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
▲张居正
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
万历八年（1580）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其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帝国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
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根据最爱君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当过国家大权的， 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剧照：张居正
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经常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一走，整个帝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
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他可以赢得很漂亮。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
张居正的悲剧，说白了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其预撰“墓志铭”，为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
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真是够了。如果罗织罪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那还要雷政富的视频干什么？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
最大的赏赐是，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帝国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作了这样的评价：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的）人物。
▲万历皇帝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帝国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
然而，这个转变恰恰可以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
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乞休而退，正是时候。
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万历九年（1581）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
但是，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之时，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了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是，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公元1584年，当抄家的官员推开张府的大门时，张家十七口人早已被活活饿死，而张居正的儿子因不堪受辱，自缢身亡。
抄家的官员从张府抄出十万两白银，珠宝玉器不计其数，自此，张居正的贪官之名盖棺定论，一代贤臣从此背负上了骂名。
殊不知，张居正登阁拜相之时，隆庆帝刚刚驾崩，年仅十岁的万历被推上皇位，此时的大明王朝早已败象尽显，风雨飘摇。在这个帝国的权力中心，一场场权力游戏不断上演。
也正是他，在大明帝国病入膏肓之际，施以猛药，才让大明王朝起死回生。有人说，明朝最后的76年，都有赖于张居正才得以续命。但是，也有人说，他工于心计，独断专权。
那么，历史上的张居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在明朝中后期，那个充斥着尔虞我诈，同时也满载着救世理想的复杂官场上，张居正是如何成为左右国运的一代名相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张居正的首辅之路说起。（万字预警，阅读时间十五分钟）
公元1572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深夜，时年36岁的隆庆帝在乾清宫突然中风，生命垂危。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与次辅张居正等人被紧急召入宫中。
病榻上的隆庆帝早已奄奄一息，见到榻前的高拱等人，隆庆帝挣扎起身，断断续续地说道：“朕……朕突患恶疾，恐命不久矣，有负……有负先皇嘱托，然太子年幼，今后，这天下大事就拜托先生了。”
话音刚落，隆庆帝便一头栽倒在榻上，气绝身亡。高拱见状，跪地前行至隆庆帝榻前，大声呼唤着皇上，可是，此时的隆庆帝再也没有了回应。
遥想当年，隆庆帝还是他的学生，他教他读书写字，教他处理朝政的场景历历在目，而今，登基才六年，便已驾鹤西去，高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痛哭道：“皇上，太子年幼，刚满十岁，这天下可怎么治啊！”
闻得此言，众人纷纷侧目，心思各异。
为避免横生枝节，传旨太监随即起身，朗声道：“先皇遗诏，请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大臣接旨。”
“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协心辅助，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钦此。”
听罢遗诏，高拱一阵惊诧，他登时站了起来，大声质问道：“司礼监掌印太监不是孟冲吗？何时变成你了？”
冯保沉默半晌，恭敬地回道：“高大人，原掌印太监孟冲因办事不力，被革职查办了，如今，这掌印太监一职，暂时由老奴接任。”
“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任用，先帝向来都会与老臣商议，如今怎会在遗诏中改用他人？”高拱不信，仍然追问。
见此，冯保也一改恭敬之色，厉声说道：“高大人，先帝遗诏在此，你有何不信？难道，皇上刚刚驾崩，你就要抗旨不遵吗？”
眼见两人争执愈演愈烈，张居正当起了和事老，劝道：“冯公公切不可这样说，你在司礼监任秉笔十几年，难道还不清楚高阁老的为人，皇上驾崩，他难免心急悲痛，还请冯公公不要误会。”
冯保见张居正出面维护，也不好再起争执，便道：“张大人所言极是。先帝遗诏托孤，咱们这些做臣子奴才的，理应忠心辅佐才是，但是，若有人想要欺东宫年幼，惑乱君心，朝纲法度也定不会容。”
其实，冯保与高拱素有积怨，冯保担任秉笔太监十几年，只因高拱出出阻挠，提拔自己的亲信太监，他才迟迟不能升任掌印太监。
而这次，冯保借着皇帝驾崩，凭遗诏上位，自然惹得高拱不满，但是，碍于遗诏，高拱也无法阻止，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但是，他显然从未想过要放过冯保。
在高拱眼里，冯保一介阉人，不过是凭着太子伴读的身份，为人嚣张跋扈，处处恃宠而骄，任秉笔太监之时，就屡屡干预朝政，如果让他升任掌印太监，更是后患无穷。
高拱的担心，其实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明朝政治黑暗，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宦官干政。明朝初年，太祖皇帝明令禁止太监识字，可是到了明宣宗时期，后宫不光为太监设置了学堂，还大加鼓励太监认字。
自此之后，凡是皇帝的口令皆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过后，再交由内阁撰写诏书。至于奏折，皇帝甚至连看都不看，直接让内阁给出处理结果，再交由司礼监批红盖章。
起初，皇帝只是想用司礼监牵制内阁的权力，相互制衡。但是久而久之，司礼监的职权越来越大，甚至凌驾于之上，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更是有“内相”之称。
可见，这司礼监的头把交椅定是地位显赫，百官臣服。
如今，冯保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企图与身为首辅的高拱分庭抗礼，自然不为高拱所容，他发誓，定要将当日所受之辱全部讨回，二人的权力之争也是一触即发。
一日，冯保像往常一样正在批阅奏章，突然，一份高拱奏请皇上收回司礼监批红盖章职权的奏章赫然入目。看完奏章后，冯保不禁怒火中烧，司礼监批红盖章之权乃是祖宗法度，岂是一介首辅说收回就收回的。
于是，他大笔一挥，在奏章上写下六个大字：“知道了，遵祖制”，驳回了高拱的奏请。冯保看似轻飘飘地处理了此事，但是，他惊惧的内心早已起了波澜。
为了保住自己的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当夜，冯保乔装前往张府，拜见了次辅张居正，张居正见冯保来访，虽然心里疑惑，但还是将他迎进了府中。
刚一坐下，冯保便道明了来意，从怀中掏出一物，正是日间高拱上书的奏请，冯保将奏章递给张居正后，严肃地说道：“张大人，高拱此举可是要违背祖宗法制啊！”
张居正细细地看完了奏章的内容后，略一沉思，回道：“冯公公，依我看，高阁老只是想为皇上分忧解难，您说此话，过于严重了！”
此时的冯保不打算与张居正绕圈子，他直言道：“张大人，您是聪明人，怎会看不出高拱的真实意图。表面上，他是针对我司礼监，实则，他是想独揽朝政，架空皇上，如若不阻止，那我大明朝岂不是又要多一个严嵩！”
张居正闻言，反驳道：“高阁老虽有点独断专制，但他为人正派，绝不是那奸相严嵩可比的！”
冯保听罢，冷哼一声道：“那高拱之所以能够登阁入相，全凭着自己是先帝老师的身份。如今，圣上年幼，根基不稳，您身为皇上的老师，难道他高拱不会忌惮您？依我之见，不如你我联手，将他赶出内阁，您来做这个首辅，如何？”
面对冯保的拉拢，张居正并未正面回应，他说：“冯公公，我张居正只想尽心辅政，报效朝廷，无意与谁争锋，还请公公莫要再为难我。”
但是冯保依然不死心，竭力劝道：“张大人的为人，冯某深知。可如今皇上幼年登基，根基不稳，正需要像张大人这样尽心辅佐之人，而非高拱那般独断之人，难道您能眼睁睁地看着皇权旁落，皇上成为高拱的傀儡吗？还请张大人三思啊！”
冯保的一番话说得是言辞恳切，张居正的内心也是游移不定。然而，浸淫官场多年，他见惯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
想当年，张居正刚入翰林院时，曾亲眼目睹了夏言与严嵩的首辅之争。权倾一时的首辅夏言最终被奸臣严嵩谋害，取而代之，结局可谓是惨烈。
朝堂上从来不缺斗争，大家你来我往，如命运轮回般，不曾停止。如夏言、严嵩、徐阶，这些人也曾煊赫一时，大权在握，但结局也大都相同，或死或离。
张居正早已看清了一切，他深知，想要在朝堂上明哲保生，只能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于内要洞察时局，伺机而动，于外要保持中庸，顺势而为。
所以，张居正不想这么快就战队，更不会贸然与谁为敌。因此，对于冯保的这番游说，他不动声色，想要再进一步观察，再做决定。
翌日，冯保将批复好的奏章交由内阁，高拱见到了奏章的朱批气愤不已，他忿忿不平道：“就是因为遵守了司礼监掌印的祖制，才导致了如今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个冯保，不除之不足以正朝纲。”
话音刚落，只见张居正前来拜访，高拱随即就将手中的奏章递给了张居正，言辞犀利地说道：“你看看这冯保，居然敢越权干政，我必须要向皇上联名弹劾他。”
张居正看完奏章后，回道：“冯保刚刚上任掌印，何时有干政之举？”
高拱眯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张居正道：“你看这奏章上的朱批，如果不是冯保，难道还会是那个10岁的孩子干的？”
高拱的话让张居正的心里一惊，“10岁的孩子”，这就是高拱对当今皇上的称呼。张居正合上奏章，正色道：“高阁老，依我看，弹劾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先帝遗诏，冯保也未托孤大臣。况且，他又是皇帝的伴读，要弹劾他，恐怕会惊扰圣心，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高拱闻言，脸色微微一沉，不假辞色道：“当今圣上就是被这些狗奴才给惯坏了，他已是天下之主，如何还能由着性子胡来。依我看，正好借着弹劾之事，让他涨些教训。张大人，你身为皇上的老师，可要秉承先帝的嘱托，严加管教。”
张居正虽然表面仍显恭敬，但是内心却不大认同。
小万历的身上早就展现了少年天子应有的才能和气度，他从不荒废学业，总是废寝忘食，即便是日日学习到深夜，第二日也决不耽误早朝，这样的皇上会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呢？
高拱对皇上表现出的轻蔑和不敬，让张居正的内心开始摇摆，他担心，冯保说的会成为现实。如果有一天，小万历真的成为高拱手中的提线木偶，大明王朝将中兴无望。
经过几番权衡，张居正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当晚，他给冯保写去了一封密信，将高拱准备联合内阁弹劾冯保的决定和盘托出。而另一边，冯保接到了张居正的密信后，也是一阵心惊。
他想，高拱，真的不可再留了！
恰逢一日，李太后召见冯保，向他询问小万历的学习情况，冯保随即为张居正美言了几句，而后又话锋一转，将高拱斥责万历是个被惯坏了的小孩的话，一字不落地说给了李太后。
此话一出，李太后顿时大怒，直言：“何时轮到他来说皇上了？”
冯保见太后已然生气，便吞吞吐吐地继续说道：“先皇驾崩当日，高大人还说，皇上只有十岁，治不了天下。”
太后听罢，怒气直冲脑门，她怒吼道：“反了，反了，皇上刚刚登基，他就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来，哀家岂能再容他。”
为了自保，也为了趁机拔除心腹大患，冯保说尽谗言。可高拱的那句“太子年幼，刚满十岁，这天下可怎么治啊”却是发自肺腑的忧心之言。
当时的民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国家财政更是入不敷出，经济濒临崩溃。身为首辅的高拱十分清楚此刻的国情，他忧心不已，才发出这样的感叹。
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到了冯保的嘴里，却成了高拱意图独揽朝政的证据，也让高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终点。
另一边，高拱对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正在积极地联络朝臣，一手策划着联合百官弹劾冯保的计划，并决定，在6月16日的朝会上，一举实施弹劾计划，击败冯保。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信心满满走上朝堂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削官的旨意。
那日，满朝文武大臣早已位列大殿之上，可等了许久也不见皇上前来，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冯保带着李太后的懿旨，立在了大殿中央。
他大声说道：“皇上今日不早朝了，命老奴前来宣旨，请诸位大臣听旨。”
见群臣跪下，冯保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内阁首辅一职由次辅张居正接任，钦此。”
听完旨意的高拱内心一片惊涛骇浪，起身时只觉一阵眩晕，差点没栽倒在地，好在张居正一个健步上去一把扶住了他，高拱看了一眼张居正，只留下一声叹息，慢慢走出了朝堂。
对于张居正与冯保联手驱逐高拱的这件事，世人众说纷纭，有人说，张居正勾结宦官，谋夺高位，是其一生不能抹灭的污点。也有人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权利更迭的必然性，是他拥有政治智慧的结果。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张居正毫不在意，他也从未想过辩解。他不在乎别人是如何看待他登上首辅之位的，他只想将这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
公元1572年，47岁的张居正终于登上了首辅之位。20年来的官场沉浮，他早已看清了结局。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兢兢业业，尽量掩藏锋芒，这一次，他终于登上了顶峰。
然而，面对突然拥有的权力，张居正却显得有些迷茫。
此时的明朝虽然看似强大，却早已是强弩之末，国库亏空，财政赤字高达三百万两，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底下早已是怨声载道。
面对这样一个外强中干的王朝，张居正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挽救，可谓是难如登天，但是，他辅世救国的理想不容许他放弃，他想，唯一的方法就是，变革！
可是，古往今来，推行变革者有很多，例如秦国的商鞅，宋代的王安石，虽然都得到皇帝的支持，可最终的结果无外乎身败名裂。
但是，张居正不在乎，他要改变，他要救国，他要大明中兴。思前想后，他将改革的第一记重锤砸向了官僚体系。
公元1572年，太和殿朝堂之上，张居正正在向万历皇帝上书奏请。
“皇上，如今官场积重难返，皆因官员无考核体系，长此以往，政事荒废，祸患无穷，故臣想请皇上颁布《考成法》。”
高坐在龙椅上的万历皇帝听罢，疑惑地问道：“先生，何为《考成法》？”
张居正回道：“今后凡六部官员所上奏之事，皆由六科进行考核后交给内阁，内阁每年按照考核的结果来判断官员的去留。”
原来，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为了考察官员，特别成立了六科，六科可将朝廷所有官员的违法行为直接报告给皇帝，这也导致了明朝的党争往往从六科开始。
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是将六科纳入了内阁之中，大大削弱了六科的权力，但是，这一举措也改变了明朝承袭两百年的官员体制。
听完了张居正的陈述，万历急急地问道：“先生可是要变法，可是朕初登皇位，根基还未稳，此时变法，只怕会重蹈宋代王安石变法之覆辙啊！”
虽然万历皇帝一开口就是拒绝，但张居正还是耐心地解释道：“臣所提的《考成法》并没有违背纲常，而是依照祖制，《考成法》的依据来自于《大明会典》，这也是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
在张居正的一番解释下，万历皇帝终于同意实施变法，这让张居正欣喜不已。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张居正所料，因为借用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大明会典》中的先例，作为《考成法》实施的依据，新法推出后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但是，早已懒散惯了的官员们却对新法大有怨言，只是大家碍于张居正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
可是新法实施后，官员们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这让朝廷的运作逐渐变得通畅，中央及地方的冗官被裁撤一空，朝堂上呈现出一派清明景象。
在《考成法》日益见效的同时，张居正又将目光投向了明朝的经济问题。
自隆庆帝登基以来，国库连年亏空。张居正发现，问题的根结在于，大量的土地被地主偷偷吞并，为了逃避赋税，这些地主与贪官勾结，瞒报手中的土地，导致税收锐减。
为此，张居正强烈推行清丈田亩，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核查，一旦上报的土地数量与事实不符，土地将被朝廷没收。
而张居正的这一改革措施，严重触动了官僚地主的核心利益，各地的官员纷纷坐不住了，开始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
弹劾的声音如狂浪般袭来，起初，张居正并不在意，直到一封来自辽东的弹劾奏章，让张居正心生失望。
这封弹劾奏章出自辽东巡抚刘台之手，他是张居正的学生，明朝开国两百年来，学生弹劾老师，这是第一遭，张居正自觉无颜面对百官，于是决定向万历皇帝请辞。
万历皇帝接到了张居正的辞呈后，直言道：“先生，您能看着学生身处困境，大明朝身处困境而撒手不管吗？先生如此看重师生之情，可知朕也是您的学生啊！”
万历皇帝百般挽留，言辞恳切，让张居正不由得心软。他明白，变法革新已经到了必须实行的地步，除了他，这事没人敢做，也没人敢接，于是，他只能收回辞呈。
为了挽回张居正的颜面，万历皇帝下令，将刘台下入大狱，杖责一百后，发配充军。此时的张居正虽然对刘台已无师生之情，但是念及往昔的情谊，还是向皇上求了情。
最终，刘台被贬为庶民，永不录用。
自刘台被罚后，朝廷上下无人再敢反对张居正，而张居正的首辅地位从此也无人可以撼动，张居正的变法也得以顺利地推行下去。
不到一年时间，大明王朝亏空了数十年的国库终于有了盈余，这也意味着，张居正的变法让岌岌可危的大明开始恢复了元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又会迎来一个盛世。
但是，通往光明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那么几块绊脚石，给人沉痛的一击。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突然去世，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必须辞去官职，回家为父亲丁忧守孝三年。
此时是张居正实行变法的第五个年头，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此时离开，意味着变法可能会前功尽弃，但是，如果不走，那张居正就将面对难以想象的政治舆论压力。
思前想后，张居正还是决定回家守孝，于是，他再次向万历皇帝上交了辞呈。
在接到张居正的辞呈申请后，万历皇帝也是左右为难，他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登基五年来，所有的政事都有赖于张居正的教导，如果张居正走了，他便无人可以依靠了。
他想，朝廷不可一日无张居正，为了留下张居正，万历皇帝只能“夺情起复”，拒绝了张居正的辞职请求，可张居正再一次坚持上交辞呈，请求离去。
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能将张居正召入宫中面谈。面对万历皇帝的苦苦请求，张居正只能谨遵圣，继续留任。
但是，万历皇帝的这次“夺情”举动，将张居正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明王朝迎来了一场极为猛烈的弹劾风暴。
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古代帝王都奉行“以孝治天下”，但是张居正这次被“夺情留任”，被抱守传统理念的士大夫阶层所不容，他们认为，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有悖人伦，是道德上的极大污点。
而一个有道德污点的人，如何能成为百官之首，甚至有人认为，此次夺情留任，是张居正为了一己私欲，威胁皇帝下令的。
一时间，满朝文武百官的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入了太和殿。而此次，第一个上书弹劾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而他也正是张居正的学生。
在弹劾了张居正之后，他特意带着弹劾奏章的副本，拜见了老师张居正。
见到学生前来，张居正悲恸的心情稍微有了缓和，他以为吴中行是来宽慰他的，谁知，吴中行却将弹劾自己的奏章递给了张居正。
看过奏章的内容后，张居正嘲讽地说道：“既然你已经将奏折递上去了，还带来给我看做什么？”
吴中行回道：“正是因为递上去，我才敢带来给老师看。”
吴中行此举，无疑是在向张居正宣战，这对于正在守孝的张居正来说，又是一记沉痛的打击，但是，此刻的张居正无意与他争执，只是挥挥手，让他离开了。
吴中行之后，又有众多官员上书弹劾张居正。朝堂上，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早已怒不可遏了，他下了一道圣旨，凡是弹劾张居正者，一律庭杖八十，有谁敢替他们求情，一同法办。
一时间，朝堂上风声鹤唳，都怕触怒了皇上。然而，为了营救即将被行刑的同僚，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锡爵只得带着十几名同僚，前去张府请求张居正为弹劾他的官员求情。
他们清楚，此刻，能让皇上收回旨意的只有张居正了。
当他们来到张府门前时，发现张府大门紧闭，询问守门人，得到的却是张居正闭门谢客，不再见任何人的决定。王锡爵无法，趁着一个空挡，溜进了张府，见到了正在守孝的张居正。
王锡爵一开口，便是求张居正去为即将庭杖的官员求情，张居正听闻其来意后，言辞拒绝了，张居正的态度一下子惹恼了王锡爵。
他疾言厉色道：“首辅大人，您舍孝尽忠，举国皆知，此时，你却要为一己私欲，枉顾人伦，弃师生情谊不顾，就算您功在千秋，也难逃悠悠众口。”
张居正正色道：“王大人，我若求情，天下人说我挟天子治天下，我若不求，便是不仁不义之辈。如今家父去世，我只想一心守孝，至于那些同僚，全凭皇上做主，恕我无能为力。”
王锡爵没想到，张居正拒绝地如此干脆，更加怒不可遏，喊道：“如今这一切，还不是你张居正造成的。”
张居正闻言，顿时怒从胸中起，恶狠狠地说道：“好一个皆是因为我张居正。”
随即他拿起桌边的匕首，抵住自己的胸膛，说道：“王大人，如果今日一切皆因我张居正而起，若我一死，能够堵住这天下悠悠众口，那我甘愿一死。”
张居正的凛然之气让王锡爵为之一振，无奈之下，他只得离开张府，而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全部被施以庭杖，行刑现场惨不忍睹。
守孝49天后，张居正重新回到内阁，这一次，世人发现他变了，他不再拥有仁者之气，推行新政更加强硬和严苛。张居正的这种转变，或许是出于对弹劾声浪的一种报复。
更或者，是他意识到，唯有厉行改革，才能堵住这天下的悠悠之口，唯有手握强权，才能让百官臣服，才能毫无阻力的实行他的兴国大业。
张居正一怒，堪比帝王之怒，所到之处，官员们怨声载道，但也不敢反抗。但是，让张居正没想到的是，他的强硬手段，最终惹恼了万历皇帝。
从此，这对昔日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怀疑与反叛也在潜滋暗长，并最终演变成一场惊闻天下的政治悲剧。
曾经，张居正与万历虽是师生之命，君臣之位，但更是情同父子。从张居正成为万历的老师那一刻起，他殚精竭虑，誓要将万历培养成中兴之君。
而万历皇帝也从来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不管是朝堂上，还是私下里，他都会恭敬地称呼一句，先生。
正是因为感念先生的谆谆教诲，万历皇帝才会一力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大业，这也让大明王朝从泥足深陷的困境中走出来，开始走向了久违的盛世。
但是，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张居正的内心也在急剧变化，尤其是经历“夺情风波”后，张居正一改之前中庸的为官之道，对国事、对人情都变得强势严苛。
雅自负不世出,为刘台等所,志意渐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见与,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面对不臣服的官员，他不再寄希望于以德服人，而是用更加强硬的手段镇压，行事风格更加无所顾忌。张居正的改变，让他与万历皇帝之间的相处开始有了隔阂。
公元1578年，16岁的万历皇帝大婚，曾经的幼年天子已然成年，渐渐露出了对独立行使皇权的渴望。这个曾经无比依赖张居正的小小少年，竭尽全力想要成为大明王朝真正的统治者。
成婚之后，万历不再受母亲李太后的管束，花钱渐渐开始大手大脚起来，内廷库银一年五六十万两，都不够他与皇后挥霍。
为了能继续享受皇帝应有的生活，万历皇帝下令，向户部拨取20万两白银用于内廷的开销。但是，当旨意刚刚下达到户部时，就被张居正给拦下了。
张居正面见万历皇帝，心急之下，直接质问起皇帝，内廷的库银都用到哪里去了。张居正的严厉质问，让万历心生不快，却也不好发作。
他反问张居正道：“张先生，您说朕是太平天子，那么何为太平天子？”
张居正回道：“边境清宁，国富民丰，四海升平，九夷来朝，当是太平盛世，盛世之君，即为太平天子。”
万历听罢，又问道：“既然国富民丰，朕又是太平天子，为何花几个钱都不行？”
张居正叹了口气，继续劝道：“皇上，老臣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居安思危，居富不奢，才是太平天子之道。”
张居正一再坚持，户部的银子只能用在国事上，后宫的用度只能从内库支取。万历皇帝见张居正不愿松口，便提议，如果户部的银子不能支取，那便自己铸造铜钱使用。
没成想，万历皇帝的建议再次遭到了张居正的严词拒绝，这让皇帝的内心更加不快，他想，自己堂堂一国天子，居然连铸造一枚铜钱的权利都没有，何其可悲。
这件事后，万历皇帝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囊，但是，碍于张居正的身份，他也不好发作。此时，万历身边的太监张诚看出了皇上的心思，便想谄媚讨好。
张诚开始不断地给万历皇帝进谗言，痛批张居正自多情之后，越发的居功自傲，居然连天子的命令都敢驳回，这天下哪有臣子做天子主的道理。
万历皇帝虽然对张诚的话怒不可遏，直言让他滚出去，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张诚的话确实戳中了他的心思。
自此，万历皇帝虽然表面上，他还是表现出对张居正的尊重，事事都会询问他，但在行动上，渐渐显露出乖张难测的一面。
公元1580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在内廷的宴会上喝多了酒，他命两个小太监唱歌助兴，但两个小太监推说不会，一下子就惹恼了万历皇帝，竟然拔剑就要杀了二人。
经过旁人的劝阻，万历才作罢，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割下两人的头发，以示“割发代首”。这件事传到了李太后耳中，登时勃然大怒。
李太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曾经仁厚善良的孩子，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于是，她将万历皇帝召进后宫，想要重重地惩罚他。
在慈宁宫的主殿中，万历皇帝跪在大殿中央，不断向李太后承认错误，然而李太后怒气难消，直言要将万历这个皇帝废了，吓得万历崩溃大哭。
等到张居正赶来，万历皇帝早已泣不成声，听得李太后想要废黜皇上的决定后，张居正随即跪倒在地，恳求道：“太后若是想要废黜皇帝，就请将我这个内阁首辅一并废了吧。”
张居正的话让李太后颇为感动，她这么做也无非是想吓唬一下不懂事的万历皇帝，哪会真的废了他，张居正心里也明白，就顺水推舟，配李太后演了这么一出戏。
碍于张居正的求情，李太后也不好再做惩罚，只得饶了万历皇帝，只叮嘱万历要多听张居正的教导，今后切勿再出现此等荒唐行径。
作为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是一个颇具政治眼光的聪明女人。她明白，若想要匡扶社稷，中兴大明，只能依赖于眼前的张居正。
她希望张居正能帮助他们母子俩护住大明江山，她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张居正的庇护下，稳坐皇位，因此，李太后一直都全力支持着张居正。
不得不说，母亲的眼光比儿子万历看得更加长远，如果万历能听从母亲的告诫，平心对待张居正的劝说，大明王朝或许真的可以再延续百年。
然而，李太后虽然聪明一世，却始终忽略了万历皇帝的心理变化，她对张居正的肯定与对万历的打压，激化了万历与张居正的矛盾，心中开始逐渐露出不满。
对于万历皇帝的变化，张居正也是看在眼里。他辅政已有八年，皇上也已经18岁了，或许也是时候该放手了。
张居正久经官场，他明白功高盖主的下场，也目睹过太多墙倒众人推的悲剧，为了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张居正思虑再三，决定辞官归隐。
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辞呈，交由万历皇帝。看到辞呈的万历皇帝内心忧虑，一方面，他早有亲政之心，张居正的请辞正是一次机会，另一方面，他受张居正庇护多年，担心不能独自面对波云诡谲的朝堂。
万历的担心被内侍张诚一眼看穿了，他略带讨好的进言道：“张大人为国操劳多年，也是时候休息一下了。以皇上之圣明，将来必能宏图大展，大明盛世必会到来。”
万历皇帝听了张诚的恭维，一下便自信满满，心中暗下决定，准备批准张居正辞官归隐。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李太后坚决驳回了张居正的请辞，还让张居正辅政到万历三十岁。
李太后的一番话，彻底击溃了万历最后的一丝尊严，也彻底断送了张居正明哲保身的机会。张居正只能重新回到内阁，兢兢业业地辅佐皇帝。
然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年事已高，面对繁复不清的政务和阴谋算计的官场，他早已力不从心，而他的身后，万历皇帝始终带着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这一切，都在不断摧毁着张居正的身体和内心。
终于，在万历10年6月26日的这天，辅政十年，时年58岁的张居正溘然长逝，大明王朝的支柱轰然倒塌，举国悲痛。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场清算正在逼近张居正的家族。
张居正去世后，朝廷谥号“文忠公”，上柱国，一切都极尽哀荣。但是，随着张居正的逝去，反对的声音逐渐起来，其中，有张居正曾经的政敌，也有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的政治集团，更有急于独立操控局面的万历皇帝。
为了能将权利牢牢地抓在手中，扫除张居正在朝廷中的势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倒张居正。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当权时的罪状，监察御史杨四知更是列举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上书皇帝。
皇帝看着这些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内心一时难以名状，但是，他清楚的明白，只有扳倒了张居正，才能重塑皇权，才能成为帝国真正的掌权者，所以，他默认了这一切。
但是，念在张居正是托孤重臣，且有十年的辅政之功，如今也已亡故了，万历皇帝便假装大度，不再追究。
虽然皇上没有明令责罚，但是群臣们已然清楚了皇帝的态度，于是，更加毫无顾忌的弹劾张居正。两年后，万历皇帝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按耐不住，对昔日恩师下了手。
万历十二年八月，都察院按照万历的旨意弹劾张居正，这是一份来自万历的起诉书，他为张居正几十年的官场生涯做了总结。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
万历下令，褫夺张居正所有的官衔，其“文忠公”的谥号也别夺取。其儿子张简修也被革去所有官职，全族抄家流放。
生前居功至伟的张居正，死后差点被断棺戮尸，儿子自缢而亡，全族难逃厄运，真是可悲可叹！
张居正死后，挡在万历皇帝身前的大树终于倒塌，万历皇帝终于迎来了他期盼已久的日子。在这场举朝堂之力，打倒张居正的狂欢中，大明王朝再也无可挽回地冲向了悬崖。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迂腐陈旧的官僚体系卷土重来，清丈田亩全面停止，富户与贪官重新勾结，张居正用十年心血建成的大明盛世，仅两年时间就被砸个稀烂。
曾经，张居正临危受命，成为托孤重臣，他如师如父，爱护年幼的皇帝，尽心竭力地辅佐他，他也曾舍孝尽忠，即便被天下人指责，他也毫无怨言。
但是，他败了，败给了曾经他最爱护的学生。
张居正的一生，后世之人无法评说，但是，他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延续了76年的寿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长卷中，他不应该被抹去。
后人或许只知道，大明王朝亡于崇祯十七年，却不知道，明亡于万历乃是千秋公论。张先生，若有来世，愿您能达成所愿，一生心血不被辜负，这盛世如你所愿。
张居正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无论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的身后。
隆庆年间，高拱和张居正都在内阁，两人都是勇于任事的人，而且权力欲都非常强，也有着差不多的政治理念，刚开始的时候还配合的比较默契。但是后来渐生嫌隙。张居正与公里的太监冯保来往密切，两人里外串通，高拱担心权力旁落，准备联络内阁大臣一举扳倒冯保，没想到却遭到张居正告密，将此事提前知会了冯保，让他做好了准备。两人联手反而将高拱扳倒了。
对此高拱在他的《病榻遗言》当中大骂张居正。这是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他受到同时代人诟病的一个典型例子。
另一个引起很大争议风波的事情是“夺情事件”。万历初年，张居正正在全力推动他的变法主张。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古时候的礼制，张居正需要替父亲守孝。而且一般是要守三年的孝。
可是这个时候万历皇帝还是一个年纪幼小的皇帝，朝廷事务都由张居正主持，他怎么走的开呢？最主要的是他不想因为守孝而耽搁了变法的推行。于是他就在私下加紧活动。准备让皇帝批准他以“夺情”的方式继续任职。
可是这个时候很多言官都弹劾他。认为“夺情”并不是出自小皇帝的意思，而是张居正的自导自演。进而有些人开始攻击张居正的各种不端行为。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万历皇帝年纪还很小。“一条鞭法”在张居正的强力推动下，实施的还算顺利。国家财政因此变得殷实，老百姓负担因此减轻，国力有所增强。这是张居正在历史上受到正面肯定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他很快就清算了张居正，抄没了他的家财。他当政时期的一些专横霸道的作风也被很多人批评。总之，比较客观的来说，就是张居正公事办的很不错，但是私德有点遭。
张居正无疑是古代封建王朝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
张居正无疑又是古代封建王朝最凄惨的政治家之一。
张居正更是历史后代评价最高的能臣良相之一。
从古至今，改革家都很难善终，生前显赫，死后鞭尸大有人在。
好家伙，凭借大太监和太后的支持，来一场政治、军事、经济、边境的全方位的改革，想想看，那的革了多少人的命。
政治上淘汰庸官、弱官、清官；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打倭寇、李成梁镇守辽东；经济上清查土地、一条鞭法等更是动了地主豪强的命根;边境上修长城、边关互市，蒙古首领归顺。这全方位的改革经历十多年，可谓富国强兵减赋，让大明王朝又勃发了生机。
万历皇帝在身边小太监的挑拨之下，既然分不清是谁在为老朱家卖命，是谁在拆了老朱家的台，人家殚精竭虑地为国库增了这么多银子,居然下令抄家。抄家就抄家吧，还把整个家族饿死的饿死、打死的打死，关键是抄家还没抄出多少银子。如果张居正生前知道有这么惨估计他也不会去搞什么改革了。
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在的功绩，更要看事后的历史意义。万历急于当政，却要将改革政策废除的一干二净，本来坏人都让张居正做了，自己当个好人皇帝，不是很好吗万历没有这么做，把十年成果挥霍一空，等待他的，是崇祯皇帝哭喊着能臣良相张居正。可惜一切都晚了。
由此，了却君王身后事，张居正，生前可居，死后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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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居正的了解，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中学历史们变法者形象，熟记一条鞭法，也许当时历史老师知识有限，只是照本宣科的读了一条鞭法的内容，草草划出必考内容就结束，当学生的我很听话，乖乖成诵，一条鞭法和张居正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此刻的张居正没有居功至伟，不过是大明朝的一位匆匆过客而已，如同一颗滑过天际的流星，一闪即逝。二是后来拜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其中张居正的章节读了好几遍，说实话，此时的张居正才真正血肉丰满起来，不仅叹服当年明月的春秋笔法，更是被张居正那传奇的人生经历所折服。人生可以吊打历史上任何一位读书人，既玄幻传奇，又励志，掩卷长思，人生如此，无撼矣！只不过结局很悲惨，位高权重者可引以为诫耳！
固然张江陵在私德上是有些问题，但相对他做出的贡献，那只是小节而已，如果崇祯初年有张江陵这般人物主持大局，那明是怎么也亡不了的！
张江陵用考成法贯彻自已的主张，史载，如臂使指，朝令而夕奉行，庸碌清谈之官顿无立锥之地！
张江陵上任之前，朝廷给官员苏木折俸，清廉官员生活非常艰难，张江陵雷厉风行实行一条鞭法和清查隐田等，慢慢扭转了恶劣的财政情况！如不是他，万历三大征的银钱何来？
张江陵利用把汗那吉事件，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俺答汗的年年入侵，又彻底讨平困扰川南几百年的棘人。。。
要讲明臣，大概除了于谦就是他了，但他不是真正意义上改革家，一条鞭法很早就局部施行了，张把它推行到全国！
张被清算，原因是辽王妃告状，说百余年积累为张居正侵吞，而万历是个贪财的皇帝，抄张家才是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清算派系，因为张只有公心，就没派系。
万历不满还因为张为帝师时甚是严苛，对万历和太后的财政要求把控很严，而张自己生活豪奢，好讲排场。。。
当手持抄家诏书的锦衣卫打开张家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恶狗正在啃食尸体的骇人场景。
公元1584年，年轻的万历皇帝在极度的盛怒中下了一道诏令，诏令的内容很简单，那就是抄没前首辅张居正的全部家产。
诏令一下，张家所在的地方官府，就奉命将张家所有出口全部堵死，而张家的人，就这样被堵在了家中。
十几天后，负责抄家的锦衣卫“姗姗来迟”，而被困了十几天的张家人，已有十七口被活活饿死在家中。
面对惨剧，锦衣卫不为所动，依然“尽职尽责”的进行着抄家工作，最终，锦衣卫“收获满满”，而张居正的贪官之名也就此盖棺论定。
而此时，距离张居正病逝仅仅过去了两年。
从一代贤臣，到背负骂名，张居正在世人口中的评价，也自此出现两极分化，有人赞许他是国之栋梁，有人则斥责他是私德有亏，那么，张居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该如何公允的评价他呢？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战士和苍蝇》
崇祯帝朱由检在亡国前，曾无限感慨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他口中的“救时之相”，说的就是张居正。
事实上，张居正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声，从他踏入官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与常人迥异的抱负与格局。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高中二甲第九名进士，被朝廷授予庶吉士，自此，走上了官场之路。
不过，在他初入官场后，并没有马上平步青云，而是经历了不少挫折。
当时，正值严嵩得势，内阁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严嵩为了争得内阁首辅之位，不惜向嘉靖帝进谗言，最终将原首辅夏言逼死，自己成了内阁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嘉靖皇帝醉心炼丹修道，以至于朝政败腐、边防废弛，整个大明朝，显现出一种极为颓败的末日之像。
眼鉴于此，年轻的张居正以洋洋洒洒的万字《论时政疏》上书嘉靖皇帝，指出当前朝野中的“臃肿痿痹”，并提出改革方案，意图由此唤醒嘉靖帝，来支持他的改革。
可惜的是，张居正的言论，并没有得到嘉靖帝的重视。
对此，张居正颇为心灰意冷，用休假的名义，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三年“游玩”时光。
在这三年里，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同时他也亲眼见到了很多真实的民间疾苦，他将这些看到的问题，都用笔记录了下来。
“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张居正
看到问题不算本事，去思考怎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是能力的体现，而张居正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重返政坛，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
但改变谈何容易，多少意图改变眼前局面的先人，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严嵩进谗言而死的首辅夏言，就是最好的例子。
要想战胜恶魔，就要先变成比恶魔更强大的人。
从这一刻起，一个新的张居正，出现在人们面前。
只要能解决问题，达到自己的目标，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无所谓。
他不在期盼着皇帝能够良心发现，更不奢望皇帝能幡然醒悟，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一点一点的改变着大明朝。
为了达到目的，张居正坚定的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通过两人的配合，十分完美的在隆庆、万历两个皇帝的权力交替之际，赶走了首辅高拱，掌控了内阁的最高权力。
同时，他也借此，成为了万历皇帝最信任的人。
并非是他不择手段，而是要想改变和变革，手中必须掌握有权力，至于权力是如何得来的，张居正不在乎。
而那些闲言碎语，以及对他的攻击，更不会动张居正心神分毫。
万历皇帝登基之后，因为年幼，大部分的国事与朝政都交给了张居正处理，而张居正确实也完成的十分出色和圆满。
但在达成目标的同时，张居正的措施和方式，也遭到了朝臣们的大量攻击。
比如为了明确官员职责，一改官场弊病，张居正主持推行了“考成法”，但“考成法”颁布之后，往日里散漫惯了的官员，一时间叫苦不迭，纷纷指责张居正太过苛刻。
还有，张居正耗尽平生心血主持的“一条鞭法”，在为朝廷带来的海量税赋的同时，却触碰到了不少人的利益，也因此，朝中上下对他的弹劾愈演愈烈。
幸运的是，张居正顶住了各种压力，用惊人的毅力和充沛的精力，将他的改革推向了全国。
在张居正强有力的改革下，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个十年，是大明朝欣欣向荣的十年，国库充实、边疆安定，全国上下承平日久，这些远超预期的成就，最大的功臣，莫过于张居正。
但与此同时，对于张居正的攻击，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最大的一次攻击，是发生在1577年的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身为儿子的张居正，理应停职丁忧，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古训中所要求的为父母守丧三年的规定。
但当时十五岁的万历皇帝，却拒绝了张居正的“丁忧”申请。
万历的理由，是当前的国家大事还非常需要张居正，而当下改革的良好局面更不能没有总设计师，因此，万历下令，让张居正在职居丧，谓之“夺情”。
对于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出于孝心，前后三次恳请万历允许他丁忧，而万历皇帝也前后进行了三次拒绝。
最终，张居正留了下来，但他的这种做法，却给攻击他的官员，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一时间，弹劾他的奏章犹如雪片一样飞到万历皇帝的案前，面对舆势头汹汹，对张居正依赖心极重的万历皇帝，直接下了一道诏令，将弹劾者廷杖、流放。
最终，张居正还是留了下来，而万历皇帝能如此支持和维护张居正，源于他对张居正复杂的感情。
在万历的父亲隆庆帝临终之际，张居正与高拱等人，成为了“托孤之臣”，但在当时，高拱是内阁首辅，仗着自己是元老重臣，高拱根本不把年幼的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甚至，当万历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时，他居然肆无忌惮地说，难道一个十岁的小孩子，真的能治理天下吗？
对此，是张居正献上奇谋，一举将高拱扳倒，而在万历看来，张居正这是在危难之际，保障了皇室安全，也因此，包括他，以及两位皇太后，都对张居正有一种特殊的尊重。
并且，在万历亲政之前，他的功课基本上都是由张居正亲自教授和督导，对万历来说，张居正还是一个严师。
而大明朝在张居正的手里焕然一新，也被万历看在眼里，因此，对于张居正，万历皇帝给予了最高程度的信任。
但正所谓爱之深就恨之切，最重要的是，来自皇帝的信任是会随着彻底改变的。
事实上，在张居正去世前的两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权势过重，有了“骑虎难下”之势，为此，他也曾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官归隐的申请。
但在太后的出面阻止下，张居正的辞职申请并未通过，而是在首辅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
公元1582年，张居正溘然长逝，在他刚刚离世不久，一场攻击他的巨大政潮，态势汹涌朝万历皇帝扑来。
从当年的六月开始，弹劾张居正就成了当时官员们最主要的事情，他们利用万历皇帝一心想展示朝政能力的机会，多加揣摩之后，对张居正曾经实施的政策加以攻击，继而对张居正本人展开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当初为实施新政的官员被参劾，但弹劾者依旧不满意，他们制造舆论，揭发所谓的“事实”，最终，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将张居正定论为一个欺君毒民、接受贿赂、任用私人等罪大恶极之人。
在这种舆论之下，同时也在诸多“物证”中，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开始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对张居正的彻底清算。
与此同时，当初被张居正取代的前首辅高拱，其临终之前所写的一本《病榻遗言》，也适时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历数了张居正的罪恶。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眼看张居正从生前的无比荣耀，到如今的被斗倒，更多曾经对张居正有恨意的人站了出来，义正言辞，且声泪俱下的揭发着张居正对他们的“压迫”。
最终，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584年，万历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将张家所有家产抄没。
而在抄家的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对张居正的罪名，做出了最后的总结，罪名的中心思想，就是四个字，“专权乱政”。
归根结底，万历皇帝还是认为张居正夺取了他的权力，而当年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在万历看来，都是“蒙蔽圣聪”而已。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张居正主持了明代中期前所未有的改革，为大明朝注入了新的活力，甚至可以说，是他为大明朝续了命。
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张居正也同样如此，在他身上确实不乏有缺点，毕竟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但这并不妨碍，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士！
张居正，1547年考中进士，授吉士，登上政治舞台。两年后，上《陈时政疏》，第一次提出改革政治主张。当时奸相严嵩当国，奏疏未能上达。1567年入内阁，第二年奏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改革政治的建策；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前四条主要是加强中央集权，整饬吏治；第五条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封建统治；最后一条意在整顿边防，加强国防实力。是进行改革的纲领，为隆庆帝允准实行，但当时张居正末掌内阁大权，改革步履维艰。1567年，隆庆帝死，万历帝即位。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时万历帝年幼，国事由张居正主持，变法主张得以全面实施。
①加强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悉从委徇的混乱政局，力主加强中央集权，振作纲纪，整顿吏治，扫除积弊。实行考成法，从六部和各省抚、按到府、州、县长官，由内阁层层统摄，并以六科为辅。内阁成为名实相符的政治中枢，张居正因此成为“权相”。又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钳制言论，禁止讲学，甚至毁全国书院。他十分重视吏治，把“核吏治”与“安民生”联系起来，将整顿吏治作为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在他主持下，裁汰冗员，澄清吏治。乘机罢免守旧官吏，简任革新人士。缓和了“吏贪官横，民不聊生”的局面。
②整顿边备，改善与少数民族关系。他制定的治边政策是“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任用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北边蓟州防务，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座，加强了防御力量，保障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辽东、宣大等要地，任用李成梁、王崇古镇守，皆一时文选，使废弛的边备煥然一新。在此同时，积极改善明与蒙古族的关系，1570年，蒙古封建主发生内讧，俺答汗孙把汗那吉叩关请降。双方谈判，达成和议，明廷同意送回把汗那吉，俺答汗表示永不犯边，并请恢复贡市。对于贡市问题，明朝“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很多人认为讲和“示弱”；廷议汹汹。但在张居正等人坚持下，终成定议；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等十一处互市。张居正坚持和平通好政策，改善了两族的关系。给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莫大好处。
③清丈土地，打击豪强。明初全国税田八百五十万顷，但到弘治年间仅四百二十余万顷。百余年间减少了一半。地主豪强日益疯狂的土地兼并，影响了政府加税收，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1578年，在张居正主持下清丈全国地亩，1581年，基本完毕。全国地亩数为七百余万顷，虽低于明初，比弘治年间却增加不少。丈量田亩损害到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阻挠、破坏，张居正着眼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不为所动，督责地方官吏认真清丈，对欺蒙抗拒者严惩不贷。此后赋役负担一度比较均平，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好转。
④改革赋役制度。在清丈土地基础上，于1581年顺行“一条鞭法”，即将各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此举有助于整顿税收，进步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简化征收项目，改里甲征解赋税为官收官解，减少了胥吏狠狈为奸、榨取农民的机会，也限制了豪强地主欺隐规避。将力役摊入地亩后，赋役征收由以人丁为主改为以田亩为主，使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增加了负担，使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此外，推行输钱代役、徭役征银，对发展农业生产、减弱农民对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促进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推行一条鞭法的第二年，张居正死去。由于明朝政治腐败与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本人被抄家，戚继光、潘季训、张学颜等支持变法的名臣宿将相继贬斥。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张居正的变法与北宋王安石的变法齐名，两人痛感本朝的衰落，锐意改革，旨在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变法的出发点是一致的。然而沤心沥血，企图力挽狂澜于即倒，终究无力回天。两人主持变法，只因为触动到贵族、官僚、豪强的一些利益，便为后者所忌恨倾陷。他们尽管一朝权倾天下，最后却被夺官或者抄家，结局也颇相似。腐朽的统治者废弃变法也就葬送了自己，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对农民横征暴敛，不断加派粮赋，国势陵夷，在无可挽回的危机中迅速步入亡国的死路。
我是在当年玩游戏的在游戏里看到他的。近些年看明史对他有了更深入认识。
明朝最杰出政治家，改革家，他的改革是历史上少数几次成功的改革之一。
他不是什么好人，却有很强政务能力，这就足够了。他权倾朝野，活着时候基本就是站着的皇帝。他曾经说自己，吾非相，乃摄也。他公开说自己是摄政。
虽然他权倾朝野，生活腐化，但他的改革确实是为了造福天下。最主要是他也做成了。因为他对吏治的改革，对明朝国运起到了正面作用。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历史上很多风云人物，私生活都很腐化，例如韩熙载，孙胜，文天祥，都是富家富过，姬妾成群。这都是小节，面临大义大节时，一点都不糊涂，名留青史，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典范。
张居正，明朝最顶级的改革家了，也是最有权势的首辅。据当年明月分析，他是仅有的集皇权+监权+相权于一身的首辅。作为一个CEO拥有的是董事长+CEO的权利，为明朝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权利集权基础。树大招风，但是在张居正在世时，树大招风是一个伪命题。当时有一个官员名叫邱南镇，他为了想要讨好张居正，自己写了一副对联，然后还命工匠用金子制作了出来，送到了张居正那里。对联上写的是什么呢？“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这幅对联任谁一看，都能看出来，说得好像张居正真的是万历皇帝的亲爹了一样。而张居正居然就把这么一副对联挂在了家里。这事让朱重八知道，非的气的诈尸不可！！！还好是少年万历。万历与张居正是亦师亦君臣。不翻脸，好基友，一旦翻脸，终身大恨！其实张居正的上位有很多机缘巧合，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队伍里，干着恰当的工作，以至于张居正有点忘乎所以。（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都干的不一定比张好）所以忘乎所以很正常。先说张居正的运气。1:师从严嵩+徐阶+高拱。假如优秀的政治人物都是人精的话，那么这三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人精中的战斗精了。严嵩父子就是嘉靖个人的超级大秘。徐阶更牛，以嘉靖朝大秘的身份干掉嘉靖帝的超级大秘。嘉靖帝都被徐阶妥协了无数次，还无可奈何。高拱就不用说了，明朝首辅中的第一伯乐。他的用人理念相当的超前，他识人的眼光超级具有穿透性。但凡被他推上去平事的官员，都有一般人看不到的优点又特别适合平事。比如潘季驯本来就一抄书的官员。就在朝堂吹了一波牛，就被高拱相中，反复调研，就让他去搞水利了。一试不要紧，试出一个水利工程大师来了。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张居正居然被这些大佬们都相中了，引以为政治盟友或资源。学习和欣赏其实都是相互的。张居正就跟着这帮大佬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其实就是如何与皇帝打交道，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与素未谋面普通老百姓打交道，最棘手的是如何分配利益），事实证明一群战斗人精都没有看走眼。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成功的关键居然是简单的交易货币化，货币白银化。张其他的操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个来开展的，包括给官员考绩的一系列操作。帝国又大大恢复了生机。张居正的败笔就是接班人培养问题，万历由亲变仇。这就很尴尬了。国家发财了，官员头上有紧箍咒，万历消费待遇还不及张居正，最重要的是该退休不退休。特别是最后一点，权力这玩意，没试过不知道他的魔力，一试过如何戒除？难，徐阶激流勇退可以做到，高拱被动被拱走（努力适应），张居正被夺情挽留，辞职报告不批。那基本上就是要用到死用到废。恰巧张居正又是高调的主，死了被一波人打小报告离间万历和张居正的关系，万历血气方刚（即便知道会被利用）也要清算张居正。当时人精们对于人的利用，已经到了一定境界了。利用人首先要识人，这就是高拱老先生玩的太秀了。亮瞎了后生的眼，有样学样也利用万历。至于后来东林党对于人性的洞察更是观于细微处，动于情移时。后来那些皇帝基本上都玩不过这些人精了，即便人精次一些品级。凡此种种并不影响张居正同志当“千古一相”。比不上秦始皇的小弟赵高李斯等，但是比一般的宰相和首辅什么的强太多。毕竟可以把改革搞成功的凤毛麟角了。人会犯错才是人，错误也许就是这些大牛走向成功的必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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