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笔者认为，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分配不公导致发展的代价是沉重的。其次，追求公平分配，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更有利于实现体面劳动，这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本质。再次，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应追求公平分配，这是保证发展长期持续稳定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分配 公平 思考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10--，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中国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关于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也是近几百年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早期关于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上，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虽有关于财富分配的论述，但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政治权利方面，而非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从亚当·斯密开始，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才越来越成为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内涵。

关于财富分配公平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分配公平是比生产和效率更为重要的问题。

对分配的重要性，李嘉图在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有论述。李嘉图认为：“土地的产出全都是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的联合使用而出自地球的表面，它将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即土地的所有者、股份或耕作必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劳作的劳动者。”“但是在社会的不同阶级，土地全部的产出的所有权（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配给每一个阶级）却有着根本的不同----”“确定调解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①

约翰·克拉克认为：“对讲求实际的人从而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经济问题是财富在不同索取者之间的分配----劳动阶级的福利取决于他们得到多少。但是他们对其他阶级的态度----因而社会状态的稳定----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得到了（不论多少）他们生产的东西。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小的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社会革命了。但如果他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世界都有权这么做。”②

加尔布雷斯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很穷，他们就只能指望收入的再分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彻底的再分配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在整个十九世纪，社会的激进派除了拥护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他想改变事物，这是唯一的途径。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回避全部问题。”③

尼赫鲁也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他认为：“民主如果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平等，不仅是投票权的平等，而且还是经济和社会的平等。资本主义代表了反面：少数人掌握了经济权力并且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平等，自由仅限于资本主义的法律界限以内。”④

另一种观点认为分配公平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的西蒙斯认为：“我们首要的问题是生产。和普通人或一般家庭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是我们的总收入，而不是各种可能的收入分配。”⑤

哈耶克在《自由社会秩序原理》一书中也认为不能将分配问题看成是一个首要问题。他在书中指出：“正义的概念如此普遍并且随时都被用于收入分配，这完全是把社会拟人化地解释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一种自发秩序的影响----没有人通过市场秩序来分配收入----所以说分配公不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所有为保证分配‘公正'而作出的努力必然会将市场自发秩序变成----一种集权的秩序。”⑥

第三种观点认为，分配问题与经济阶段紧密联系，在不同经济阶段，分配问题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约翰·穆勒认为：“只有在落后国家，生产的增长率才是依然重要的目标。在最发达的国家，经济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⑦

约翰逊认为：“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之间存在冲突。该冲突的程度或重要性依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不同。国家越发达，其公民越希望收入分配公平，必要的话可以接受较高的税收以纠正它----收入水平越高，再分配政策引起的增长率下降问题就越小。发达国家有能力为社会公平牺牲一定的增长。但是对于经济发展较低水平的国家来说，公平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增长的大爆发总是历史地和意外收获相联系的。因此，一个急于获得快速增长的国家，对保证经济平等的政策过于坚持是不明智的。”⑧

笔者认为，分配公平问题不管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始终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发展若不充分重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发展的代价就是沉重的。

第一，财富分配不公，政治代价沉重。财富分配不公，会导致社会利益集团矛盾激化，从而引发政治危机。若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利益的争夺有可能就会演变为直接的暴力行为，社会就会出现严重混乱。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背后的直接因素就是财富不均。而历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也都是均贫富方面的。从现实看，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以及最近一些国家出现的政治危机，背后的因素也大都与财富分配不公紧密相关。另外，若出现政治危机，往往就容易催生集权主义，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就是一个例证。还有，就是容易导致军事政变和军人干预政治，其中底层的一些官兵就容易成为政变的主要支撑和基础。

第二，财富分配不公，经济代价沉重。一是会导致消费不足和消费结构畸形化。二是也会导致生产结构不合理，出现生产结构的二元化，一元是代表专门为一部分富人生产高品质产品的生产体系；另一元代表专门为穷人生产低端产品的生产体系。三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一些研究表明，财富不均可能有利于实物资本积累，但存在的问题是，财富不均对人力资本积累是严重不利的。富人和穷人相比，穷人会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人力资本方面。而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从长远看，财富不均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四是财富不均会提高政府用税收的办法重新分配收入的可能性，这也会可能间接降低效率水平，进而降低产出水平。五是财富不均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基础。诱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灾害、技术创新的不均衡、战争等等。马克思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所有这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财富不均。如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其直接的表现就是财富的两极分化。再比如当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一些学者如格雷厄姆·特纳等人就认为，在全球化中收入分配不均是酿成危机的主因之一。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利润率增长，但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份额主要是劳动者的收入和工资却在下降。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增大了以房价膨胀和消费借贷来填补投资过热和需求不足鸿沟的政策走向和政治压力。为此，一些学者认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应该让工人从市场经济的红利中多分得一杯羹，应该允许更加均衡地分配工资。

第三，财富分配不公，文化代价沉重。在财富不均的情况下，文化也会二元化，形成穷人有穷人的文化，富人有富人的文化，最终形成二元价值社会。同时，文化的神圣性就会更多被世俗性多替代，文化本身就会更多成为一种谋取财富的手段，而更多偏离文化的本质。在利益的诱导下，一些人为了跨越财富的鸿沟，各种机会主义文化就会受到鼓励，并且泛滥，如赌博、投机等一些冒险行为，就会更多被文化体系所认同。目前，在我国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实质就是在财富不均衡情况下人们心理不均衡的一种表现。一些人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和一夜成名，不惜利用各种非正式手段和路径，如公开不雅照等等，最终达到获取名利的目的。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也为文化的不均衡提供了一种张力，并最终导致文化越来越世俗化和碎片化，文化的精神统领作用就会更多被物质内容所替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也就越来越包装化和空壳化，文化就越来越成为物质内容的包装纸，而文化本身却濒临死亡。

第四，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代价沉重。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等在《不平等的痛苦》一书中就对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有关研究表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死亡率就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一些研究也表明，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毒品的使用情况更为严重；大多数研究表明，较平等的社会更健康；收入不平等可能是导致肥胖蔓延的原因，研究显示，在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肥胖率较低；在不平等的国家中，凶杀率更高；在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也较好；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想成为主宰者，在较平等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比较宽容、同情他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和美国各州，公众之间的信任水平也较低；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工作时间延长；在较平等的社会，环保工作更好；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更具惩罚性，因为在社会等级中，人们会利用歧视和向下的成见来防止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提高社会地位，同时，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向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发泄而试图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产生所谓的自行车效应，即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对他的上级点头哈腰，同时一脚踩向他底下的人，即产生一种错位攻击。

其次，重视财富的分配公平，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更有利于实现体面劳动，这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本质。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度的提高，而财富的公平分配可以更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什么是幸福？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财富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财富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财富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感就减少。

财富的绝对水平是产生绝对效用的重要基础。一般而言，财富的绝对水平越高，人们用于享受的绝对量就越大，绝对效用满足的程度就越大。

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产生相对效用的重要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公平，就是指甲对自己的投入与获得之比的效用值与甲对乙的投入与获得之比的效用值相等，这时甲对乙而言，甲就有一种公平感。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所以，公平实质就是相对效用。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所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再次，在经济发展初期以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应充分重视财富分配公平，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发展的长期持续性。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及以后的各个阶段，就应充分重视分配公平问题，否则，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展就有可能落入一种低水平循环陷阱中，而无法进一步提高。如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发展没有体现长期持续性的一个重要例证。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从906美元到11115美元左右，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两个层次，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

从历史发展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这里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1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呢？这里原有是多方面的，如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策措施失误、金融体系不健全，等等，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是主要原因或是重要原因。

美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人，总数达到2.27亿，占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一个亿，占总人口的将近20%。

由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经济失衡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有效性。

同时，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也导致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恶化，不能为发展提供稳定有序的环境。

另外，贪污腐败严重，也严重恶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所以，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些学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应是推动公平分配。

注 释：

①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斯拉法主编的《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与书信》（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一卷），第5页。

②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9年），第i页及第4页。

③约翰·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伦敦：Pelican,1962年），第73、76页。

④Saul K.Padover主编：《尼赫鲁论世界史》（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84-286页。

⑤亨利·西蒙斯：《自由社会的经济政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5页及之后的部分。

⑥哈耶克：《自由社会秩序原理》（复印件：朝圣山学社，东京，1966年），第9页及之后的部分。

⑦转引自[美]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第2页。

⑧约翰逊：《货币、贸易与经济增长》第二版，（伦敦：Unwin,1964年），第159页。

参考文献：

1.乔榛：“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规避，《光明日报》2010年04月13日。

2.[美]马丁·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3.贾可卿：《分配正义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4.[英]理查德·威尔金森等：《 不平等的痛苦》，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5.[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注：该文写于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