然只能被中国耗死。

那么为啥没做成功呢因为是这样的明智决策当即就遭到了侵华日军的强烈反对。在侵华日军看来，顶层的贵物们就是一群卖国贼，怎么连吃到嘴里的肉都想着吐出来！是时候天诛国贼了，在侵华日军那堆军曹的眼里，东京的这帮官僚试图撤军简直是在侮辱底下这堆大佐和军曹，这些军曹们离乡背井，男的来中国当炮灰，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中国抗日武装打死，而军曹家里的女眷还得充军当慰安妇，结果这伙官僚就靠着几句话，试图从中国撤军，那简直就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根本不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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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时，就已经输了。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就连一直选择忍让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强硬表态，宣布对日作战。

而鉴于国府态度的转变，日本高层对于该不该向华北增兵，也产生了分歧。

以时任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官员，不建议大规模增兵。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关内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较差，而且也缺少石油、钢铁、橡胶等日本发动战争的原材料。如果日军大举增兵关内，很可能捞不到好处。与其如此，不如专心治理刚吞并不久的东北，待积蓄足够的实力后，再寻机对中国关内用兵。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大规模出兵关内，肯定是一笔赔本买卖。打仗就是为了谋利，赔本的战争，没有必要打。

应该说，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蚕食派”，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如果当时日军不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而是牢牢控制住东三省。历史可能会因此改变。

不过，像石原莞尔这种判断理智的人，在当时的日本只是少数派。

当时的多数派，是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为代表的“扩大派”。

他们认为，既然中日已经交火，就该趁着机会对国民政府进行致命一击。

能吞并中国最好。

即便吞不下，也要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拿下华北。

总之，在杉山元等人看来，七七事变是日本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机遇，不能错失。

这两派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在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到底该不该增兵的裁决权就递到了天皇裕仁手上。

当时，天皇不想出兵。因为苏联态度不明。

他担心日军大规模对关内用兵时，苏联在东北会有大动作。

但由于日本当时已经启动了战争状态，耗费大量外汇从美国购买了石油、废钢铁、原棉等战争资源。这些钱花了，如果不打仗，只会导致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阶级矛盾被激化。

也就是说，战争机器已经启动了。如果不对外发动战争，日本迟早会因为内部的阶级矛盾而自爆。于是，天皇最终也就同意了杉山元等人的建议。

听闻天皇拍板后，杉山元很高兴，立马跑去跟天皇保证：三个月就能搞定中国。

杉山元的这一表态，即著名的“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杉山元当时说的是“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而不是三个月内“踏平中国”。

也就是说，杉山元计划在三个月内，用战争加政治手段逼迫国府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实际上，日军在增兵之前，就已经秘密派了特使到上海，想着只要华北那边开打，上海这边就开始谈判。以达到逼迫国民政府同意承认伪满，中国军队撤出华北五省，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缔结防共协定之目的。

只用三个月就灭掉中国，这是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正常人都不敢想的。

但是，由于日本舆论一向猖狂，导致日军上下对侵华战争缺乏清醒认识。

因此，当杉山元的狂言传到外界后，你一言我一语，就传变了样。

变成了“三月亡华”。也就是准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时间还是三个月，但目的从侵吞华北变成了灭亡中国。

看到日寇如此猖獗的言论，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彻底被点燃。此时已经没人再敢轻言对日本媾和。

由于一边不满足于华北，另一边也不打算再妥协。于是乎，战争走势就没有按照杉山元原本拟定的“以打促和”进行。

而是失控了——日军要灭亡中国，反对与中国谈判。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拒绝谈判。

既然失控了，那么很自然，也就意味着对日本而言，玩脱了。

为什么说玩脱了呢？

因为日本侵华的本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投资→套现→再投资→再套现。

日本没有一口气吞下中国的财力，只能是一步一步地来。

先筹集首轮投资，计划拿下中国东北。

当东北被吞并，完成套现，一个投资加套现的完美资本掠夺就实现了。

拿下东北后，日本再次筹集次轮投资，计划拿下华北五省。

如果日军能拿下华北五省，那就可以完成次轮套现。再完成一次完美的资本掠夺。

可以说，这种蚕食对于日本而言，是唯一有效的侵华手段。

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很多日本人并不满足于只吞并华北。

他们早就不耐烦了，早就想全面侵华了。

在这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就算三个月不能灭亡中国，也没关系。继续打，打上三年，不信灭不了中国。

如果三年还不行，就继续打。直到灭亡中国为止。

在灭亡中国前，谁敢阻拦，不让他们灭亡中国。谁就是日本的罪人，他们就要把挡路人清除掉。

一方面，是加大投入，可能会打亏本仗。

另一方面，是加大投入的声音太大，没人能在这时候降温。连天皇也不行。

再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无意媾和。

这样一来，无法顺利套现，结果可不就是玩大了么？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是如此。

为了打长三角和华北，日本整军备战，动员了60多万人入伍。

但打下南京后，国府西迁，拒不投降，也不谈判。日本未能完成套现，玩砸了。

为了套现，不得已之下，日本政府只能继续扩军，向徐州、武汉发动新一轮进攻。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后来经过一年战争，看似是日本拿下了中国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但由于国民政府仍然不谈判，也不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敌后武装在日占区频繁活动，令日军无法在中国以战养战。

于是，结果就变成了日军在中国的行动，投入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不仅未能套现，而且还陷入了持续亏本的囧境。

打仗打成了亏本生意，而且亏本还是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这还怎么打？

现在网上常有声音，说日本人缺乏大局观。

居然蠢到用添油战术对付中国。如果直接全力一击，战争可能在1938年就结束了。

其实，这真是冤枉日本人的智商了。

当时的情况，不是日本不想全力一击，而是他们真的做不到。

毕竟现实战争不是打游戏，你点点鼠标，军队和装备就爆出来。

日本当时现实的情况是，即便是杉山元那样的强硬派，也没想一波流打垮国民政府。

战争规模越打越大，财政投入越来越大，其实也出乎了他们的预料。战争这种东西，往往在你想要的时候开始，却不会在你希望的时候结束。

打仗亏本，依靠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该怎么办呢？

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想出了办法。

即提出“近卫三原则”。对国民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国民政府身上移开，专心对付敌后的抗日武装。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日本高层，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再多打赢几场会战，再多拿下一两个中国的大城市，对于改变侵华战争的走势，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要想解决问题，实现完美套现，只能是一战打垮中国政府才可以实现。

而一战而打垮中国，日军偏偏又做不到。

这个时候，必须要换种思路。

只不过，由于日本的诚意不足，国民政府没有明确回应。

加之，近卫内阁不久后倒台了。换成了对华强硬的平沼内阁。

所以，日本妄图诱降国民政府的企图也就未能实现。这个事件也就是只是侵华战争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到战争走势。

到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纳粹德国在欧洲摧枯拉朽，先是与苏联瓜分了波兰，继而又摧枯拉朽干掉了法国。

日本看到德军如此彪悍，认为英国的注意力肯定会集中在了欧洲，无暇顾及亚洲。

于是，在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对华态度比平沼内阁更激进的阿部内阁和米内内阁先后上台执政。

这两个内阁，有个共同点，就是均把重点放在中国，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打击，希望早日解决中国问题。

也正是因此，所以我们就看到阿部内阁和米内内阁执政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了一轮接着一轮的攻势。

先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接着是五原战役和枣宜会战。

不过，由于日军发动的这些战役均未能击垮中国人民的抵抗决心。且日本也没能因为战争获利。因而抗战的大形势仍然维持不变。

1940年3月，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谈了近一年后，终于下定决心，扶持其上位，建立汪伪政权。

汪伪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再次180度大转变。又变回来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因为日本政府但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群汉奸卖国贼身上。

重用汪精卫之流，只能说明日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是黔驴技穷了。

1940年7月，米内内阁因为外交上对美国软弱倒台。随后，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阁。

随着近卫文麿的复出，日本将战略中心逐渐移到了东南亚。想着先搞定了西太平洋的英美势力，再回头搞定中国。

日本人的这种心态转变，与当年拿破仑入侵沙俄可谓如出一辙。

既然搞不定英国，那就先搞定沙俄。让英国断了联俄制法的念头。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搞不定，为什么日军不从中国关内撤军呢？

撤军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此举，无异于是原地自爆。与自杀没区别。

疯狂的日军中下层军官，肯定会发动类似二二六兵变一样的叛乱，把高层撕碎。

对于高层来说，撤军等于马上死。

相比之下，入侵东南亚，让那帮军国主义疯子去挑战英美，自己不一定会死。

如果能搞定东南亚，从东南亚攫取石油橡胶等资源后，再回头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解决中国问题”，倒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

1940年9月，在近卫组阁操盘下，日本加入轴心国，并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而此举招到了美国罗斯福政府的强烈反对。

作为反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将中国列入法案借贷国。罗斯福明确宣布美国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并提出照会，要求日军从中国关内无条件撤军。

1941年5月～6月，一批价值1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和一批包含了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的美国支援队来到中国。

虽然这些物资和飞行员，对中国的抗战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象征意义却极大。那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已经绑在了一起。

1941年7月26日，见日本与德国的关系越走越近，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

五天后，又由于日本拒绝美国提出的要求其撤出中国关内的要求，美国政府宣布开始对日本施行全面石油禁运。

此举，对日本是釜底抽薪的操作。

因为如果无法从美国购买战争物资，日本连维持在中国关内的军事占领都做不到。

为了解决问题，日本内部开始讨论对美开战问题。

1941年10月，就在讨论即将变成决议时，近卫文麿却退缩了，主动辞职，表示自己不想蹚浑水。

由于近卫文麿辞职，且其他文官也均害怕担责任。于是一向对华、对美持强硬态度的东条英机上台组阁。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事件，标志着日军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到太平洋。

此后的三年半时间，日军虽然在中国关内又陆续进行了多次中等规模会战，如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石牌战役，常德会战等。

甚至在东条英机的支持下，侵华日军高层还策划了一个“五号作战计划”。企图集中40万兵力拿下重庆。

但由于日军的资源，大部分都投到了太平洋战争，因而在中国的会战，并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策动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太平洋战争而服务。

比如1942年的浙赣会战，日军的目的就是摧毁国军在浙江的飞机场，以防止中美战机对日本本土造成威胁。

还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为东南亚的日军运送物资。

至于攻占重庆的方案，由于资源不足，最终流产。

回看抗战，日本对中国的吞并野心，一直就没有变过。只是在怎么吞并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原本按照天皇的打算，三个月内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华北。但因为种种原因，战争没有按照日本军部的计划进行。以致日本被拖入了抗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最终走向灭亡。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开始后，日本就输了。年长的、曾经的疯子清醒了点，但无法阻挡年轻的、以继任者身份生存的疯子。这些以继任者身份生存的疯子，正是以曾经的疯子作为“标杆”、“偶像”，继续着、发扬着、疯狂着。“嘴上的主义，心里的生意”最适合这帮疯子，他们的主义是：冠冕堂皇下的“大日本帝国”或者“天皇陛下”怎么怎么地，他们的生意是：“我要晋升”、“我要出名”、“我要成为37万平方公里上8000万人的标杆、偶像”。言外之意，做好了生意，金钱、名利、地位，包括颜如玉，都有了。所以，在疯子们的字典里，生意第一，国家利益倒数第一，只要能够让他们“名垂37万平方公里”，就算国家再怎么万劫不复，从不思考。

这些年轻的、以继任者身份生存的疯子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因为那些年长的疯子已经身居高位，他们的高位正是通过疯狂的行为得到的。如果他们阻挡这些继任者们，那么他们就是来位不正，就是在否定自己。

这些疯子就是二战时毕业于日本陆海军大学校的那些参谋，号称“精英中的精英”。二战时，但凡能叫得上号的日本陆海军将领，都是大学校毕业的，都是参谋出身。东条英机，参谋出身，山本五十六，参谋出身，东条英机他爹东条英教更是日本陆军大学校第一期第一名。

这些参谋最疯狂的时期就是担任佐级军官的时候。不管是人生经历，还是晋升经历，这个阶段最为重要，不疯狂一回，就得苦巴巴地熬时间才能当上将军，才能爬上高位。

有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频繁轰炸重庆，蒋介石甚为恼怒：娘希匹！这种日子真难过！干脆找他们谈判得了！底下人说：日本的天皇习惯沉默不语、假装基本不管事，首相又走马灯式的一个接着一个换，找谁谈去！突然，有一个人说：报告，三个人可以谈！少佐、中佐、大佐。

“九一八事变”正是由一些佐级军官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多大的支持下，也可以说是私自干成的。这个被称为世界战争史奇迹的事变，一方面是由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这些少佐、中佐、大佐真敢干，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一个当时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的配合。两方面综合之下，导致东北四个月零十八天就沦陷了。试想想一个普通士兵从东北的最北边走到最南边需要多长时间。

那个显赫人物咱不敢做评价，但是他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爹留下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700万老百姓输的所剩无几的人，着实挺不容易做到的。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满打满算1万人。东北军44.8万人，正规军26.8万人，其中最精锐的11万人在平津，6万人在奉天（沈阳）。

那么，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人？一个连不到，100来号人，隶属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

另外东北军在武器上也明显比关东军强得多。比如捷克式轻机枪（ZB-26轻机枪），英国人叫布伦式轻机枪。这种机枪的改进型L4型，英军于80年代才开始淘汰，而印度军队今天还在使用。

当时东北军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日本军队根本没有。日后的实践证明，日军装备的“歪把子”机枪，即大正十一式轻机枪，跟捷克式轻机枪完全没有可比性。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装备的“歪把子”机枪曾被敌后游击队大量使用，但在正规军中基本不怎么见，质量问题不用说了吧。

除了轻武器，就连飞机、坦克这种代表现代化军队标志的重武器，关东军都和东北军没得比。“九一八事变”后，仅在沈阳城东北军就丢弃了各种步枪10万余支，各种机枪2800余挺，手枪2600余支，各种炮600余门，各种迫击炮2500余门，各种子弹1.8亿余发，各种炮弹50余万发，飞机265架，坦克25辆。

东北军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东北军的当家人很会做生意。那时东北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和废纸一样。他们用这种“奉天票”收购大豆，拿大豆到国际市场去换钱，换了钱后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九一八事变”原定的日期是1931年9月28日，但是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管参谋的总部）派来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他来的目的是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于是石原莞尔中佐（作战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高级参谋）、花谷正少佐（参谋）、今田新太郎少佐（参谋）决定提前行动，行动日期是1931年9月18日。

行动前板垣征四郎拿个破铅笔往桌子上一立说：往右倒不干，往左倒就干。结果铅笔倒向右面，那还干不干，废话，肯定干。日本人装习惯了。

日本的参谋为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刨除豁出命的因素，军队为何能听命与参谋？是因为日本军队的统帅权归天皇，天皇通过参谋本部指挥军队。参谋本部里都是什么人？一群参谋。所以日本军队归参谋指挥。

还有，参谋不受他所在单位领导的领导。联队的参谋归师团的参谋管，师团的参谋归军参谋管，军参谋归方面军参谋管，方面军参谋归参谋本部的参谋管。比如，作为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的辻政信，他可以直接向诺门坎战役主力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下命令。辻政信甚至会指着联队长的鼻子破口大骂，你去自杀吧！滚蛋！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计划很简单：先打掉奉天城里的东北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以阻断关外精锐东北军的反扑并确保朝鲜境内的日军顺利进入中国东北。

战争中，简单的计划往往能够顺利进行，复杂的计划往往枪一响就毁掉一半。但是还有一点让石原莞尔没想到：那就是不光美苏蒋没反应，就连当事人奉军的当家人也没反应。

额外补充一下。二战的日本关东军有个“三羽乌”，即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羽乌”没有一个是部队主官，都是参谋，但却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随后的整个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石原莞尔。这个被誉为日军最强大脑，昭和第一参谋，日本最有战略远见的参谋，也是日本陆军中最为拼命、最为刻苦、最为“大胃王”的理性疯子。战后，石原莞尔认为像我这种人居然没有成为甲级战犯、居然一点事都没有，简直是天理难容，他很难接受这种“屈辱”。

那么他的战略远见在哪里？第一步，他拼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在事变发生后，再次违抗参谋本部的命令继续占领整个东北。当然，参谋本部也没有十分认真地阻止，毕竟，都是同学、学长或前辈，一家人不干两件事。

参谋本部没有十分认真地阻止石原莞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无法阻止，或者说不敢阻止。因为参谋本部多数人比石原莞尔还要疯狂。疯子面前谁敢阻挡就杀了谁。哪怕是首相犬养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政界无人愿意出来收拾烂摊子。无奈，只能把犬养毅这位孙中山的老友莫名其妙地给推了出来，推他出来就是想利用他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东北问题。

犬养毅上台后，拒绝军部成立“满洲国”，并上奏天皇，提出将30人左右的问题军官免职。这些问题军官无非是和石原莞尔一个流派的。

于是，犬养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1932年5月15日的星期日，被人枪毙。枪毙他的参与者中居然还有陆军士官的见习生。犬养毅被杀得“五一五事件”，成为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的开始。很多人说二战的日本人不怕死，怎么可能，起码高官都怕死。

军部杀害犬养毅有一个理由，是他接受贿赂。接受谁的贿赂，张少帅的。“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张少帅给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作为答谢的支票。这封信后被军部查知，结果张少帅的财物没了，犬养毅的命也没了。

“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很快晋升为大佐，并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升官发财后，头脑非常清醒，立即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这也是他战略远见的第二步。

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大概是：充实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稳固日满和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反对扩大战争。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远东。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势力驱逐出东亚。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的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通俗点是：堵住苏联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得日本成为东亚的领导者。

“帝国国防方针”的关键点是不扩大对华战争和保持对苏联的亲善。只要这样做，第一，可以避免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第二，可以避免加入三国同盟。尤其是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这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二战时陆军为什么装备那么差，就是因为没钱，陆军的钱花到哪了？中国战场。

“帝国国防方针”的终点是：对美大决战。这点石原看得很清楚，日本不打美国，早晚让美国整死。因为日俄战争时，美国就看日本不顺眼了。

美国人很聪明，它不像德国和日本那样，一切靠拳头。美国是一直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所谓的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幌子，在全世界忽悠所有的国家。比如日本人在一战结束后，在中国抢的所有原来德国人的利益，都是在美国人的操纵下，无奈地还给了中国。还比如美国还想让他占领的菲律宾独立。这一切的行为，都是美国人在搅和世界平衡。因为美国人很有钱，他放弃了殖民主义政策，继续的是“货币外交政策”。这和现在的美国一样，逼不得已，不要打仗，面包和牛奶比炸弹要更管用。

希特勒和那个废物墨索里尼在欧洲，日本人在亚洲这种用拳头解决一切事情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美国的既定政策和它在世界的长远利益。所以美国肯定要联合德意日的对手来对付德意日。

石原的“帝国国防方针”为什么在短期内没有人反对，因为石原那时是“英雄”。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的小泽征尔，他后面那两个字“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

但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疯狂下的成功，已经导致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成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后辈们。后辈们崇拜他们的同时，怎么能不更加模仿下去。

黑眼珠子盯着白花花的银子，有谁不动心。“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除了石原得到了金钱、名利、地位和颜如玉外，其他的参与者无不加官进爵。比如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马上成为了少将，并与1941年被升为大将。本庄繁升为大将，进爵男爵，还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侍从武官长。三宅光治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九一八事变”没有多大关系的也成了男爵。就连八杆子打不着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也拿了一个男爵。

这种加官进爵的速度省了多少蹉跎的岁月，怎么能不让后辈参谋们流干了哈喇子。于是众多想得到金钱、名利、地位和颜如玉的人，全部都汇集到了华北，尤其是想成为将军的少壮参谋们。

对于二战的日本军人，想升官发财，道路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无所谓，只要能打起来。他们为什么那么想升官发财，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很穷，和意大利一样，日本也是个穷光蛋帝国主义。

当时的日本受经济危机影响，国内是又穷又苦，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的导火索就是贫穷。一群下级军官玩了命的想要把高官和资本家杀光，就是为了不贫穷。

“卢沟桥事变”的主角，是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他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来到了中国，一来中国就迫不及待地搞了个“第二次丰台事件”，第二年就搞出了“卢沟桥事变”。

这个牟田口廉也非常不要脸，而且脸皮厚的古今罕见。这家伙战后活了下来，为了撇清与“卢沟桥事变”的关系，他竟然在一次座谈会上，反复不厌其烦地声称自己一枪未开，那时他旁边的一个“卢沟桥事变”经历者受不了了，拿出了当年的报纸和他签发的电报，上面“打”字一片。看到了这些，这家伙才闭嘴。

对于“卢沟桥事变”，石原莞尔是拼了命地在阻止，但是他怎么能阻止得了。参谋们恶狠狠地指责石原：你当初就干过这种事，你凭什么有脸来阻止我们！你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我们还光着腚呢。“九一八事变”后，你石原面对阻止你的人，说了什么？你说：如果你不让我继续进军，那么，我就算带领关东军集体加入满洲国国籍，也要占领整个满洲。

“卢沟桥事变”中的石原莞尔俨然成为以他为榜样的后辈参谋们的绊脚石。所以石原的政治生涯很快便结束了。

“卢沟桥事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在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无果的情况下，又随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于是很快便被打回了原形。暴发户永远是暴发户，没文化的底子中和不掉，一不留神倾家荡产非常容易。

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有一段话：《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日本人有一个特点是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充分享受过程。哪怕亡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这种评价太高看他们了。对于二战时的日本人，用麦克阿瑟的那句话还能勉强地糊弄过去：日本人只有12岁。但我还是认为12岁有点大，毕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2岁起码懂点事儿了。可二战时的日本人懂过事儿吗？他们干的事儿，连12岁的孩子在游戏里都不好意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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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计划全面入侵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因为从战略上是完全错误的，愚昧的。

任何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都必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