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N个瞬间185 赫鲁晓夫时代开始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一岁，出生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库尔斯克省卡里诺夫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读过四年书，女教师莉季娅·谢夫钦科的指导他读书写字，读的是圣经，这位乡村女教师却给以无神论的解释，这对幼小的尼基塔影响很深。

14岁，父亲不甘忍受贫穷，带领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在一个煤井里当上了矿工。这是城市，信息很多，赫鲁晓夫听到了彼得堡和莫斯科 1905 年革命的一些事情。家里太穷，不能再读书了，于是，15 岁的赫鲁晓夫，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当钳工学徒，修理矿井设备。他结识了不少年轻的矿工，潘捷列伊·马希尼亚成了赫鲁晓夫的知己。少年赫鲁晓夫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开始了解文学和政治。他阅读从马希尼亚那儿借来的书籍，逐渐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本书对他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读德国人的书，也读法国人的书，那些描写工人的书籍，往往令他震撼。赫鲁晓夫对聚集在一起的工友们说：“朋友们，我老在想，总有一天，工人会组织起来，打倒沙皇和全部资产阶级，自己当地球主人……那时，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呢？”

赫鲁晓夫参加了一次罢工，被认为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而受到了警察的秘密监视，赫鲁晓夫被开除了。他不得不离开德国人开的工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进入法国人开办的鲁钦科夫矿，当上了钳工。他开玩笑说：“伙计们，我换了国籍。原来给德国人干活，现在呢，去给法国人卖命……”

1912 年《真理报》问世，赫鲁晓夫成了这份报纸的热忱读者，逐渐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一战爆发，矿工免服兵役，没有应征入伍。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钳工，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他娶了妻子叶弗罗辛娅，租了一套带有厨房、客厅、饭厅、卧室的房子。1915 年 3 月，鲁钦科夫爆发了一次大罢工，赫鲁晓夫成为领导人之一，他在群众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警察想要逮捕他，他在工人们的保护下逃脱了，最后罢工胜利了，矿主被迫妥协。

赫鲁晓夫和他的第一任妻子

尤索夫卡人从火车站工人截获的电报中知道了彼得格勒发生二月革命的事情。矿工们立即召开会议选举出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赫鲁晓夫被选进工人代表苏维埃，成为领导人之一。他负责逮捕当地的警官，解散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几个月后，鲁钦科夫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赫鲁晓夫也在该委员会中任职。当时，顿巴斯还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其他党派，谁胜谁负难以判断。赫鲁晓夫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矿工们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高举红旗喊道：“打倒克伦斯基腐败政府，布尔什维克万岁！”

十月革命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顿巴斯，在尤索夫卡市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这些人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政府，直到 1917 年 12 月，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负责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由于赫鲁晓夫在此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当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工会矿场工厂委员会苏维埃主席，这个苏维埃管辖尤索夫卡八个大矿和其他企业的工会组织。

内战爆发，顿巴斯的形势严峻起来，哥萨克从南面威胁该地区，白军占领了顿河附近的几个据点。赫鲁晓夫参加了第一顿涅茨无产者团，领导鲁钦科夫矿工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18 年春，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取得了对乌克兰的开发权，矿工战斗赤卫队虽然进行了抵抗，鲁钦科夫还是被敌人占领了。赫鲁晓夫这时刚从抗击卡列金的战斗中返回家乡，被通缉，不得不逃往库尔斯克省。赫鲁晓夫加入了红军，他被派往刚刚组建的第九军政治部，他当上了营政委，隶属于布琼尼指挥的骑兵第一军。赫鲁晓夫所在的步兵师迫使邓尼金于1920年 5 月 2 日投降。

年轻的赫鲁晓夫在美国考察

1922 年初，赫鲁晓夫被派往尤索夫卡，任务是尽快恢复顿巴斯的生产，担任鲁钦科夫矿区副经理，带领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生产。随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顿巴斯的情况开始好转。矿井实行了实物支付的办法——矿工挖的煤越多，得到的面包也越多。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顿巴斯，运来了食品和衣服。在顿巴斯，鲁钦科大矿区被认为是管理最好的。

根据他的业绩，上级领导准备派他去负责帕斯图霍夫矿区的全面工作时，赫鲁晓夫却申请去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读书，根据他的政治经历，当选为学校的党委书记。学生都比较成熟，有的甚至有 10 年以上的工龄，一半以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们从大量的旧设备中找来旧机床，自己修理和改装。

1925 年，赫鲁晓夫被选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一马林斯克区委书记，党的第 14 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代表派往莫斯科。赫鲁晓夫所在的乌克兰代表团坐在会议厅的正中，而尤索夫卡代表团又在这个代表团的第一徘，位置特别优越，距离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几步远，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斯大林，他同代表团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赫鲁晓夫高兴，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个农夫出身的矿工，能够进出克里姆林宫这个从前只有沙皇和大臣才能进出的地方，已是莫大的荣誉，何况还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斯大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辞都给他留下了新鲜而神奇的印象。

两年后，赫鲁晓夫又参加了第 15 次党代表大会，他积极支持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赞成把他们开除出党。

如果按照正常渠道选拔干部，赫鲁晓夫退休时，充其量不过是个中层干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高尔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与毛泽东同岁，一直活到苏联解体

1928 年，卡冈诺维奇把他叫到乌克兰首都哈尔科夫，准备让他担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加强组织部工人代表的成分。他在哈尔科夫的工作并不惬意，只是做些文牍工作，他是个好动的人，伏案工作苦不堪言。他开始三番五次地软磨硬缠，要求卡冈诺维奇给他调工作。终于有一天，卡冈诺维奇打来电话，告诉他基辅组织部需要人，如果同意，那就自己买张火车票，动身吧。

赫鲁晓夫第二天便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同哈尔科夫相比，在基辅要愉快得多。同基辅相比，尤索夫卡仅是一个小村庄而已。赫鲁晓夫在这里感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他对大城市居民的那种傲慢与偏见非常反感。他决定去学习，去深造，他来到哈尔科夫。此时卡冈诺维奇已调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找到接替卡冈诺维奇工作的柯秀尔，希望柯秀尔写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莫斯科工学院学习深造，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冶金家。

柯秀尔

莫斯科工学院开办于1929 年，培养又红又专的党的高级干部，学院优先录取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赫鲁晓夫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头一年并不顺利，由于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不适合在这里学习，这里可是培养经理和厂长的地方，他还不如转到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课程班去。赫鲁晓夫眼看理想即将成为泡影，不得不去请求老上级卡冈诺维奇。又是卡冈诺维奇在这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赫鲁晓夫得以在学院留下来。

莫斯科工学院院长是曾任卫生人民委员的卡明斯基，督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古比雪夫，学校两派斗争是中央派别斗争的缩影。赫鲁晓夫刚到莫斯科不久，他以支持总路线的鲜明政治态度而崭露头角，虽未被提名为 16 大代表，但中央委员会发给了他一张大会的长期列席证，他听到了斯大林的报告。大会期间，学院内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支持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人一度占上风，赫鲁晓夫一度被排挤，当《真理报》发表了一封反映学院情况的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院课程停了下来，召开了党组干部会议，赫鲁晓夫成为学院党组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党内的活动自此开始了。从他参加革命到在莫斯科站住脚，只经历了短短的 13 年。

赫鲁晓夫真的理解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分歧的实质吗？按照赫鲁晓夫表现的理论修养，可以说他根本弄不懂，他自己也承认不懂。是支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支持停止这一政策；能够靠掠夺农村，让农民交付“贡税”来实现工业化吗？在农村是要急风暴雨式地消灭富农阶级以实行全盘集体化还是发展多种经营走合作化道路；是保持党内的民主还是树立个人崇拜；所有这些问题，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都过于复杂。一切妨碍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都必须被清除。阶级本能是赫鲁晓夫作出抉择的依据。

在 30 年代，党组织生活比较频繁，莫斯科市每半年或一年要举行一次区党代表会议。每次会议上，都会有人事变动。1931 年 1 月，又召开了一次鲍曼区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接替了他的反对者——希林，被选为区党委书记。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被调到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接替柳京担任区委第一书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是个比较重要的区，它曾在 1905 年革命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它是莫斯科的首要区。又过了半年，赫鲁晓夫在又一次市级会议上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担任这一职位对赫鲁晓夫而言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完成高等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这几年他就没有怎么好好读过书。党内一直在肃清反对派。反右倾、反左倾，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赫鲁晓夫始终冲在前头，他诚心诚意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尽管他反对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者，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他问自己，若不站在多数派一边，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呢。只有服从大家才符合党的要求，因为每次晋升时，每次选举时，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方能算数。

娜杰日达·谢尔盖那芙娜·阿里卢耶娃

赫鲁晓夫接过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他没有退路，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往前闯。一年之后，他又成为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的晋升几乎都是卡冈诺维奇举荐。赫鲁晓夫觉得斯大林一直通过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那芙娜·阿里卢耶娃注意着他，阿里卢耶娃是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里，但都是党员干部，赫鲁晓夫作为书记经常要和下面的干部碰头。学院里发生的事情，阿里卢耶娃会在家里的餐桌上提起，赫鲁晓夫的一些表现，积少成多会在斯大林的脑子里留下印象。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后，曾到斯大林家做客，他发现阿里卢耶娃将学院维护总路线斗争的情况反映得非常详细，有些细节，甚至连赫鲁晓夫自己都忘记了。

1934 年，赫鲁晓夫在 17 大上被选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只差六票就全票当选，他感到非常兴奋：他的票数居然和斯大林的票数一样多。

1935 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赫鲁晓夫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一年刚刚 40 岁。

莫斯科地铁

当时的莫斯科是个巨大的基建工地，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到锤子的敲击声，掘土机的挖掘声，混凝土搅拌机的搅拌声。赫鲁晓夫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对诸如工厂、住宅、学校、文化宫、电影院、公共厕所建设工作进行监督，建立苏联的第一批无轨电车及建造莫斯科地下铁道。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视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检查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有些技术问题甚至要向斯大林汇报。1935 年，莫斯科市民庆祝地铁第一期工程落成。由于赫鲁晓夫对地铁的建成所做出的功绩，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这一年的《工人莫斯科》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经受过斗争和党的工作考验的工人，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他是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教育下的那一代党的工作人员中的杰出代表。尼·谢·赫鲁晓夫是在运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导下，在近年里和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的好领导。”

1934 年 12 月 1 日晚，赫鲁晓夫接到一个电话，卡冈诺维奇告诉他，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从 1935 年到 1938 年，苏联的“间谍”越肃越多，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整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危机。乌克兰州委和区委书记、人民委员、工厂厂长、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主席、学者和作家都纷纷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牢房里丧生。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了苏联党和国家 10 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1 月 29 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尼·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

基洛夫

赫鲁晓夫是这次大清洗运动的受益者，有资历和才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死于非命，他战战兢兢，惟恐噩运降临在他的头上，但总算挺了过来。赫鲁晓夫惋惜离开莫斯科，也为进入政治局和受命于这样一个高职位而打心眼儿里高兴，他将成为仅次于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二大共和国的首脑。

赫鲁晓夫临去乌克兰前，斯大林对他说：“我知道你对于城市和工业有偏爱，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要只注意工业和城市的管理，忽略了你对农业的责任。特别要注意，不要将你的全部时间放在顿巴斯。你在工业方面不会碰到像在农业方面那样多的问题。要记住：乌克兰的农业对于苏联是非常重要的。想一点儿办法，把我们在那里的农业生产组织得更有效一些。”

尽管赫鲁晓夫偏爱矿业和工业，因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斯大林的话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尽其所能地学习关于农业的各项知识，他用了很多时间到乌克兰各地旅行，访问农庄与农村，同农学家和农庄主席谈话。

希特勒磨刀霍霍，二战一触即发，终于闪击波兰。赫鲁晓夫以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的身分参加战争的准备工作，数十个师调到波兰边界，9 月 17 日越过边界，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作战行动。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部队和当地的居民都为西乌克兰并入苏维埃乌克兰而感到高兴。10 月，乌克兰人民会议通过了关于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版图的宣言，赫鲁晓夫和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参加了会议。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十分尊敬信赖，但对他关于德国两年内不会在东线开战的说法还是不大放心。赫鲁晓夫得到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向他们开火了。斯大林不相信战争会真的爆发，德国飞机已经开始轰炸了，情况迅速恶化。按照巴巴罗莎计划，在空军的掩护下，以坦克部队为先导，长驱直入，向苏联腹地进攻。身兼苏联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此时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有千钧重，他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军事问题上。

希特勒的进攻，赫鲁晓夫治理的乌克兰大部分被侵占，他节节抵抗，节节败退，1941 年冬天，苏联军队止住了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赢得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11 月初，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合成西南战线，铁木辛哥任总指挥，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斯大林把他召回莫斯科，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方面军政委，斯大林格勒战役居然胜利了，信心加强了，赫鲁晓夫成为功臣。

本土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继续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分裂分子。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1944年4月50岁生日时，他获得了第二枚列宁勋章。赫鲁晓夫对乌克兰民族分裂分子实施了镇压，到1946年5月，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被囚禁和流放。

1945 年 1 月，斯大林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要他立刻去莫斯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告诉他：“华沙的波兰同志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市政设施，尤其是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我们已经解放了华沙，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说，华沙一片废墟，不知该怎么办。既然你在恢复市政设施方面已有了不少经验，我们想派你去华沙照料一下那里的工作。”赫鲁晓夫表示同意，请求带几名市政管理专家和电气工程师同去。

列宁勋章

赫鲁晓夫带着专家飞到华沙，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总理、波兰共产党书记贝鲁特和华沙市长彼哈尔斯基。他参观了华沙市区，这座城市破坏严重，到处是颓垣断壁。赫鲁晓夫把苏联工程师和波兰工程师分成发电、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三个小组，由电气专家斯特拉缅托夫全面负责，检查和修复基础设施。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大会上说：“我受斯大林元帅的委托，同中央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以及莫斯科和基辅两市的专家一道来到这里，来到你们光荣的首都，为的是就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从而能够更好、更具体地解决重建华沙工作中的问题。在我们两国历史上，有过波兰人与乌克兰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互相仇视的时期。这种仇视是由人民的敌人人为地煽动起来的，结果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从中捞取了好处。不过，经过一场空前的毁灭性战争给波兰人民、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人民和其他斯拉夫人民带来严重考验，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两国人民曾经共同经受了苦难，肩并肩地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而斗争。在这伟大的斗争过程中，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这种由我们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红军会同波兰军把波兰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给波兰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

华沙的发电、供水、下水道系统破坏的程度不那么严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他根据贝鲁特的建议看望了正在病中的哥穆尔卡。赫鲁晓夫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都有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这是赫鲁晓夫战后外交活动的开端。

赫鲁晓夫将全部精力贯注于农业问题之上，再加上乌克兰农业部长伏·马茨科维奇的出色工作，1948 年的农业收成比上年还要好，向国家提供的粮食不仅比 1947 年多 1．15 亿普特，而且比战前的 1940 年还多 3300 万普特。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在一些农业问题上，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向全国推广。

斯大林一直疑心苏联还有暗藏的反党集团，于是，揪出了列宁格的“阴谋集团”，相应的，莫斯科一定也有，于是，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49 年 12 月 21 日，庆祝斯大林70 寿辰，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近在咫尺。毛泽东坐在斯大林的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的左边。

庆祝斯大林70 寿辰

“列宁格勒案件”审理完后，莫斯科和中央委员会全力准备党的19 大。自第 18 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至今已整整 13 年了，党的生活一直不正常。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斯大林在党政机关的建设上，把国家保安系统放在了极不正常的位置上。党内的很多问题不是依靠党代会，而是依靠贝利亚等人。

19 大如期举行，斯大林因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 25 名正式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根据新的党章，中央主席团起政治局的作用。主席团选出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进入苏联核心层了。

1953 年 2 月末，斯大林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要求3 月中旬审理“医生谋杀案”，把“罪行结论”的抄件分发给大家。“罪行结论”抄件说，战争时美国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在党中央和保安部内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站；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在战争期间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网罗了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等人。这一解释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联系在一起，互相证明。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

所有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不足 20 人。会上没有争论，大家还沉浸在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愿意被人指责在斯大林尸骨未寒时就争权夺利。

会议决定撤销第 19 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主席团。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根据贝利亚的提议，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马林科夫提议选举贝利亚为该部的部长。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虽然不同意，但没有作声。权力在重新分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调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贝利亚提议，解除了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以便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赫鲁晓夫还被大家推举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

贝利亚

3 月 6 日发表的这些决定被认为是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三头政治”的形成，这三人依次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言，在公布中央主席团委员名单时，这三人的名字也最靠前。然而，如果不是看表面现象，而以实际权力大小来衡量的话，这个三头政治的成员其实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尽管有威望，有地位，但并不掌握任何实权，他只是领导外交部和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赫鲁晓夫却掌握整个党的机构——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州委、市委的工作，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布尔加宁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他作为国防部长却控制着全苏武装力量。要知道，军队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1953 年，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务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从 1920年直到逝世前一直担任此职。当然，斯大林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还是党的首脑。但是，他的后一个职务却很少提到，这一现象证明了党的最高机关在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赫鲁晓夫懂得，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党和中央委员会在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完全取决于能否除掉贝利亚。但此事不但复杂，且很危险。首先，贝利亚是原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人物，这两个部在国内各个组织和部门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自己的人员，守卫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联政府官员和党的主席团委员的警卫人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国家安全部还负责领导边防部队和不下于 10 个师的内务部队。斯大林的葬礼己成为这些师驻扎莫斯科近郊的最合适不过的借口。尽管这些部队是步兵师，缺少重型武器的配置，但其实力足够发动一场政变。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贝利亚开始在内务部进行人事调整。为了使阿巴库莫夫无罪开释，必须把“医生谋杀案”的炮制者，调查局局长柳明搞掉。当初，贝利亚也是这个案件间接打击的目标，斯大林指责他警惕性不高，没能揭露出这个隐藏在克里姆林宫的披着医生外衣的“美国一犹太人间谍网”。1953 年 4 月 4 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苏联各家报纸公布了对“医生谋杀案”平反的通告。同案件有关的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柳明则被枪决。

赫鲁晓夫密切地注视着内务部领导层的一切变化。赫鲁晓夫毫不怀疑，贝利亚正在密谋策划夺取国家的权力，他也毫不怀疑参与密谋策划的不仅有贝利亚的副手，而且有内务部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赫鲁晓夫决定加快行动，因为他知道，贝利亚也在严密地注视着他。一旦有人走漏消息，贝利亚会毫不费力地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赫鲁晓夫在 3 月时就已经把布尔加宁争取过来，得到朱可夫的支持估计不会太困难。只是没有马林科夫的支持，撤换和逮捕贝利亚是不可能的。

在主席团讨论贝利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政府机构民族成份问题的备忘录时，赫鲁晓夫找到了与马林科夫对话的机会。贝利亚在备忘录中提出，本地官员应当在本共和国里担任领导职务，而不应当调升到莫斯科中央机构来。接着，他又提出了两个类似的备忘录，一个是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另一个是关于白俄罗斯的。两个备忘录都强调提拔本地人担任本共和国领导的原则。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决定，规定各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职位均须由当地人担任，而不是由莫斯科派遣的俄罗斯人担任。

苏联军神

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拉到一旁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明白吗，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是要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贝利亚在磨刀了。”马林科夫问：“我看是看到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是抵制他的时候了。确实，你必须看出贝利亚所持立场的反党性。我们绝不能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以反对。”“你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来反对他吗？这我不干。”

“你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反对他呢？这里就有你和我——这样已经有两个人了。我看布尔加宁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行动。我和他已经不止一次交换过意见。我相信，只要我们从坚定的党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的论点，其他人肯定也会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问题在于你在主席团会议上从不让别人有发言的机会。只要贝利亚一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迫不及待地支持他说：‘这个很好，贝利亚同志，真是个好建议。我赞成，有谁反对吗？’然后就径自付诸表决。你不妨试一试，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你将看到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深信有很多人会跟我们站到一起来反对贝利亚。你和我一起来搞一个会议议程，把我们认为贝利亚是错误的一些问题也排在议程之内，然后，我们就反对他。我深信，我们能争取到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支持，通过我们的决议。让我们这样来试试。”

马林科夫最后同意了。两人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排好了一个议程，把能获得大家支持的争议排进了议程。结果，正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贝利亚的意见被否决了。接连几次，他们都采用了这套办法获得了成功。马林科夫开始相信主席团可以运用党的制度来对付贝利亚，否决那些不利于党和国家的提案。贝利亚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切，他不但加快了对内务部系统的改组，而且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赫鲁晓夫觉得已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说，必须尽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谈一谈，争取支持。马林科夫表示同意，认为必须行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商定，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谈话，马林科夫找伏罗希洛夫谈。赫鲁晓夫了解莫洛托夫对贝利亚的态度。早在莫洛托夫受到斯大林充分信任时，赫鲁晓夫就常常听到莫洛托夫声色俱厉地指责贝利亚。当赫鲁晓夫把事情同他谈清后，立即发现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莫洛托夫

“对，”莫洛托夫说，“我跟你想的一样。但是我想问一下，马林科夫的立场怎么样？”

“我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同你商量的。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了。”赫鲁晓夫向他摊牌说。

“做得对，但我想知道，你们究竟想怎么进行？最后又将如何？”莫洛托夫不无担心地问。

“首先，我们必须解除贝利亚担任的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长的职务。”

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贝利亚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此必须采取更极端的措施。”

其实，赫鲁晓夫也主张对贝利亚采取极端措施，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尚未揭发出贝利亚的刑事罪行，贝利亚的挑拨行为还不足以作为逮捕贝利亚的证据。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在 1938 年曾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木沙瓦特的暗探。尽管对这件事没有调查过，但卡明斯基在阿塞拜疆工作过，他了解贝利亚。卡明斯基也正是由于了解贝利亚的底细被迫害而死。贝利亚肯定有问题，只是有待查实。

赫鲁晓夫把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经过告诉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这更增强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处理贝利亚的决心和信心。不久，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只有米高扬采取了特殊的立场。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和他一起工作。他的这一立场使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但是已没有退路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讨论了逮捕贝利亚的技术问题。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由贝利亚指挥的。由谁逮捕他呢？必须调动一支不受他控制的部队才成，要依靠军队来保护主席团成员的安全，保证这一行动不受阻碍和干扰地顺利进行。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建议，让布尔加宁以苏军要在莫斯科举行夏季军事演习为由，调西伯利亚的部队进莫斯科，以迷惑贝利亚，派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 11 位元帅和将军来执行拘捕任务。由布尔加宁事先安排好，让元帅和将军们带着枪支进入克里姆林宫，并等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一旦马林科夫发出信号，将军们就立即冲进会议室，把贝利亚看管起来。

米高扬

事情决定之后，赫鲁晓夫给朱可夫元帅打了一个电话：“明天，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您带上几位可靠的将军，时刻准备行动。”

会议如期举行。应邀前来开会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赫鲁晓夫口袋里放了一支手枪。贝利亚带了公文包，进来后把它放在窗台上。贝利亚进来后，参加行动的将军们就给贝利亚的住宅打电话，把贝利亚身边的警备队负责人萨尔基索夫上校和纳多莱上校叫到中央办公楼谈话，以便随时将他们控制住。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将帅已经悄悄进入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待命，只等马林科夫的一声铃响。

马林科夫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我们来讨论党内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务必马上讨论。”与会者没有表示异议。按照事先的计划，赫鲁晓夫首先向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要求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就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他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面露惊慌之色，瞪着赫鲁晓夫说：“干什么，尼基塔，你在说什么呢？”赫鲁晓夫厉声喝道：“听着，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赫鲁晓夫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早在 1937 年 6 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格里戈里·卡明斯基就曾揭发贝利亚在担任巴库党组织书记时曾为英国情报机关和木沙瓦特的反谍报机关服务。木沙瓦特反对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阿塞拜疆。但像很多其他中央委员一样，会议后不久卡明斯基就被逮捕，从此杳无音讯。而卡明斯基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对卡明斯基的揭发一直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明卡明斯基所提出的疑问的真相呢？”接着，赫鲁晓夫指控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未经苏共中央批准即在内务部内搞大换班，处处把格鲁吉亚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以此来制造民族不和。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我对贝利亚所作所为的观察，使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出的。”

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在发言中支持了赫鲁晓夫。只有米高扬态度不明朗，仍然重复了他在会前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所说的话，认为贝利亚会接受批评，改造他自己，他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会在集体领导中发挥作用，等等。

大家发言完毕，出现了可怕的冷场，按照议程，马林科夫这时应该把所有的发言总结一下，然而，他却显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赫鲁晓夫一看形势不妙，立即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撤消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职务。而马林科夫仍然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提议主席团对动议进行表决，而是去按动了秘密电钮。门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朱可夫元帅，紧跟在他的后面的是莫斯卡连科等人。马林科夫有气无力地对朱可夫元帅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被控的罪行进行审查。”“把手举起来！”朱可夫命令贝利亚。

贝利亚曾一度企图炮制一个“军事阴谋”，将朱可夫牵扯进去，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了朱可夫，否则他早被处死了。斯大林说：“你可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现在终于轮到朱可夫逮捕贝利亚了。朱可夫在此前已经下了命令，所有的出入口都要看守住，包括窗户和阳台。

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一些人都解开了自己的枪套，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像是要伸手去拿窗台上的提包。赫鲁晓夫立即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事后检查，提包中没有武器。

贝利亚在武装监护下被押进了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人们担心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和内务部人员会来干预。根据朱可夫的命令，坎捷米罗夫坦克师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进驻莫斯科。战车开到了莫斯科市中心。贝利亚被押进一位元帅的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关进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处防空洞里。小院的四个角落都布置了坦克，炮口对准牢房。

贝利亚被押走后，与会者又讨论了对贝利亚的处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对贝利亚进行审讯和侦查。为使总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能够公正、客观地办案，赫鲁晓夫建议任命鲁坚科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乌克兰曾经担任过 10 年检察长，1945—1946 年以苏联总起诉人的身份参加了纽伦堡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个信得过的人。

赫鲁晓夫等主席团成员离开克里姆林官后，斗争并未停止。紧急调遣来的一营海军边防部队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主席团成员身边更换了新的保卫人员。内务部大楼被包围、戒严。在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的领导下，搜查和逮捕了贝利亚的同伙和亲信，其中有刚从监狱被贝利亚释放出来的阿巴库莫夫（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列宁格勒案件的炮制者）、麦尔库洛夫（国家监察部长）以及贝利亚的秘书处处长柳德维戈夫和代理顾问沙里亚等几十名内务部官员和内务部部队各师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人反抗。逮捕行动组织得很好，以致莫斯科市民竟毫无觉察。逮捕于第二天继续进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各共和国、州、市一级机构的头头脑脑纷纷被捕入狱。

当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会议、批准把贝利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后，内务部就不再是一度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权力最大的组织了。赫鲁晓夫在这一事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他的勇气、刚毅和主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可夫以军队为后盾支持了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第一次看到军队在最高层发生重大事变时的决定性作用。

贝利亚的被捕标志着第一届“三头政治”的结束。苏联领导的大权顺利地过渡到由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组成的第二届“三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