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太姥姥在家里拜神。

因为那几尊神像，看起来阴森森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越看越瘆人。所以我和表弟、表妹就总觉得家里能看见鬼。

后来，我们说的话被太姥姥听到了，她就很严肃的说：“世界上没有鬼，别乱说！”

我们仨的脑回路，当时就宕机了。愣是搞不懂这是啥操作。

既然不相信有鬼，那干嘛要拜神呢？

神和鬼不是同一个体系内的玩意吗？

直到多年后，我们才明白，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都是“敬神”而不“信神”。

遇事不决，去庙里求签。

抽到好签——感叹菩萨真灵，菩萨保佑。

抽到凶签——什么破庙？下次再不来了。

人在路上走，眼皮子跳。

左眼皮跳——左眼跳财，这是好征兆呀！

右眼皮跳——什么右眼跳灾？都是迷信！

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习惯于“功能性拜神”。

没需求的时候，绝对不去拜神。

有需求了，一定要去庙堂拜拜。

进去之后，不管什么神，先拜了再说。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神要保佑自己。不能保佑自己的神，那是假神仙，下次不拜了。

一言以概括之，大家虽然拜神，但拜神的前提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自己有利的才相信。不利的，不信。不是神说啥就是啥。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观。

回到这个提问来说：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发展成一个神权国家？

因为我们国家很早就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

现在的中国人，汽车后视镜上绑红绳，档把上挂佛珠，反光镜上挂毛爷爷像，副驾驶收纳箱里还放着几本佛经。然后开口就是“上帝说什么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信。很虔诚。

然而其实，这种人骨子里是什么都不信。

古人也一样，感觉庙太大了，只供一尊神太浪费地儿了，就多供几尊。把儒释道的大神全搁在一起供。拜一次就全拜了。

明朝时，朱棣曾下旨“禁祀孔子于释老宫”。

严禁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

但老百姓不理会朝廷禁令，一切如故。

像这种“敬神”，却从不“信神”的社会。神权又怎么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继而发展成神权国家呢？

说到这里，又有个新疑问：难道华夏文明从诞生之时起，就是如此吗？

实际上，也不是。

夏朝尚神，商朝尚鬼。夏商时代，祭祀非常活跃。几乎就是“遇事不决就拜神”。

当时的中国与埃及、两河、印度、欧洲、美洲原住民文明一样，掌握祭祀的人，享有很高的话语权。可以说，神权和王权并立，甚至可以说，神权有时候还大于王权。

只不过，由于从周代开始，华夏文明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化理论体系，所以才导致我们对神明的态度变成了“功能性拜神”。

这个转变的过程，大致如下：

商代以前——神最大，一切靠老天保佑！王也不例外。

西周时期——德行要好，老天才会保佑！王只是天子。

春秋时期——天子算个屁，德行好就行，没老天啥事。

战国时期——只有德还不够，还得有刑。没老天啥事。

秦朝以后——用刑管制，用德教化。天子掌管祭祀权。

这方面的变化，看典籍就知道了。

比如《尚书》。

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尚书》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尚书》创作于西周。从以上摘取的内容就不难看出，西周时期的人就意识到了，神明不可信。

不是说你祭天，你就是天子，天就一定会保你政权的延续。

你除了祭神，还必须要有德行，要对老百姓施仁政，你才配得上天子之名。

如果你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想推翻你，天也会听从老百姓的呼声灭亡你。

还比如《左传》。

（曹刿）问：“何以战？”（鲁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齐国打鲁国，曹刿问鲁庄公，你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国作对？鲁庄公说，自己平时对鬼神祖先很敬重，自己有神灵保佑。曹刿直接表示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你只有对鲁国老百姓好，你才有一战之力。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旧有的社会理论遭到了全面的颠覆。周朝的“天最大”，以及周天子代天施政的观念受到了挑战。

当“天”这个概念被诸侯捅破了个窟窿后，统治者再想补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德行的重要性就超过了祭祀。统治者只要有德就行了。没天啥事。

再比如《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孟子说的话，就很直白了。老百姓才是政权稳定的关键。压根都不提神明。

又比如《礼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西汉的戴圣认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要得民心，要有德行，要知道德本财末的道理。

神，当然是要敬的。但不能搞错了本末。

你是因为有德，有民心，你才是天子。所以你才掌握了祭天权。

不要小看了这些先秦典籍的重要性。

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这些典籍都是儒生必读的。特别是从隋唐开始，当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像《尚书》这样的书籍，都是考科举的人必须读透彻的书籍。

这就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学院一样。许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小就学经典。

只不过，他们学的是上帝或者真主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要如何敬神。

而在中国，读书人学的是天不可信，单靠祭祀打不了胜仗。统治者只有保民，只有依靠老百姓，才能延续其政权。

总的来说。神权是在周朝之前比较明显，商朝人就特别迷行，小大之事悉皆卜之。

但从周朝开始，神权就逐渐不重要了。皇帝虽然名为天子，掌握代民祭天权力。但统治者也明白，那都是扯蛋玩意。单靠神权唬不住老百姓。自己真正维持统治的法门，是用刑法管制老百姓，用德行教化老百姓。

谁敢用神权来挑战自己，自己就灭了他。

比如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连皇帝都如此现实，老百姓就更现实了。神权社会自然不会出现。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9257条回答。

这是因为，中国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

其实在三国时期，张鲁割据的汉中地区，事实的就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张鲁和父亲、祖父，都是五斗米道系的宗教领袖。

借助三国时期全国大乱，汉中政权崩溃，张鲁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特殊道教政权。

据史料记载，张鲁在汉中，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又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

也就是说，张鲁是用神职人员和宗教法规，来管理汉中。

但是，随着张鲁投降曹操以后，这个政权也就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

只能说在三国特殊时期，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汉中独特地形，让这里成为世外桃源。

而来这里的民众几乎都是逃命而来，任你这里是什么统治都认了。

由此，张鲁的政权才能够生存。

另外，张鲁政权之所以维持这么久，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管理得很好，老百姓对此很满意。

如果张鲁政权也是很混乱的，倒行逆施，滥杀无辜，也很快会被民众推翻。

其实，我们研究世界古代各国的政教合一政权，都有一个类似的过程。

宗教往往是先出现的，总是在对生活无能为力的底层民众首先开始信仰，并且大量传播。

一旦宗教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就会同实际统治者发生关系。

统治者认为这种宗教威胁统治，无非是两种处理办法，第一打击，第二收为己用。

欧洲古代基督教同世俗政权，存在长期的竞争关系。

教皇强大时期，可以废除欧洲的国王。而国王强大时候，比如英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不受教皇干涉。

常见的是统治者将宗教收为己用，但又涉及到一个谁占主导权的问题。

在世界其他国家，有的统治者对于宗教控制有限，最终导致宗教领袖反而超越世俗政权。欧洲的教皇，甚至有自己的国家和军队。

但就中国来说，古代的宗教都是被统治者利用而已，没有大的威胁。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中国世俗政权有着完整的一套。

从春秋战国开始，在宗教还比较弱化的时代，中国世俗政权已经有了无数统治经验。

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的世俗统治制度逐步定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在当时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在绝大部分时代，底层平民虽较为困难，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维持。

这就抑制了宗教的扩展，尤其老百姓相对认可世俗政权的合理性。

只有在活不下去的乱世，老百姓才会投身摩尼教、白莲教这些反政府组织，进行武装叛乱。

第二，中国世俗政权对于宗教的打压和利用。

三大教在中国都有相当的变化。

道教和佛教在中国古代演变很久，逐步形成个人修行的手段，对国家政权没有什么威胁。

像日本战国时期那种僧兵、寺庙武装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是几乎没有的。

偶尔出现就会被定为邪教，政府迅速派兵剿灭。

比如清末的天理教，能够强大到攻打紫禁城，然后随后就被彻底浇灭了。

利用方面，很多皇帝自称自己是道教神仙转世或者佛教什么佛转世，给自己的世俗统治镀金。

但是，皇帝是不允许宗教人士干涉他的权力的，历史上也没有先例，只是单纯地利用罢了。

第三，中国老百姓相对务实。

其实古代中国老百姓，很多人是不信教的，或者只是表面上信教。

以红楼梦为例，贾府信教的主子很多，贾母、王夫人甚至王熙凤都有不同程度信教。

而贾府同佛教和道教人士也比较亲密，来往密切。

然而他们几个显然都是表面上信教，王夫人天天练佛经，实际上心狠手辣，我们知道的就害死了晴雯、金钏儿两条人命。

实际上，中国古人很聪明，真正遇到了宗教理论和实际利益冲突时，他们多选择保护实际利益。

由于民间宗教氛围其实颇为有限，想要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

因为中国是“早熟型文明”，在神权政治尚未到来之前，世俗政权就已经建立。

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中国最早期的文明，实际上也带有巫术性质，比如说夏商时代，我们今天挖掘到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很多就是祭祀用的。夏商时期一直也有祭司阶层，主要是解释上天的意志，搞占卜。

一直到商朝后期，神权才逐渐消失，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武乙。

武乙是商朝第28代国君，根据《史记》记载，武乙曾经制作过一个人偶，称其为“天神”，然后与其赌博，然后“天神”输了，武乙就想办法去侮辱它，后来武乙又制作一个装满血的皮袋，朝天射它，称之为射天。

“射天”这种事情在现代人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其中是有很重的反神权的含义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般称其为从神权到王权转变的表率。

但是实际上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迷信之气还是很风行，比如说著名的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小学时候都学过，说西门豹在邺这个地方出任，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痛苦的地方，当地老百姓说，由于河伯要娶媳妇，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往河里面扔一个女儿，如果不扔，河伯就会大水泛滥，然后西门豹把那些巫婆什么的都扔到河里去了，当地人才醒悟。西门豹在当地开挖渠道，引漳河水来灌溉农田，恩德流传后世。

神权对于政治的掌控其实没什么特别稀奇的，说到底就是两个字：文化。

秦始皇统一文字，大大降低了民众学习知识的门槛，识字读书从来不是宗教势力所管辖的，孔子时期都是“有教无类”。

而西欧刚好相反，很多国王都是文盲，不得不听从于某些教士以“上帝”的名义来驱使，所以才有了什么“赎罪券”之类的勾当。

而真等到西欧普遍性教育，比如说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出来，大面积的人知道了圣经是怎么回事，就出现了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直接让教会退出了统治阶级。

花不尽第17条回答。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神权即是宗教，宗教也是为统治服务的。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三大宗教产生的过程。

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这里主要生活的是犹太人，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是入侵者，对底层人民非常不友好，实行高压统治政策，基督教就产生于犹太人社群中，认为耶稣是创始人。

基督教信奉上帝创造一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人间是为了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转离恶行，为世人赎罪。这其实是下层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方式。

信奉基督的西方人民，个人理念非常强，对统治阶级非常不屑。专门全世界搞事情，宣传所谓的人权和民主。用葛优在非诚勿扰里的话说，现在翻身了，就喜欢加倍的对别人指指点点。

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622年的阿拉伯半岛，由穆罕默德创建。此时的阿拉伯半岛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各氏族部落为争夺牧场、水源和土地常年混战。再加上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为争夺和控制阿拉伯商道，在半岛长期进行掠夺战争，人民非常渴望和平和统一。

穆罕默德为人谦和、乐善好施、善于经商、社会威望不错。他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信奉安拉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主张敬主爱人，服从造物主，维护和平。这就是统治者统治普通民众的方法。

延续到现在，中东很多国家依然实行政教合一，人民必须遵从很多约束。说他们保守、传统、遵从原教旨，其实都是伊斯兰教荼毒太深。

佛教就更加有意思了，它起源于古印度，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创建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经过社会变迁，此时的印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释迦牟尼是印度北部的部落王子，生活优渥，早年四处游历，看惯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内心无比困惑，想寻求身心解脱的方法，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佛教的基本主旨是因果和轮回。万事皆有因果，人生难逃轮回。修的是超脱因果，求的是免除轮回。释迦牟尼不想推翻上层统治，也不想压迫统治底层人民。他只是一个没有志向的贵族，贵族最想做的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信奉佛教的人一直奉行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理念。佛教在中国也几度兴盛，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性格基因。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国家。这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是真的牛逼。

一方面，我们的理念先进，我们早早的进入了封建社会，远比三大宗教兴起的时间还要早。自周朝开始以礼治天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任何学派用来治国，都比宗教先进的多，完全不需要打着宗教的幌子来治理国家。

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兴盛是在南北朝时代，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三百年。所以在民不聊生的战乱年代，人民才需要宗教来麻痹自己或别人。以中国的地理条件，我们能够抵御更加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外来入侵。在农业社会时代，老祖宗的生活水平比同时代的他们都要好。

古代中国发展成祖宗崇拜的社会而不是崇拜神明的社会，是许多因素造成的。

1。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

华夏文明肇事始于黄河、长江两个大河流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发达，区域又非常广大，有华北大平原，黄河上游又有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四周都有天然屏障，大江大河阻隔，大山横亘周围，绵延千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只要劳作就能生存。能够自给自足，安居在本土不需要迁移。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逐渐认识和掌握农业生产规律，并不需要圣灵帮助。最多是需要在天气干旱时候祈求龙王下雨。虽然产生了龙王、土地神、财神、灶神，但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一神是对具体神灵的综合于抽象，来于中东地区。古代犹太人之所以有一神崇拜，是因为他这个民族整体上遭到不断的厄运。民族整体沦为埃及法老的奴隶，他们希望有一个神人能够帮助他们逃离苦难。一神的产生是由其历史原因和背景的。古代中国黄河流域的人则没有这种生存的危机，没有面临灭族的厄运。因此外来的大神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的上帝其实就是天，与西方的上帝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玉皇大帝不过是中国人在天上的想象而已。人崇拜玉皇大帝，不过是崇拜服从地上的皇帝而已。除了具有某种法术，玉皇大帝没有更多的功能。神仙只是一些长生不老，有些特异功能的人。这恰恰说明了长期定居的中国人希望长生的理想。

2。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以祭祀祖先为基础的宗族社会是基本的社会结构。神灵在社会治理中基本没有作用。

这里就说到社会的治理模式。古代中国是一种专治的社会，而与之对比的则是古希腊社会。希腊人生活的环境是海洋与与海毗连的岛屿半岛。他们的生产是渔业，贫瘠的山地并不能种植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因此只有贸易。或者对外进行殖民。在北方外来民族侵略下，他们的迁移是常态。他们的生活是不稳定的。由于这种经常动荡的生活，祖先崇拜是不存在的。因为应付战争和商业是需要健壮的年轻人为主要力量，因此在古代希腊产生的社会治理是民主的是共和的。他们最先崇拜的共和国精神，也在生产和贸易、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响应的神灵崇拜。比如爱情之神，谷物之神，海洋之神，宇宙之神等。但也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只是到了古罗马分裂为东西罗马后，东罗马遭到外敌入侵个，西罗马也在外族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他们开始接受了来自中东的一神崇拜，并改革为基督教。

3、古代中国的祖先崇拜与西方一神存在天然的冲突，在中国大地上一神找不到生存的土壤。一神是拒绝偶像崇拜的。而中国的祭祀祖先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偶像崇拜。在近代，西方传教士多次来华传教都遭到失败就是一个例子。在更早的宋朝就有逃难的犹太人进入中国的当时首都开封，他们遵循自己的信仰，但也逐渐被同化成了中国人。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以及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使封建专制成为历史传统。

使宗教不会成为统治力量。

使政教分离而不政教合一。

因此古中国不是神权国家！

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是神权社会、君权社会、民权社会。

以此为基础，也就形成了所谓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和民权国家。

但，这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依次展开。

一般认为，神权完了，才有君权；君权完了，才有民权。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既有神权又有君权，甚至还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但，肯定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欧洲，这三个阶段比较清晰，而且几乎是泾渭分明地依次展开。

古罗马以后的中世纪，大体可以认为是神权社会；文艺复兴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君权社会；启蒙运动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民权社会。

但，这仅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历史则是另外一条发展路径。

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神权社会阶段。甚至，我们都很难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就是神权国家。

如果夏朝和商朝不是，那么在这更早之前呢？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时候，只能是神权社会了吧？

也不一定。

关键是这个神权的权，是怎么来的。

只有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神权才会具备产生的物质载体。

而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就不可能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

于是，神权也就缺乏产生的物质载体。

所以，你只能说当时是原始村落、原始部落的社会，而不是神权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也有各种神灵崇拜，但也不能说是神权社会。因为权力的来源，不是神；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方式，也不是神权性质的。

在当时，只能说是城邦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Ａ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但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应该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因为亚里士多德还说过：脱离了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古希腊是城邦社会。

这种城邦社会，怎么也不能算作神权社会。

既然不能界定为神权社会，那还能说当时是君权社会或民权社会吗？

你总得找到一个吧。

神权、君权、民权，只是概念。概念不足以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不是真实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概念出了问题。

概念就像拐棍，用的好就用，用不好就换一根。

所以，神权、君权以及民权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组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框架。

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源自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在这个路径上，才有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即神权社会；然后，才有古希腊文明重新抬头的文艺复兴，即君权社会；再后，才有古希腊文明强势发展的启蒙运动，即民权社会。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

路径依赖后的发展，形成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某一路径的形成，却充满偶然，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或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按照神权、君权以及民权这个认知框架发展的。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也难以形成神权国家。

那么，中国的路径依赖以及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可以认为是族群社会形态。

简单说，就是一个大家族带着一众旁支小家族，一起生产、一起生活、一起祭祀、一起打仗。

于是，演化出了宗法制。

夏商周三代末期，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

这时候，无论是家族还是族群，都不足以动员社会、组织国家，更无力面对空前激烈的外部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这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持续了450余年。而且，越到后期，竞争越激烈。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光被秦军斩杀俘虏的赵国军民就有45万之多，“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战争规模超过百万。而这可是在2000多年前。

这种量级的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路径，逼着历史出现新的拐点。

因为各大战国必须疯狂升级自己在征兵、税收、后勤、行政管理和战争运作方面的能力。

最后，这种能力升级到了什么程度？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搞了一次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仅是数清人头、记下名字。但就这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没完成。因为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最后收集上来的全是无用数据。

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秦战国实施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口普查。但是，不仅要数清有多少人，而且还有分类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甚至还要数清楚有多少牛、马等大牲畜。这个难度指数远超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了。然而，秦战国硬是把这事干成了。

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出现了早熟，甩开一切可能路径，直接开启了君权国家，甚至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而标志性事件就是秦朝的建立。

大秦帝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制国家。这个中央集权，实际是一种君主集权。所以，权可认为是君权社会。

但是，与西方的君权社会或君权国家还不一样。因为秦朝这种君权国家是建立在强大官僚制的基础之上。

所以，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而秦朝完全具备这个特征。

然后，百代皆行秦政制。

族群社会形态以及宗法制的国家，发展到编户齐民的小家庭社会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和必然性。

而无论是宗法制的国家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都拥有了比神权更有力量的组织方式，所以完全不需要再用神权方式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

那么，仅是因为春秋战国的战争竞争状态，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早熟的路径依赖吗？

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环境。所以，继续往前追溯，一定要追溯到民情、追溯到思想史层面。而中国古人关于鬼神的态度，则又是一种偶然开悟造就了必然路径。

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然后周王自称周天子。

天在上、人在下，中国也有了神权的萌芽和可能。但是，没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这种神权也仅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那么，“天下服矣”之后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就是圣人君主的态度。圣人君主，也就是统治者，那他们到底相不相信鬼神呢？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就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关键是这个“如”字，也就是“好像”，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这些个统治者自己，压根不相信有什么鬼神，鬼神只是使“天下服矣”的工具。

于是，圣人、君子以及统治者们，或者说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统统都应该是无神论者。

为什么说“应该”？

因为“神道设教”往往也会把一些统治者给绕进去，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也相信了。所以，汉宣帝才会批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虽然夏道尊命、殷人尊神，但后面总要跟上一个“事鬼敬神而远之”。即便儒家圣人孔子，也会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一种元认知的偶然性。

古希伯来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采取了捆绑立约的方式。

摩西十诫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立约文书，规定了以色列人的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权利就是上帝保佑他们打仗能打胜仗。后来却事与愿违了。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无论以后怎么发展，西方人一定纠结于神权、君权与民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要么是一种敬而远之、要么是一种神道设教、要么是一种存而不论。

春秋时期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爱讲人道，不爱讲神道。同时期的叔孙穆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修。“三不朽”论，竟然与神毫无关系。而孔子则更为直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离鬼神远点儿、别想太多，这才是智慧啊。如果非要想呢？那就是杞人忧天。

所以，在最初的思想层面，或者说最初的元认知层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背道而驰。西方人选择捆绑立约，中国人选择敬而远之。所以，西方进入了神权社会，建立了神权国家；而中国始终停留于我爱生生的世俗社会，建立了政治早熟的传统国家。

一、为什么古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国家？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的明明白白，

以人为本，民为国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已有之！

有的朋友嗤之以鼻，说，好超前额，既然如此，那么工业化为什么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

我要回答的是，朋友，你的格局小了。

1、文明之间的比较不是几百年的事情，你得看到几千年，时代越远，你才能看的更加清楚。谁领跑、谁存在的时间越长，越能说明这个文明的合理性。

2、文明之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你学我赶，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时的领先，并不能保证永远领先，你堕落了你就会落后，包括我们。

3、文明必须匹配生产力，生产力反作用于文明，有的时候，生产力过低，文明的耐力和张力体现不出来。

以人为本，人本位这样的结论实在超前，已经对其他文明形成了降维打击，只是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其作用尚未完全被人看到。

当时间来到了21世纪，依然有很多国家陷在宗教的泥沼里的时候，只有中国，早早就远离了宗教，它天然的适合工业化，天然的适合走向现代文明。当中国人的大脑意识到工业化的必要性时，当中国人愿意学习的时候，它从古代走向现代，就像换了件衣服那样自然。当所有的文明都向现代化进化的时候，文明之间维度的差距才会顿现。

二、很多答者从儒家文化说明中国远离宗教的原因，说儒家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世俗世界，而不是瞎琢磨未知的鬼神，只能说对了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其实吧，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几乎没有一家能和宗教扯上关系。

比如道家，它已经在研究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它主张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

比如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非命，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比如法家，同样是希望以制定秩序来改变现实，不主张神卜、祭祀、巫教。

.....

尽管民间有各种自然信仰，少边依然有自己的宗教，但是从主流上说，中国人普遍不信教，却又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不是二极管，要么是，要么不是。而是你管用我就信你，你不管用我就不信你，一切都是服务于现实生活的！

三、全世界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朴素宗教，所有的文明都是从信仰原始宗教开始的。然后从原始宗教到多神教，再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

在科技还处于极端落后的条件下，超出人们认知范畴位置的东西，往往会造成恐慌，那么必然需要一套世界观来解释这个世界，宗教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而后随着生产力缓慢提升，人类之间的战争就会出现。只要战争多的地方，宗教都会密集出现。

而那种暗无天日的穷苦之地，就会适合一神教的产生。底层人民需要用宗教来作为安慰剂，告诉自己来世会更好，高层更需要用宗教来达成共识，凝聚人心，保持长期战乱下的团结、勇气和战斗力。

比如欧洲，它走向一神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字——穷。穷且乱逼迫它不断的比谁拳头硬，谁就最能抢，再加上后来它的商业文明高于农业文明，它天然的有对于不确定性的纠结，运气的成分太大了，所以更加依赖一神教。

中国文明是长期的、稳定的农业文明，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踏踏实实的修理大地，没事去拜神干什么？它有很大的确定性。而且长期的修理大地，人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那就是有藐视自然的乐观，有不屈抗争的意志！其他的文明都很少或者没有的。

四、中国长期的大一统，也是中国远离宗教的原因。

大一统，皇权就会压制教权。

大一统，国家稳定富裕的时间，要大大超过它落后贫穷的时间。

大一统，思想就会越来越强化于儒家，其他的思想都要对儒家作出让步。

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放在在内部农业上，而不会走商业或者对外掠夺。

中国历史，除了非常少的时间，宗教可以对儒家占取上风外，其他时间，只要皇权还在，就可以压制宗教，把思想重新拉回到儒家的轨道来。

儒家本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它没有仪轨，对人的思想没有禁锢。但是后来随着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儒家越来越固化，越来越一家独大，店大欺客，儒家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高级流芒.....正应了那句话，水无常形，人无常势。当一群人堕落了，不爱学习了，才是落后的根本，错的不是儒家！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大一统的中国周围没有强敌，时间长了，中央居民很容易产生傲慢懈怠的心理，安逸日久而不思进取。乾隆曾有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我们看到的是200年前，不光是普通人堕落了，而是整个精英层都堕落了，不爱学习了。我们领先了太久，懈怠了，都不愿意了解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这才是我们近代落后的根本！

你没有抓住文明进化的风口，你还停留在冷兵器和热兵器之间过渡阶段，人家已经是大炮巨舰洋枪了。

工业文明吊打农业文明，你信啥都不好使！

当时的人还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度那些强盗，人家会认同你的价值观么？

西方本身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它们一直迷恋军事武力。“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胜者拥有一切”……这些都是强盗逻辑的体现。

你富且弱，你就有罪！人家不抢你抢谁？

五、中国的地缘环境也是远离宗教的原因。

因为它相对封闭:

北部是温度荒漠和寒冷的西伯利亚；

西部是高海拔的雪域高原或荒芜芜戈，地广人稀、人迹罕至；

南部偏西是崇山峻岭、瘴气密布的亚热带、热带原始丛林地区；

东部是辽阔的太平洋；

西南是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

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让其它国家的宗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阻隔在外。

总结:

100年前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一定有一种临危意识；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他有一种历史的光荣被调动起来。

因为我们可以回溯过去，寻找破解之道。

我们也可以站在未来，找到破局之法。

新的世界格局里，结合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大一统是否又到了“收割红利”的历史节点？

请耐心等待！

神权国家的宗教一般为一元论的宗教，所谓一元论，基本核心是，神只有一个，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日本的神道教，上帝、真主都只有一个，一元论的宗教天然地排斥异教，这是一元论宗教能与政权结合的天然条件。中国古代的宗教儒释道，儒家算不上正宗的宗教，教主、教规、教义不是很成型。释也就是佛教，为外来宗教，东汉传入中国，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这两个宗教都不是一元论的宗教，佛教人人皆可成佛，道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两个宗教排他性不强，不能迎合政治的需要，这是这样的原因，古中国没有政教合一，自然也就没有成为神权国家。

与历史上形成的道统模式有关。

简单阐述了。

第一、西周之前世界都是萨满文化，就是以日月和生殖崇拜为主发展起来的一种多神、万物有灵的崇拜和祭祀模式和巫术。

时间来到西周前夕，萨满走到了它的末法时代。因为萨满从人类探索、思考世界之初的朴素科学意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叠加演变已经成为一种过度的神本位、巫风盛行的模式。而且由于各个支系道统和代表物的差异，分歧和矛盾之处很大。例如苗蛮的项圈是迷信上为了防止被割头，而割自己头的又是兄弟族群沿海支大鲧族。西周是阐截两派和解的时期，双方共建了西周。所以综合原因导致了社会急需走向新的方向。西周采用的是破巫风，通过《周礼》规定等级尊卑和规定了各级别的礼仪。这样就使得思维上从神本位思维转化为人本位思维，按《周礼》行事，不再凡事卜卦问神了，说白了就是开始走向世俗。这就使得大方向上走向了有人文色彩的哲学思路。

第二、虽然大方向上是走向人文色彩的哲学思路，可是由于阐截两派的道统主张差异，新的矛盾来了。阐教里羌系沙朗主张的是完全世俗化，要达到的就是孔子那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不让鬼神成为社会主流道统，变成一种基于自然与人的意识形态。而截教体系主张的是新宗教明鬼，就是人文化的宗教哲学道路。

这个分歧就导致了西周灭亡，中国在春秋后进入世俗哲学道路。春秋百家争鸣主流都是世俗哲学思维。墨子虽然主张明鬼，但其思维模式还是世俗哲学体系的。墨家文化明显就是截教体系的，也就是夏文化遗留。墨家弟子的高度组织化和明鬼这些与犹太教、欧洲组织化社会很像。与日本社会内部成立各种各样组织的模式也很像。因为日本的基础是大鲧族带着D系矮黑后裔建立的，日本虽然经历了箕子族流入和秦人汉族流入，但道统主线还是沿海支大鲧体系的。大和民族名称也源自颛顼「和九黎」制度。

第三、由于西周灭亡，阐截两派在全世界又开始争斗。留在中东的犹大支系和印度河文明体系都出现了宗教哲学路线的新宗教模式。因为他们就是隶属于截教鬼方体系的道统。

犹大支系建立的犹太教不仅走了宗教哲学道路，而且污蔑了走世俗哲学道路的羌系沙朗，也就是撒旦。可见双方在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之后是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春秋后中国通过百家争鸣进一步形成了世俗哲学体系通道。而且这一模式形象了与羌系有关的古希腊和古罗马。

有意思的是秦体系崛起过程中派人打入中东去建立基督教反犹太教。基督教打出的正是黄种圣婴耶稣的旗号，然而后来基督教被同化了。唯一不同的是基督教把污蔑沙朗的犹大说成了撒旦。

第四、由于西周和春秋确立的道统是世俗哲学道路，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也是共识。所以在中国就不会去发展宗教。哪怕道家文化是主线早期也没有合并成宗教。而是到了很后来才搞了一个宗教性不是很强的道教。

就是一方面道统分歧决定了走世俗哲学道路，墨家突然式微其实就是与道统选择有关。这也是双方意识形态之争在东方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世俗力量的强大和人们信仰宗教的不着迷就使得佛教进入也最终屈从于世俗社会。第三方面是黄种人似乎天生就不是很着迷于鬼神，在现世和死后归宿之间，人们更重视现世。所以哪怕周初就由楚地南迁的泰族等在没有经历西周世俗化洗礼的情况下，最终也没有变成极端的神权社会。

马来西亚和印尼属于大鲧族体系，他们皈依伊斯兰后确实也出现更浓厚的神权意识。但是程度上又不能与中东和西方相比。我们看到的宗教氛围加大实际上都是二战后资金、人为推动的。

综合来说，黄种人在天地人三者中就是人道宿命，古文化里体现的很明确。玄学看是如此。历史上羌系沙朗的世俗哲学道路则决定了我们的道统和人们的敬鬼神而远之注重世间生活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着迷于宗教，也就不会发展成神权国家。事实也证明，世俗道路是正确的。西方也是通过文艺复兴世俗化才崛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