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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February 8,2020
致 平安顺遂的你
作者 | 良叔
来源 | 良大师(ID:liang_da_shi)
个人微信号:liangshujiushiwo(不闲聊)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所以,当你回望历史长河,就会发现,一些“常客”总是戴着面具,一次又一次出现。
就如历史上的鼠疫,来势凶猛,杀人无数,却又一下子销声匿迹。
而这中间的多种元素,如同调色板中的基本色,总是在历史的画卷中以各种方式展现。 这,真值得你细细品味。
1894年(光绪二十年),正值清朝末期。
那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最终清朝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白银2亿两。
也就在那年春天,香港和广州爆发骇人听闻的鼠疫,至少死亡10万人。
那时候,提到鼠疫,人人胆战心惊。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
作为甲类传染病,它的危险程度远胜非典、艾滋病、疟疾,以及如今的新型肺炎。
在以往没有抗生素的年代,鼠疫一旦出现,人类付出的代价几乎就是“屠城”。
一千多年来,它已累计夺走3亿多人的生命,远超全球所有战争死亡人口的总和。
鼠疫到底有多可怕?
世界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几次超大规模的鼠疫: 公元6世纪,地中海鼠疫扩散至西欧与不列颠,最终导致超过 2500 万人死亡;
14世纪,当时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爆发,从威尼斯进入欧洲、非洲和俄罗斯,掠夺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
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年),天津、北京的鼠疫,更是酿成了“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的惨况,也为明朝灭亡埋下了引线。
然后就是1894年的广州和香港鼠疫。
借由当时便利的海上贸易,死神的脚步最终遍布全球。 仅在印度,便导致约 1200 万人死亡,染病之后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
也许你都没听说过鼠疫,因为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人类早已攻克了这一难题。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封建时代的人们,对这个可怕的传染病一无所知,所以悲剧愈演愈烈。
随着病菌的扩散,也发生了一连串荒诞无比的事情。
1894年的香港,被英国强行霸占为殖民地。
华人和洋人分区而治,面积不大的太平山,是华人聚居区。
地狭人稠的太平山街区,十分“脏乱差”: 房屋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道路泥泞,出租房被分割成类似于今天的胶囊房。
没有自来水供应,也没有集中处理的垃圾站,更没有排污下水道,即使在白天,硕大的老鼠也到处乱窜。
人们一年四季,还要经受热暑、臭虫和跳蚤的折磨。
5月初,太平山街区出现第一例鼠疫患者,病菌随后迅速扩散,短短几天,死伤数百人。
5月10日,香港被宣布为疫区。
面对疫情,港英政府迅速制定了《香港治疫章程》,最重要的就这四点:
搜查、隔离、清洁与消毒。
政策最终落实到执行层面,由“洁净局”负责。
这个所谓的“洁净局”,类似于如今卫健委和城管的结合体。
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包括清洁垃圾,检查私人居所,将传染病人转移到隔离的东华医院等等。
但是洁净局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带有宗主国的优越感,对在港华人的利益置之不理,甚至暴力执法。
而且,当时疫情中的人们极度紧张和恐慌,华人对洋人本身持抵触态度,也极力反对洁净局随意“搜查住所”和无情“隔离病人”,加剧了愤怒和敌对情绪。
因此,太平山华人团结一致,很多病人拒绝检查,否认患病,隐瞒死者。
虽然洋鬼子假装怀柔,但遭遇的几乎都是血战到底的宣言。
在紧张的局势中,在港华人与港英政府冲突不断。
有些民众被围攻、丢石头,甚至几乎被杀死,而洁净局人员也在背地里遭受了攻击。
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随着搜检房屋工作的深入,医官认为,太平山污秽不堪之地,才是鼠疫源头,并建议当局“屋宇须毁去其半”。
有些从太平山逃亡回广州城的华人,开始散布“火烧太平山”的谣言。
这无疑让在港华人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由于大多数华人原籍在广东,中国人一向避讳客死他乡,也认为隔离措施有违传统道德,情急之下,香港总督 Robinson 宣布在港华人可以返回广东。
但是,广东省府却又禁止病人回粤。 身居凄凉处,思乡情更切。
民众人人自危,恐慌和仇恨情绪继续发酵。 于是便上演了“弱者的反抗”——逃离太平山。
1894年5月17日,开始有人乘小船偷渡回粤,船舱堆满了人。
期间经常翻船,很多人命丧大海。
事实上,广东省鼠疫从一开始就已失控,“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来所未见”。
既然本省疫情已经无力控制,而在港华人又极力要求回粤,视死如归。
于是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允许华人回粤。
最终,在港华人约有10万人逃亡广州,导致太平山商行歇业,街道冷清。
当时广州城内本来也有鼠疫,再加上从香港逃回来的十万人中掺杂了不少患者。
于是,5月末,恐怖的瘟疫迅速蔓延至全城,使得“十室九丧,满城凄凉”。
话说城西冼基一名医生,早上还能出门看诊,中午就神志不清,第二天就死了。
他的弟弟赶来为他办丧事,也被感染,暴病而亡。 鼠疫相当恐怖:
西关内小小一条连登巷,几乎家家都在办丧事,人人披麻戴孝,个个哭声震天;
官府也不能幸免,保甲总局内,一主要官员去世后,八旗驻地、各个衙门,不停有人死去;
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也比以往少了三分之一......
因为鼠疫夺命速度太快,患者往往来不及求医问诊,就倒地身亡,所以医院和药店反而少人光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忙碌的棺材铺。
工人们日夜赶工,订单仍然做不完,供小于求,棺材价格应声而涨。
棺材铺老板赚得盆满钵满,据不完全统计,5-7月,广州城共卖出约11万口棺材。
疫情如此凶险,官府在干什么呢?
那时,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即将来临,如何给老佛爷进贡祝寿,讨她的欢心,是各地官员的头等大事,广州衙门也不例外。
当时边境大小叛乱接连不断,朝廷应接不暇。与鼠疫相比,庙堂之上,更操心平定叛乱。
而且,地方防疫组织依然固守封建传统理念。
他们认为西方洋人医生所用消毒、隔离等办法不合民俗习惯,因此拒绝先进有效的西方医学。
另外,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前是曾国藩部下,而且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
李鸿章的亲哥哥。
不用避嫌吗?
不用,当时信息没那么发达,谁和谁啥关系就上面的人知道,老百姓谁晓得?
所以,各个要位都是裙带关系,大家心照不宣,共同发财。
李瀚章在位期间,就经常收受贿赂,卖官给土豪绅士,也允许部下们买官和卖官。
任官30年,他从未以“贪酷”罢免或参劾过任何人,人送外号“官界佛子”云。
由此观之,劣币驱逐良币,1894年广东衙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
所以针对鼠疫,最终落实到执行层面,官府仓皇应对:
打发兵丁多扫几遍大街,在公务场所乃至监狱里点点香,去去秽气;
命令军队暂时停止操练,避避疫气;
自立病院,拒用西药,聘请中医用针灸等法防疫;
拒不采取起码的隔离措施,导致疫区的人擅入周边其他乡村......
更有甚者,士绅们开始推行有奖缉拿老鼠的政策,但凡有人交上死鼠,即出资购买。
市民为此全城出动,掘地三尺,搜罗老鼠,这就造成了进一步人传人,病菌迅速扩散和蔓延。
面对肆虐的疫情,这些措施实在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以两广总督为首的当地衙门,拖沓怠慢,欺上瞒下,公共防疫几乎毫无作为,甚至是火上浇油。
官府指望不上,草民们只好走鬼神的门路了。
染疫身亡的冤魂,首先必须要安抚好,于是赶紧请来和尚道士讲经做法,聚众超度亡魂,法事一做就是好几天。
而这样的法事,在广州城区比比皆是。
安抚了鬼,接着要敬神,人们请出洪圣大王和其他各路神灵,抬着神像上街巡游,希望他们能发个慈悲,大显神功,赶走瘟疫。
甚至还出现了类似于东汉末年太平道的黄天道教,其传播者给入教者发黄布一幅,命其缠在头上。
俨如汉末的黄巾军,声称入教者即可避免瘟疫......
走鬼神的路子当然要花钱,而且价格不菲。
花了这么多钱,到底有没有用呢?
说来令人泄气,除了焚香烧爆竹略起了一点消毒作用外,鼠疫没给神佛一点面子。
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供奉的香火越来越少。
后来有些性子急的,见神佛“收了钱不办事”,更是“犯上作乱”,直接将大粪浇到了神像头上,以出胸中一口恶气。
就这样,全城百姓求神拜佛,封建迷信,轻信谣言,不仅无法保命,反而让疫情扩散更严重。
更有甚者,居然敢在鼠疫肆虐中,享受“乌豆煲老鼠”的“美味佳肴”。
他们说这是“养生名菜”,有滋阴旺阳的绝妙功效。
据说,大新街有个姓陈的妇女,一向有此嗜好,为此特意养了只猫。
有一天,这猫抓来一只死鼠,她便做了一道“乌豆煲老鼠”。
不料美味刚下肚,她就腹痛难忍,当晚就暴毙而死。
这样的人不只陈氏一个。
因此,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告诫市民,鼠疫当前,贪恋美味的人,无论如何也要忍一忍,别丢了性命。
即使这样,仍无法杜绝这种贪婪的恶习。
当时的人们,死活与否,全看概率。
10倍于水灾、火灾、刀兵灾,这就是他们那时候所处的境地。
既然官府束手无策,鬼神也没法帮衬,无奈和绝望中,留下满城无助的百姓,在恐怖的瘟疫里苦苦煎熬。
最终,当时广州城中的100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死于鼠疫。
而在对岸的香港,由于港英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公共防疫措施: 一旦有人染疫,迅速隔离,室内与公共场所严格消毒,防疫机构逐户勘察,海关推行严格检疫。
所以,香港仅有2500人死于鼠疫。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香港和广州鼠疫爆发16年后,1910年冬天,就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可怕的鼠疫在东北三省卷土重来。
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100多人。 并且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
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然而,相比1894年的华南鼠疫,东北鼠疫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处理非常得当。
仅仅4个月就结束战斗,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
就在清廷封建王朝即将覆灭之时,人类终于能够在与鼠疫的搏斗中,处于上风。
而这一次的胜利,归功于一个伟大的人:伍连德博士。
伍连德何许人也?
他生于1879年,是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
由于东北鼠疫中,民众愤怒恐慌、造谣滋事,当地官府又办事不利,还百般阻挠。
于是朝廷颁布圣旨,任命伍连德,担当这次鼠疫的全权总医官。
危难之中,刚刚走马上任的伍连德,在朝廷支持下,迅速实施一系列科学的防疫措施:
第一,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
第二,停止运行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减少春节期间人员跨区域流动;
第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棉纱口罩,用来防止传染,被称为“伍氏口罩”);
第四,严格控制串门现象,控制人员流动;
第五,医院收治的传染病人,按照病情轻重,分到不同区域,分别治疗;
第六,集中焚烧处理带有病菌的尸体,消灭传染源。
这6条铁令一出,成效显著,相较于之前的华南鼠疫,高下立现。
终于,在1911年3月1日,当天死亡人数为0,到了4月底,鼠疫被全部消灭。
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分析来防治鼠疫的行动,取得了胜利。
后来,无数医生和科学家前赴后继、呕心沥血,研发出抗菌药物和疫苗。
曾经夺走无数生命的鼠疫,已经可以被治疗了。
而这背后的代价,实在太过沉重。
我们在如此落后的时代,战胜了鼠疫,这给予了我们足够的信心。
让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一定可以战胜这场疫情。
只是将来的将来呢?
古人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尼采曾说:那些杀不死我们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强大。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鉴而不进”,那么,杀不死我们的,一定会卷土重来。
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人类的恐惧、自私、欺瞒、愚昧、贪婪,以及智慧、勇敢,交相辉映,千百年来,如出一辙。 然而,这种轮回,我们真心不希望一次次重演。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真心希望,这只是诗人骚客的无病呻吟。
本文作者:良叔,畅销书《超级个体:打造你的多维竞争力》作者,公众号良大师主笔,原平安集团渠道总监,香港理工大学管理硕士,知名培训顾问,简书签约作者。欢迎关注公众号良大师(ID:liang_da_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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