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一一翟瑞佩

作者 ：林凡泉 编辑 ：吕东平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他叫翟瑞佩。

1956年夏，他穿着一身“制服”（中山服或列宁服，那时老百姓把穿这样衣服的人称之为干部或吃公家饭的人），留着“洋头”，挑着被褥和脸盆等来到我们村，开始建立我村第一所小学。

那时，我们村是一个只有80来户、不到400口人的小山村。20世纪90年代初，原日照市人大副主任黄献法视察我村时赋诗道：“大荒不大，百十户人家......”，几十年后仍不大。之前，有几个孩子到柳古庄上学。翟老师来后，便挨家挨户动员。那时我已10岁，冬天拾草，春天挖菜，夏天放牛，秋天放猪，成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了，已中大用了。

一天傍晚，父亲和我三大爷与翟老师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当时的所谓学校是村里的牛棚，有五间土打的小矮房），我藏在父亲身后，老师动员他们把孩子送来上学，三大爷不答应，父亲却答应了。我便又害怕又高兴。害怕的是不知上学是怎样的，高兴的是老师和蔼可亲，令人亲近。

开学第一天先排位，桌凳都是自带的，五花八门。同学年龄悬殊很大，有八、九岁的，有十六、七岁的，高的很高，矮的很矮，我排在中靠后。然后老师讲上学后的规矩：讲卫生、不光腚、有礼貌、要团结、爱学习、爱劳动、尊父母、敬老师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规矩稀松平常，可对于放牛娃而言，却是够新鲜的，觉得做人还有那么多讲究。然后发新书，我特别喜欢书香的味道，淡淡的墨香，令人陶醉。发了新书，老师教我们包书（即给书包封皮），包书有两种包法：迭角的和不迭角的。他拿来报纸、小刀，帮我们包书，并用毛笔在包皮上写上“语文”“算术”和个人的姓名。书包好了，老师发给我们一人一支石笔，写字用的，很硬，需要配石板，石板是需要买的，长方形的，镶着边，黑板一样的颜色。老师拿给我们看，大家馋坏了，在那时是很奢侈的东西了。可是家中沒钱，我们只好找代用品，我到门前竹园里找到一块缸片，用它写字算算术。后来终于用上了石板，那上面写字可真好。

端午节到了，父母让我们带粽子、鸡蛋送给老师，老师不要，不知谁从家里搬来一口瓷缸，整整一缸没装下。后来，每天课间操和下午第二节课后，老师便分给同学吃。那个时代人们是多么尊敬老师，老师是多么爱学生啊!

到了1957年夏天，老师教我们刷牙。没有牙膏，用牙粉，一个方方的盒装着，用时敞开口，把湿牙刷在牙粉里沾满牙粉，那泡沫也很多。每天早上来到学校第一件事是刷牙，村里的人看见了，都笑了，说我们天天早上拉拉澥澥。

再后来就用纸 写字了，自己买白纸钉作业本。老师便教我们裁纸，裁成8开的，16开的，24开的，32开的，甚至还有64开的，搓纸绳钉本子。老师毎人发给一张方格纸和横格纸，垫在纸下面打格子。现在已不用那样的白纸和作业本，那套手艺也就逐渐失传了。

我们小时都剃光头，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小和尚似的，唯有老师留着“洋头”。二年级时，班里买了一把手推推子，老师亲自教我怎样理发，怎样留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班里的一名义务理发员，男孩子也都留起“洋头”。

1957年初春，老师带领我们在学校东面空地上建了一个花坛，共分三层，毎层都是从河沟里捡来的小石头砌成的，里面填上土，栽上各种花草。印象最深的是迎春花，黄黄的、一串串的，我们喜欢极了。每天放学后就去松土，旱了便浇水。春、夏、秋都有鲜花开放，真像鲁迅的百草园一样，留下了我们多少童年的欢乐！

一天，老师借来了一台留声机，手摇式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放上针，便悠悠扬扬地唱起戏来。我们轮流摇，能摇上一会，那是很荣幸的事。我们听了又听，如醉如痴，以后似乎再也没听过那么优美的戏曲。人是个怪物，精神食粮越丰富，心理越空虚；越贫乏，得到一点，便心满意足了。

他教我们唱歌，那个时代的歌都铿锵有力。能记得的有痛斥右派的“右派分子，黑了心，反党、反苏、反人民......”。心里便恨右派分子。后来村里来了一个右派，四川的，笑眯眯的，很和善的样子，又觉得右派不那么可恨。还有炮轰台湾的“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那是大炮发出的怒吼声，是解放台湾的歌。有时迈着大步，唱着这样的歌，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股英雄气概。课外活动时，老师教我们跳舞，大家围成一圈，手拉着手，但男孩都不愿拉女孩的手，老师却有意把女生和男生互相搭配。有时玩鹞鹰捉小鸡，女孩玩跳绳。我们学校是村里的老房子，土打墙，草苫顶，连同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共五间，院子很小，是一所极简陋的小学，但课外活动总是丰富多彩的。其实，那个时代似乎所有学校老师都非常重视每天的课外活动，从不让学生在此时做作业。因此，我们每天总是很愉快的。现在的课外活动多改为自习课，学生厌学的却多了起来，这不值得反思吗？

翟老师还教我们自编自演节目。记得最清楚的是学了“羊和狼”的故事后，我们编成了小戏，我当狼，等羊妈妈走后，我便细声细气地学羊妈妈：“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了，妈妈来喂奶”，吓得 “小羊儿”缩成一团。这时候，村里人便围拢来观看，我们的心里便喜滋滋的。后来，每年春节，村里办节目，我都当小演员，与学生时的锻炼很有关系。记得1959年春节，我和另外几个小伙伴表演 “大实话”，大受欢迎。

村子前后岭上长满了松树，松树的害虫是“松虎”（松毛虫）。翟老师领我们去捉松虎，我们用树枝做成筷子夹松虎。大家互相比赛，瓶瓶罐罐很快装满了。满树林里尽是女生的尖叫声。那几年，岭上的松树长得很茂盛，合作社的领导对我们大加表扬。

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动员我们把零钱存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储蓄”这个词。老师找来一个粉笔盒，我负责收钱，王恩有负责记账。大部分人每次只存一分二分的，时间长了，积少成多，每人也都有了一些积蓄，可以买书，买本子，买笔，买牙刷牙粉等。有一年，我存了三块多钱，父亲给加了几毛钱，凑成了四块，记得买书、买学习用品就没向父母要钱。用自己攒的钱买东西，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现代的孩子光收红包就有成千上万的，哪里知道来钱的不易。

老师带领我们搞勤工俭学。麦收时，捡麦穗；秋收时，捣地瓜花生，交给合作社，合作社里给一定报酬。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秋天摘松笼子，摘来后，放在院子里晒，等炸开口，松子便跳出来。把松笼子卖给合作社，松子卖给供销合作社，收入由班里统一保管，名曰“班费”。那一年，我们所有的学习用品都由班费包了。有一个同学被毒蛇咬了，就从班费中拿一些钱给他看病。二是捡鸡粪。为了给生产队积肥，老师让我们放学后捡鸡屎。那时农家的鸡都是散养的，满街跑，鸡屎到处有。那时的学生特听老师的话，家里的活不干，满村里找鸡粪。捡多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现代的孩子甭说捡了，只怕听了都会恶心的。

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那是最困难的年代，可是，在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却精神充实。老师也教我们写诗。他给我们准备一个24开的软皮蓝色本子，让我们把写好的诗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老师选好的读给大家听。那时写的诗多为顺口溜，算不上什么诗，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兴趣盎然，什么“麦浪滚滚”啊，“谷穗摇摆”啊，“人山人海声震天，红旗招展迎风展”等，都是反映时代的打油诗。对我们来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是新鲜事，这激起了我们的激情。从此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押韵”，什么叫“对仗”。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写的所谓的诗，多是空洞无物的、口号式的华丽辞藻的堆砌。对我而言，却培养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实现我的写作梦。

1959年，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巨峰公社召开的少年群英会。1961年又让我参加了巨峰公社在薄家口召开的群英会，还获得“植树能手”的奖状。现在已记不起老师为什么让我出席群英会，因为我自认为在班里不是最突出的。

这年，全公社搞会考，我们班两门功课平均双百分，上级不相信，又派专人来监考，结果仍是双百分，于是我们学校就出了名。这年过“六一”节，各学校都到学区驻地刘家沟小学过节。我竟作了大会主持人。老师给我大会程序单，说让我作“司仪”。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司仪”这个词，山沟里的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却明白是很光彩的事。虽然生活很困难，但母亲还是第一次专门给我做了新衣服。过节那天，用香椿芽炒了鸡蛋，包在煎饼里，那是我吃到的最好最香的菜肴。每每想起，明白那是心情所致。所以，心情愉悦可以增强幸福感。带着这样的心情，我面对着那么多的学生，产生统领千军万马的感觉。后来也曾主持过万人大会，却从没有怯场的感觉，可能与此有关吧。

后来，翟老师被下放回家。临走时，我们都哭了，特别是女同学，更是哭得一塌糊涂。近几年，我也曾去看望过他，他已苍老了，但我依然觉得他很年轻，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愿老师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作者简介：林凡泉，网名：山水如画，退休教师，爱好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