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打破藩篱

1980年这一年的元旦这一天，在有据可考的关于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的最早公开报道中，几大主流党媒同时刊发了邓小平同志在茶话会上的讲话：“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也确实成为一个生机勃勃、风云际会的伟大年代，人们在那个年代打破藩篱、触摸光明，人们也在那个年代革故鼎新、迷失自我。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建国三十二年的成败得失，总结了新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并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各个方面的国策发展定下了基本论调，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也为一个时代和年代的结束画上了句号。

新的年代，新的思想喷涌而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顶峰，套在人们头上的“两个凡是”被解除，思想解放的号角正式吹响，经济、农业、工业体制改革正式大规模开展，农民种田，工人做工，阶级斗争为纲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文件中最常见到的词语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系统工程。

1984年10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划时代的突破：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这个文件开始，各种粮票、油票、肉票等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脑海中一段略含苦涩却又珍贵单纯的记忆。

新的年代，人们开始真正注意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一本《第三次浪潮》如浪潮一般席卷中国，给国门初开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冲击，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这本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02 睁眼看世界

此书于1980年出版，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影响仍然连绵不绝，我们回顾其三十多年前关于计算机发展、关于人们工作与生活方式、关于信息时代的预言，惊讶地发现如今全部都已成为现实，而当时的这本书，成就了现在的一大批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家。

对此，学者雷颐专门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他说：“今天，人们很难想像《第三次浪潮》曾对中国思想界、政界甚至大众曾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震憾，以至成为中国当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1970年的《未来的冲击》出版时，中国尚在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此书无人所知，对中国自然毫无影响。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进程，《第三次浪潮》出版不久就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当代史，终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不能忘记的一部分。

雷颐回忆道：

虽只翻译了部分章节，但立即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理论界，乃至政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一时间未来学、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成为社会渴求的新知。1982年7月中旬，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钱学森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钱学森认为，国外有人认为“第三次浪潮”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命运，解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等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决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许多新的发展。”“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事实上肯定了此书。

1983年1月初，托夫勒夫妇应邀请来华访问，受到极高礼遇。3月，《第三次浪潮》终于全书翻译出版。此时正是新旧交替之际，思想解放、追求新知是社会主旋律。

从1983年6月到年底，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就连发310篇报道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关文章、报道。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等等，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当时形成强大的“新方法论热”。

《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公开发行，并且作为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发行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

信息革命、知识和观念革新的重要作用是第《第三次浪潮》中的论述主轴，使科学在思想解放的破冰时期，再次成为打破僵化、突破本本的启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这“第二次浪潮”在晚清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开始是坚决拒绝、后来是被动接受，一波三折，极不顺利。而“第三次浪潮”来临时，当时最高领导人对世界潮流的深刻认识，冲突阻力，坚决支持新技术革命，使“迎接新技术革命”成为共识，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时，中国主动迎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三十多年过去，IT、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经济……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其中，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厥功至伟。

当然，并非只是《第三次浪潮》所带来的“浪潮”。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思想大解放的时期。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特别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并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

03 寻找新着陆点

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哲学界，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选择与重构”。那是一个激荡人心的年代。也正是在那个年代，各个领域的“大改革”和“大开放”，开始如火如荼，如星星之火一般。

历史上的1978年12月1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历经一个多月之后，在北京徐徐降下了帷幕。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一个饱经世纪沧桑的老人，操着浓重的四川方言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讲话结束后，他抚摩着沙发椅的扶手，安详地扫望着会议厅里一张张年青和不年青的脸。只是一段并不太久的寂静，或者可以叫做沉默，但他，却像早年读《共产主义宣言》一样，将所有人都读了一遍。他在寻求，寻求一个在《共产党宣言》里没有成文的应答。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

五天之后，邓小平的讲话，成了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意义上的主题报告。而上面的那段话，也被评为“巨人的声音”。此后不久，中国经济领域里开始迎来第一拨儿的“淘金者”。他们的名字是：年广久，马胜利，步鑫生，牟其中...他们不仅成了“改革风云人物”，同时他们的命运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商界悲歌。

不管怎样，“阴霾”许久了，人们渴望“阳光”。中国的老百姓们在拒绝着一切黑暗的降临，诚惶诚恐中，他们始终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找寻着新的着陆点。这个着陆点就是从拒绝贫穷开始。人们首先需要温饱生活。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的这句话，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最好的注脚。

如今，当我们再回望过去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历程，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04 春潮涌动的年代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

这一年的前后，年广久和步鑫生他们，正立于潮头，乘风破浪时。

还不到两年之后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

于是，后来有人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创世纪奇迹的时代。泱泱中华，崭露出叫全人类都惊叹不已的胆魄和豪气。谁曾料想,短短九年间，在从来就被看作是贪困蒙昧的“封建传统领地”、繁衍养息着八亿农民的村落乡间，竟会有一万多个新型的现代集镇如破土春笋争相崛起；竟会有1500万家乡镇企业在经济改革政策的滋润下应运而生，而率领这支浩浩荡荡的农村产业大军的首领们——今天的企业家，竟是当年的“泥腿子”。

1990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著作：《留给八十年代的背影——中国企业家备忘录》，作者是李林栋。

在这部著作里，李林栋列举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兼具名声的企业家们，包括鲁冠球、褚时健。那时候，还远没有后来成名的柳传志、张瑞敏等人。

“你想衷心赞美中国企业家吗？”李林栋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这个时期，王石还在当倒爷，而张瑞敏才刚刚跳出体制。至于“万通六君子”也才准备“下海”，并在日后成了有名气的“92派企业家”的代表...

只有在十多年之后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才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才有了“BAT时代”：马云的阿里巴巴电商，马化腾的腾讯企鹅工厂和李彦宏的百度搜索。

相应的，中国的企业家群落也开始从最初的草莽时代、下海时代，进入到了互联网时代，及至今天。白云苍狗，往事并不如烟，1980年代这个黄金时代足以让人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其实，就像有人评论的那样：“黄金的年代”——不仅指的是商业，而且也指的是社会与人文等各个方面。没有后者的开放与繁荣，就没有前者的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这个时期，诗歌一片繁荣，海子写下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西方的萨特、哈耶克、波普尔、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思想家和文学家被重新引入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新高峰，先锋派、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新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星星画展”，“85新浪潮”，也出现了以崔健为首的摇滚音乐；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国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八十年代成了新中国70年历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永远值得人们记忆，并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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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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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