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立场：二加二等于四是死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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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这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

他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因为写下的文字和作品，以及参加某个小组，他被当局视为“异端分子”，被逮捕入狱判了死刑。后虽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仍然对他执行了死刑仪式，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临行前的死亡恐怖体验。

后来，他服了兵役。他的妻子和哥哥先后离世，他备受打击。他承担了一大笔沉重的债务，并成为长期困扰他的主要问题。他生不如死。

他在写《穷人》时写给哥哥的信中说：“我已经发下誓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奉他人之命写作。”

他坦言，债务让他几近崩溃。“那些讨债的人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要送我进监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完全解决。你可以想见，这对我的精神状况产生很大影响，往往一连数日让我的情绪遭到破坏。但我不得不间断地写作，因此有时无法做到这一点。”

人，无论多么坚强、勇敢和有思想，在面对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时，都容易深受折磨。而陀思妥夫斯基无疑这两样压力都遭遇了。除此之外，他同时还得忍受癫痫病和痔疮发作造成的痛苦。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处于苦难境地之中的人，写出了《穷人》、《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一大批震惊世界的作品。他的作品见微知著，深入挖掘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弊端。他也因此被当局和狂热者们所憎恨。他一度面临着生死之忧。

但他其实是忠诚的爱国者。他坦言自己对俄国人民充满感情，认为上层社会应该在精神上对人民采取平等态度，要从其恶行中看到闪光的东西，找到真理：“我们应该学会在俄国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中剥离出来他们的美。”

他说：“人不能仅仅靠面包而活着”。尽管遭遇着不断的折磨，他也有光明之心，对俄国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相信并强调爱的力量，并认为唯有如此这个世界才可以获救。

但他笔下的文字和作品，由于被视为揭露”阴暗面“而备受质疑甚至鞭挞，他也招致了误解、谩骂，被称为”俄奸“，有不一而足的俄国人骂他为当时的欧洲”主子“效力，认为他别有用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为所动。他写出了《地下室手记》，开篇就探讨了那个”地下室人“到底有没有病。其实所谓“病态”是对那个病态的社会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症状，因此，呈现的“病态”的人恰恰要比“正常人”来得清醒，显得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正常”；而那些所谓“正常人”，也许已经病入膏肓，感觉不到这个社会弊病之严重。

就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地下室人”的口吻说：“二加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他反对将人的生活公式化，反对以任何固定的社会模式或目的来限制人类真实生活本身。他还认为，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是其自由的意愿，而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涵盖的；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他是自由的动物。

2

鲁迅就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他在1926年6月14日《语丝》中发表文章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作为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相纠结的就是苦难和贫穷。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贫穷的人们，以及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他在用自己的笔书写这些苦难的人和事儿的同时，其实也将自己也加以苦刑了，鲁迅说，他“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立场无疑就是这个：关注人——贫穷和苦难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颗爱国忠于民族的心。但现实的诡异之处恰恰在于他所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并不爱他，认为他是“罪恶滔天”，向当时的欧洲“投敌卖国”。这是何等的讽刺啊。

“我只有写作才是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始终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犯错，但不能在良心上犯错，更不能由于犯错而成为没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干出违背自己信念的事情来。”

到底什么是作家？或者说，作家是一条怎样的路？他在《给费希娜、麦可夫、弟弟和多特列宾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作家的职业是很高尚的。我相信，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真正有益于人民，同时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重新获得良好的名声，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因为我除了一丁点儿文学才能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

“关于写作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是坚持一个原则，不断地努力写作，努力再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但一般的读者没有什么思考——他在谈及他创作的《穷人》时说道，“刚开始时大家对这部作品轰然叫好，一片赞扬之声，接下来却完全反过来了，变成了一片嘘声。…”

立场变了，评价自然就变了。此一时彼一时，人的态度就是如此。因此，世界也就容易非黑即白、泾渭分明与“你死我活”。

对于争论甚至谩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有在热爱的方式上也许有些分歧，以后还会有许多争论；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的心是好的，最后都会把事情办好。”

但他同时强调他一以贯之的态度：“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莎士比亚，也无法为艺术规定道路和目的，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搞清楚那种永恒的共同理想。你可以猜想，可以期望，可以证明，可以号召，这些都是可以的，但不能为艺术设置种种障碍，不能在艺术领域充当专制君主的角色。”

3

作家是有体面的。或者说，应该给作家体面。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按照作家张炜在《匆促的长旅》中的说法是，“激情写作属于所有的作家。从历史上看，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张炜说过，“一个作家的重要从来不在于是否能卖，而是相反：内心里严厉地拒卖。他的重要就在于能否为自己的民族提供一种精神、一种语言。”

尤其是当面对苦难时，作家该有怎样的立场、态度和勇气，是危险重重的。但有的作家会选择直面苦难，以写实主义者的态度和立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冯骥才在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新版序言里这样写道，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充补偿他们。

怎样的补偿都不如忠实地记录历史，并且从这种记录中进行反思；最好的反思，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是从关注朴素的个体与故事开始的。否则，“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以对付。”

冯骥才说：“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过了一大步。”

“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忠诚。”对于个体的关注，亦是作家的一种功德无量和体面。

《二手时间》这本书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它是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这本书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在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

在这本书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写道：

“历史只关心事实，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感情是不会被纳入历史的。然而我是以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对人感到好奇……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是从地狱到地狱的。

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可是开始的却是“契诃夫式”的生活，一种没有历史的生活。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生活是最广泛的。我们产生了新的梦想……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整个历史中，人们只是活过了，而不是生活过了。

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有些人、有些事理应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无论怎样的时代，都需要作家笔下的那些朴素的，老实的，忠诚的，守望的…文字。

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伟大的作品同样如此，警醒世人，尽管是以故事的方式。

不管是如《一百个人的十年》和《二手时间》一样的非虚构写作的写实主义，还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小说式的写实主义，亦是如《十日谈》一样的故事体的写实主义...本质上都是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的记录与拷问。

历史会告诉人们，这些作家的作品是否值得赞誉和具有存在价值——应当更真实地懂得“写实主义者”的思想苦刑与历史意义——时间之河的流淌，自然会给出答案。

特别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艺术永远是现实和能动的。”

“二加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为什么？所有人若都在整齐划一的公式之下活着，自然就不需要思考和独立了，大家都有了标准答案，人变成了“非人”，活着而已。甚至活着可能有一天都难了。

作家立于世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时刻给人以一种“看见世界”的角度。真正的作家不会提供任何的标准答案，而是供以人们启迪和思考的给养。

当然，最悲哀和最戏剧化的事情莫过于作家被标签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遭遇的那样：一度成了“全民公敌”。后来，又被赞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我变老了，你也会一样，直到被“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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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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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