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深情，如出一辙，纳兰容若的卢氏，巴金的萧珊

清代诗人纳兰容若在他的《蝶恋花》里悼念亡妻：“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月华如水，朗照人间，但月下已无昔日一起赏月人。即便不辞冰雪，愿温热你的生命，我却无从寻觅你的芳踪。

古今深情，如出一辙。容若为他的卢氏，巴金为他的萧珊。

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4年后，他又去往法国。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在巴黎写成的。

1936年，巴金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家》。《家》通过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毁灭，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讴歌了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抗，为新时代的青年点亮了前行的明灯，因此在文坛名声大噪。当时的巴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有一天，巴金像往常一样拆信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张照片滑落了下来，拾起一看，玉照中白衣黑裙的女孩梳着短发，头上戴着花边草帽，嘴角俏皮地上翘，目光凝神地睇望着远处。

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这个女生就是萧珊。当时的萧珊由于饰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并与进步人士交往过密而被学校开除。像那个年代许多热血但迷惘的年轻人一样，《家》的出现点燃了萧珊追求爱情与自由的信念。于是，她像一只迷途中的羔羊一样，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

由于有着13岁的差距，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总是称她为“我的小友”。在巴金的眼里，萧珊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个小女生不过是千万个给他写信的读者中的一员。

此时的巴金不知道，虽然他将萧珊定义为普通的读者，但萧珊的眼里却只有巴金。她在给巴金的信中，不仅倾诉苦恼，也畅谈文学与人生，并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像一株花树，伸出满是粉红花骨朵的枝丫，打探经过她那个小小世界的清风和流云，在青春的悸动中和对爱情的渴望里，表达着她的倾慕和思恋。

萧珊无遮无拦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巴金。在和萧珊的通信中，巴金那颗在颠沛流离的岁月和纷扰的世事中困顿已久的心，渐渐地舒展开来，仿佛蛰伏已久的种子，欣欣然破土生出嫩绿的茎叶。不知不觉中，一种微妙的情愫在心头潜滋暗长。

以文会友半年后，这个小姑娘在信中大胆地问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一向郁郁寡欢的巴金，被这个勇气可嘉又可爱至极的女孩打动了，于是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1936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南京东路719号的新雅粤菜馆里，萧珊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偶像。

彼时萧珊的处境，像极了巴金笔下《家》中的老三觉慧，在封建大家庭的桎梏中苦闷彷徨。萧珊告诉巴金，自己想逃出那个“牢笼”，去外面闯荡。巴金闻言，赶忙说：“千万不要这样，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

巴金语重心长的话打消了萧珊离家出走的念头，同时也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给巴金写信，萧珊还经常去拜访巴金，关心他的生活起居。萧珊的细腻与温情，让十几年来很少与女性接触，终日在黑白文字的无声世界中如苦行僧一般劳作的巴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二人的感情小船险些触礁。

原来，萧珊的父亲为女儿找了一户有钱的人家，要给萧珊定下婚约。萧珊满心以为巴金会坚定不移地与她站在一起，反抗这场包办婚姻。然而，巴金给她的回答却是：“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失望至极的萧珊逃也似地奔出巴金的寓所，掩面而泣。

在萧珊看来，一腔炽热，不过是自作多情的空付。巴金对此的解释却是：“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对爱情的尊重和慎重不仅让一场误解涣然冰释，同时也坚定了萧珊对巴金爱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萧珊陪着巴金一路逃亡，彼时的萧珊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生死都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曾经因为家庭的阴霾和命运的多舛，他抱定了独身主义，遇到萧珊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对婚姻的渴望。就像钱钟书对杨绛表白的那样：“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此之前，他们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恋爱。这八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虽天南地北，仍两情依依。

一对苦命的鸳鸯终成眷侣时，巴金已经40岁，而萧珊也已经27岁了。

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任何家当。居无定所，寒衣素食，但对彼此的爱意消减了动荡与贫穷带来的乱世蹇难。

一年后，日本投降，巴金带着萧珊回到了上海。

长期艰苦的创作极大地磨损了他的健康。婚后，萧珊对他照顾有加——她爱他，视他为她的整个天与地，甚至当命一样珍惜：“能够作为你的妻子，在我永远是一件值得庆耀的事。”所以萧珊在人们面前，在通信中，一直都称巴金为“李先生”。

巴金也爱萧珊，哪怕只有几天的分离，他都会给萧珊写信。纸短情长，归心似箭。

巴金和萧珊婚后的四五年中仅有两次小别。此外他就不曾离开过上海，不曾离开过萧珊和自己的一双儿女。

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段痛苦难熬的日子里，萧珊便成了他情感的避难所。每天晚上，巴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心意沉沉，沮丧至极，但看到她的笑脸，愁云总是散去了大半。

巴金是这样回忆那段岁月的：

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将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在她面前，他变得像一个脆弱无助的孩子，需索她的庇护和温暖。当时也置身于险恶漩涡中的萧珊，却总是无比乐观而又坚定地给予他最大的慰藉和力量。

多少苦难的背后，都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可是，此刻真正坚持不住的，不是巴金，而是萧珊。巴金的“劳动改造”尚未结束，萧珊便被查出了肠癌。

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病榻上的她，形容枯槁，但她被病痛折磨得失去光彩的眼神，依然不肯黯淡下去。她含泪地望着他：“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

那一刻，她最顾惜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在她离去后，他何以独活？

萧珊开刀后仅活了5天。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

萧珊去世后，巴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白掉了头发。但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他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从萧珊离开的那一天起，无数个夜里，与妻子在梦里相逢成了巴金望眼欲穿的期待。但多少次残梦中醒来，他的枕边空空如也……

此后的许多年，从上海武康路113号路过的人们，经常看到一位形单影只的老人，如倦归的鸟儿，在黄昏里或暮雨中踽踽独行，满身满眼都是无枝可依的凄凉。

她是他今生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也是唯一爱过的女人。弱水三千，但对他来说，所有的山川都只有一个名字，叫萧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