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其对GDP的贡献已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水平，数字经济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数字经济所具备的与税收相关的特征，会加剧税收流失的风险，破坏了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进而出现税收与实际经济活动不相匹配的情况。对此，如何有效对数字经济征税以及如何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的增值税制与企业所得税制已迫在眉睫。

一、构建新型增值税税收体系

基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增值税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应给予积极的态度，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予以规范，使各项交易有法可循。在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国外经验的同时，重新梳理数字经济相关的增值税税收政策的规定，统筹考虑相关政策的整个设计、起草到落地实施的过程，使之更加严谨，以减少实际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

1.针对数字经济拓宽增值税征收范围

对于制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增值税税收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对其征收新税。若是对数字经济开征新的流转税，可以参考欧盟等国的流转税措施，对特定的数字交易征收流转税。但是因为新税种的开征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都会带来极大的成本，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按照现有的增值税税制对数字经济征税似乎更加合理，适当地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风险也不如开征新税那么大。在此前提下寻求可行性的解决方法，可以将数字交易分门别类地归属于现有增值税的税目之中，亦可以对部分数字交易设定新的税目拓宽增值税征收范围。

我国应尽快对数字交易定性，将其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内，以准确判断交易的性质。明确交易适用哪个税目，适用多少税率，是按现有税率征收还是有针对性的制定新的税率，以确保政策的完整。

2.强化针对新商业模式的增值税治理

就我国数字经济下新型商业模式在我国的发展情况，防范税收流失且有针对性的完善增值税税制很有必要。线上销售这种商业模式可以从强化税收征管的角度完善增值税税收体系。

我国应该以卖家、买家以及第三方平台为着手点，强化对新商业模式的税收征管，建议税务局与第三方平台信息互通，进一步明确平台数据的权利主体，一定程度上给予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权限。若卖方不在税务部门登记注册，可以借鉴欧盟推行的电子商务登记制度，该制度有助于卖家在第一时间向税务部门完善个人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

总的来说，对于线上销售的监管，建立各部门的联合工作机制，可以更加有效的通过各部门的数据共享堵塞偷税及漏税的问题。此外，线上销售使得省级的财力分配受到影响，二者如何权衡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此在国内划分省级增值税的税收管辖权时可以选择参考目的地原则，保证各省级税收收入的权属划分准确。

以网络广告这种商业模式来说，对于难以确定纳税主体的问题可以配合《电子商务法》利用电子监管手段对线上发布广告行为进行监管，以有效监控税源。国际层面来说，为避免出现跨国企业在我国投放线上广告以逃避在我国纳税的情况，我国可以在税收协定或法律条文中加以明确，维护我国税收权益。

3.赋予在线交易平台代征增值税的权利

数字交易不同于传统经济下的实物交易，交易双方仅仅通过网络数据的流动就完成了整个交易流程。数字交易不易被察觉的特性使得税源难以掌握，数据的流动性使得交易通过互联网就可进行。

一国要想对该笔交易中的收入征税的话，按照现有的联结度规则，必须要存在常设机构，然后对该常设机构取得的收入征税。但是完全的线上交易完全不涉及物理存在，一国税务机关就无法进行征税，有损税款的足额征收。交易双方进行线上的交易是一定会经过第三方平台的，所以该平台上聚集了所有交易的交易数据。

对此，各国税务局可以联合第三方平台获取交易的数据，进而判断收入的来源。也可以给予平台代征增值税的权利，同时最好是在法律的层面上严格规定，明确平台委托代征的身份，保障税务局足额征收税款。

二、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数字经济大背景下，我国现有企业所得税法暴露出的居民身份认定以及联结度等税收问题，还是要从法律层面上解决，完善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以应对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挑战应早日提上日程。

1.修改常设机构定义

传统经济下，跨国交易多为实体销售，则按照在一国设有常设机构对其征税，强调了实体存在这一特点。而数字经济下交易大部分依附网络数据传递运输，更谈不上实体存在的问题。鉴于数字经济下我国仍按照物理存在来判定常设机构的构成，要完善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

首先就要改变这种判定方式，对此，我国可以参考OECD的观点，以“虚拟常设机构”或“显著经济存在”修改我国常设机构定义。即不单单以物理存在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数字交易中涉及的网站、平台以及服务器等可以视为在一国有显著经济存在，进而对其征税。

对于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利用互联网进行活动交易，但因其不在我国设有常设机构，未构成我国的纳税实体以至于我国无法对其征税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以实现经济实质与税收的匹配且避免税收收入的流失。

2.拓宽预提所得税征收范围

拓宽预提所得税的征收范围，也是数字经济下常设机构替代的另一种方案。数字经济下的部分数字活动不再仅仅按照归属于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征税，我国可以将数字交易活动定性为特许权使用费纳入预提所得税征收范围，据以征收预提所得税。

从预提所得税税收政策制定的层面来看，数字交易中提供数字产品或服务的一方为预提所得税的纳税人，在居民国为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除外。此外，居民国的居民支付给境外的数字产品的总额作为缴纳预提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支付完成的同时，第三方平台也可以直接将该交易金额信息传送给税务局，以保证金额的准确性，据以征税。

3.加快提升反避税立法进程

目前，我国反避税立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层次较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是有避税以及反避税的规定的，但是条文内容有限，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简而言之，当前的反避税立法与经济的发展不同步，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商业模式给企业所得税带来的挑战依靠当前的立法不足以解决。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有所作为，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将现有的避税与反避税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同时，添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避税及反避税规定，以完善企业所得税法，如收入定性问题以及跨国企业人为规避纳税的问题。反避税立法层次的提高是解决现实税收问题的关键一步，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

三、推进国际税收合作协调

数字活动遍布世界范围，其对税收的挑战是各国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应该与其他国家密切联系、加强合作，以共同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1.推动电子发票国际化,实现数据互通

数字经济时代是由数据驱动的时代，有效的监管很有必要。我国国内于2015年开始实行电子发票，同时《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于同年出台，该公告强调了电子发票的在法律上与纸质发票效力相当，电子发票的使用及相关规定亦和纸质发票一样。

在普遍应用国内发票的同时，针对数字经济的难以征管等问题，应该将发票推向国际。有助于我国透过国际电子发票掌握跨境交易的情况，减少税收管辖权的争议问题。

2.密切关注国际税收动态，防范税收风险

面对当前数字经济给各国带来的税收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税收冲突，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同时密切关注各国出台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动向，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

一方面避免我国因对国外税制不清楚而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优秀经验，为我国参考。因为国际税收的问题单单通过各国的单边方案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各国应加强国家间紧密联系，维护共同的税收利益。

3.强化国家间税收合作，打击偷逃避税

数字经济带来的重复征税以及税收流失的问题，我们更应该加强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与协调，合理分配税收收入，以防税收冲突的发生。同时注重各国间的税收情报交换，打击国际反避税行为，以多边的角度解决国际税收问题，建立国际税收新秩序。

四、总结

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但是给税收带来的巨大挑战，必须通过合理的税收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制是在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在当前的数字经济下继续沿用存在诸多不适的情况。

制定出适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构建完善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税收体系，有利于将数字化行业与其他行业处于同等位置征税，实现税收公平，同时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