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过客·萧耀南

萧耀南(1875-1926)，字珩珊，今武汉市新洲区孔埠乡萧家大湾人。家境贫寒，初以教蒙馆为业。1901年，张之洞创立湖北将弁学堂，萧耀南考入就读，结业后由哨长、哨官，升至督队官。因身体孱弱，不适应部队生活，离开湖北到北京投奔哈汉章。哈汉章是早期留日士官生中的知名人物，曾任湖北将弁学堂教官，与萧耀南有师生之谊，入哈汉章任军咨副使的军咨府任职。萧耀南为人沉默寡言，对上级服从恭顺，熟悉公文，有办事能力，得到上级信任，步步升迁。

萧耀南

1909年，萧耀南被派到驻奉天的北洋第三镇任管带，该镇统制是曹锟，次年升任标统。萧追随曹锟，先后任第三镇参谋长、标统，1920年直皖战争后，升二十五师师长。1921年湘鄂战争爆发，萧率部回鄂，任湖北督军，不久兼湖北省省长，1923年任两湖巡阅使。

萧耀南是一个多面人物。他既是直系将领，又是湖北地方实力派；既是武夫，又通文墨；既破坏工运，又有进步追求；既依附吴佩孚，又与吴分庭抗礼。萧耀南督鄂，政风与王占元确有不同:王占元为一介武夫，不知文事；萧耀南虽置身军旅，但读书好学，对乡邦文事颇为热心。他修刻黄州赤壁中的景苏园碑帖，在武汉成立国学馆，联系王葆心等一批乡帮文士，以图复兴鄂中文化。萧为鄂人，社会上都寄希望“鄂人治鄂”，因此他的督鄂，适应了鄂人社会心理，成为“鄂人治鄂”的象征。

1921年9月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实现“鄂人治鄂”，对湖北地方势力，如将军团孙武、石星川、唐春鹏、哈汉章等人，委以公管企业经理、副经理，对武汉商界巨子如徐荣廷、周星棠、吕伯超等也都聘为顾问，尽量安抚。

萧耀南属于直系，为曹锟、吴佩孚所器重，习惯于军人专政。省长刘心源去职时，总统黎元洪派汤芗铭继任，没有得到直系的支持，萧策动一切依靠他的人请愿反对、阻挡，甚至劫夺省长印信送到督署，迫使汤芗铭不能到职。

此时，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惟吴之马首是瞻，湖北成为直系军阀最主要军费供给基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预计军费2000万元，湖北承担了580万元。战争结果，奉败直胜，吴佩孚为冀鲁豫巡阅副使，萧升两湖巡阅使。吴志在武力统一中国，扩军备战，军费巨大，对湖北官民多方需索，曾4次直接向官钱局提款达500万元，要湖北每年供军费600万元，多次向商会、榷运局敲诈勒索数百万元。

萧耀南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尽其所能扩充自己的军队。1924年，萧将二十五师交给陈嘉谟，把鄂军5个旅扩编为3个师，分别由寇英杰、刘佐龙、宋大霈任师长，同时又新建两个混成旅。

无论是吴佩孚穷兵黩武或是萧耀南扩军称雄，都需大量军费。萧耀南一上台，就责成官钱局加印官票500万张，批准财政厅印官票500万张，新增捐税10余种。1924年，他异想天开，下令各县预征1925、1926两年地丁税。

镇压工人运动，压制学潮，萧耀南与北洋军阀如出一辙。1922年2月粤汉铁路武昌至岳州段工人罢工，督署派军警弹压，杀死工人6人，击伤200多人。1923年2月7日在吴佩孚指示下，萧耀南派张厚生到江岸车站开枪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死林祥谦等30多人，伤数百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事后捕杀革命律师施洋。

1922年，湖北女师学生反对校长王式玉实施封建教育，排斥新文化、新思想，掀起学潮达5个月之久。王式玉请萧出马干预，开除学生领袖，解聘和通缉进步教员。萧又插手武昌高师学潮，开除学生13人。 萧反对共产党，逮捕许伯昊、刘伯垂，通缉李汉俊等。

1924年旧历二月十六日为萧耀南五十大寿，事前假意登报辞贺，铺张奢华，曹锟在寿期授以上将荣衔，又送匾，又派代表来鄂。北洋政府各机关、各地巡阅使，皖、甘、豫、闽、川、湘、鲁等省派代表致贺，鄂军将领和驻汉各国领事往贺。加上武汉各界送礼者，贺客五千余人。寿费十余万元，所受礼物金玉古玩价值五六十万元。萧的这种倒行逆施，受到旅京鄂人樊增祥、周树谟、左绍佐、田文烈等登报痛斥，指出萧在鄂搜括民财。

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奉系军阀联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政权。吴佩孚从北戴河溃败南逃，1925年3月蛰居湖南岳州。

湖北督军萧耀南虽属直系，此时投顺段祺瑞。临时执政段祺瑞借此插手湖北，派亲信张学颜任湖北军务督办署参谋长，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湖北军务帮办，企图架空萧耀南。萧耀南与段祺瑞展开了明争暗斗。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将鄂军扩编，暗中与长江流域各省直系力量联络，以形成反段、奉的联盟；同时，他又与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联系。1925年4月下旬，萧耀南策动第八师军官逼迫王汝勤交出师长印信。5月13日，任第八师师长卢金山为代理长江上游总司令，取代王汝勤兼职。27日，他又要求将王汝勤的湖北军务帮办裁除。 6月2日，将张学颜逼走。

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奉直矛盾异常尖锐。直系将领为了加强抗衡奉系的力量，决定拥戴吴佩孚出山。10月11日，萧耀南率鄂军将领联名通电，请吴佩孚到汉，主持讨奉大计。孙传芳也拥吴讨奉，吴佩孚在赴鄂途中接受中外记者时表示，此次受十四省推戴，不得不主持军事，主张恢复法统，依法解决一切纠纷，反对关税会议，希望不战而定。21日吴抵武汉发通电，在汉口查家墩成立川、黔、桂、粤、湘、浙、闽、苏、皖、赣、鄂、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萧耀南通电宣布湖北“独立”，吴佩孚任萧耀南为湖北讨贼联军总司令。

萧耀南拥戴吴佩孚出山主持大计时，与吴达成过如下协议:(一)联合冯玉祥共同讨伐张作霖;(二)各军军饷，不由鄂省负担;(三)鄂省政务，由萧主持，吴“绝不干涉”。不料吴佩孚上任后违背此议。首先，将讨奉改为联奉讨冯玉祥，出兵进攻河南。其次，吴的主要军饷均要湖北供给，为此截留京汉铁路税款，扣留鄂省盐税，先后向省政府、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强索军饷数百万，鞭打汉口中国银行行长洪钟英，票绑武汉各商人，引起商界绝大恐慌困。他还设汇兑总局，预备在汉发行军需汇兑券3000万，盐斤加价，以湖北官产抵押借款。这些敲骨吸髓的手段，不仅激起了湖北民众的强烈反对，也直接危害了萧耀南的利益和统治，于是演出了一幕由萧耀南亲自率省议员及各机关法团的代表到汉口查家墩联军总部请愿的闹剧。吴干涉湖北政务军务，扩充投靠他的陈嘉谟第二十五师和寇英杰的第一师，打击萧耀南的心腹刘佐龙的第二师，撤换“重要交通及财政机关”，将亲信杜节义安插到汉阳兵工厂主持厂务，孙武为官矿鄂办，黎澍为财政厅长，重要厅局攫为己有，包卖全省厘税，妄图架空萧耀南的军务督办兼省长。

武汉为辛亥首义之地，是袁世凯注目的地方，袁和黎元洪对首义人士进行打击、分化、瓦解。一方面做手脚先后杀了革命派方维、张振武、蒋翊武，另一方面又羁縻拉拢，授意黎元洪开列名单给奖授勋。1916年袁氏称帝后，授予武昌首义、军界人士为将军，后来形成为将军团。

刘歆生

将军团并无正式组织，真正有将军头衔的只有8人，叫作“八大将军”，即唐春鹏、石星川、蔡汉卿、哈汉章、邓玉麟、罗致波、应龙翔、胡龙骤，而非将军的有20余人，如黎澍、李华堂、李春萱、程汉卿、阮幼五、雷保康、王文心、何佩瑢、杜锡钧、吕超伯、彭又岩、杨耀堂、龚藻堂、江述之、谢道之、汪书城、刘祥茂、陈云五、胡准琴、屈心臣、周汉三等。当时武汉人口头语“将而不团，团而不将”。所谓将而不团的，就是有3个将军与唐、石、蔡不大来往，他们是孙武、汤芗铭、吴兆麟；所谓团而不将，就是有20余人都是官僚、政客、议员。将军团虽无正式组织，但他们每天晚上都集会碰头，地点是石安总会。当时汉口有两个总会出名:一个是华商总会，系大资本家、大买办每晚集会的地方;另一个是石安总会，系官僚、政客、在野军人、议员们每天晚上集会的地方。石安总会可以说是将军团的大本营。这两个总会一到晚上就是嫖、赌、吸鸦片，每晚赌博抽头的钱达好几千元。当时将军团捧坤角是有名的，坤角无论大小，登台前必定先去拜谒他们，不然就唱不成戏。比如，坤角张文艳和张勋的下堂妾王克琴来汉演出，整个特座都由他们包了。演完戏后，她们即去石安总会陪将军们打牌、吃酒，每陪一次赏1000元。李华堂做寿，张文艳去拜寿，李华堂就赏给她价值5000元的金刚钻戒指一个。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经过数年演变，有的蜕变成祸国殃民的贪官恶霸。

将军团所垄断的企业有济生公司，董事长蔡汉卿，经理吕超伯。当时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是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因买卖亏空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借款几百万两，到期无钱偿还，声称要破产还清。估计当时刘歆生的全部房地产价值，偿还欠款有余。刘歆生濒临破产一事被汉口商会周星堂、吕超伯、鲁方才等人知悉，极力劝阻刘歆生破产，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坚持接收刘歆生的全部财产。汉口商会当然敌不过洋人势力，因此由吕超伯奔走，请唐春鹏、石星川、蔡汉卿去找萧耀南出面干涉。商量结果是，刘歆生的全部房地产交湖北财政厅清理，债务由财政厅估价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看到督军署出面干预，只要还钱，也就不再坚持原议。经过湖北交涉署往返协商，把水塔对面南北里1200余方地皮及建筑房屋全部作价偿还东方汇理银行，其余的房地产仍交刘歆生办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刘歆生对这次从中奔走的人须付一笔酬劳，因此便把济生堂附近的地产，沿六渡桥后城马路即现在中山大道，后抵铁路边今京汉大道)，3万余方，按平价半卖半送给唐、石、蔡将军们所组织的济生公司，再由济生公司出面，出卖给富商买办。共卖出2万余方，余1万方由济生公司董事瓜分。唐、石、蔡每人分得1000方，分别盖上楼房、别墅。先后建成的有石星川的吉星里，蔡汉卿的希昌里，李春萱的震旦中学和刘佐龙的八元里。吕超伯、谢道之、刘祥茂等人也都在分得的地皮上盖有房屋。对萧耀南的酬劳是石星川出面，由刘歆生出钱5万两购买法租界复兴街昌年里隔壁大洋房一栋，归萧耀南的北京太太所有。此外，将军团还巧取豪夺，插手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应城石膏公司、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汉黄鄂轮船公司等，坐收肥利。为取得皇经堂厘金局，将军团贿赂萧耀南的北京太太，让萧耀南点头将厘金局交将军团，萧也通过此事拉拢将军团。事成后，将军团每月给萧的北京太太3万元胭脂水粉费。

萧耀南在湖北督军任内聚敛财富，在新洲孔埠、萧家大湾耗资六七十万银元建造了宏大的庄园。有西式大楼、正屋、偏室、客房、学堂、育花房、织房、食库、厨房、马房、花园等。除卫兵外，勤杂人员达50人。

萧掌握湖北军政大权，是其一生中的鼎盛时期。他虽然不脱军阀本性，但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某些进步的动作。当他念及国内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生灵涂炭时，深为感叹。阅读孙文著作，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为救国救民之道。其秘书程明超、夏口县长罗荣衮、江汉道尹周英杰乘间进言，劝其服膺孙中山，早与联络，备将来大用。萧倾向革命，辗转输诚，派人与孙中山暗中联系，相约在武汉组织建国政府，拥戴孙为大总统。

萧耀南与孙中山的联系，主要仰赖鄂人刘禺生。

刘禺生，亦名成禺，湖北武昌人。早年在孙中山身边曾作过《建国方略》整理工作，常往来于南北政府之间，致力于南北统一，是声誉卓著的国会议员，成为孙中山与萧耀南秘使。 萧耀南闻刘禺生邀谈，刘临行，萧请刘携其代表一同去沪，拜谒孙中山，修书致意。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回师北京，直系大败，北京出现了张作霖、冯玉祥互相争夺、又有段祺瑞插手的局面。11月，冯玉祥、张作霖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行前召刘禺生、郭泰祺、卢师谛三人说:“许世英已返北洋布置，予即北去，汝三人速往鄂，与萧耀南商洽湘、鄂、豫军政事宜，为最后之准备。”

刘禺生偕卢师谛、郭泰祺赴武汉，在两湖巡阅使署开会，由萧耀南主持。出席会议者，鄂方有督署秘书长成宪、秘书程明超、顾问张大昕、江汉道尹周英杰及夏口县长罗荣衮，孙中山方面方为川军总司令卢师谛、外交次长郭泰祺及刘禺生。卢师谛提出，如成立建国政府，必孙先生回鄂，方议组织条例。萧表示可先定鄂豫互助办法，豫督胡景翼如为鄂省屏障，鄂方可充分供应枪炮子弹，助其扩充第二军。与会者对此均表赞同。胡景翼原系同盟会会员，曾参加反袁斗争。萧以军械供胡，足见萧对革命之倾心。会议就此作出决议，请刘禺生代表鄂方，再与卢师谛去开封，议订军械接济条件。接着公推孙中山为大总统，行使海陆军大元帅职权；萧耀南为建国政府陆军总司令，胡景翼为前敌总司令；政府组织条例，大总统到鄂后议决。

卢师谛

1925年3月，萧耀南接北京急电，谓孙先生病危。萧急令刘禺生携名医及针药入京救治。12日，孙中山逝世。不久，胡景翼谢世。萧扼腕长叹:“孙先生倡设建国政府之说，终成泡影。鄂人治鄂之议又遭一大打击”。其后，岳维峻继胡景翼主持河南军政。萧、岳二人曾密会于鸡公山，重申鄂豫互助之约。1926年2月，萧耀南一病不起。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武汉，北洋军阀财产充公，萧家被抄没。萧婿李玉坷赴上海觅得建国政府建议，连同萧与孙中山往来经过文件，呈交当局，萧家始得免议，财产发还。

1926年2月14日，萧耀南在武昌因暴病猝死。外间传说，萧之死是由吴佩孚密令陈嘉谟派人下毒药于饭中而死。萧的暴卒原因主要有二，一则不堪受吴佩孚的压迫，有苦说不出；再则交军需课长王连城银 元300万元，运储天津银行时，被扣留。由于过分刺激，萧日 夜不安，精神颓丧，形容憔悴，加以寒风侵袭，因而病倒。萧耀南于农历腊 月二十七日起病，经医生诊治有所好转，二十九日还亲下手谕:“在我病中， 督办由参谋长张月波代理，省长由政务厅长杨会康代理。”终因体质赢弱，病情又陡转为急性肾脏炎，于新年初二逝世。

萧死，吴佩孚与萧的矛盾得以解决。吴佩孚当日委任陈嘉谟继任湖北军务督办、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为湖北省长，以图直接控制鄂省。2月17日段 祺瑞临时政府令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湖北督办，刘佐龙为省长。24日联军总司令部举行会议，决定由卢金山、刘佐龙通电， 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

陈嘉谟

吴佩孚的此次任命遭到湖北省立法机关和各团体的反对。省议会2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请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时维持湖北治安，省长一职在未选举之前，由省政务厅长代理。19日，省议会致电各省议会，谓杜锡钧劫夺省印，伪称省长，“本会代表全省民意誓不承认”。吴佩孚不理，省议会的决议与段祺瑞的任命状一样，仅是一纸空文。

中国共产党湖北地区的党组织，揭露直系军阀长期以来利用萧耀南挂起的“鄂人治鄂”的假招牌，广泛发动群众反对军阀。2月15日，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部发表宣言，指出吴佩孚是使湖北民 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的反动势力，是联合奉系进攻国民军 的罪魁。号召全省人民趁“直系傀儡之萧耀南”的去世，掀起“反对吴佩孚 把持湖北政权”，“停止豫鄂战争”，“废除苛税杂捐”，“保持人民有集会结社 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斗争高潮。

吴佩孚无限勒索，不断扩大发行新官票，新官票信用日下，从原来每元一串二三百文跌至500文，直至市场拒用。陈嘉谟在困境中听吴佩孚和王克敏的怂恿，索性倒了官票，形成金融混乱。这时市上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工商业停滞，民不聊生。吴佩孚、陈嘉谟以武汉公有房地产为抵押，发行流通券500万两，又以鄂岸四分之三盐税作抵，向各银行紧急借款250万元。

萧耀南一命呜呼，武汉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稳定军心、民心，吴佩孚以湖北年年发生战祸，许多将士骨埋沙场为由，准备在汉口超度亡魂。

2月下旬，吴佩孚派中将葛荫湘专程赴江西省龙虎山敦聘正一道张天师来汉主持仪式。张天师，名恩溥，字瑞龄，为道教鼻祖张道陵63世孙，1925年承袭天师职。经葛再三请求，张天师终于答应前来武汉，超度亡魂，祷告吴军能旗开得胜。

张恩溥

19日上午10时，吴派军部书记长和湖北军务督办、汉口镇守使署、警察厅以及各界代表100多人在汉口轮船码头恭迎张天师，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还派出了军乐连、护卫队和大刀队。当头戴五岳朝天冠、身穿品蓝花缎八卦服的张天师在前呼后拥中上岸后，立刻被送进了18人抬绿呢大轿。张天师的随从中，有4名“道行高超”的法师，各坐一辆人力包车随行，此外，还有厨丁、杂役23人，浩浩荡荡，直奔药王庙后街大化乐善堂。

3月21日，张天师和他的法师主持斋醮，焚香、燃烛、化符、念咒、上章、诵经，配以赞颂和音乐等，以祭告神灵，祈求消灾赐福。这场持续49天的斋醮直到5月10日才告一段落。

吴佩孚一方面用这种“闹剧”来笼络军队的感情，一方面又肆无忌惮的加紧压榨湖北地区的百姓，他倒行逆施导致失败的命运是张天师也挽救不了的。

1926年3月，吴军占领河南。5月吴自汉口北上，与张作霖妥协，宣布“讨赤”。此时，北伐军先遣队已分路入湘，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迅速占长沙、下岳州，进抵湖北。正在长辛店指挥进攻南口的吴佩孚感到惶恐，急令在湘北溃退的残军和陈嘉谟的二十五师坚守汀泗桥，自己率领刘玉春的第八师兼程南下赶到武汉。此时汀泗桥已失守，吴亲自指挥武昌县贺胜桥的战斗。无奈兵败如山倒，虽用督战队砍杀退兵，也不能奏效。吴佩孚和陈嘉谟、刘玉春急忙逃回武昌，喘息稍定，吴即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严令与陈嘉谟死守武昌待援，自己逃往汉口查家墩。9月3日北伐军围攻武昌，另一路渡江攻汉阳。刘佐龙响应起义，炮击查家墩，吴佩孚仓皇乘火车北逃。

贺胜桥战斗

北伐战争以前，吴佩孚不时坐专车往来于京汉线上。坐落武汉市黄陂区的横店小镇在他眼里本不屑一顾，可是因为横店镇有一种制作精美可口的传统名菜盐水鸭，吴佩孚品尝后连连称好。此后，每当他坐车经过横店镇时，总是派部下到“泗海楼”令厨师为他特地加工制作，再由士官们送到车上享用。他在武汉期间，部下多次投其所好，专程为他到横店采购盐水鸭。

吴佩孚没有想到，横店这个地方后来给他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在北伐军重创下，吴自知大势已去，于9月7日凌晨，由一团卫队护送，悄悄逃出汉口，准备前往郑州。他坐的是一列专车，前面是两辆军车。当火车风驰电掣行至横店镇旁时，因坡陡路窄，加之司机心慌意乱急于逃命，以致两辆军车相撞，车覆人亡。吴坐的那辆专车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惊慌不已。他用手枪打死了小老婆，派人将尸体扔掉。为了逃命，吴向部下作了匆忙交代后，又急令卫队寻来多名轿夫和一乘小轿，由轿夫轮流抬着他沿铁路旁的便道北上。直至到了孝感火车站，吴才惊魂稍定，在随从入员的搀扶下，狼狈不堪地登上了从郑州开来接他的专车。