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过去的经历和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有何不同，让他们在面对国家积弊时，一个锐意变法，一个保守固执，我们来一个个说起。

王安石：11世纪自比商鞅的儒法兼用者

1-人生经历

王安石49岁时，才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施展才略，执政变法，而在之前的48年历史中，他下沉地方，履历遍及行政长官、司法主官、常务农业、水利副官，积累了全面的执政经验，并深切了解民间疾苦和实情，并因地制宜的做了一些局部的、小规模的变革实验，这都为他后来的全国性变法，奠基了雄厚的基础。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江西抚州人，儿童时期就随父亲宦韶州，16岁又随父亲入京做官，可谓从小宦就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

21岁时，高中进士，被朝廷委任淮南判官（判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副职，主要是替皇帝监察地方长官，但在重大兵马、财政、刑狱事件的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

27岁时，淮南判官任满，按照朝廷惯例，可以到京城担任掌握编修国史或直谏的文职，当时很多人都愿意去京城工作，可以亲近皇帝，飞黄腾达，王安石独辟蹊径，希望继续在地方历练，担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政绩显著，也正是在鄞县，王安石观察到了当地的农民被高利贷者盘剥，生活异常困难，于是试行草稿版“青苗法”，政府在春播秋种之间，向农民借贷，利率比高利贷轻很多，这样即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增加了政府财政，效果相当不错，也是后来王安石想要在全国推广青苗法的信心所在。

31岁时，任职舒州（安徽省潜山市）通判（通判，州一级的判官），欧阳修再次邀请王安石到京城担任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

34岁时，做群牧判官，群牧判官是管理国家公用马匹的副官，自此，王安石开始对国家军事开始有系统的思考，逐渐形成了“富国强兵”，“吞没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超级政治理想。

35岁时，担任常州知府，这是王安石第一次担任地方最高主官，不久提升为江东提刑官，主管江南地区的刑狱、司法。

36岁时，调任度支判官（北宋财政部主官之一），在其任职期间，王安石可以从国家整体层面，对北宋的财政体系运作和税法，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和操作经验，再加上王安石在地方上管理农业、水利、司法和军事后勤的执政实践，对北宋国家的运作体系和积弊事实认识的更为深刻，因此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提交了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痛斥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法度”，换成人话就是：原有的北宋法律，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彻底改革，进而王安石提出了自己最初的变法设想，但儒家圣君宋仁宗对王安石偏重法家思想的上书，甚为反感，不为采纳。

44岁时，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南京守丧。

47岁时，三年守孝期满，宋神宗起用他为江宁（南京）知府。

48岁时，宋神宗面对北宋王朝面临的强烈社会危机以及辽国、西夏不断侵吞领土的困境，召见王安石，商谈变法之道。

49岁时，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正式执政变法。

2-人生价值观

尽管北宋士大夫都把王安石看做大儒，但王安石却是一个儒法兼修，但以商鞅自居的人，他曾作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同时，王安石是把“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法家精神作为座右铭的，这与保守主义，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腐儒思想有着明显的鸿沟。

而在儒家和法家伦理出现矛盾时，王安石往往选择更实用、理性的法家，举一个例子：登州有一名妇女，厌恶自己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杀丈夫，其夫受重伤，未死。案件上报朝廷后，朝中大臣讨论一致认为这名妇女应判死刑（按照儒家伦理，杀害亲夫，这是万恶不赦的大罪，严重触犯了夫权），独有王安石引用法律辩驳证明，应当适用“谋杀伤”律条，减死刑二等论处；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定为法律。

就这样，既有充分的执政经验和对国家实情的了解，又有着“富国强兵”，“吞没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超级政治理想，王安石一往无前，走出了秩序、守旧、“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禁锢，走向了与原教旨儒教教父司马光的殊死搏斗。

司马光：原教旨儒教教父+不通实务的心胸狭隘者

在王安石执政变法时，司马光51岁了，与王安石年龄相仿，但在变法前司马光50年的人生经历中，除了砸缸那一次表现出革新精神外，其他时间表现出极端的思想守旧，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而在他30年的官僚经验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馆阁学士和谏官，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地方执政实践经验，寥寥几年的判官史，作为副官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文章著作，其间佳作经典不断，但少有真正的执政业绩，司马光对北宋国情的了解，对财政、司法、农业的了解，对基层的了解，浮于表面，至少相距王安石远甚。

所以，司马光在变法时，对新法的看法，是基于儒家伦理和道统的反对，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本能反感，他只想把新法推翻，但他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变法。

1-人生经历

6岁时，做了人生历史上唯一一次革新：砸缸，并因此震动京洛。

20岁时，高中进士，任职华州判官。

21岁时，改任苏州判官，当时北宋在辽、西夏边境接连战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国内的军事力量，要求浙江训练弓手，但血气方刚的司马光竟然代替父亲，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反对训练弓手，思想守旧到不可思议。

23岁时，作《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像老学究一般，开始写儒家道统文章。

26岁时：任职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一年之内官职四变，司马光肯定没时间好好在地方历练，但却有时间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项羽诛韩生》等几十篇反应儒家意识形态的文章。

27岁时，调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开始了长期在京城担任文字官职和谏官的生涯。

33岁时，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35岁时，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

36岁时，任郓州通判，无政绩记载。

37岁时，任并州通判，无政绩记载，但发表了著名的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书，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

40岁时，改任开封府推官

41-45岁，改任起居郎、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要求宋仁宗处理好继嗣问题。

47岁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

48岁时，开始编撰资治通鉴。

51岁时，宋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王安石办法开始，司马光坚决抵触。

52岁时，宋神宗希望司马光发挥作用，了解北宋社会实情，擢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副国防部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

51-52岁，司马光请求任职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不参与政事，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2-人生价值观

从司马光一生的行为和思想著作来看，司马光是一位原教旨儒教主义者，这个原教旨儒教思想的形成，是由少年思想熏陶、家庭影响和官僚从政经历造成的：由于年少聪慧，司马光6岁即熟读《左氏春秋》，对儒家经典更是倒背如流，而他的父亲，同样是一位保守主义的儒教主义者，并从小言传身教，这导致司马光从青少年时代，便把儒教看做天，看做真理，看做一生要恪守的准则，而不能辩证的看待儒教中的糟粕和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部分；更糟糕的是，从政的司马光，真正接触民间疾苦和执政一方的经验几乎为零，相反，他没有兴趣关心财政、司法、农业、军事等实务，宋英宗、宋神宗给他机会，他不愿意去接触，反而把精力放到解释儒教礼仪和伦理的兴趣上来，有限的政治实践聚焦到规范赵宋皇帝的太子、驸马、公主等皇族的等级、礼仪和秩序上来，并天真的认为：如果皇族和天下百姓都严苛遵守儒教的礼仪和秩序，那就天下太平。对于一个做到宰相高位的人来说，视野太过狭隘。

司马光忽视北宋对外军事惨败、财政亏空、百姓困苦等客观事实，也缺乏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他把封建王朝的兴衰和皇帝个人（或者说）是否遵守儒教私德划等号，把山川地理、阶级矛盾、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统统看做一钱不值，都是细枝末节，只要皇帝遵守儒教私德，做个圣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大道。

至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开疆拓土、富国强民均非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用儒教礼仪去建立一个“圣君和遵守礼节秩序百姓”的理想国。

所以他才在新党倒闭，自己掌权后，歇斯底里的否定变法的一切，全面否定，新党一概打倒，比王安石变法时，对旧党的贬黜要残酷的多：王安石变法时，旧党最多只是贬官，大部分只是被转到了清贵的岗位，但旧党打击新党，不但一撸到底，还从道德上打击，把新党统统冠以“小人”的高帽。

很多人不理解司马光的歇斯底里，但司马光是把变法看作是儒法之争，社会意识形态之争，教派之争，新党要变革祖宗家法，要触动儒教伦理，新党都是异教徒，这个原教旨儒教教父在心胸狭隘+大地主代言人的利益驱使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疯子。

#王安石的经济治国方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