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最低税计划可能给中国送上大礼

哈伯德：并未参与G7或OECD提议的中国，难道不能同时利用税率和补贴来吸引更多投资？相比G7财长达成的计划，更好的做法是现金流税。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

从拜登政府就任伊始，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就一直倡导对企业实行全球最低税。尽管美国的立场已从要求21%的税率（这与将美国现行的21%公司税提高到25%至28%之间的目标有关）有所放软，但它确实争取到七国集团(G7)财长们就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达成一致。耶伦财长在称赞此举时表示：“这一全球最低税将结束公司税方面的逐底竞争，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确保公平。”

很难争辩说企业不应该为其利润缴纳“公平份额”的税。但全球最低税引发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先说政治。在美国获得批准的难度可能很大。经合组织(OECD)估计，最低税每年可带来额外税收多达500亿至8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成功的美国公司。美国财政部获得的税收收入将是上述总额的一部分，但与拜登政府提议的大幅支出扩张相比很小。如果未能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否动用自己的政治成本来达成一项可能转瞬即逝的协议？即使协议取得成功，它会否拱手送给中国一个竞争胜利？作为G7或经合组织提议的非当事方，中国难道不能同时利用税率和补贴，来吸引更多投资到中国？

在经济方面，全球最低税在两个领域引发更敏感的问题。首先是税基的设计。第二个领域涉及政策制定者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新的最低税是否是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

如果不能就税基是什么达成一致，15%的税率并不是特别有用。特别是在拥有许多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的美国，人们应该产生担忧，即各国将使用特殊税收和补贴来实际上瞄准某些行业。自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将 GILTI（全球无形低税收入）条款载入法律以来，美国已经有了某个版本的针对海外利润的最低税。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新的全球最低税来提高GILTI税率并扩大税基——具体做法是取消对海外工厂和设备投资的GILTI扣除。

要使15%的最低税率有意义，各国将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税基。新的最低税的目标想必是限制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的利益，而不是扭曲公司的投资地点。全球最低税与拜登政府倡导的广泛税基相结合，可能会减少跨境投资，降低大型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

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是由谁承担税收负担？我在前文指出，与G7国家政府的支出水平相比，预计的新增税收收入将会很小。在另一方面，根据谁承担税收负担的当代经济观念，缴纳更多税款的不是公司，而是工人和广义的资本所有者。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耶伦和她的G7财长同僚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首先，各国可以允许将投资全部计为费用。这种方法将使税收制度从公司所得税转向现金流税，后者长期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经此修改，最低税不会扭曲新的投资决策。它还会把税收负担推到经济租金——超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上，从而更好地达到G7的明显目标，即从最赚钱的大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税收收入。而且这样的制度将会更易于实施，因为跨国公司不需要为跟踪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的可扣除投资成本而设置不同的方式。

在最终导致2017年美国税法变更的辩论中，国会曾考虑这个理念的一个版本，即一种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就像增值税一样，它将根据在特定国家境内的现金流对公司利润征税。这项改革（当时由于各方对边境调整的政治意愿不足而落空）将会限制不利于投资的税收偏见，促进税收公平。

回到数字上：公共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高（就像拜登政府提议的那样）的国家，主要通过增值税——而非传统的公司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一个更好的全球税收体系是可能的，但它始于“不要GILTI”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