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系列专栏之⑨出品：抱朴艺文工作室

鸦片战争开启了灾难的大门，在之后的岁月里，清政府签订了十几个不平等条约，被迫支付高达9.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些钱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而那些富可敌国却又地位低下的晋商、粤商，则成为了主要的掠夺对象，他们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几乎被贪官污吏盘剥殆尽。

一、初来中国购茶

美国独立的一大好处，就是踢开了中间商英国人，直接向中国购买茶叶。当时中美首航商船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随船抵达中国的大班山茂召（Samuel Shaw）通过近距离观察，向当时的美国政要提出建议，就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该主要从事茶叶贸易。

“美国人不能没有茶叶，而且茶叶的消费必将随着国内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山茂召

山茂召

中国皇后号

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东思普贡茗茶业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创始人王蓝指出：茶叶在新阿姆斯特丹（纽约）流行开来的时间比英国伦敦还要早一些，而且美国人的口味并不仅限于红茶，他们广泛地尝试各种茶叶。首航商船“中国皇后号”在中国采购的茶叶，包括2460担红茶和562担绿茶。

山茂召的日记也印证了王蓝的说法。山茂召在随“中国皇后号”造访中国之后，又两度随船来到中国，他观察到在中美开展直接贸易之后，中国茶叶价格每年都在上涨。

1788年，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最保守计算，除中国武夷茶外，其余各种茶叶的价格平均上涨了40%。茶叶的需求量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该要价多少。如果抢购茶叶的狂潮持续一年，说不定茶叶价格还会翻一番。

山茂召的日记生动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认识。即便是当时广东的清政府官员，也分不清什么英国、美国。在他们看来，何种商船都不过就是一批获准来华做生意的英国商队而已。英美两国人长得一样、穿得一样、讲同一种语言，至于美国国旗，则被认为是类似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公司旗帜。两国通商都20年了，大清官吏还是把美国人和英国人混为一谈。

时任两广总督蒋攸铦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奏折中如此向皇帝描述美国：“该夷並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蛮夷美国是个连皇帝都没有的落后部落（英国虽然让女人当皇帝，但至少还是有皇帝的），他们选择头领居然是抓阄产生的，而且四年就换一个，头领对下面的人毫无控制力，部落里的人自己想跑哪儿做生意都随便。

清国普遍对外界的无知,倒是让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行商赚得盆满钵满。

二、知名的清国茶叶巨商

有一个人敏锐地觉察到了对美贸易的前景，这个人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十三行”商首伍秉鉴。他对美国市场和美国商人并不鄙夷，清楚地认识到了那是一个曾经打败了英国的独立国家，一个发明了快速帆船能够航行全世界的国家，一个有着强烈意愿想与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国家，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

伍秉鉴向美国商人展现的善意，让美国商人们也纷纷选择伍家的“怡和行”作为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怡和行”茶叶质量最有保障，而且伍秉鉴在美国人当中的口碑非常好。

外销画中的伍氏花园

道光三年（1823）的时候，美国波士顿商人欠了伍秉鉴72000多银元，他的货船在回国时沉了，血本无归。还不上这个钱，清政府就不让他回国。伍秉鉴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把他找来问清楚了情况，伍秉鉴就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只不过你不走运，这样吧，我现在就当你的面把欠条撕了，你回去吧！”

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因为72000多银元在当时是相当大一笔钱（大概相当于今天1000万元人民币）。于是，伍秉鉴声名远播。他的名声传到了波士顿、纽约和许多对华贸易活动兴盛的港口，从而成为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商人跑来跟伍秉鉴做生意。

伍秉鉴还利用自己交到的美国朋友，和美国在中国最大的企业旗昌洋行（Russell & Co.）合作，把货物运输到了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中国商船不能出海），等于利用代理人绕开清政府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伍秉鉴家族财富随着中美贸易的频繁迅速积累。

上海旗昌洋行旧址

1829年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美国人跑到“怡和行”当学徒，倒腾茶叶赚钱，后来伍秉鉴看他非常机灵，就收为义子。8年后，伍秉鉴资助了这个美国干儿子一大笔钱（有说法是高达50万墨西哥银元），让他回去美国创业。这个美国年轻人就是约翰·穆瑞·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著名的美国铁路大王。

美国铁路大王约翰·M·福布斯

伍秉鉴也通过他投资了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和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此外，伍秉鉴还通过旗昌洋行股东投资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这些商业活动不但为“怡和行”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还使得伍秉鉴成为了当时的世界首富。

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资公司，其高级合伙人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

三、清国茶商的悲哀

从伍秉鉴的大手笔不难看出，当时的财富怎样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茶叶出口为中国制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但是，没有足够多的白银来支付茶叶贸易的英国，用鸦片逆转了这一贸易顺差，并在清政府禁烟之后，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

1841年，日夜饮酒作乐、毫无作战能力的靖逆将军奕山战败投降，与英国人签订《广州和约》，答应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这笔钱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银元。1842年，清政府和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向英国赔偿共2100万银元（折合银两约为1470万两），伍家被勒缴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银元。

《南京条约》签名页

在前两篇文章中，我们提到，晋商被清政府各种限制、刁难、逼捐，其实那不仅仅是针对晋商，清政府对国内所有的商人都一样，在他们看来，士农工商，商居最末，经商是不体面的事情，商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品行卑劣之人，这些做生意的家族都是“商贾贱业之家”，因此对商人们、经商活动毫无尊重可言。

当年的英国人看到了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评论，英国约翰·巴罗说“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另外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看清楚了中国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他这段话讲得很有意思：“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正因为有这种背景，所以中英矛盾一爆发，从事外贸生意的行商们就成为首先被惩罚的对象，清政府官员威胁英国人的做法，竟然是把自己国家的商人伍秉鉴等戴上枷锁，押到洋人商馆门前，宣称不交出全部鸦片，就当场处死这些中国行商。

虽然伍秉鉴曾花巨资捐得“三品顶戴”，但是也不免无端受辱，他不禁悲愤，老泪纵横：“宁为一条狗，莫为行商首！”在动荡的时局之下，再多财富换不来个人尊严和平安。

之后的广州城之战，尽管伍秉鉴捐出巨额财产，协助官府巩固城墙，修建炮台，但还是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而据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屡次被强行摊派各种费用、捐输，先后捐了1600万两白银。伍家鼎盛时期财富是1872万两白银，等于捐出了7成家产，若算上被贪官污吏们私下勒索的部分，恐怕几乎是全部家产。但这也没有让伍家摆脱“卖国汉奸”的名声。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半年之后，73岁的伍秉鉴怀着无限悲愤和委屈离开了人间，首富之家就此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